往事追忆（八）

环球视角

老宅院

提起老宅院，人们往往首先联想起的是住宅，我这里写的是我妈单位原来的办公所在地—郑州市妇女联合会的办公旧址。 

文革以前，郑州市妇联的办公所在地在郑州市体育场的东边，也就是现在人民路丹尼斯商场的附近，是一处标准的中国式四合院，这里曾是郑州刚解放时郑州市委所在地，1948年，在刘邓大军的指挥下，秦基伟率15军解放了郑州，这在秦基伟的回忆录里有描述，毛主席亲自电贺郑州的解放。

谷景生：郑州市委第一任书记

　　郑州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是谷景生，也就是谷开来的父亲。当时的郑州还不是省会，直到1954年河南省的省会才从开封迁至郑州。后来郑州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地迁到了西郊，原郑州市委办公房给了郑州市妇联。

　　这处四合院原是郑州一位军阀张钫（抗战时任第一战区预备总指挥，军事参议院副院长、院长。解放战争后期任鄂豫陕绥靖区主任）的大宅院，张钫后来毅然弃暗投明，作为民主人士被安排到北京工作（任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病逝）。

张钫的大宅院充公，作为办公场所。市妇联办公的四合院建筑很有特色，可惜文革后被拆除了，如果保留到现在，肯定是郑州的一处重要文物。

市妇联办公旧址的布局是这样的：北边是家属区，南边是办公区。办公区的东边是郑州新华印刷二厂，西边是市体育场。

　　办公地的大门朝北开，一进门是堂屋，是会客的地方，房间很大，是妇联的会议室兼接待室，再向南出会议室是一片空地，可在户外纳凉和聊天，上边还有棚子，种有葡萄树，绿荫遮蔽，到了夏天，葡萄果实累累，而且很甜，一到成熟期，妇联的小孩没少摘葡萄吃。

　　场地正对着的是东西厢房和座北朝南的一排房子。中间还有一个小假山和水池，水池里养的有金鱼。在西北角是机关食堂，食堂只有一位大师傅，姓邢，说话声音嘶哑，人很实在，也很勤劳，文革开始后说他在国民党军队做过事，逼他交待，后来老头不堪忍受欺辱，跳金水河自杀了，一个做饭的炊事员能有什么问题，真是无处申冤！

小时候特别喜欢到我妈单位玩，一是我家住地省委南院离妇联办公地不远，沿金水河翻墙到人民路（金水河连着省委南院，为保证安全在人民路的金水河桥头建了一堵墙，现已拆除），再走不远就到市体育场郑州市妇联附近了。二是妇联的小孩多，也都很友善，跟他们玩耍很有乐趣。我小时候长得白白的，妇联的叔叔阿姨就给我起了绰号叫“小白孩儿”。妇联的大人小孩没人叫我的大名，许多人也不知道我的大名。只要一有小孩说“小白孩儿来了！”一群小孩儿马上就会围上来跟我玩。三是骑自行车到妇联时，需经过市体育场，那是个下沉式广场，有个大下坡，骑自行车下坡的感觉特别爽！四是市妇联所在地紧邻市体育场，市体育场是郑州市大型活动的主要场所，国庆节、五一节的盛大游行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从这里出发，妇联的小孩可以优先一睹彩车和游行队伍的欢庆场面。再就是令人刺激的审判大会，宣布枪毙人的大会也在这里举行，有的年轻人甚至追逐押犯人的汽车一直到北郊的枪决执行地。 

原郑州市妇联同志合影

　　妇联同志彼此的称呼总要前面加个“老”或“小”字。在我的记忆中，当年在市妇联工作的男同志只有四个：老苟叔，负责机关后勤。小陈叔，小李叔是机关的通讯员，小李叔还是二十几岁的小年轻，没有成家。再就是前边提到的炊事员老邢。

我妈被称为“小何姨”。有位阿姨叫王素珍，上海人，五个孩子全是女孩，老伴后来在嵩山饭店当总经理，我们都叫她“小王姨”。多少年之后，我陪我妈和市妇联机关的老同志见面，我见面还叫她“小王姨”，她女儿哈哈一笑说：“你看，都七八十岁的人了，小白孩儿还叫你小王姨！”

