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上的格桑花

齐襄儿

高原上的格桑花

——记 1950年进藏文艺女兵杨济余

易家岭办事处 孙晓芳

题记：

1950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同时，二野18军也奉命从四川出发，挺进神秘的西藏高原，解放封建农奴制度下的广大农奴，巩固我国的西南国防。时年17岁的杨济余走出封建大家庭，在四川宜宾投考18军54师文工队，成为一名进藏文艺兵，并随部队踏上了被商旅和兵家视为畏途的康藏古道。翻越雪山、跨过冰河，战胜高原缺氧、供给不足等等困难，杨济余胜利到达西藏拉萨。

1951年6月，杨济余调入18军文工团；

1953年7月，杨济余调入到西藏军区先遣支队司令部，担任文化教员；

1953年9月，杨济余调入西藏工委组织部；

1958年9月，杨济余响应农场建设号召，从部队转业到五三农场何集分场；

1959年，杨济余创办何集分场西湖小学。

谨以此文向71年前首批进藏的文艺兵致敬！

杨济余，1933年出生于四川宜宾的一个大户人家，家庭富裕，生活优渥。杨家是一个书香门第，杨济余的三叔祖是清末举人。

杨济余天资聪颖，进新式学堂前，一直在家跟随教私塾的父亲习文断字，从小背会了许多诗词歌赋。1946年小学毕业后，杨济余考入宜宾明德女中；从明德女中毕业后，她先在宜宾大同乡小学教书，一年后转入宜宾隆兴场中心学校教书。在这两所学校任教期间，她除了教国语科，还教全校的音乐科和体育科。

当教员期间，杨济余参加了宜宾“古戎”歌咏队，宜宾古称“戎州”。“古戎”歌咏队的成员有小学教员、高级中学学生、银行职员及医生护士等。

歌咏队的队长蔡尔雄，是重庆大学学生，在重庆参加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潮运动后，他回到了宜宾老家，继续通过歌咏队的形式凝聚人心，激发人们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意志。

蔡尔雄见杨济余懂乐理、嗓音亮、乐感好，就让杨济余担任歌咏队的总务干事。总务干事的职责，就是负责训练场地、人员到场情况以及歌曲教唱等。每周二四六训练合唱时，杨济余还要为歌咏队队员讲解乐理知识、合唱技巧，并担任教唱和指挥。歌咏队选唱的歌曲有四川民歌，如四川宣汉李依若创作于40年代的《康定情歌》，唱得更多的则是那个年代激发人们奋进的革命歌曲，如《我们的队伍来了》《山那边呀好地方》等。

为了唤醒更多人的革命热情，“古戎”歌咏队经常走上街头举行大型的歌咏会，让进步的革命歌曲响彻在宜宾的大街小巷。

有一天，蔡尔雄悄悄告诉杨济余，“古戎”歌咏队要临时解散。杨济余问他为什么？蔡尔雄说：国民党特务组织已盯上了我们歌咏队，他们怀疑歌咏队里有共产党分子，二十多人上了特务组织的“黑名单”；我们的解放大军快来了，四川解放指日可待，而此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已是秋后的蚂蚱，正在作垂死挣扎，开始像疯狗一样四处咬人；为了以防万一，也为了“古戎”歌咏队队员的安全，歌咏队临时解散。

蔡尔雄最后对杨济余说，你也是特务“黑名单”上的人，你尽快去乡下避一避风头。杨济余只好来到离宜宾三十里地的思坡溪乡下，借住在同学马自耕家里，躲避特务组织的抓捕。

后来，杨济余才知道蔡尔雄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宜宾解放后，“古戎”歌咏队又恢复了起来，改名为“大家唱”歌咏团，属宜宾文联领导。

在马自耕家里，杨济余认识了段祥熙。段祥熙是成都协和中学的学生，也是因为学潮暂时回到宜宾。段祥熙是个大户人家的子弟，他的四哥和七姐都是四川地下党组织的成员，受四哥和七姐的影响，段祥熙在成都协和中学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在宜宾乡下思坡溪的几个月里，杨济余从段祥熙家里借读了一些书，有《古代社会史》《东周列国志》《儿女英雄传》，还读了吕思勉编写的《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

