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改变了我的命运

海鸥

　　时隔43年，回想起看到恢复高考制度的通知和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刻，我仍会激动不已，是那一刻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生于1949年，父母都是小县城的中学教师，1958年6月父亲因不满对他早年参加革命挫折经历的错误结论和不公待遇而自杀，（后已平反），母亲用可怜的工资养育着我们五姐兄妹。1965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县城高中，就读高68届。念高中不到一学期，便下农村锻炼，随后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母亲因早年参加革命和受父亲影响，被打成了叛徒，作为牛鬼跎神参加劳动改造，后因拒不为早年一起参加革命的同事做伪证，而作为抗拒从严关进监狱。家被抄了，值钱的包括旧时的照片都被造反派拿走了，我们几兄妹几乎没经济来源，母亲单位造反派又强迫我们离开单位住宿处，把房给一位造反派老师。我到舅舅家住了段时间，1969年除已结婚工作的两个姐姐外，我们三兄妹都响应党的上山下乡号召，各自下乡当了知青。

为了降低家庭对我的影响，我自愿到了舅舅所在的小县城离城150多里远的偏僻山村当知青，我所在的生产队又在离公社最远的高山上，赶场要走下山30里路，回去要走上山30里路，来往一封信件最少要半个多月才能收到，因隔一天才会有一辆长途客车经过公社场口，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好在这儿的农民非常朴实真诚，待我很好，也很照顾我。这儿小孩念书非常困难，大多人不识字，大队长便劝我当了耕读校老师，半天教书半天干活。（耕读校教的是复试班，就是在一个教室同时教三个年级，一个年级最多10几人，一个年级上课，另二个年级做作业，轮换上，老师根本不能喘气，一节课下来，靠在墙上，累得不想动）。教了两年，因公社民办中学找不到老师，公社便调我到山下公社办的民办中学任教。

1973年后，农村知青都各显神通，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陆续调回城里，我知道母亲的问题、家庭影响，我不可能离开这里，便早早结了婚，爱人是家里亲戚在重庆工作，到1977年我已经是两个小孩的母亲了，大儿子四岁多，小儿子已经两岁多。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我是在公社参加教师会时从广播中听到的，我当时非常震惊和兴奋，一直在想我有机会吗？随后几天我去公社文书那儿找到报纸，反复的看了多遍；又开始担心了，我母亲问题还未解决，我能不能报名呀？我有两个很小的小孩，爱人婆婆能同意报考吗？我高中只念了不到半年，等于没上过高中，加上10多年没摸书了能考上吗？又想这是机会呀，只要有一线希望都不能放过。我马上跑到公社去问分管书记，他说我可以报名，我又写信问爱人，他说全力支持我。这下，我下定决心，背水一战，努力去准备考试。

我把两个儿子送到重庆他爸爸那儿，爱人好不容易给我找了套很旧的高中课本。当时我不敢辞职备考，怕考不上丢了工作，只好拿着课本回到农村学校。农村学校因有的小孩来念书要走20多里路，因此上午9点半才上课，下午3点半就放学了。我马上开始自学和复习，因我从小受母亲影响语文很好，就不准备复习语文，全部精力用在数学 、物理、化学和政治上。白天我当一个班的班主任，教两个班初一数学，学生放学后就开始自学。每天晚上学习数理化到深夜一两点钟，早上5点过就起来背政治，早上烧火做饭也在背；早上把一天饭做好，中午、晚上用开水泡一下，加点咸菜过一顿。一天几乎没休息，这都不难，最难的是有问题，不懂的地方找不到人问；因学校老师还没我行，要问问题必须到30里外的区中学找老师。我每天把不懂的和不会问题勾好，记下来，周未到区中学去找老师问；30里路边走边背公式，背定律，背题，每次都早上去，天快黑才往回赶。好在区中学老师因过去一起开会认识，关系好，他们也肯帮忙。那段时间我舅舅找了很多县城中学学生准备高考的复习题给我带来，我采取自学硬啃、思考摸索、死记硬背、照葫画瓢、类题比较、举一反三、题海战术等方法，在很短两个多月学完了高中三年的知识，顽强艰辛地熬到了考试。

　　为了考试，我头几天便到县城舅舅家住下，先去县中学把不会不懂的知识找老师问。考试那天走进考场，非常紧张担心，手一直抖，坐在座位上，不断地给自己打气，不要怕不要慌，要好好考、要好好考，不能辜负这段时间的艰辛和家人的期望。试卷发下来后，心反而安定了，仔细看了看，就开始做题，做好后又反复检查，直到摇铃后，考场已无人，才交卷离去。

考后几天，通知所有参考人员体检，我又非常担心身体过不了关，一是农村几年营养太差，面黄体瘦，二是我右耳小时得过中耳炎，听力有损，好在当时县城医院检查条件和设备极差，只是医生看看听听就过了。

后来边工作边等通知，等通知比复习考试时还难过，一天提心吊胆，怕成绩考得不好考不上，怕成绩过了受家庭影响学校不收，终日惶恐不安。

　　过了不久，说发通知了，我想托人去打听，又不敢去，怕没考上打击太大。几天后，同公社的几个知青都收到通知了，我没收到，我想我肯定没考上，没希望了，只有在偏僻的农村教一辈子书了，又开始唉声叹气。

一天中午，我正在吃午饭，一个学生（他父亲的公社邮差）兴冲冲跑进我的屋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曹老师，你的通知来了”，我惊得筷子都掉在地上了，连忙从凳子上站起来，接过通知，非常激动，热泪满面地说“真的，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收到通知书后，我极度激动和兴奋，抱着两个儿子喃喃地说“好了，好了，妈妈终于靠艰辛地努力考上了大学，改变了我们母子三人的命运，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

在我接到通知书的第二天，学校又告诉我，我参加全县组织的全体老师文化知识考试得了第一名，要到县城去颁奖，真是喜事一个接一个，那几天，我天天高兴的手舞足蹈，逢人就笑。

　　进大学后发现同班同学大多是高六六级和六七级的和应届生，象我这样高六八级的很少很少。

大学念书时，爱人微薄的工资要养两个儿子、他母亲和他四人，非常困难，无法在经济上支持我，我仅靠学校每月的几元助学金生活，刻苦地学习。1979年母亲平反了，补发了部分工资，她便帮助支持我，让我顺利地读到大学毕业。

毕业后分到了重庆一个国防工厂职工大学当教师，因我工作努力成绩显著，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家庭问题，我没入过共青团），然后从老师做到教研室主任、副校长、学校书记；职称从助教、工程师、讲师到副教授；工作中几乎每年都会获得荣誉，三八红旗手、教育能手、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还获过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优秀教师荣誉证书。退休后还在一所三本学院工作了十二年半，至到六十七岁才结束职业生涯。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但回忆恢复高考那段时光，仍仿佛就在昨天；复习考试、等通知那段紧张、艰辛、提心吊胆的日子虽已过去，但它却历历在目，永远铭刻在我心里，那时那种精神和毅力不仅成为了影响、激励和鞭策我学习、工作、生活的动力，也将永远激励我好好生活，好好度过余生。

我怀着诚挚的感恩心情感谢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感谢当年的恢复高考制度，是它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感谢我爱人、婆婆和所有关心支持帮助过我的亲人和朋友们，感谢那个有勇气去背水一战，去克服各种困难、努力改变自己及家人命运的我自己。

当年，在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就知道，它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这是我上大学时的照片

这是我现在的照片

注，插图都是在网上剪截的

二0二一年四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