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二）

李善强

楔子 红花和绿叶

如果把父亲比做绽开的红花，那母亲必然是下面那茬围绕扶持的绿叶，成就了父亲一生的事业。我们家也是一样。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先写功成名就的父亲，我想，没有母亲在家内照顾我们兄妹三人的生活和教育，父亲是不可能安心在外工作的。虽然母亲在家默默无闻，但，是家中的坚硬磐石。当然，母亲偶然也会和我们说，为了我们兄妹三人，她放弃了参加社会工作的机会，真是遗憾终身。我经常这样回答她，没有你，就没有我们兄妹三人，没有你，父亲不可能在事业上有那么突出的成绩。红花还需绿叶扶，你是家里最伟大的，父亲的成功，我们兄妹三人成年后，各自取得的成绩，无一不是来自于您的无私奉献。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母亲和我们

兄长，姐姐和我三人，分别相差两岁。兄长年幼时体弱，机体抵抗力比较差，经常容易感染疾病；成年后正常了。体质比较好的是姐姐，记忆中除了一次因为缺少维生素B2，并发其他病症，也是把母亲愁的焦头烂额，四处求医之外，很少去医院就诊。我们三人从小的食物营养摄入，母亲也是尽力考虑非常周全，经历三年自然灾害那几年，她和父亲经常把家里有营养的食物集中起来，首先先满足我们三个孩子的需要。六十年代初，母亲在电力系统职工业余学校代课，如果职工食堂有供应肉类餐食，她都藏在饭盒里带回家，晚餐时与我们一起分食，或是让我们兄妹三人分食。那个年代猪肉很少，职工食堂供应的多是兔肉。

大概是在我小学五年级时候的一天吧，早晨起来感到头疼，发热，浑身无力，就没去上学，母亲带着我去了延安西路地段医院就诊。当时体温挺高的，大概有摄氏39度多一些吧，医生说可能是感冒，开了一些退烧药，打了退烧针，我们就回家了。连续三到四天，感觉还是有发烧，到了第四天，脸部开始浮肿，手和腿部也有浮肿现象。母亲说这不太正常，和父亲商量一下后就带着我去了当时我父亲上海电力公司的劳保医院，上海电力职工医院就诊。当时，上海市电力系统职工的配偶和未满十八足岁的子女，也能享受劳保医疗的待遇。电力职工医院内专家医生云集，当时在上海市也很享有盛誉。

小儿科主任张宁医生一看我的病情，让母亲带我去化验了尿液和血液，很快诊断为急性肾小球肾炎。因为病情尚处于急性发生期，必须要住院观察治疗，无盐饮食，利尿，退热，消肿，防感染。急慢性肾炎，没有特殊针对性药物可用，只有靠以上方法来防止发展。

母亲当时有些急了，但也无法，只能将我留在医院，回家又取来了一些洗漱用品。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从来也没离开过父母，家庭，要留在医院过夜，实在不很放心， 好在当时的电力职工医院离开我家距离不算远。

两周的观察治疗，只是利尿退了水肿，但是尿液里的红白球和蛋白指数还是比较高，如果在两个月内尿液中以上指标不能恢复正常，就有可能发展为慢性肾小球肾炎，而且预后不良。

我出院回家后，连续几周，尿液中的蛋白，红白血球指数还是居高不下。母亲和父亲商量之后，很果断的带着我去了淮海中路一位小儿科专家，祝慎之私人医生（民国时期开始我国小儿科医生的先驱）那里挂号求医。通过几次观察化验，祝医生找到了我的病症所在关键之处，经过两到三周的服药治疗，尿液蛋白和红白血球都逐渐消失。人体感觉似乎回到了病前的状态。虽然年幼，但是也有重回人间的感觉，记得母亲和我为了回访电力职工医院的儿科主任张宁医生，又去了一次住过的病房。我非常疑惑的注意到同病房间的一位同龄小朋友的床已经空了，张医生告诉我，那位病友后来并发肾功能衰竭，不幸离开了人间。听后百感交集，我那时才年仅十一，二岁，但是也觉得人生怎么会这么脆弱？

