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消逝的1000多座寺庙曾经如此美丽

识途

<h3> 曾作为道场的北京以及消逝的寺庙北京曾经有多少座寺庙呢？据统计，自1750年至1950年这二百年间，在北京内城——明永乐皇帝迁都后最早修建的城域，即旧城“凸”字形上端部分——不到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少曾经存在过1500座寺庙。这意味着，平均每平方公里大约坐落着40座寺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站在当时北京内城的任意一点上，距离自己差不多150米的地方就会有一座庙。一条常见的300-500米的胡同里，差不多应该有两三座庙。这个寺庙密度是非常可观的，即使是城中祭祀场所很多的罗马、巴黎、伦敦等，也无法与之相比。 那么问题来了，1950年离我们并不遥远，为什么在那之前需要那么多庙，人们用这些庙来做什么呢？关于中国城市中寺庙的作用这一问题，最先进行研究的是具有外来视角的美国人。学者霍姆斯·韦尔奇认为，“（中国）寺庙提供的三种公益功能：公园、旅舍和休养所，在西方是由世俗机构提供的。另一位美国学者韩书瑞提出，寺庙是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演剧、市场、慈善救济、士大夫讲会、外人投诉、节庆进香、藏书、出版、艺术与休闲等活动都在寺庙中进行，这些公共活动有助于北京构建共享的城市文化，最终有助于形成各个阶层、各种身份共同认同的“北京市民”身份。 “我觉得这里是我的家”，这对于一个城市生命力的延续相当重要。怎样有效化解城市中不同人群的利益和观念冲突，尽可能让所有人感到自己是这座城市的一份子，来共同热爱和建设它，中国古人有他们的解决之道。具体来说，北京的寺庙曾经承担起市民公共生活的哪些重要功能呢？首先说说公园1914年，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将社稷坛开辟成中央公园（1928年改称中山公园），被称为北京城内第一座公共园林。 然而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没有公园吗？并非如此法源寺的香雪海在每年丁香开放时会吸引多少人去赏花，至于大觉寺的玉兰、红螺寺的银杏树，一到观赏时节便引来游人如织，这些不就是公园吗？根据时人记述，晚清光绪年间从正月到腊月，北京人出门游玩儿的目的地中很大一部分都与寺庙有关。 （清）麟庆《鸿雪因缘图记》之“净业寿荷”清代官员完颜麟庆(1791-1846)的“净业寿荷”图中所绘风景即在积水潭。画家视点所处位置为德胜门城楼上，画面上距离观者较近的房屋是汇通祠，也就是现在的郭守敬纪念馆。湖边绿树成荫，周围开着茶馆儿、商铺，当时的人们来此处大多就是为了消夏休闲，享受惬意时光。 （清）《点石斋画报》之“佛寺晒经”寺庙也是图书馆。晚清《点石斋画报》刊载的“佛寺晒经”图上为原宣武区善果寺六月初六日翻经节晒经，信众居民在这一天可到寺中随意翻阅经书。 另外，还有我们熟悉的庙会。同样在《点石斋画报》刊载的娘娘庙四月初八庙会热闹非凡。而我们现在的妙峰山庙会也办得很好，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上谈到的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寺庙。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转向我随意选择的北京内城一隅。胡同中的庙之前说到平均下来，每条胡同里至少有两到三座庙。它们和普通北京市民的公共生活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乾隆京城全图》（局部）西四地区据《乾隆京城全图》显示，从今西四北头条到西四北五条这片9万平方米的区域内，能够找到八座寺庙（不含广济寺），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故事。观音庵首先，我们来讲讲一座现在已经不存在的观音庵。 这个庵很有趣，它就建在今西四北大街路中间，这在老北京被称为“当街庙”，也叫“挡街庙”，如同影壁一样，意在挡住煞气。 《康熙帝万寿庆典图》（局部）图卷由宋俊业、王原祁、冷枚等人共同完成，记录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十八日清圣祖玄烨六旬正诞，天下臣民为祝皇帝万寿的盛况。图卷画面起于西郊畅春园，止于紫禁城神武门，分上下两卷，每卷长39.39米，全图共表现人物18000余个。在时人所绘《康熙帝万寿庆典图》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观音庵里供奉的观音像，当时它的庙门朝向西。而在《乾隆京城全图》乃至晚清人崇彝所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的记载中，却显示庙门为朝北开。为什么一座庙的朝向会从西转向北呢？这和当时的风水观念有关。 这座庙的修建是为了挡煞气，原本相当于西四北五条的影壁。因彼时的西四北大街本不繁华，只是一条供人通行的道路而已。可是商业，尤其是小商贩事业的发展自有逐人逐利的规律。随着西四北大街临街的房屋都成为铺面房，这条繁华大街的价值也渐渐超过了胡同居住区的价值。于是很快，这个寺庙就由北五条的影壁变成了北大街的影壁，它的格局也就变成了朝北开门。这个时候，在庙的南边还加了座位和廊道，供人休息。在它的北侧则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公共广场，这里成为了此处居民共同认同的一个带有神圣意味的活动区域。