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父亲看病

连着江行

文 / 梁建新

记得第一次“陪”父亲看病，竟然是在谁也想不到的一种场合下，可以用意想不到来形容……

那是1974年春天，大概是四月份的一天清晨，在孝义县第二招待所大门外，作为公社书记的父亲，身患脑血管疾病是在母亲陪伴下，搭乘县里送运动员去吕梁地区比赛的大卡车去汾阳医院看病。因为我是去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就在车上，但我一点也不知道。清楚地记得，人员到齐准备发车时，县体委的负责人说：“等等，还有人没到”。当时谁也没有在意，当然也包括我，当众多人翘首相望，等待的时候，我远远看到母亲搀扶着父亲走向大卡车的时候，作为一个14岁的我，真的很惊讶，要等的人竟然是父亲搭车去汾阳看病，早晨我出门之前，母亲也没跟我说过。我看着父亲和我同坐在卡车的车斗里，这样的一种场合下“陪”父亲去看病，对我来说只能用偶然的巧合来作解释。在汾阳城西父母亲下车分手后，父亲边走边回头望着他的小儿子远去的方向……，我看着父母亲渐渐远去的背影，眼泪在眼眶内打转，好多人都不知道其中的原因。那时我默默地祝福父亲早日康复。写到这里，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孝的儿子，还好意思说是“陪”父亲看病吗？

在离石的几天里，忙于比赛也真的把父亲看病的事忘了。不过好在这次运动会上，我获得了少年乙组60米100米200米三项第一，创了三个记录并入选吕梁队，将赳大同参加山西省中小学生田经运动会，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也算是带给父母亲最好礼物吧。

（当年比赛的场景和赴大同市参加山西省田经运动会吕梁代表队合影）

我知道父亲当年是孝义县的副县长，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被批斗，被下放回老家---交城县成村劳动改造。恢复工作回来后，孝义县委任命父亲为下栅公社党委书记，到任后以极大热情倾心尽责地投入到工作中，当公社书记的几年里风里来雨里去一身泥土的忘我工作。但我不知道，父亲积劳成疾病倒在第一线的岗位上。后来才听母亲说，父亲当时头晕倒地，多亏发现的早，不然后果不敢去想，才有了开头说到的“陪”父亲看病的一幕。

(父亲在1977年参加全国性会议发的纪念本，并有亲笔写的会议记录)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对工作认真负责、主动担当是他的一贯工作作风。记得病休治疗了不长时间身体稍有好转后，父亲不顾疾病缠身又投身于工作，我觉得父亲始终秉承着共产党干部的优良传统。后来调到吕梁外贸局任局长十年，也是尽心尽责、锐意进取，积极开拓思路，扩大外贸出口，大力创收外汇，连年在全省名列前茅，1977年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会议，受到英明领袖华主席的亲切接见。直到1985年年底父亲光荣离休后才回到孝义安度晚年，不幸的是离休后回家第二年的初春疾病复发。

记得那天中午过后，得知父亲午休后脑梗复发，回到家里，父亲躺在床上口斜嘴歪，语言表达含糊不清，左半拉身子不由思驭，我立马就去找梁瑞龙大夫，他是父亲在下栅公社任书记时的公社干部，后来自学成才学了中医当医生。数十年来，父亲虽然在他的精心调理下，身体恢复的不错，但毕竟带着有病的身躯，一个人坚持在外地废寝忘食地工作，也与病摩抗衡了十余年。离休了，该安度晚年生活了，却再次病倒了。由于梁大夫采取开方服汤药、针灸，服用西药、静脉输液等中西医药结合的治疗办法，整整一个下午，父亲的病得到控制。从此，我就真正地踏上了“陪”父亲看病的历程。

（图为七十年代，县中医院响应“医疗下乡，服务农民”的号召，在梁瑞龙院长的带领下，深入农村送医送药送服务。左三为梁瑞龙院长，左五为副院长王正旺，左二为张学尧大夫，左六为原卫生局李家鳌老局长之女李大夫，左四认识但叫不来姓名）

从第二天开始每天陪着父亲去一趟旧城，当时中医院在旧城旧县委西面，西关护城河东边，梁瑞龙大夫就在那里上班，我们住在新城附近的居义村，去旧城很不方便，吕梁外贸驻孝义转运站会开车的师傅们，主动承担了接送父亲看病，很感谢他们对父亲的敬重。开始我和哥哥陪着父亲去看病。后来哥哥工作忙，我和母亲陪着持续看了一段时间，就在旧城找了个住处，大多是母亲晚上和父亲住到旧城，有时母亲回家照顾姥姥。我留下来照顾父亲，早晚的生活起居，如：从热中（汤）药、服西药，到洗脸洗脚、穿衣吃饭一一打理。白天去中医院陪着父亲针灸输液，捎的在医院厨房熬中药，中午为父亲和面做好面条，再去附近的党校买个菜。那个时候母亲天天新城旧城来回跑，既照看父亲又要顾及姥姥。

