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与义：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筠心

陈与义：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文｜筠心

十年前，背《宋词三百首》至陈与义的《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只浅浅地掠过两遍，便能背得极顺溜。因为上口顺溜，因为简单易解，它成了我最喜欢的《临江仙》词。然而，究竟妙在何处？也只是直觉：似水流年的往事，如风清，如月冷；两鬓萧萧的感伤，恨国破，恨家远。我以为是懂他的，词红而人不红的词人陈与义。直到我自己开始写诗后，才有了更深的感触：凡是写得很顺的诗词，大多挖自心底；每一句都是必须说的，而不是勉强凑的。于是，我重新来掂量——这阕古往今来获无数词评家赞誉的小词：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突然发现：短短的一阕小词，几乎写了陈与义一生的故事！

陈与义，字去非，号简斋居士，洛阳人。虽然陈家并非洛阳原住民，但自曾祖陈希亮由四川眉州迁入，到陈与义，已历经四代繁衍，他乡亦是故乡了。何况，他生于此，长于此，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岁月在此度过。“洛阳”两字之于陈与义，是深入骨髓的印记和惦念。

《临江仙》的上半阕即回忆了当年他与群贤，在洛阳午桥欢聚夜饮的盛况。洛阳午桥乃当地名胜，唐宪宗时宰相裴度、宋真宗时宰相张齐贤退隐后，先后于此置别墅，与一班文人雅士畅游其中，或感月吟风，或抚弦高歌。而到北宋徽宗政和年间，相聚午桥的“豪英”应该包括了洛中八俊，比如“文俊”富直柔、“词俊”朱敦儒、“诗俊”陈与义。美好往事的回忆，谁又能避免得了呢？这原本平常。奇的是，回忆里竟透着冷冷的寒意，如同山谷里清冽的泉水，甘则甘矣，饮之，却心头一凉。

“长沟流月去无声”，与杜诗“月涌大江流”相同意思，但显然更幽静、更雅致。想来这是实景，长长的护城河里，一轮明月被流水送走，偏偏还是无声无息的。这是欢乐吗？纵然是，亦太短暂。并且，只是那一夜吗？那之前，那以后，所有的时光，都悄无声息地流逝了……再有“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多少人激赏其意境之佳，这真是视觉与听觉的盛宴。可是，杏花只剩下“疏影”，在春天拂晓的清寒中，听着阵阵笛声，不必说凉，而凉自生。真的是很奇怪，明明热闹的场景，却被陈与义写得冷冷清清；明明“坐中多是豪英”，读词的我却只看见陈与义一人，孤孤单单的身影。到底是怎样的性格，怎样的人生，造就了一支非同凡俗的词笔？

陈与义是官宦世家子，曾祖陈希亮曾是大文豪苏轼的顶头上司。想当年，苏轼中进士后，第一个官职即签书凤翔府判官。而陈希亮是凤翔知府，为人刚正不阿，有干才，且官声良好。两人虽是眉州老乡，但关系并不亲近。苏轼少年得志，难免有几分恃才傲物；为挫挫锐气，帮助年轻人更好成长，陈希亮对其颇严格。因为敬重老上司的为人，苏轼后来为陈希亮写传记。

不过，陈希亮的干才与进取心传至曾孙陈与义，已然式微。身为官宦后人，功名与出仕，对于陈与义，只是客观要走的一条路，而非主观强烈所愿。尽管如此，他的运气并不算坏。至少比同样出身仕宦之家的词人柳永，要顺趟许多。徽宗政和三年（1113），二十四岁的他荣登太学上舍甲第，接着基本做清贵安闲的学官，这倒也符合他爱静、低调的性格；北宋灭亡，南渡后的陈与义在高宗朝官运亨通，居然官至参知政事，即副宰相。这与他两度受知于皇帝，不无关系。

与柳永写《鹤冲天》词：“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得罪了仁宗，而遭黜落正好相反，陈与义的诗总是能契合皇帝的心意。徽宗爱他的《墨梅》诗：“含章檐下春风雨，造化攻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高宗则尤喜其《怀天经智老因访之》诗的颔联：“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

