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方志》经验交流学术研讨会

陈固

2021年4月16日至18曰，应《中国女方志》创始人李小江教授的邀请，到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参加由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主办的《女方志：乡土家国的女性史记--中国女方志经验交流学术研讨会》。我没有参与女方志研究工作，但李小江教授考虑我收集有关妇女专题的一些藏品，对于女方志研究能通过实物进行一些辅助作用；加上陕西师范大学又创办了中国首家教育博物馆，想让我收集的有关中国女子教育的藏品可以与该馆开展一些合作。也可对《中国女方志》更深的了解，结识一批专心女方志研究的耕耘者。

李小江，女，江西九江人。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妇女文化博物馆荣誉馆长，是当代中国妇女研究的先行者和主要奠基人。曾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1991)、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1991)、美国东北大学历史系(1992)、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1995)、日本御茶水大学性别研究所(2004)访问学者和特聘教授。主编“妇女研究丛书”、“性别与中国”、“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等。主要著作有：《夏娃的探索》(1987)、《女性审美意识》(1989)、《性沟》(1989)、《走向女人》(1994)、《关于女人的答问》(1997)、《解读女人》(1999)、《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2005）、《女性乌托邦》（2016）等。

《中国女方志》起源

2019年4月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的“性别制度与方志研究”专家研讨会上，“女方志”的命名和立项得到与会学者一致认可。9月“女方志馆”在女性研究中心正式挂牌，为该项目的持续拓展建立了稳定的学术基地。2020年3月疫情期间，“女方志人园地”群自行设立，成为志同道合者分享信息的工作平台。在方志收集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2021年“女方志”进入成果孵化和项目推广阶段。

2021年4月16-18日在陕西师大召开的“女方志：乡土家园的女性史记”学术研讨会，即是前期经验交流，也是《中国女方志》项目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会议邀请了史学界和女界的专家学者，当代出色的乡土文学女作家，在强什学术理论的同时，召集各地女性地方志调研的志愿者，交流经验，共同提高。

陕西师范大学坐落于古都西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国家“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重点建设大学，是国家首批“双一流”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入选“2011计划”、“111计划”、“国培计划”、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国家师范生公费教育试点院校，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首批试点高校，全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单位，中俄教育类高校联盟、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长安联盟成员，是国家培养高等院校、中等学校师资和教育管理干部以及其他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基地。

学校创建于1944年，前身是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和国立西北大学文学院的教育学系，1954年定名为西安师范学院。1960年，与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成立陕西师范大学。1978年，划归教育部直属，成为中央部属高校，已发展成为一所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力的综合性一流师范大学。

学校长安、雁塔两个校区占地2800亩，设有21个学院及研究生院，开办68个本科专业；拥有18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8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4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国家重点学科4个，ESI全球前1%学科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11个；专任教师1700余人，双聘院士7人；全日制本科生17500余人，硕博研究生18200余人，外国留学生1100余人 。

2020年9月，被认定为陕西省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活动主办人杨洁，女，1965出生，回族，河南郾城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等学科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4月16日下午3点至5点，葛水平

我所理解的乡土中国--以晋东南民间女性为例。

教育博物馆附楼S301报告厅

葛水平，山西沁水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山西省作协副主席、长治市文联主席。创作有诗集《美人鱼与海》、《女儿如水》，散文集《心灵的行走》，小说集《喊山》、《守望》、《官煤》、《陷入大漠的月亮》等。部分作品被翻译到法、英、蒙古等国家。作品曾获小说选刊奖、人民文学奖、上海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奖、赵树理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文学奖项。

4月16日晚上7点至9点，姜进

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与西方现代史学流变

教育博物馆附楼S301室

姜进，1954年生于上海。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海外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性别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并荣获上海市“浦江学者”等称号。为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夏东元先生的学生。

1978—1984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取得学士、硕士学位

1986年，执教于深圳大学

1988年，赴美留学，1998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1998年，获聘于美国凡萨学院，数年后被评为教授，后当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会成员

