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之旅纪实之三：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树琪

敌强我弱布新篇，转战外围入赣南。

建党建军思想辨，工农割据武装先。

组织民众抓生产，消灭敌人建政权。

万里长征初起步，星星之火可燎原。

——题记

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西麓，与福建省长汀县相邻，是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地，也是举世瞩目的云石山二万五千里长征出发地。

被誉为“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瑞金，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的一笔。

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当初中国共产党为何选择瑞金这个偏僻而又不起眼的地区，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的红都呢？

回顾九十年前在那里发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缅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先辈们的丰功伟绩，对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后继者们，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这与井冈山斗争的战略转移紧密相关。

从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红军会师后，在井冈山坚持斗争了两年零四个月。由于敌人加紧了对井冈山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使革命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井冈山经济不发达，根据地的缩小，使得几千红军的行动和生存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毛泽东认为，井冈山地区的敌军比较强大，以红军现有的实力不能与之正面碰撞，必须要跳到外围主动打击敌人，以缓解敌军对井冈山的围困。

毛泽东与朱德商量后决定，让红军主力出击赣南和闵西，目的是打到敌人后方去，把井冈山燃起的革命火种播向广大新区，保卫和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寻找新的红色根据地。

第二，与瑞金党组织的迅速发展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紧密相关。

1927年8月25日，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撤出南昌的一部分部队进入瑞金活动，对瑞金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帮助瑞金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随后党的组织迅速发展。

1930年4月，瑞金党组织先后领导了农民武装暴动。6月上旬，成立了瑞金县革命委员会。中旬成立了中共瑞金县委，领导开展了分田斗争和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的斗争，并逐步实现了全县“赤化”。

1931年8月，邓小平到达瑞金，就任瑞金县委第三任书记，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狠抓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恢复和整顿，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兴办干部培训班，重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领导干部群众开展节省运动以供前线之需。

至此，瑞金全县政局稳定，邓小平卓有成效的工作使瑞金全县一片红，形势越来越好，为井冈山主力红军转战赣南进入瑞金奠定了基础。

第三，与瑞金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紧密相关。

瑞金坐落在赣、闽、粤三省接壤要冲，地域居中，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同时，瑞金地处边陲，离中心城市较远，敌人未驻重兵，与赣南各苏区县比较，瑞金更为偏安。

离瑞金6公里远的叶坪村和沙洲坝，野旷阔大，环境优美，古樟参天，幽静宜人，从军事角度看，这是个进退灵活、便于防空的好地方。

第四、与瑞金周边闵西初步形成的革命根据地紧密相关。

闽西在1926年就有了共产党的组织，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讲所，为闽西培养了党和农民运动的骨干。1928年3至6月，闽西先后爆发了多地农民暴动，领导闽西广大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为红四军入闽和后来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9年3月至5月，红四军二次由赣入闽，支持并推动了闽西各地的农民暴动，革命烈火熊熊燃烧，以龙岩、永定、上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闽西党的组织和红色政权得到了空前发展。

到1929年11月底，闽西已建立4个县、50多个区、400多个乡苏维埃政权，纵横300多里。工农武装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到1929年9月，已发展到5000多支枪的队伍。

闽西良好的党的基础、群众基础和武装基础为红四军入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而红四军入闽又极大地促进了闽西革命形势的发展，促进了闽西党和革命武装、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从而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古田会议的召开直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五，与在党中央的支持和指导下召开的古田会议紧密相关。

中国红军第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支军级建制的正式红军，是一支有“铁军”美誉的革命劲旅，战功赫赫，影响巨大，成为全国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红军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

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开始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军。2月17日，红四军进抵东固地区休整期间，得到了井冈山失守的消息。于是，红四军转向与赣南相邻的闽西发展。

由于红四军基本上还是脱胎于旧军队，农民成分居多，因此无论从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还是建军原则上和组织纪律上，都存在相当大的问题。

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等人对红四军和军中党组织的建设进行了长期的艰辛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肃清，反而随着形势和环境的变化而更加突出，甚至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发生了严重意见分歧。

争论的焦点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党和军队建设的关系问题和建军原则问题。

面对这样一个决定党和军队前途命运和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问题，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却没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反而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甚至连前委书记的职务也落选了。

