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丝绸之路西部行之六：您去过七个星佛寺吗？

树琪

要说壁画的精美，那么如雷贯耳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一定名列前茅。

研究者说，它不仅代表了中国佛教古代艺术的最高水平，也以它独特的绘画技艺享誉世界。

然而，有一个比莫高窟还要早一两百年的寺庙，里面曾经的壁画和雕塑更有着不同于莫高窟的精美。

不幸的是，这些别样精美独特的壁画雕塑，几乎被窃夺莫高窟珍品的那同一众外国“探险队”洗劫一空，给我们留下的珍品所剩无几！

据说，这个古老佛寺在历史上有着独特的艺术特色，不仅是建筑宏大、壁画精美，佛像造型也丰满和祥、不同凡响。

据考古研究者发掘，其佛教艺术早期受健陀罗影响，晚期的彩绘泥塑，表现出强烈的东方审美情趣。

雕塑人物形象与彩绘壁画相结合是该寺佛教艺术的一大特点。

这个寺庙有个挺怪的名字，叫做“七个星佛寺”。

人们对它听之不多、知之不详、不很熟悉。但它在一千多年前的西域，那也是誉满天下的。其遗址地处古丝绸之路北线，位于新疆库尔勒市焉耆县七个星镇西南部的一道低矮的山梁和坡地上，是佛教文化东传西渐的一个重要枢纽，也曾是西域36国中古焉耆国的佛教中心。

如今，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面对这样一大片被千年风沙侵蚀了的断壁残垣，为什么就成了国家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呢？这恐怕就要从焉耆独特的历史文化说起了。

焉耆回族自治县，是南北疆交通要道和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现居住着回、汉、蒙、维吾尔等23个民族的居民。

一千多年前，焉耆可是大大的有名，它是当时西域三十六国中仅次于龟兹国、排名第二的大国。初时，焉耆居民主要是大月氏（塞族）人，后大月氏被匈奴打败，焉耆国归属了匈奴；汉武帝收复西域后，焉耆国受汉朝辖制，开始受到汉语文化的影响。

战乱纷争，世事变迁，数百年间，焉耆国又先后被三十六国中的莎车、柔然、高车以及后来的西突厥、铁勒、吐蕃等民族势力侵占，其中有一段时间被北魏、隋朝、大唐控制，最后被回鹘占领统治。

直至13世纪末，蒙古铁蹄席卷大漠，踏上了这块土地，回鹘王国灭亡，焉耆国也随之不复以国的形式存在了。

清康熙、乾隆年间，朝廷多次出兵讨伐准噶尔。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清政府在 "屯兵戌边"的同时，实行"移民实边"方略，自嘉庆至咸丰的60余年中，从陕、甘一带迁至北疆不少民户，这些人中有些以后流落到焉耆。

光绪三年(1877)，左宗棠收复新疆把浩罕侵略者阿古柏裹胁的回族、蒙古族群众及白彦虎余部安置在焉营，还从关内招募回民数百户，资助耕牛、农具、种子及生活物资，让其定居焉耆。仅此两项共安置回民男女共3800余口。

由于焉耆位于西域南北大通道交汇地的独特地理位置，两千多年来，就成为西域各个“国家”和各个朝代争夺的战略要地，也因此汇集、形成了复杂的多元文化，成为一时繁荣发达的经济文化强国和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

在伊斯兰教占据主导地位之前，佛教已在西域各国盛极一时，其影响的广泛和深远，从新疆境内以佛寺、石窟为代表的大量佛教遗址上可见一斑。

据专家考证，七个星佛寺正是1700年前的东晋时期、古焉耆国最强盛时期建造的，至14世纪元代衰败。

但由于不断的战乱、天灾、人祸和频繁的“政权”更迭，使得古焉耆国的真实历史被千年的烟火与风沙掩埋了起来，留下来的可供参考的史料十分有限。七个星佛寺遗址及其文物的发掘与研究，就成为还原那段辉煌历史的珍贵实证。

驱车离开库尔勒，40几公里的路程，走一段后下高速，沿218国道行驶20分钟，就到了七个星佛寺遗址。它离路边不远，灰色的围墙在大片荒滩中格外显眼。

走进围墙，目之所及，在起起伏伏低矮的山梁、坡地和沟谷中，伫立着许许多多形状各异、造型奇特、高矮不同的断壁残垣。

“这就是七个星佛寺地面寺院遗址。”遗址管理人员告诉我：“眼前这座寺庙遗址，是新疆唯一一座佛塔、佛殿和石窟并存的大型佛教建筑群遗址，其价值可以说是西域大漠之中的一颗佛教文化明珠。”

他指着前面不远处的一条干涸的溪流河道说：“寺院遗址总面积大约40000平方米，被这条自西向东流淌的溪水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叫做南大寺和北大寺。”

现在，南大寺与北大寺遗址之间隔着一片黄草滩。据考古发掘研究的结果，北大寺修建的年代要晚于南大寺。

北大寺与南大寺建筑结构大致相同，都建有回廊式佛殿。在一座较大的佛殿内，尚可以看到残存的半圆形莲花宝座和隐约可见的佛像背光。殿内一处墙壁上，一朵莲花的壁画清晰可见。殿外左右两边，还能看到几座残破的佛像。