2004年归国，任教于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为推动中国妇女史的发展，积极参加、组织各种学术活动，与欧美中国妇女史、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研究机构和学者维持着广泛的学术交往。并笔耕不辍、著书立说，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用英文和中文发表多篇重要论文，2009年英文专著问世。

4月17日

8点30分至9点，领导致辞、合影。

9点至12点，交流会

李小江主持，介绍项目进展及参会人

2点30分至5点30分，交流会

地点：文学院四楼409会议室

姜进，华东师范大学。《北美中国学女性主义史学述评》

刘旭金，广西省妇干校。《1990年妇女囗述史和妇女博物馆实践》

葛水平，山西省作家协会。《现代女性的乡土写作》

郭剑卿，《葛水平的乡土文学点评》。

1964年8月出生，山西大同人，教授，中共党员。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山西省普通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山西省重点扶持学科文艺学方向带头人，山西省普通高校教师资格认定专家评委。现任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学报副主编。系中国新文学学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赵树理研究会、中国小说学会会员。撰写学术论文二十多篇，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教材两种，参编教学参考书三种，出版专著一部。曾获大同大学科技进步奖，论文《蒋韵近作中的女性意识及其文化意义》获中国新文学学会优秀论文奖。

徐鹏，浙江省社科院方志办。

《性别与地方历史的书写》

汪凤娟，江西省方志馆。《地方志资料使用》

陈小江，陕西省妇女联合会。《陕西省妇联活动介绍》

刘宁，《世纪年轮》。

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教授。

主要从事社会学、妇女理论方面的研究，已发表论文论著200余万字，主持并完成一项国家课题；多项省级科研课题。《成就与局限：妇女理论研究在中国妇女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关于理想信念问题的三点思考》；《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的展示与启迪》等。发表的论文中，有多篇获国家级和省级科研奖励，2007年3月，获山西省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王馨，陕西榆林市政协学习文史委。

《清涧王氏家族》

1966年秋出生于陕西清涧县，1988年毕业于榆林师专中文系，先后在教育、宣传、统战系统工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陆续在报刊发表散文、小说和新闻作品。

刘伯红，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中国女军人》

杨霞，《介绍妇女研究专栏和畅引婷》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性别文化传播。

陈固，江西省妇联，《妇联情结、收藏之路》

安姗姗，江南大学。《日本生育》

1987年10月，女，博士，讲师。主讲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研究医学社会学、公益社会学。学术论文《走出家门走入社会：分娩集约化》等。

王书吟，西安交大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奶妈历史》

4月17日晚上7点至9点，刘伯红

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框架

教育博物馆附楼S301报告厅

刘伯红，女，1951年生，汉族，现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妇女研究论丛》执行主编。国家人口与计生委第六届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中国妇女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妇女健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日本城西大学客座教授。



4月18日上午8点30分-9点，参观女性\性别研究资料馆、女方志馆(白若楠老师领队)

9点至10点，参观妇女文化博物馆(于雯馆长领队)

参会的五位妇联干部合影(右起)刘旭金、高小贤、刘伯红、陈小江、陈固

三个江西老俵留影(陈小江、陈固、汪凤娟)

10点至13点，交流会。文学院四楼409会议室

杜梅 《老照片里鄂温克族女性故事》

(1963)笔名杜拉尔·梅。鄂温克族。内蒙古呼伦贝尔人。1984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艺术研究班。历任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旗广播站记者，内蒙古民间艺术家协会《塞风》杂志社，内蒙古电视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全国政协第十届委员，自治区青联第十届常委。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200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银白的山带》，散文集《在北方丢失的童话》，长篇报告文学《草原之子——廷·-》（合著），民间故事集《鄂温克民间故事》。短篇小说《木垛上的童话》获全国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特别奖，散文集《在北方丢失的童话》获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长篇报告文学《草原之子——廷·-》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短篇小说《风》及中篇小说《那尼罕的后裔》获自治区索龙嘎文学奖、敖德斯尔文学奖。