此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图上可以看出，庙中有一间房子的屋顶上是规格很高的筒瓦，另有一间则用板瓦。 筒瓦（右）与板瓦（左）示意图筒瓦制作时为筒装，成坯为半，经烧制成瓦。器表饰较粗的绳纹，器内除素面外还有麻点纹、斜方格纹等纹饰，用于庙宇和宫殿等建筑。板瓦由筒型陶坯四剖或六剖制成，瓦面较宽，弯曲度较小，用于普通民居等。一座庙里有这两种规制不同的建筑，说明这个庙不仅供神，其中还有平民百姓在居住。其实，在50年代以前，北京大小胡同里都有土地庙、观音庵、关帝庙等，这些庙里很多并没有长居出家人，取而代之的都是胡同里的鳏寡孤独，所以，这些小庙其实还担负着养老院的功能。在“就地养老”和安置无家可归者方面，中国古代城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隆长寺 隆长寺位于今西四北三条胡同3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建，原为汉经厂外厂。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重修。接下来我们来看隆长寺。这个寺的“等级”很高，它是戒台寺的下院，和当时上层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不仅是戒台寺，据说全国各大宝刹名寺的高僧来到北京多会在此处落脚。隆长寺距今的最后一次大修由乾隆皇帝亲自下令，传说这位皇帝甚至还在这里做过寿。 隆长寺奉千佛围绕毗卢佛造像那么，这样“高级”的寺庙是否就和普通人没有关系了呢？事实上，从最辉煌的乾隆朝开始，隆长寺就会把寺中的多余房屋拿出来做庙寓，供外来人或贫家租住。不仅如此，这座寺中收藏了很多文物字画，俨然一个小型博物馆。逢初一、十五开庙门时，普通市民可进入参观，这里就自然成为了一个绝佳的艺术教育场所。 隆长寺所藏书画文物统计（部分） 隆长寺固然是“上流社会俱乐部”，但是，这个“上层会所”会主动向下层社会敞开大门，这里的空间和财富可以说是由全社会共享的。双关帝庙 西四双关帝庙今昔对比：双关帝庙在北京共有两处，一处在西四，一处在原崇文区茶食胡同。百姓称双关帝庙，是因为在庙中供奉的除关老爷之外，还有岳飞的塑像。位于西四北大街的双关帝庙始建于元代，它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1324年，是北京内城内最古老的的寺庙之一，同时也是一座长期由市民自行筹资修建的庙。 民国时，档案中双关帝庙在册僧人只有3位。但实际上，在这里候着的僧人多达十几位，他们就是所谓的“假和尚”，以做法事为职业。双关帝庙和周边寺庙相互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其中一个庙应下法事，其他寺庙的僧人都会来参与。以这些和尚为中心，还聚集起一大批民俗行业，如杠房、冥衣铺、家伙座儿铺（出租婚丧仪典所需用品的店铺）、彩局（扎彩行）等等，他们都分布在白塔寺一带，和寺庙保持稳定的“共生”关系。 有社会史学者说中国是一个“超稳定社会”。拿北京举例，就是因为存在以上这类大量的熟人经济联盟体，尽管人们普遍贫困，但依然可以通过相互扶持共同生存下去，由此大大增强普通人抵御社会动荡和命运无常的能力。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一般来说，做丧事的寺庙也可用于停灵，而同时生活在这些寺庙里的人并不会觉得和棺材“住”在一起有什么可怕的。生者和死者共享一个城市空间，这和当代的城市规划观念完全不同。 它折射出北京内城的胡同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世界，人们自打出生就要去土地庙“报道”，然后一辈子和这里的老街坊交往，死去以后，便安身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这意味着，“我”的一生都在这里，“我”的祖祖辈辈和“我”的根就在这里。 社会关系造就了建筑形态与城市状态。在旧时的北京，寺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它把人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透过寺庙这样一个公共空间，我们发现老北京城市生活的三个特点：其一旧时北京以胡同为基本社区单元，胡同是生活空间、商业空间，也是行政空间，它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在这里，和职员与家庭主妇不同的商人，特别是中小商人在基层社会中扮演了勾连人际关系的核心角色。 其二围绕寺庙所形成的社区共同体具有相当程度的主体性和自治性。不同行业形成的联盟可以实现良好的自主管理。最后，胡同是人的空间，一个人往往就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生活，在这里爱，在这里死，它为人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和文化教育提供了空间，也构成了一个核心纽带。 其三更重要的是，它满足了人情感、审美和超越的需要。它和我们的现代化公共机构的根本不同在于，胡同是一个多义性空间，它直接面对活生生的、整体的人，而不是人的某一个方面。附上100年前北平老照片 老舍先生曾对北京有过这样的断语夏初的一阵暴热象一道神符使这老城处处带着魔力它不管死亡，不管祸患不管困苦到时候它就施展出它的力量把百万的人心都催眠过去作梦似的唱着它的赞美诗它污浊，它美丽，它衰老它活泼，它杂乱，它安闲它可爱它是伟大的夏初的北平 附上一个老北京的小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