在乡下潜心读书的间隙，段祥熙给杨济余、马自耕讲了一些他在成都协和中学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经历，尤其讲到了外围组织如何与国民党特务斗争，如何出去贴革命宣传标语等等。

在与蔡尔雄和段祥熙两人的接触中，16岁的杨济余，一个天真烂漫的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渐渐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找到了积极的人生方向。

1949年12月13日，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参谋长陈明义率领英雄的人民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了宜宾古城，老百姓载歌载舞，夹道欢迎这支英勇的革命队伍。

在迎接18军进城的欢迎队伍中，有一支女学生组成的腰鼓队，她们清一色地上身穿着白色的长袖衬衣，下身是一条红色背带裙，腰间系着一个红色的小腰鼓。婀娜多姿的女学生们上打、下打、缠腰打，边跳边打，一路向前；她们节奏整齐，舞姿优美，在欢迎队伍中特别引人注目。杨济余当时就在这支青春的腰鼓队里。

有一天，在宜宾一个老茶馆前，杨济余遇见了蔡尔雄和段祥熙。蔡尔雄将去重庆市的一个区委工作，而段祥熙准备去宜宾干训班学习。杨济余心里非常羡慕他们，问蔡尔雄，现在解放了，我能做什么呢？蔡尔雄说，你可以继续当小学教员，也可以去找新的工作，新的宜宾人民政府成立后，各行各业都需要像你这样有文化的青年。段祥熙接着说，你也可以去参军呀，18军54师文工队正在招考新队员，你能歌善舞，准能考上。

1950年1月，时年17岁的杨济余考入18军54师文工队，成为一名解放军文艺战士。54师文工队当时在宜宾招录了270名学生，负责招考的是54师文工队指导员张钧同志。

杨济余本名杨淑芬，她觉得“贤淑、芬芳”有封建味道，投考54师文工队前，她想把自己的名字改一下。一时不知改成什么名字，就去找同学马自耕和段梦痕。段梦痕建议她改名为“杨济余”，杨济余当时没有多想就接受了。

投考54师文工队那天，文工队张钧指导员问她叫什么，杨济余犹豫了半天不开口。张钧笑了起来，说，小姑娘别紧张，你看你紧张得连自己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杨济余怯怯地问道，长官，我现在能不能改名字？张钧又笑了起来，说，我们解放军称同志，不称长官；另外，你为什么要改名字呢？杨济余回答说，我出身于封建家庭，原名杨淑芬，这名字的封建味道太浓，我想换一个。张钧问她改成什么名字？她说叫杨济余。

1950年1月24日，杨济余随54师文工队从宜宾出发，向川西进军。

被54师文工队录取后，杨济余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自己的父亲自己参军进藏的消息。杨济余的母亲刚刚去世（1949年），父亲曾因抽过鸦片身体一直孱弱，年幼的弟弟杨伯奇刚满11岁，她怕父亲不同意自己参军。

部队出发的那天，杨济余在文工队换上军装，背着行李，悄悄来到宜宾城关鲁家园街46号自己的家。这是一个几十间房屋组成的庞大院落，典型的深宅门第。此时此刻，这个幽深寂静的大宅院里静无人声，和外边欢送54师进藏的热闹场景形成鲜明的对比。

杨济余在门前静静地站了一会，她很想走进去和父亲道个别，给母亲的灵位上炷香，更想对11岁的弟弟杨伯奇交待几句，嘱咐他在家听话，好好读书，要学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站在门口，杨济余犹豫着，最终，她还是没有走进去，转过身来，毅然决然地朝54师文工队的集结地跑去！

欢送18军进藏的人群，把宜宾古老的街巷挤得水泄不通，鼓声如潮，彩旗飘舞，这种场面是宜宾古城从未有过的隆重欢庆场面。

在宜宾入伍的一个个新战士面前，围着送行的亲人，尤其是那些入选文工队的女孩子，她们的父母和三姑六婆，更是拉着她们的手，千叮咛万嘱咐，眼眶含泪依依不舍。

杨济余独自一人静静地远离人群站着，看着眼前温馨送别的场面，她很后悔没有告诉父亲自己参军进藏的消息。此时此刻，一股强烈的离别之情涌上心头，她好希望看见父亲和弟弟的到来。