从徽宗朝洛阳午桥的“杏花疏影里”，到高宗朝湖州苕溪畔的“杏花消息雨声中”，正是《临江仙》下半阕的起头句：“二十余年如一梦”。接着，他又是如何续写的呢？出身优裕、仕途平稳的陈与义，若非靖康之变，断断写不出“此身虽在堪惊”，这样动人心魄的句子。如同杜甫经过安史之乱，他，陈与义也是吃尽苦头，尝遍困顿，从陈留逃难至湖湘，颠沛流离长达三年之久。

这段艰难困苦、险象环生、九死一生的经历，有诗《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金兵至奔入南山，十五日抵回谷张家》为证，其中有句：

避兵连三年，行半天四维。

我非洛豪士，不畏穷谷饥。

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

今年奔房州，铁马背后驰。

造物亦恶剧，脱命真毫厘。

及至湖南邵阳，他又写下了伤怀国事诗《伤春》：

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

初经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

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

稍喜长沙向延图，疲兵敢犯犬羊锋。

有目共睹，陈与义词写得好，他的《无住词》仅十八阕，却阕阕出色。不过，他的主要成就在诗，不在词。宦海之余，他将绝大部分精力给了诗：“投老诗成癖，经春梦到家。”其实，诗陪伴了他一生，他也因此被尊为江西派诗的三宗之一，与黄庭坚、陈师道并称。陈与义存诗六百多首，风格由清新到沉郁，以南渡为界线。亲历国难、背离故土的无比沉痛，让陈诗有了杜诗的味道。即便仅从上所举二诗，亦可窥得江西派诗祖师爷杜甫的影子。

可是，顾随先生在《简斋简论》中，却又一针见血地指出，陈与义写诗不卖力气，远不及老杜有力、真切：“原为老杜之世法，而写孟、韦之诗法，此不是天才不够不能写，便是胆量不够不敢写。”胆量，那是性格了。当杜甫“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投奔肃宗于凤翔，不过是被授予左拾遗这种小官；陈与义呢，数年间便列位宰执。一样的投奔，不同的境遇。然而，陈与义于南宋王朝又有多少建树呢？

据《宋史》记载，宰相赵鼎谋求收复，高宗主张议和。陈与义既不敢得罪皇帝，也不想与同事为敌（或者说也不愿违背自己内心想法），无奈只能和稀泥：“若和议成，岂不贤于用兵；万一无成，则用兵必不免。”陈与义不可能像陆游那样，有“泪溅龙床请北征”的勇气与激情。当然，即使有，在高宗朝也是枉然。倒是在人事方面，他很是推荐、提拔了一些人。他总是很严肃，很谦恭，不宣扬，不高调，给人一种淡淡、疏离的感觉。

《临江仙》词大约于高宗绍兴五年（1135）或六年（1136），陈与义退居湖州青墩镇寿圣院僧舍所作。词收尾的三句：“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上半阕的回忆，下半阕的惊心，多少悲欢离合，多少兴盛衰亡，多少沧海桑田，在一登一看间，轻轻一收，归入了渔舟唱晚。同时也对应了上半阕，皆以声音作结。明朝杨慎的《临江仙》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是步了陈与义的后尘。

我想，这阕小词的优点大致有二。首先自然，有真气，是陈与义的真实故事；再有能入能出，感情没有如洪水般泛滥，不可收拾，因此才韵味无穷。或许，也只有陈与义这般性格，这般才气，方能有此佳作。

自古以来，写杏花的诗词数不尽数。只举与陈与义同时代的宋徽宗、李清照，同样也是北宋灭亡后所写的杏花词。徽宗的《宴山亭•北行见杏花》：“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着燕脂匀注。”果然是画家皇帝，工笔画般细腻，以花开花落寄寓亡国之痛；李清照的《临江仙•梅》：“浓香吹尽有谁知，暖风迟日也，别到杏花肥”，也是白描，女词人自喻梅花，以杏花之憨肥，来衬托梅花之玉瘦；而陈与义的《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里，杏花代表洛阳，代表回不去的故乡，以及往日太平盛世的种种美好。

高宗绍兴八年（1138）十一月，陈与义病逝于湖州，年仅四十九岁。两年前的春末，他写下了思念故乡的诗《牡丹》：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

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真真切，真有力。这首不像简斋体的简斋诗，我想，顾随先生也一定会大赞一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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