（70、80年坐落旧城的孝义县中医院）

那段时间父亲的病情较重，请假是常事，一请好长时间，工作也受点影响，好多上报吕梁工会的表册，都是在陪父亲看病的空闲时完成上报的，记忆最深刻是当时全区工会系统搞了个职工思想状况问卷调查，工作步署安排后，由同事们帮忙收回第一手资料后，我拿上在中医院，一边陪着父亲，一边统计汇总，近百条问答题目近千份问卷按时完成上报。遇到下基层企业搞调研，我实在不能去，当时单位领导经常说: “你家兄弟姊妹也不少，大人有病，还能就你一个人侍候……”。那时我心里不高兴，也得接受领导的批评。的确陪父亲看病，或多或少对工作总有点影响，领导批评也是应该的。好在有家人的陪伴，医生的精心治疗，父亲的病情大有好转，随着康复性的锻炼和不间的断药物调治，生活也逐渐能自理了，算是恢复的还算正常。

随着父亲年龄的增长，病症时有反复，后来中医院也部分搬迁到新城---府前东街新址，内部设施还未完善，但对于父亲看病也方便多了，我陪父亲看病离上班的单位也只隔一条马路，父亲隔三差五在门诊输液，每次在中医院安顿好父亲后，母亲有时间就陪着输液，我就去上班了，快中午等父亲输完液和母亲一同搀扶着父亲回家。有时候母亲也得上班，我就去陪父亲。有一次母亲单位有事，让我陪父亲输液，眼看12点了液体还有一部，换液体后，我就去参加了同事的婚礼，说好去一下就回来，结果回中医院的路上，在50部队拐居义村的路口碰上父亲往回走，手上有流过血的痕迹。由于我回的迟了，父亲输完液拨针头时拉破肉皮，看着父亲我不敢啃声，知道自己做了错事。母亲知道后训了我，我只能不啃气。

（坐落在新城府前东街的孝义市中医院已被拆除。没有找到原址图片）

从1986年旧病复发至2000年前，父亲住院的次数也比较多，随时都有住院的可能，几次在人民医院住院，都是和母亲，从家接上父亲去医院安顿住院，办手续领行李，是住院家属常规要办的事，抽血验尿也是必须的程序都得一一跑腿，陪在医院输液，我就怕输液，可不知那个年代，输液成了脑梗病人治疗必要程序和步骤。输完液陪着父亲去中医科把脉开方，针灸科按摩扎针，有时候真的是忙完医院的，还得忙的往外跑，有时短缺一两味中草药，骑个自行车外出配药，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满街都是门诊药店，骑自行车到铁南，县药材公司找同学配药。有时候还得回家熬中药，记得中医经常开的方剂有一味常用的水蛭，得烤干砸碎碾沫，那药味真难闻，闻着就想吐，用专门买的“捣辣椒的铁be子”捣成面面，再去医院替换母亲晚上回来装入胶囊里，拿到医院让父亲用中药汤送服。

（坐落在新义东街的孝义市人民医院）

住院期间的吃饭除了早饭不送之外，中午老婆做好饭，我回家吃完饭，拿饭盒连同母亲的饭一起送到医院，中午饭好说，我一个人骑车就能送，晚上送小米稀饭就比较麻烦，那时城里的街道不像现在大街小巷全是柏油路，路不好走，饭盒也不保温，密封也不好，一个人骑自行车能洒一路，走着送去饭冷了，只好把儿子锁在家，老婆和我一起去医院送饭。等父亲吃完了老婆回家，我留在医院。说到我老婆，在我忙不的不开交的时候，一个人带着孩子，替我撑着家，有一回替我在医院陪父亲，遇上大小便，真的难为她了。后来父亲几次住院，有时哥哥也侍候几天，虽然短暂的几天，也能我让缓口气。母亲也觉得我忙不过来，就去住在毛皮厂的大姐家吃饭，顺便给父亲把饭带上，有时大姐也把饭送到医院。