54师的集合预备号吹响了，那悠长激昂的号声让杨济余心里为之一颤，她急切地向家的方向望着，在那条通往鲁园街的巷道上，没有看见父亲的身影和弟弟稚嫩的笑脸。杨济余慢慢朝一辆军车走去，当她快要走到军车跟前时，她猛然从人群中看见弟弟杨伯奇穿着一件小袍子拼命地向自己跑来，一边跑一边姐姐姐姐地大声喊，弟弟后面跟着跑得气喘吁吁的同学段梦痕，再后面是自己孱弱的父亲正疾步向她走来。

弟弟一把抱住杨济余，大声哭了起来；哭了一会，他抬起头来，把自己脖子上的小金锁取下来递给杨济余说，姐姐，这个可以在路上换钱买东西吃，送给你！杨济余把小金锁重新给弟弟戴上，说，姐姐现在是军人了，这种封建的东西是不能带在身上的！弟弟用手背抹了一把眼泪，问姐姐什么是封建？弟弟的话，逗得杨济余和段梦痕相视一笑。父亲这时也走了过来，额头上渗出一层细汗。他望着身穿军装英姿飒爽的女儿，说，你参加革命队伍是我们杨家的光荣大事，你本该告诉我的，刚才梦痕急匆匆地来家里，我才知道你参军了，要去西藏了……

走出封建家庭投身革命队伍的杨济余，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程。在进藏途中，她心中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炽热的革命情怀，她找到了青春的方向，有了新的人生目标。

宜宾解放前，她看到的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苛捐杂税，看到的是特务组织的横行霸道，看到的是土匪四处打劫的猖狂。解放后的宜宾，迎来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她看到的是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焕然一新的宜宾古城，百姓安居乐业，商业秩序井然，有着二千多年灿烂文化的古戎州，如同一幅静美的田园画幅，镶嵌在美丽的山水间。

从宜宾出发，杨济余和队员们向川西挺进，沿途每到一个地方，文工队队员就下到连队，帮助部队筑路、排障，并深入当地开展民族团结的宣传工作。文工队走上街头动员商铺营业，帮助学校复课，为部队和当地群众表演文艺节目。正值春天，美丽的川西北景色如画，一路上山色如碧，河流如练，花开似锦。54师文工队队员一路征程一路歌，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革命豪情冲破云天。

在邛崃、大邑、灌县、金堂等地，54师文工队为师团官兵和当地群众开展文艺宣传，演出了民族歌剧《刘胡兰》《血泪仇》《白毛女》等，受到了战士和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1951年3月29号，杨济余随54师文工队翻越了四川雅安境内的二郎山和甘孜境内的折多山，接着经过沪定、康定，到达了甘孜，“甘孜”原意是“寺庙”的名称，意思是洁白美丽的地方。

甘孜是中国第二大藏区，雪山嵯峨峭拔，山川奔流不息，澄澈的高原湖泊映着湛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原上牛羊遍布，还有那剽悍粗犷的康巴汉子和婀娜多姿的藏族姑娘。甘孜的首府是康定，这里是激发李依若写出《康定情歌》的美丽地方。一天文工队深入牧区演出，杨济余站在简陋的舞台上唱起了《康定情歌》。在“古戎”歌咏队，她曾以合唱形式演绎过这首歌，此时此刻，触情生情，她以独唱的形式演唱这首歌，抒发着对这片高原大地的深情。她的演唱深深打动了藏族牧民，也感动了文工队领导和队员。

由文工队田仁同志介绍，杨济余在甘孜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文工队在甘孜地区休整了将近三个月，杨济余和队员们不顾高原反应，积极投入甘孜机场的修建。在施工工地上，文工队搭起舞台，为施工战士和工程人员表演节目，并赶赴炉霍县宣传《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炉霍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1936年，红军第四方面军抵达炉霍，曾在此驻扎休整，这里的群众基础十分牢固。

1951年7月，杨济余进入18军军直文工团，随18军军部从甘孜向昌都进军，并于8月到达昌都。

1951年10月，杨济余随军部从昌都出发，翻雪山，过冰河，行军一个多月，途经洛隆、边坝、沙丁、嘉㴝，于11月到达太昭，行程1500里，这是一段艰难的行程。当时，部队的供给全靠耗牛驮运，供给跟不上，就连味同嚼蜡的蛋黄蜡也供应十分紧张，有时每人每天只能吃三根蛋黄蜡和三小碗代食粉。18军进藏时党中央制定了铁的纪律：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宁可挨饿，不吃百姓一份粮。在行军途中，部队不住百姓房，不进喇嘛庙，严格遵守纪律，尊重藏民的宗教习俗。