楔子 孔融让梨

续汉书曰：“孔融，字文举，鲁国人，孔子二十世孙也。高祖父尚，钜鹿太守。父宙，泰山都尉。”融别传曰：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

一段尘封的记忆 毕业分配

文革后期，上海各中学校进驻了由各工厂派出的工人宣传队，结合革命老师代表，组成了领导班子，掌管学校的日常活动，比如各年级各班级的学生定期回校听取时事报告，汇报思想，毕业分配等等。

因为文革原因，高考中考都已停止。1968年上半年，学校开始对66届高中和初中进行分配，大部分毕业生被分配去了上海各工厂企业当工人，少部分去了上海郊区农场当农工。

1968年下半年，各学校开始对67届的初高中学生进行分配，分配原则是毕业生中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去外地农村（含各地插队落户，少量外地农场，军垦农场，上海郊区农场）；毕业生中的百分之三十可以留在上海市各工厂企业。如果家里有两人同时毕业，一个高中，一个初中，原则上的分配是一工，一农。很巧，我和兄长同时为市西中学的初高中毕业生。

有一天，母亲匆匆忙忙的到学校找我，说有大事和我商量，我说我们班级已经内定了，按照我们家长的意愿，我去外地农村，兄长留在上海，不用着急了。母亲说不是那么简单，你哥哥班级的主管工宣队找你，可能有变化，听说你哥参加了一个什么组织，被人举报了。文革后期，社会上有很多激进的左派组织，兄长很热衷于这些活动。

兄长班级的主管工宣队萧师傅，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和我们班级为人和善的庞师傅和朱师傅完全不同。他严肃的告诉我，兄长被人举报，和同班另外一位杨姓同学，一起参加了当时称做5.16极左组织的边缘组织，经学校革命委员会分配领导小组讨论，初步打算取消他被分配留上海工厂企业资格，改派去外地农村，和我的分配方案进行对换。这也是对一些在校学生，不负责任的参加校外一些极左组织的警示。校方认为，这次不听家长意见，就问我的看法，如果我同意，他们就决定这么执行了。

我说，我们家庭的讨论决定，家长认为长子必要时可以代父，所以优先考虑把兄长留在上海，日后可以照顾日益年迈的父母，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我还年轻，去外地广阔天地应该没有问题。严峻的萧师傅听了我的侃侃而谈，反而笑了，他说你太幼稚了，你去过外地农村吗？知道外地农村农民是怎么生活的？你还未成年，换一下，留在上海岂不更好？我说，谢谢萧师傅，我年轻也有优势，可以磨练，我们班级也有不少同学要去外地农村。如果可以，请还是把我兄长留在上海，就不要说是家长的意思，是弟弟的意思吧，孔融四岁就能让梨，就让我做一次孔融吧，行吗？我当时有些少年老成，说起来话也是不像一个十六岁的少年。

走出高中教师办公室，见到在外面急得满脸通红的母亲，我说已经反映我个人意见了，别急，我们回去等好消息吧。也许，正是因为我的坦诚和幼稚的谈吐感动了这位萧师傅，他改变了对兄长分配的处理意见，后来校革会宣布恢复兄长的留上海决定，被分配去了一个规模很小的做圆钉的工厂，当装卸工；而和他一起参加极左组织的杨姓同学，还是去了郊区农场锻炼，没能留在上海。

几十年过去了，我退休回上海之后，闲暇之余也和母亲聊起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话题，母亲说，如果当时工宣队萧师傅坚持原来己见，也是无能为力。人有时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没想到三兄妹中，最后还是你，在我垂垂老矣之时，能留在上海，想见到就马上能见到。

以上全家照摄于姐姐和我离开上海去吉林，江西插队落户前一到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