在父亲身体有好转的情况下，和母亲陪着父亲去孝义中学西侧的门诊，找当年在下栅公社卫生院当院长的任庆良大夫把脉治疗，一看也有好几年。也陪父亲找田春礼医生的儿子田雨河大夫看病治疗。多少年来跑腿的事经常有，买西药、送中药，一般中医把脉开方后，就送父亲回家，下午去拿上抓好的药送回家，如遇配不全的药，跑的配药也是经常的事，新义中街的地区药材、铁南靠近梁家庄村的县药材公司，不知去了多少次。实在配不下药，那会儿也没手机，亲自去县药材公司让同学帮忙打问到谁家有药，我再去配药。记得有一次爸爸下午身体状况不太好，我给有车的同学打电话，让送父亲去医院，他们放下碗筷就先到医院找上当大夫的同学来家里看病，后来说要住院治疗，他们帮我把父亲送到医院。每次同学的帮助，让我既感动，更感谢他们在我困难之时，伸出之手帮助我的同学之情。还有医院的同学和认识的大夫，当时孝义医院没有CT、B超等医疗设备，父亲住院期问需外出检查，尽管属于公派陪同赳省城太原作检查，既提供了医疗方便，更感谢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

父母亲住在居义村，看病实在不方便，因为隔一段时间就得检查，和母亲陪着父亲在医院看了病，需要输液开下药方买好药，回家后母亲找村卫生所的医生在家输，也是好几年。后来父亲的脑梗越来越重，行动不便，经常住院治疗也不是常久之事，医院的医生也不可能经常到家看病输液，为了方便看病，在商业局也是母亲上班的单位，恳求领导同意后，在局机关后院的一间平房临时居住在那里，毕竟是住在城里去医院看病也方便多了，有时就近去市委东侧，人民医院退休吴大夫夫妇的诊所看病输液。我每天上午用自行车，扶着父亲坐在后坐上，把脚放在脚蹬子上，母亲在后面扶着父亲跟在后面。我推着自行车把父亲送到门诊，再去上班，到中午再把父亲送回去，一个疗程十天左右，天天如此。

那时候住在商业局后院的一间平房里也是两头不方便，因为还有我的姥姥也需要照顾，后来父母亲又住回居义村，平时的日常看病，经常要去离我家不是很远，居住在城里顺义巷的老中医田春礼家号脉开方，以服中药方剂调理为主，在那个年代，村里的土路坑坑洼洼，也没下水，泥淋嚓糊，城里的小街小巷也没硬化，看一次病，那真叫艰难。一开始用自行车推着从居义村到顺义巷，感觉距离好远，路喱不好走，我推着走，母亲在后面扶着，一路歪歪扭扭，又怕把父亲跌下来；用轮椅车推的走在高低不平的路上，左摇右摆，遇上坑洼走不动，父亲在上面也受不住。那时条件不好，也没有个私家车。没办法只好找车，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年从家到顺义巷必走的路）

那时我在城关镇上班，看病的当天，早早上班等候去镇上办事村干部，让司机师傅帮忙跟我回去，师傅等在门口，回家扶上父亲出门一步一挪得挪出去坐上车，送到顺义巷田医生家的巷口，师傅放下就走了。那道巷真的长啊，足足有30多米，一步一挪挪去看病，看完病一步一挪挪到巷口，坐车送回家门口，再一步一挪挪回家。挪的走虽然慢点，但也是好事，顺便让父亲走走，既看了病又能锻炼身体一举两得。看完后送父亲回家，我再回去上班，有时候司机师傅办完事不在了，我只好另想办法，那时候出租车也少，走着出了顺义巷在大街上等出租车，有时碰上认识的人帮忙送回去。隔三差五重复同样的事情。

（在巷子最里边是田春礼老中医的住处）

高师傅是我用车用的最多的一个，有一次看完病已近12点，我叫上高师傅吃饭以表达谢意，高师傅问我: 你家兄弟姊妹有几个喱？就见你一个人照应的看病？我说：好几个喱，人家们都忙喱，我是最小的。高师傅说：兄弟姊妹们也没人打帮一下你，真是个孝子。我顿时流下眼流，一是想到父亲后半生在病痛中度日。二是我二十几岁就陪着父亲看病也好几年了。借着酒劲，真的第一次感到无耐又特别无助地哭了，那是内心真实地感到一种无助，而所摄放出来的一种真实的感受。