1952年2月，杨济余随军部终于到达了拉萨。

从宜宾到甘孜，从甘孜到昌都，从昌都到太昭，从太昭到拉萨，杨济余跟随进藏大军，一路餐风宿冰，克服重重困难，到达拉萨。

沿着康藏古道一路走来，艰苦卓绝的高原行军岁月，把杨济余锻造成一个意志坚强的文艺战士。高原的雨水刷去了她身上的少女稚气，高原的冰雪铸就了她坚强的革命毅志，文艺宣传赋予她昂扬向上的青春活力。

当到达拉萨，望见巍峨雄伟、高耸入云的布达拉宫时，杨济余和文工队女战士们激动得眼含热泪齐声大喊：西藏，我们来了，我们终于徒步走来了。

杨济余在拉萨参加了迎接十世班禅从青海返回拉萨的欢迎活动。1952年4月28日，在解放军的护送下，十世班禅安全回到了西藏。为了欢迎十世班禅，18军文工团提前排练了大合唱，而且在班禅到达时，文工团的彩旗队、腰鼓队、军乐队走上拉萨街头，迎接班禅的到来。一时间，拉萨古城人山人海，一片欢腾。杨济余当时就在腰鼓队里。

1952年8月，杨济余调入18军进藏先遣支队司令部，担任文化教员，负责给官兵们上文化课。

进藏先遣支队在1951年7月25日从昌都出发，9月9日到达拉萨，历时40多天，行程2000多公里。他们的任务是担任18军的先行军，为主力部队进入西藏创造条件。当时没有详细的西藏地图，他们一边探索，一边行进，翻越了横断山脉，跨过了澜沧江、怒江等河流，走过了冰天雪地空气稀薄的无人区，最终胜利到达拉萨。这是一支英勇的选遣支队，是一个英雄的团体，先遣队员都是18军的军中雄鹰。

杨济余敬重这些进藏英雄，他们中许多人来自豫皖苏地区，曾参加过许多著名的战役，如陇海路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等，包括进军西藏时的昌都战役。杨济余觉得，作为一名进藏文艺女兵，能为这个英雄的集体教授文化、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是她的光荣和骄傲，也是她应尽的职责。

在教授文化的间隙，那些来自山东、河南的战士尤其想听豫剧。在甘孜时，杨济余跟豫剧队队员学过《四郎探母》《穆桂英挂帅》《花木兰从军》，于是就把其中的豫剧片段清唱给他们听。

在18军文工团进藏的路上，文工团女兵们每到一处，总是深入当地文化，学习当地的民族歌舞。队员们一边行军，一边宣传，一边学习，既加强了党的政策宣传，又增强了军民团结，同时还能不断地从民族艺术中获得艺术创作灵感。

在甘孜，杨济余学会了跳锅庄，在巴安学会了跳弦子，在昌都学会了跳圈舞，到达拉萨后，她又学会了踢踏舞和手鼓舞。为了活跃先遣支队的文娱活动，杨济余常去军区文工团邀些姐妹来，和战士们一起跳藏族舞蹈。

1953年8月，杨济余调入西藏工委组织部，离开了18军文工团，成为一名地方干部。

1958年为响应农场的建设号召，杨济余转业到湖北省五三农场何集分场。当时五三农场处在垦荒创业的初级阶段，没有小学，农垦职工子弟大多在周边农村借读。为了解决农工子弟上学难的问题，在杨济余的倡导和努力下，1959年，她开始创办何集分场西湖小学，并担任校长。西湖小学最初的地点设在何集潘台队，后移至何集分场场部。

青春似火，在进藏的漫漫征途上，进藏文艺兵美妙的歌声曾响彻横断山脉，飘荡在千年的康藏古道上。

岁月如歌，雪域高原依然记得，曾经有一群英姿飒爽的女兵来过。

作者：孙晓芳 屈家岭管理区易家岭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