苏莉 《生于莫力达瓦》

(1968)达斡尔族。内蒙古莫力达瓦人。199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7年参加工作，历任莫旗粮油加工厂工人，粮食局工会干事、文秘档案员等职。1998年调至通辽市文艺创编室从事专业创作。曾任第九届全国青联委员，内蒙古自治区第九届青联常委，通辽市第一届青联常委。现为通辽市第二届政协委员。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集《旧屋》，作品主要散见于《美文》、《青春》、《山西文学》、《天涯》、《天津文学》、《东海》等刊物，有多篇作品入选《1991散文年鉴》、《生命的眼光》等散文选本。散文集《旧屋》获2002年全国第七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同年获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索龙嘎文学特别荣誉奖，2003年获通辽市第六届科尔沁文艺特别大奖。

黄筱娜，广西自治区妇干校。《介绍壮族民族绣品》

宝贵敏，蒙古族，民族出版社。《关于蒙古族女性口述史的简述》

宋仕华，内蒙古根河市文化馆。《敖鲁古雅鄂温克皮毛工艺》

宋仕华以精湛的兽皮（驯鹿皮）拼缝、毛剪技艺，经中国乡土艺术协会手工艺大师评委会执委一致通过，获得“国家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行佳丽《民间工艺开发》

山西临汾人,1983年11月生。2005年天津美术学院本科毕业，2009年首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0年在山西师大美术学院工作至今。发表的主要论文有《手绘面膜——一种女性视角下的插画实验》、《“晋绣”三品》等；项目及课题有《山西高校艺术设计与晋南刺绣产业结合研究》。并从事插画故事、儿童插图创作，作品连载于《母婴世界》、《恩比育儿》等育儿杂志，《中华手工》杂志曾刊登有个人专访。

张世民，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关于女方志的几点思考》

用陕西师范大学纪念封，盖了4月17曰邮戳，与会全体代表签名留念。

会后感言

(按上发顺序，“80后”优先)：

刘旭金：小江老师`谢谢你邀请我（用你的见面语叫我宝贝）参加女方志研讨交流会，我们三十年在郑卅参加中国妇女社会参与与发展研讨会，认识了你，你三次来广西引领启悟了我们三代人，看你的书，论文，研究成果，我们在成长，一路相辅相助，都一直在路上，看了妇博館，口述史，妇女/性别研究资料館，十分激动，千言万语，一路走来，酸甜苦辣並快乐着到家了，回家的感觉真好！我已向陕西师大妇研中心杨洁教授首先汇报了我回到家了的感受，现在再次谢谢你和你的团队贴着地皮的工作精神永远在妇研发展道路上取得丰硕的成果！作为会议上唯一的八零后，我会尽我所能，把个人的口述史及七十年代我带领农田水利工程的1500名女民兵（娘子军团）的资料和视频送妇博館及资料库！谢谢葛、姜、刘三位老师讲课，还有张世民，陈固两位男士，谢谢各位致力于女方志工作的晚辈们，祝你们快乐！加速前进，愿我们后会有期！我还在这里，谢谢伴我参会，一路照顾我的广西妇干校三位晚辈筱娜、红梅、云翠，谢谢会务组各位同学们！

陈固：感谢李小江老师策划并邀请我参加了一次很有意义的活动。三天的会议安排滿滿，参会者收获滿满，女方志发展迈入新阶段、新发展！感谢杨洁老师及为大家服务的老师和同学们，你们辛苦了！

黄筱娜：感谢李老师对我们广西的厚爱！感谢伯红老师姜进老师以及各位老师的精彩讲座！感谢刘洁老师和陕师大老师们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热情服务！欢迎各位到广西来，我们用壮族人民的热情欢迎大家！

刘宁：向各位老师致敬！向会务小伙伴致谢！

苏莉：我和杜梅姐宝贵敏已经出发去机场了，感谢各位老师的倾情安排，辛苦付出，此行收获满满，非常感谢！

安姗姗：感谢李老师的召集，致谢张碧瑶老师的默默付出！受益于各位老师的精彩讲座，其中内容和经典语录将鞭策我这个年轻人砥砺前行！百花迎春归，陕师集翘楚，针缕入铁衣，最忆是长安！