遗址的最东边是僧房和墓群，还有覆钵式的佛塔。在弥漫的风沙中，站在这片寂寞的遗址群上，谁又能想到一千多年前古焉耆国中这座神圣的寺庙，竟是怎样的一派肃穆庄严。

七个星佛寺遗址内残存大小建筑93处，洞窟11窟，虽不是一时之间建成，但最终能建成如此大的规模，也足以证明佛教当时在西域是何等盛行。

由于经过多次天灾人祸的破坏，目前南北两寺剩下来的只是残留的夯土墙壁，稍能看出点模样的是南大寺中央大佛的基座。

不远处一处被玻璃罩保护起来的遗址建筑里，原是一片佛殿，透过玻璃还能看到遗址上佛像的印记，有盘坐的佛像、有坐佛残留遗迹，围墙边上佛像残片。

遗址的11处洞窟内，佛像无存，只残存佛像基座；有的洞窟里残存中心柱、基座，洞窟顶上隐约能看到曾经色彩丰富的壁画。乐伎、飞天、缠枝莲花纹的线条依稀可辨。

最美的雕塑多为木骨泥塑，有佛陀、菩萨、比丘、武士、婆罗门、供养人像等，他们大多都形态典雅，面庞圆润，细眉高鼻、小嘴厚唇、略露微笑。

20世纪初，一些外国“考察团”曾在此挖掘、破坏、掠走文物甚多。

1928年和1957年，我国考古学者黄文弼先生在此进行过清理发掘，出土过大量泥塑的佛、菩萨、比丘、护法神、童子、供养人等头像和十二生肖像残件、佛教建筑饰件、刻有婆罗迷文的人物陶范、壁画、及陶器、回鹘文木牍、建中通宝铜币等文物。

70年代，在北大寺的1个灰坑内，出土了古文书共44页，每页两面墨书。经专家鉴定，为用婆罗迷字母书写的吐火罗文(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写成于6-8世纪。

这对研究我国民族史、戏剧史、宗教史以及吐火罗文，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从这里出土的唐代泥塑是一幅胡人模样的婆罗门像可以看出，当年这里有着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汇情况。对于研究古代焉耆史乃至西域社会发展史、佛教史、戏剧史等具有着重要的价值。

婆罗门教、印度教的祭司（相当于佛教的主持）被称为婆罗门。婆罗门教是早期的宗教门派，现代印度教就是由婆罗门教发展而来的，佛教是由婆罗门教衍生出来的一个分支。

焉耆古代先民曾信奉佛教，东西往来的僧侣，都要在此歇脚。东晋高僧法显和大唐高僧玄奘两位大师先后西行取经，都曾在此停留。

法显大和尚在公元400年，以63岁高龄西行取经曾在焉耆国停留。他在他的《佛国记》中记载道：“复西北行十五日，到乌夷国（既焉耆国），僧亦有四千余人，皆小乘学，法则齐整，秦土沙门至彼，都不预其僧例也。”

200多年后，玄奘大师西行取经途中，也路过这里，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也有记载：“阿耆尼国（既焉耆国）……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经教律仪既遵印度。”

法显是最早见证焉耆国佛教盛世并留下文字的人。他沿丝绸之路北线到达中亚，然后转向南亚，到达尼泊尔、印度等地。从印度走海路到达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最后走海路、穿马六甲海峡回到山东半岛的牢山（今青岛崂山），前后历时14年。

站在遗址最高处向四周看去，破败的遗址又经过千年的日晒雨淋风蚀，那一堵堵的断墙残垣和一堆堆的沙砾黄土，形成千奇百怪的形状。想想法显记载中那4000余人在这里礼佛的宏大的场面，不禁让人发出历史沧桑的感叹，也给这片曾经辉煌的佛教胜地增添了强烈的神秘感。

法显和玄奘都花去了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他们的西行取经壮举。他们之所以有着如此坚韧不拔之志，都是因为对礼佛有着虔诚的信仰。

正如法显在他的《佛国记》中写的：“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奖，无功业而不成。成夫功业者，岂不由忘失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幸好，千年残缺的历史终究还是留下了法显、玄奘两代大师对七个星佛寺的文字记录；不幸中的有幸，在外国掠夺者的残存中还发掘出了不少珍贵的文物。

文字在，文物在，遗址还在。尽管残缺不全，但总还能够从它们的相互印证中找出些线索来，按图索骥，或许能够揭开那层笼罩在古焉耆国上空的千年迷雾。

遗址和文物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是时代性和时代内容在遗址文物上的统一。正是由于这种时代特点，使得文物能够帮助人们去具体形象地认识历史，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因此，从现存的遗址和出土文物已经可以表明，焉耆的过去的确是一个中西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历史。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对于研究古代焉耆史乃至西域社会发展史、佛教史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然而，七个星佛寺遗址的价值还不仅如此，它所蕴含的科学性、具有的艺术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度发掘。它的建筑式样和结构，它的雕塑形态和壁画艺术，无不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它的那个历史时代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生活水平、艺术欣赏趣味。

尽可能地还原这些内容所代表的当时社会状态，不仅对深入了解地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有所帮助，更会从历史变迁的辙印中解析出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相互作用的得与失，从而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启迪现在、规划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