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红军大院里的那些人…… （五）文革中的红军大院</p><p class="ql-block">2019-06-26</p><p class="ql-block">阅读 2733</p><h1 style="text-align:justify;"><br></h1><h1 style="text-align:justify;">作者：杨星光</h1><h1 style="text-align:justify;"> 那些年，在沈阳市青年公园东侧，有过一个建着20余栋二层小楼的大院，大院的正式名称为沈阳军区后勤部第一干休所。因为院里住着几十位戎马大半生的老红军和老八路，驻地群众亲切地称之为红军大院。</h1><h1 style="text-align:justify;"> 如今，随着建所初期入住的最后一位老人钟宪时叔叔的离世，红军大院被划上了一个时代的休止符。</h1><h1 style="text-align:justify;"> 碰巧的是，我的少年时期曾经跟随父母在这个院子里生活过两年多的时间。回首半个世纪前与这些老同志朝夕相处的日子，许多场景仿佛就在眼前。</h1><h1 style="text-align:justify;"> 在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夕，我写就这篇短文，以纪念为国家和人民奋斗了一生的革命前辈。</h1><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 “文革“中的红军大院</b></p><p class="ql-block"><br></p><h1 style="text-align:justify;"> 1966年11月，我，这个衣着单薄的中学生，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串连”从关内返回沈阳。下火车时已是傍晚，步行回到位于南五马路同泽街的家时，却发现屋子里已换了主人。我没有惊动新主人，顶着凛冽的西北风去了母亲的工作单位，栖身一宿后，在一位好心阿姨的帮助下，与父母取得了联系，方才得知: 我的家，已经在我投身文革大潮，东西奔走之际搬入了干休所。 </h1><h1 style="text-align:justify;"> 干休所一一在那时尚属新生事物。今后的日子里，所里的各位老少爷们儿将要面临什么样的生活？大家的心里都没有底。</h1><h1 style="text-align:justify;"> 这个干休所的正式名称叫沈阳军区后勤部第一离职休养干部管理所。院子颇大。开始一段时间，院门口还有持枪的警卫战士站岗。院子的南半部，建有12幢4户一栋的二层楼，北区则建起了十几幢两户一栋的小二楼，东区是工作人员办公楼、宿舍楼、礼堂、服务社和即将建好的浴池。</h1><h1 style="text-align:justify;"> 所里的三十几位休干，俱是身经百战，历尽艰苦岁月的老革命。其中，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步没少走的闽西赣南红军、有长征途中入伍的四川红军、还有历经坎坷的鄂豫皖红军。资历稍浅者也都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戍马大半生的老军人。</h1> <p class="ql-block"> 付德胜伯伯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参加红军的，功勋卓著的他谦虚低调，一副笑容总是挂在脸上。石贵义伯伯曾经是八路军威震敌胆的侦察员。陈世勋伯伯的徒手长拳打得虎虎生威。郭银治伯伯的棍术多次令围观者眼花撩乱。最风趣的当属四川红军程登荣伯伯，他经常给我们讲一些艰苦年代的战斗故事。还时不时地来上一句:“妈拉个巴子！ ”</p> <p class="ql-block"> 我们这批人进所时，院里尚有一部分房舍没有完工。当时的1栋、4栋、10栋和北区的大部分小二楼还不具备居住条件。但负责施工的沈后工程大队的全部人员已经撤离，其使用过的水泥搅拌机、独轮运料车等物件仍散落在各个角落里。</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在老所长袁学练的带领下，休干和家属们一齐上阵，建起了带排水沟的红砖甬道，盖起了各家储物用的小仓房。好动的男孩子们又在院子西南角的建筑大坑旁平整出一块土地，安装了篮球架，建起了溜冰场。</p><p class="ql-block"> 鄢传甫副政委是所领导中的少壮派。他既参与宏观决策，又负责抓具体落实，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卫生所的大个子贾所长、李医生每天都去各户巡诊。服务社的师傅们在文革造反、交通中断的情况下，用人力平板车运来新鲜蔬菜和副食品。每逢店里的绞肉机出现故障，就手持着切肉刀为顾客们剁肉馅。</p> <p class="ql-block"> 那时文革正酣，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辨论如火如荼, 形势越发地不稳定。每当有上班的人回到院里，我家门口的甬道边就摆起了讨论国内外形势的龙门阵。李密伯伯的夫人刘斌阿姨是沈阳军区第四护校的副校长，索文奎叔叔的夫人陈昕阿姨是沈阳市第七医院的人事科长，她们每天总能带来社会上新的消息和花花绿绿的传单。记得发行量最大的两个造反组织的刊物，一个是《铜墙铁壁》，一个叫《信不信由你》。