赵海霞：不虚此行，收获良多，感谢各位老师的倾心传授，也感谢师大老师们的付出。愿一路同行，鲜花满径。

maggie：非常感谢所有的老师让我能有这么宝贵的学习机会！[Rose]一开始我作为小辈只是抱着求知的渴望和学习的态度来，没有想到这短短三天能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和情感寄托，谢谢所有的老师！

杨洁：这次会议不仅有精神的交流，更有情感的共鸣，收获满满，意味深长！愿各位老师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事业蒸蒸日上！

关于《中国女方志》的几点思考

(2021年4月18日)

陕西 张世民(仲山甫)

1.这次会议的主题，被界定为“女方志:乡土家园的女性 史记”，选题新颖，视角独到，饶具创新思维。

1.1三年前，“中国女方志”的学术理念被正式提出。今 天，在悉心开展方志析出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一些有志于此 的女史学人围绕这一命题展开讨论，非常难得。两天多以来， 我聆听了两位专家关于新社会史学、联合国促进性别平等公约 精神的专题报告，聆听了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20位女史学人 关于《中国女方志》问题的发言，感触良深，获益殊多。

1.2我先说明一下我的学术阅历，我的“来源”。我从事地 方志研究与编审工作有38年之久。我曾经在陕西省三原县、咸 阳市工作，到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也有十多年了，先后参与了 大量地方志书的编写审稿，同时也在史学理论和方志理论方面 有所探讨。涉及历史学、民俗学、方志学研究领域，均属于我 的思想领地，四十年来撰写了大量文史哲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相 关著述。1983年中叶，我还在上西北大学历史系求学时就发表 的一篇有关康海与《武功县志》的思想性文章，被著名史学史 家、方志学家仓修良先生在《方志学通论》一书中所引证，这 篇文章也是他当时唯一举例的一篇学术论文。2008年初，我在阅读《仓修良探方志》的基础上，撰写了《史志同源及其他》 一文并在《中国地方志》第5期发表，引起了仓先生学术回 应。当年12月，仓先生的一名弟子撰文予以商榷，尚不足以改 变我对这一命题的基本认识。2019年，我在浙江带队培训地方 志业务期间专程采访了他，并在《陕西地方志》《浙江史志》 等刊物发表了采访记录。

1.3再说明一下我的观感，我的印象。因我的知识结构尝以 当代史志理论垫底(相关著作有《历史应用学浅论》《方志学 散论》)，所以聆听新史学理论讲座的感受较深。我感觉西方 新史学的趋势是越来越主观化、主体化，所以在事实上，要在 女方志中译介这一学术思潮恐怕并不容易(因为中国传统地方 史志大都秉承了“实录”的精神，当然这个实录是在特定的意 识形态前提下确立的);而联合国有关性别平等公约的精神， 尽管按照李小江老师的观点，由于其援用传统性别思维应对早 已变化的现实社会因而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但是确实可以帮助 我们重估中国社会的女性观和人权观。对照分析来看，我们还 是走在社会进步和性别社会化的路途中，而且这个进步是多领 域、广视阈的。就性别观念而言，不能说没有普适性的人伦标 准，不能说没有走向人性化的发展趋势(过去我国缠足放足的 女性/性别运动就说明了这一点，缠足的早期来源是宫廷审美， 图到民间就演变成了一种极端的恶作剧，这也是一切人类文明 现象影响走向极端化的一个示例)，但在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存在着不容回避的女性/性别问题，出现了社会发展的某些困 境、困惑和困难，确实存在着来自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 文化等方面的制约，即使是汉民族的民族角色在淡化，但某些 领域性别桎梏仍然存在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在深化，但 某些领域行政制约依旧坚牢。这些都是需要在斗争中探寻的发 展目标和发展路径。在这里，一定时期的社会政治观念必将反 馈于日常社会生活，反馈于史志学术语境，就当下而言，我们 在解析文本、研判文本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亟待深入梳理、密 切关注和及时跟进的现实问题。有鉴于此，就下列几个问题谈 点观感，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2.第一个问题，关于女史和女方志之间的关系问题。

