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父辈们的往事</p><p>四、二哥罹难</p><p>我的大伯伯结婚后，就分了家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了。二伯伯也是在家的时间少，大多数的时间在外面打短工。小姑出嫁后，家里基本上只有我父亲和祖父和祖母三人。祖父也无心打理田里的活，农忙时叫家里的兄弟、姐夫们帮忙，平时也只有是一老一小有弄没弄的干着。年成好的时候还能捞点干的吃，年成不好那只能是山芋、茨菇、胡萝卜充饥熬着。</p><p>那里老家的时局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三种势力割据。日本人在据点里，出来扫荡时就是日本的天下。扫荡完了回去后，白天是国民党天下。而在到了夜间又成了新四军的天下。三方势力像推磨一样来回的转，关键问题是各路人马都要对你派捐、派税、要粮，这样日子过的太饥荒。在我父亲十三岁那年，二伯就跟着朋友一起去闯上海滩了。 </p><p>转眼到了46年我父亲十六岁那年，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又和共产党争天下了。国、共双方都要抽你去吃粮当兵，“二丁抽一丁”。为逃壮丁，整天只能躲在芦苇荡里。但老躲着也不是个事，祖父只能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带着大伯和父亲逃到上海来投奔我二伯了。</p><p>据我父亲说二伯长的像大表哥刘福星，个子不高但生得肩阔膀圆，有一把子好力气，好交朋友。他在上海这几年也没白混，在现在的上海益民食品厂贯中路香烟桥附近有一间自己房子。父亲曾给我指认过，他初来上海落脚谋生的地方。</p><p>从此三兄弟就开绐在上海做小生意谋生活了。</p><p>大伯伯人生得实在，做生意不会花言巧语，还常被一些地痞流氓欺负。当时他们到上海只是为了逃壮丁，大伯在老家里还有“一亩三分地，孩子、老婆、热炕头”。对老家还有着一份纤挂，所以一直想回老家。叫我父亲和他一起回去老家。我父亲孤身一人没有那份对家的挂念说道：“打死都不回去”。也对，在这里做生意人是辛苦，但还能吃得上喝得上。而在乡下老家那里，那怕你再能吃苦耐劳，还是要看天吃饭。我父亲是铁了心要和他二哥在上海滩混了。</p><p>一日合当有事，他们三兄弟一起外出做生意后回家。家里是门洞大开，家里失窃，被盗得是个爪干毛净。当时大伯伯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上海不能待了”。一气之下，独自一人打道回府了。留下父亲和二伯二人，继续留在上海做他们的小生意。</p><p>起早贪黑还是能挣点钱。其间二伯回老家一次，将原来定的亲，迎娶完婚后也将二嫂带到上海。兄弟二人继续挑馄饨担子沿街叫卖。上海要解放前形势紧张，街面上开始实行宵禁。一次他们叫卖时过了宵禁的时间被抓后，关到了天潼路那里的警察局里。在局子里面一看都是过了宵禁时间被关进来的。在警察局里面什么事都没有，只是在等到第二天开禁时再放人。这时有人看到他们挑着馄饨担子就问他们“馄饨卖不卖？”二伯头子活络忙说“卖啊！”他们就这样在警察局里卖起了馄饨。生意格外的好，一会儿就买得断了货。知道了这个秘密后，他们就在各个警察局轮着重施故计，让他们流水增加了不少。</p><p>随着炮声越来越近，在上海的街面上各种各样的人都忐忑不安起来。而一些地痞流氓是乘乱四处寻衅敲竹杠。在欧阳路上华德灯泡厂附近有个叫“红绿电灯”的地痞流氓，不知怎么就找到我二伯的头上了。我二伯这人又有点江湖习气，始终不服气，就是不肯出这个不明不白的钱。后被约到“茶馆店”吃茶（旧社会地痞流氓“说理”的地方），就在茶馆店里被打伤。回到家里没有多长时间就死了。那时他结婚才八个多月。当时的局面，也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打官司又找不到庙门。只好由一些在上海亲戚朋友帮忙料理二伯的后事。将二伯在贯中路房子出卖，给二伯买了一口上好的大棺材，由二嫂扶棺柩回老家安葬。送棺柩上船的地方，就在染化五厂小车间边上的垃圾滩。过去那儿叫“化人滩”。给一些客死他乡的人又无买棺，就在那儿火化后将骨灰带回家。</p><p>我父亲只好寄寓居他小姐姐家，他小姐夫朱如强家里的经济条件还可以。在上海解放前夕，有些要逃离上海的人急于将房产变现，小姑夫乘之机会在四平路的街面买了一间楼房。自己踏着三轮车，农村老家还有田有房。父亲就先在他家里帮着带带孩子烧饭。后小姑父又介绍我父亲去踏三轮车。</p><p>解放了，在50~51年新中国开始镇压反革命和恶霸运动。在四达路小学对附近的一些恶霸地痞流氓召开了公审大会。我父亲也在会上对当年打死他二哥的“红绿电灯”进行了控诉。这些人有些被镇压了也有的被判刑和劳动改造。不知“红绿电灯”是不是被镇压还是判刑，总之再也没有见到他。</p><p>真是：善恶终有报；</p><p> 未报时未到。</p><p>2017年5月6日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