一天夜里，沈阳城建系统的造反派小头目来干休所揪斗庞仁叔叔家的郭勇阿姨，被卫兵拦在门外，等得不耐烦，质问郭阿姨为什么许久才到大院门口？阿姨平静地答道:”你也得容我收拾一下，再跟你们走吧！ ”</p> <p class="ql-block"> 文革又在升级。辩论演变为武斗，打砸抢开始了。与干休所一路之隔的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林土研究所和沈阳建工学校主楼的平台上摆满了石头、砖块和自制的燃烧瓶，高音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各派之间的挑战檄文和战斗乐曲。一日，几个二十几岁的造反派爬上了干休所的墙头，说是要堵截将要路过的对立面造反组织的车队。不知是由于紧张还是不够小心，身上的一枚手榴弹掉在地上，把周围的人吓了一跳。</p><p class="ql-block"> 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所里的男孩子们将细长的铁管锯出尖锐的斜茬儿作为扎枪使唤。建筑工地里被丢弃的藤条安全帽俱被戴在头上。还有人将钢锉煺火后磨成匕首样子。干休所的领导专门请我父亲为孩子们讲授如何警戒和自卫的知识。一天夜里，急促的锣声和连续敲击暖气管儿的声音骤起。原来，是干休所在组织应对造反派突袭的演练。</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忠字舞、讲用会，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又一鲜明特色。院里的孩子们纷纷在练习舞蹈，学习使用各种乐器。各单位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也一个接一个地到所里来慰问演出。发小们身上的文艺细胞在不断地快速发掘、增长和展示。 </p><p class="ql-block"> 一段时间里，总有大客车将休干们接到北大营，参加一个阶段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也恰是这个时候，我认真拜读了老父亲亲手书写的发言稿。那高远的立意、严谨的思维、无可辩驳的论证和苍劲飘逸的柳体字，至今仍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p> <p class="ql-block"> 当看到和听到地方上的一些老干部在造反派的淫威下，受尽迫害与凌辱的惨象，父亲很是心痛。我们家也一度成了一些老同志避难和转移的接待站。一天，父亲猛然对我说起 ”我若遇到他们的这般境况，可能早就死了！” ”为啥这么说？” 我不解地问道。父亲郑重地说，“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不堪屈辱被人打死；再就是先把对手打死，然后被对方打死。”停了一会儿，父亲又补充了一句:“但是，我绝不会自杀！” 少不更事的我这时才知道，父亲的内心里还深藏着这般浓重的“可杀不可辱”士者情怀。</p><p class="ql-block"> 大约1968年3月，大一些的孩子们陆续当兵走了。同年9月，和我年纪相仿的孩子们一批批地下乡走了。1969年底，干休所的休干及家属们全部被战备疏散到了辽宁金县，也都走了。</p> <p class="ql-block"> 无法复制的一段光阴结束啦！</p><p class="ql-block"> 从1966年11月我踏入沈后一干的大门，到1969年2月当兵离家，800多个日日夜夜已成为我抹之不去的记忆。</p><p class="ql-block"> 时至今日，可以毫不夸张地做出这样的评价:我的父母以及他们前后的那一代人，是世间上罕有的高风亮节者; 干休所那时的工作人员，是勤恳服务、令人钦佩奉献者；而我等这些涉世不深的孩童们，则是当时体制和时代的幸运者。这些当初的少男少女，在那样全国性动乱的当口，依旧能在这般相对安宁的环境中生活、成长，只能说是祖上修来的福分，的确值得十分的珍惜和回味！</p><p class="ql-block">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如今，早已过花甲之年的我依然想怯生生地问一句:各位前辈，你们在天堂还好吗？各位发小，当今的你们还好吗？</p> <p class="ql-block">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大院里的休干合影留念。</p> <p class="ql-block">后记: </p><p class="ql-block"> 日前，我到原沈阳军区后勤史馆参观。看到了原总后勤部政委李聚奎上将的一段留言:“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力，我也绝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我也绝不止步不前。”</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李老将军的这段铿锵话语，体现了他们那一代革命者质朴的共同心声。我在想，倘若红军大院儿里的这些前辈依然活着，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也能做到以上三条！</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写于2019年6月26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