1929年8月初，接替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的陈毅，在前往上海出席全国军事工作联席会议期间，专门向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中央认为：要统一红四军的思想，消除红四军内部的矛盾，推广红四军的经验，肯定毛泽东的做法。并认为毛泽东是红四军最好的领导人选，是红四军的政治领导核心，坚持主张毛泽东仍为红四军的前委书记。

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签发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既著名的中央《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作了结论，明确要求朱、毛应团结合作，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1929年10月，陈毅带着《九月来信》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返回闽西，首先与朱德等领导同志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多次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力请毛泽东回来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

毛泽东收到了中央指示精神和陈毅的亲笔信后，于11月26日回到了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岗位。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开展红四军的整训工作，准备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经过十多天的整训，红四军广大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思想认识达到了统一。

半个月后的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隆重召开，12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红四军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重新担任书记。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会议。

这次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党建军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核心内容是必须坚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也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

古田会议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形成的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的精神在现在仍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田会议不仅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红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军队，积淀凝聚成为中国革命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古田会议精神，凸显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精神内核，锻铸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军魂”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保持党的先进性的中国共产党“党魂”。为以后实行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天时、地利、人和，全党全军的思想统一了，发展方向明确了，行动纲领清楚了，建立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的条件均已具备。

　　1931年秋，随着中央苏区连续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9月28日，毛泽东、朱德等率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兴国迁驻瑞金叶坪，瑞金从此成为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驻地。

坐落在叶坪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芳草如茵。土黄色的房屋外墙上，斑驳的标语虽然已经褪色，沉淀的却是昔日峥嵘的岁月。

驻足凝视，90多年前的那一幕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坪村谢氏宗祠隆重召开。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法律法规。

随后于11月25日，为统一全国红军的领导，使各个苏区各个战线的红军部队行动一致，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从此，红军开始在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的行动起来。

会议还选举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设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司法、内务、教育、工农检察、国家政治保卫局等“九部一局”。

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的称呼从此在党内军内和人民中叫响。

会议结束后，谢氏宗祠被木板隔成了15个房间，作为“九部一局”的办公室。此后，又增设了国民经济部和粮食部，形成了适应革命战争和政权建设需要的、精简高效的政府架构。

毛泽东曾说，“这是一个国家的雏形，麻雀虽小，肝胆齐全”。瑞金由此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

1933年1月，中共中央离开上海迁入瑞金，与在瑞金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合并，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局。同时，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等群团组织的中央机关也迁入瑞金。

1933年4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从叶坪迁至沙洲坝。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并首次设立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在瑞金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增设了国民经济部、粮食部，通过了《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建设日臻完善。

从1931年11月至1934年10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群等领导机关全部设在这里，瑞金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中心。

这是一个与以往一切剥削阶级统治的旧式政权根本不同的新型政府。

虽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前后只存在了6年的时间，但它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国家形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标志。

不仅如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建设奠定了基石，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安民、执掌政权的伟大预演。

历史学家评论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立，“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建设和红色政权建设的新篇章”。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府，是一个最精干的中央政府。

在这个乡野间、只有500平方米、用木板隔成15个小房间的中央政府里，却走出了一个真正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红色政权，走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几乎全部的高级领导人。

毛泽东曾对中央政府工作人员说：“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政府机关，都在这个谢家祠了。条件是简陋的，同志们的工作是艰苦的，但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代表工农大众掌好政权，做人民的公仆，成为模范的苏维埃工作人员。”

张爱萍将军后来也回忆说：“中华苏维埃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步奠基、初步基础、初步尝试。没有江西瑞金那一段，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哪里出来？”

这也是一个心里装着人民、时刻想着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办实事的人民政府。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第一次到兴国时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对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深刻，随时都要叨念‘争取群众’。”

他不仅经常说而且亲身做，在叶坪为谢大娘开“天窗”、在沙洲坝帮助群众挖“红井”，带领广大干部及时解决群众日常生活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著名论断。

早年，瑞金沙洲坝流传着一首民谣：“沙洲坝，沙洲坝，三天不下雨，无水洗手帕。”

1933年，毛主席带领身边工作人员在当地打了一口水井，为附近的群众解决了饮水问题。解放后，沙洲坝人民给这口井取名为“红井”，并在井边立了纪念碑，上书：“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半个多世纪来，它滋润了一代又一代的沙洲坝人。