慢慢地内心真的感受到一种无肋和委屈，不管什么事都是我一个人，我曾经就问过父亲，父亲沉默不语……。

到了90年代以来，父亲挪也挪不动了，看病更成了难题，母亲找到在建设街开中医门诊的张元仲大夫，说了父亲的病情和面临实际问题，答应去家里号脉看病，回到诊所开方抓好药，多数是母亲取回家熬服，后来张大夫随时根据病情也打发人到家里输液，张大夫的做法和为人，家人很是感动，更感激张大夫对病人的关心和对家人的理解。就这样张大夫为父亲看病好几年，直到父亲去世。后来姥姥年岁大了有病找到张大夫，也是有叫必到上门看病。

（张元仲诊所）

记得1999年6月中句，傍晚得知母亲在顺义巷由南向北回居义村，被骑自行车的小孩撞倒在地受了伤，去了现场母亲在地上坐的，腿不能动，正好当时有认识的人开车路过，我到现在都没记住开车路过送母亲的人是谁？母亲被拉到人民医院急诊科，推着轮椅抽血化验，透视拍片，CT等各种检查，最后确诊髋骨处骨折，其它部位无任何损伤，医生说不需要住院，让用担架抬着回去静养。当时近半夜了，真的难住我了，找谁抬？后来想到了住在医院附近的姐夫，帮着我打车抬回家……。父亲脑梗，母亲骨折，大姐在家侍候了父母亲几天，一天半夜母亲给我打电话，得知姐夫因为没人给做饭，胃病犯了住院，我半夜起来赶到了医院……。后来照料父母亲的事自然又落到我头上了。

当年的冬天，还是2000年的冬天，我记不太清了，父亲的病情又有点反复，母亲想去汾阳医院，去汾阳我就得找车，又想到找我的同学，同学知道后立马把父亲送到了汾阳医院，我联系上田春礼老先生，在汾阳医院的女婿田林大夫，帮我找专家，根据医生的诊断，需要做检查，我搀扶着父亲楼上楼下检查实在太慢了，又帮着找下担架，由于门诊人多却找不下推车。只好抬？谁和我抬？抬担架又一次摆在我的面前。最后没办法，求我不认识送我们去汾阳医院的司机师傅和我抬，我俩抬的上气不接下气，田林大夫也帮着替换司机师傅，一个上午抬着楼上楼下总算查完了，中午吃饭时心跳的都慢不下，喘着气但有气无力，司机师满脸通红，田大夫也是满头是汗……。我以中午的一顿很普通的饭菜来感谢田林大夫和送我们的那位司机师傅。田林大夫说：看病一个人不行，尤其是偏瘫病人。我只能一笑了之……。

根据病情和检查结果要住院治疗，吃完饭，送我们的司机师傅也回孝义了。从饭馆带上饭回到病房，安顿父母亲吃了中午饭，才发现卷好的行李忘在家里没带。当时从家走的时候就作做好了住院的准备，忙的和母亲把父亲搀扶到车上就忘拿了，当时很自责，再看看病房住的满满的病人，晚上睡觉都成问题，想的回家拿行李再借一支折叠床，后来又是想到了同学，我打电话给汾阳的大学同学帮助解决了折叠床。我又很无助的一个人坐上公共汽车回了孝义，拿上行李，还有父亲用的气垫、尿垫，坐上跑线车，抱着行李满头是汗赶到医院的病房时天都黑了。看到同学放下的两袋水果和摆放在那里的折叠床，母亲都没看出我脸上流的是汗水还是眼泪。

记不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了，父亲又要做各种检查，正好唯一的儿子放寒假从忻州回来了，一早就跟我去了汾阳医院，还好住院部安排检查，提前安排了担架车，推着去门诊楼检查，查完出了门诊楼，下雪了，地上白芒芒雪花，这下难住啦，因为回住院部的两条路，一条路是下坡，另一条是台阶。台阶让人们踩的冰一样的光滑，下坡的路面更光滑，抬着下怕滑倒，推着走更危险。只能选择走台阶下，把担架从推车上取下来，先把推车推下去，两人再抬着担架往下走，我让十五.六岁的儿子咬牙坚持，再抬不动也不能松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坚难地抬着下。脸上不知是汗水，还是雪水，两者交融。几天后哥哥，二姐来医院陪侍了，我也能缓口气。

真的，有时候我特别感到自己很无助，我常常问我自己，但始终搞不明白，有时候无助的我也发老骚，甚至发了脾气赌气不管，但又放不下不能不管。

后来父亲的病加重了，卧床不起，排尿也出了问题靠导尿管导尿。好像记得是2000年的春节过后不久，全市召开市委工作会也叫市乡村三级干部大会的前一天下午，我作为全街道办事处参会的联系人，主要负责参会报到和分发大会资料、参会证等工作。母亲打电话说，导尿管脱落插不上，我赶紧办完手上我负责的工作。就去了医院找了好多大夫，忙的没时间去，后来没办法，看的天黑了，再次想到找同学，帮我电话联系了一个实习生，相跟上我打车回去时，天已经大黑啦，不管如何总算把导尿管插上了。久病成医，后来我再不用找医生插尿管了，母亲学会了……