郑州市妇联办公旧址

　　小李叔没有成家，住在妇联办公房的一间小屋里，他自己装了个矿石收音机，接上天线地线，不用电就能收听广播。那个年代的娱乐活动除了看电影就是听收音机。我每次到我妈机关，都会先跑到他的宿舍里戴上耳机听一会儿收音机，小李叔看我这么喜欢收音机，索性让我拿回家听，隔了一段时间又问我要了回去，不过，我已学会了自己制做矿石收音机。文革开始后，小李叔不知拨动了哪根神经，带头造反，因为我妈的成分问题，写大字报批判我妈，大字报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只是给我妈戴上了一顶“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帽子，真是令人伤心。

文革期间郑州市妇联全体员工的合影，左边最后一排第一个是小李叔

妇联的小孩比较抱团，他们通常会选出一个孩子当头，由他统帅。市妇联的主任叫秦九云，是个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行政级别14级，算是准高干，丈夫得癌症英年早逝，在她的子女中，我只记得一女一男两个：崔健和崔勇，崔勇已上中学，自然是妇联孩子的头，他一声口哨，所有的小孩都会迅速集结完毕，然后由他发号施令。

我下象棋还是跟崔勇学会的，他有一天教我象棋的走法：车走直线炮翻山，马走日，象走田，小卒只能冲上前。第一盘，他给我来了个“将军抽车”；第二盘，我按他的走法炮打象，也给他一个“将军抽车”，结果他早把象飞了起来，给我来了个“象下捉炮”！让我无招以对。

崔勇家后来搬走了，市妇联的孩子没有了头，“领导班子”缺位，市妇联二把手的孩子是哥俩，大的叫史明，小的叫小狗（大名不详），史明就主动召集一群孩子开会，研究谁当头的问题，我弟那时刚上小学，看没人吱声，就主动请缨说：“你们都不想当头，我来当吧！”大家一听哈哈大笑，心想这个“小屁孩”也太自不量力了！

市妇联的孩子总得讲比较和谐，最多也就是翻个墙头爬个树，史明的弟弟小狗最善长爬树，还喜欢在树上打秋千，我们一见他上树，就会说：“小狗打个秋！”然后他会抓住树枝翻滚两下。妇联院子里种的有楝子树，树上结的楝子可以吃，小狗就经常上树给我们摘楝子，现在郑州已很难见到楝子树了。高手也有失手的时候，小狗有一次从树上摔了下来，胳膊摔成了骨折。

文革开始后，妇联的一位阿姨生了个男孩，正好赶上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要斗私批修”，于是小孩就起了个名字叫“批修”。当年的小批修现在也五十多岁了，不知后来改名了没有。

市妇联孩子中唯一考上清华大学的牛牧群，当年在妈妈的陪伴下在市妇联门前的留影

　　妇联最有出息的小孩是牛牧群，他年龄比我们小，我们都叫他“小牧群”。高考恢复后，他是唯一考上清华大学的市妇联子女，他学的是建筑，最得意之作是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办公大楼，是他一手设计的。他现在在郑州开办了一间建筑设计公司，做得红红火火。

和市妇联的小孩比起来，省委的小孩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具有一定的破坏性，腰里别的是弹弓和火药枪，手上再拿一根钢棍，通常是截下的钢筋，一尺见长，用砂纸打磨发光，拿在手中，再戴一顶军帽，叼上一支烟，威风凛凛，无人敢惹。

记得有一天晚上，省委南院一个门栋的发小峰蛋突然心血来潮，对我说：“振环，咱俩砸玻璃吧？”我刚开始一惊，觉得这不是胡闹吗？他指着一墙之隔的黄楼（省委的部长楼）说：“黄楼，砸到谁家算谁家！”（我家文革后曾在黄楼住过十年）我一想，我们经常跟黄楼的小孩打架斗殴，砸就砸吧。我俩就在附近找了一些砖头，集中火力，不到一分钟就听到“咣当”一声响，知道砸中了，但不知道砸中了谁家，我俩就迅速地溜进了门栋。这是我们文革犯下的恶作剧之一。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郑州市妇联的老宅院已永远消失，但那段记忆却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