1934年7月，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硝烟四起，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进入到最为激烈的时刻。原驻在沙洲坝的中央机关，已被敌人发现，不断遭到敌机轰炸。

当时云石山及其周边一带是山高林密的穷乡僻壤，而且这里群众基础较好，便于隐蔽。为安全起见，所有中央领导机关都移迁到云石山，并分散在就近的各个村庄。

红井云石山在瑞金西18公里处，是一个高不足50米，方圆不足千米的独立小山头。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是一幢江南建筑风格的庭院式普通民房。

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以及部分工作人员住在这里。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政府被迫离开瑞金，1934年10月10日，党中央机关率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

中央机关编为中央纵队（又称第一野战纵队），从云台山出发开始长征。因而云石山被称之为“红军长征第一山”。

为保卫中央苏区并继续领导苏区军民开展革命斗争，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在瑞金云石山成立，项英为中央分局书记兼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为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开始领导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

至此，长达六年的中央苏区苏维埃共和国落下帷幕，新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从这里走出。

附录一：

这期间不得不提到的，是毛泽东回复林彪的一封信，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党史学家把写封信看做是继古田会议后的再一次思想澄清。

1930年新年刚过，在刚刚结束的古田会议上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收到一封信，信中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对时局和革命前途流露出一股悲观情绪，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因此，应采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写信人是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前委委员林彪。

看了林彪的这封来信后，毛泽东感到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并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断对红色区域进行“围剿”、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期，右倾悲观情绪和思想在党和红军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说明这些同志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却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因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认识，并以此教育全军，经过深思熟虑，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赖坊的“协成店”驻地，给林彪写了一封题名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复信。在信中，毛泽东除对那些右倾悲观思想做了分析批评外，更多的是深刻阐发了他关于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毛泽东坚信中国革命高潮必将到来，现今的“星星之火”，即将成燎原之势，因此在信的最后，毛泽东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激情描绘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解放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时，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附录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三次变迁，先是迁驻瑞金叶坪，后从叶坪迁往沙洲坝，又从沙洲坝迁往云石山，直至长征。临时中央政府的三次变迁，形成了瑞金叶坪、沙洲坝、云石山三大革命旧址群。

多处革命旧居旧址中，汇集了中央苏区党、政、军、群领导机关。其中主要有：

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旧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塔、公略亭、博生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旧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旧址、红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含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含少共苏区中央局)旧址、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含全总苏区执行局)大柏地战斗战场遗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等旧址为省文物保护单位。

附录三：

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使瑞金成为中央苏区的中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第一个红色都城。党在这块土地上进行的治国安民的实践，“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鲜花，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

瑞金是新中国摇篮，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苏区时期涌现出的一大批德才兼备、奋发有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不仅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领导骨干，而且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中坚。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

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叶剑英、杨尚昆等。

还有为苏维埃共和国和新中国做出杰出贡献的领导人董必武、张闻天、王稼祥、张鼎丞、邓子恢、陈奇涵、瞿秋白、何叔衡、邓发、林伯渠、谢觉哉、陈潭秋、梁柏台、曾山、李富春、毛泽民、徐特立等。

共和国开国将帅中，十大元帅中的9位，十大将中的8位，上将中的34位，中将中的107位，少将中的445位，也都从中央苏区又出来。

此外，中央苏区还造就了一大批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主要领导职务的各级领导干部。当年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精英荟萃的锻造熔炉，不愧为中华民族有识之士和杰出英才的聚集地。

附录四：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瑞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据瑞金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史料记载：从1934年10月起，母亲送子出征，妻子与夫泪别，“我们会回来的，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云石山下，几乎天天都发生着感人至深的悲壮场面。

纪念馆提供的一组数字令人感慨万千：当年，瑞金共有4万9千人参加了红军，其中参加长征的就有3万1千人。据统计，如今瑞金市仅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就有17393人。瑞金的一山一水，都留下了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瑞金的一草一木，都经历过革命的洗礼。

（此文是本人旅行参观感发，系根据瑞金苏维埃博物馆、古田会议纪念馆资料和网上有关资料整理而成，仅供感兴趣者参考，如有不准确、不完整之处尚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