上图是为了减少父亲长期卧床形成褥疮，我找人利用木床改造的升降床，让父亲能半躺着和坐起来活动活动身体，为的是减少父亲在病痛中的煎熬。当时为了改造升降床，我专门去了市人民医院看了病房的床，自己琢磨出想要的结构，去了建筑工地找到认识的工头说明来意，并连比带划让其用槽钢一个面做成锯齿状，另一个面打两个眼，可用于锣丝与旧床横樑固定。又找了10∮钢筋量好尺寸让钢筋工做成想要的祥子，做了两个圆槽，可以固定在床板上，把钢筋的两个头插在圆槽里，固定上绳子，一手抬住床板，一手拉绳子钢筋随着转动，卡在锯齿状上，就能调节角度。这些铁件备齐之后，我又找了木匠，把床板拆开，按我的构想，把备齐的铁件和木床改造组装成图片所展示的简易升降床，为的是减轻父亲长期趟着不动造成的伤害和痛苦。

父亲卧床不起，买的用上气垫，尿不湿，也经不住长时间躺着不能动。父亲脊背和胯部出现褥疮，左膝关节伸不直，脚后跟磨破溃烂，跟骨都露在外面，两腿骨瘦如柴，两只胳膊抽缩的伸不展…… 。母亲每天守在床前，我一边上班，一边跑的请医买药。这段时间无论是在上班的岗位，还是在下乡蹲点的村，只要接到母亲的电话一定是父亲有事。记得有一回刚刚从办事处骑车到了所蹲点的村里下乡，人还没到，母亲得电话已打到村里，立马转身从水库南面的村里往城北的家里赶，帮着母亲扶父亲翻身换尿垫。白天回家的次数也多了，因为父亲身上的褥疮溃烂流脓，需要消毒处理，几乎天天跑中医院，请医生、护士也不是常事，后来每天上午从医院拿一天的消毒包回家自行消毒，用完第二天跑的再去换…… 那段时间每天忙完工作就往家赶。有时晚上住下招应，早晨把晚上换下来的一堆尿布清洗完再去上班。尽管有保姆，每次回家也能减轻母亲的负担。说实在的，每当哥哥、姐姐在家的时候，尽管只有几天时间，总算能松口气，因为只有经历过才有切身的感受。

在父亲卧床期间，为了父亲的病跑前忙后，请求找过好多医生上门到家为父亲看病，先后有：市人民医院当大夫的同学周建生大夫，上学时的学长当科主任的张毅大夫，市中医院的郝宝莲大夫、还有一个王大夫，好像是叫王震，记不大清楚了，还有叫不来姓名的护士，还有市人民医生退休主任吴丕英大夫等等大夫、护士上门治疗和处理褥疮。那年春节假期的几天里，新义卫生服务中心的闫晋康大夫几次到家治疗……。那几天，白天忙的找医生，买药、拉氧气瓶……，遗憾的是，就在父亲走的那一刻，我却不在父亲身边…… 从1985年离休回家的父亲，十几年来在疾病缠身中于2002年正月初八走完了最后的人生。

在我写这篇文章，回忆父亲在十几年的病痛中所承受的痛苦，此时此刻，觉得陪父亲看病是作为一个儿子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应尽的孝道，因为父母养育了我们的小，我们就必须的赡养父母的老。不是有一句话叫：“子欲养而亲不待”吗？我才真正懂得了当年父亲沉默，是因为父亲最懂得自己的儿子，也最相信自己的儿子，不论内心有多么的委屈，多么的无助，始终不会改变自己的初心，不会丟下我们不管。也真正懂得了父亲当年为什么在我大学毕业后，有去太原大专院校的机会不让我去，却把我留在他们的身边。那时我还抱怨父亲为什么？父亲曾经为了革命事业舍下奶奶举家从老家交城来到孝义，奶奶去世时，唯一的儿子还不在身边……，以前经常听说和看到“忠孝不能两全”的字句，现在我在父亲的身上体会到了。但作为父亲想把儿子留在自己的身边工作，在既不影响工作的提前下，又能顾及年迈的父母亲，忠孝两全，更符合中国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