2.1这次经验交流会上，有女史学者已经正确地指出，地方 志作为一种著述性文献，固然有作为史料基础的特征，但远远 不限于此。尤其是随着当代地方志学科领域的不断拓展，传统 地方志完全以地理和历史定义其内涵的学术争鸣，已经在整体 上失去了开展学术争鸣的时代价值。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地方 志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走上争取一级学科的道路， 而用历史思维完全圈定地方志思维，已不符合当代地方志的学 术内涵了。事实上，当代地方志除了历史思维、逻辑思维之 外，其政治思维更加突出，更属于第一位的诉求。在实现当下 功利话语向道德话语转换方面，当代地方志有明确的立场选 择，而不肯切实强调这一点。这也是其与旧方志区别的关键所在。关于这一重要的学术命题，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副总编 辑李红岩有过学术倡导，拙作《也谈历史学和方志学的几个问 题》，即将在近期《中国地方志》上刊登，对于这一命题有了 新的思考和探讨。

2.2与此相应，当代中国女史与中国女方志之间的关系，也 将发生相应的逻辑性变化，其总的趋势是女方志的学理空间大 于女史的学理空间，而且其当代性、民族性和社会性更加突 出，其社会意识形态立场也不可避免。有关这个问题的辨析仍 然在进行中，对此我暂不作详细讨论。

2.3需要指出的是，新史学观念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启迪，但 要警惕其个体化、主观化的倾向;由于西方史学传统与中国史 学传统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传统史学的学术探究更讲求实录 精神(当然是指特定意识形态前提下的文献实录。后人常说 《史记》属于“实录”，但司马迁当时并未放弃其意识形态立 场，后人的政治视阈更趋狭隘，所以有所指摘或有所向往，均 这不足以说明司马迁的实录便是其违逆当时的意识形态立 场)，地方志更是承载这些历史思维的一种重要载体，这在西 方国家尚不构成学术传统，所以将来《中国女方志》编写工作 的实际走向，必将是与现实社会相兼容、相互动的一种结果。 女性/性别观念作为一种带有较强思想性的参照体系，其基本的 约法精神无疑应该推而广之，但因为迄今为止，所有人类的历 史都还是民族的、国家的历史，也都尚未摆脱不同民族、国家的基本立场，所以中国女方志对于这一重要观念的学术参照， 恐怕同样无法完全采取拿来主义，而需要在适应基本国情的条 件下，取得一种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积极投身其社会角 色的现实结果。我们的编纂思想，仍然会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的 实际影响。

3.第二个问题，关于女方志资料析出和田野调查的关系问 题。

3.1昨天，两位年轻的女方志人(浙江徐鹏、江西汪凤娟) 分别介绍了地方志的基本知识，同时展示了不同地方志著述中 蕴含的性别资讯，这是她们努力合作和不懈探索的一个领域。 作为女性/性别研究的重要资料库之一，目前地方志文献的供给 角色仍然属于资料角色，尚未反馈于著述体裁的演变，而且， 将来《中国女方志》究竟是怎样的文献著述，仍然在各位女 史、女方志人的积极探索之中。站在地缘的、家族的角度来开 展著述，站在民族的、民俗的角度开展著述，必将有不同的发 展趋向和迥然各异的现实效果，前者强调以女性/性别为核心的 各类地志、家谱，后者将带有更丰富、更深入的民族志、风俗 志特征，这些恐怕都是无可置疑的。需要指出的是，从上述不 同角度来搜集资料，然后用当代的女性/性别视角加以分析研 究，必将有助于对我国社会发展现状的深入研究，有助于进一 步揭橥我国传统的女性/性别观念和社会发展观念。有关基本知 识我不再重复，而就资料析出和田野调查的关系，我想谈一点看法。

3.2《中国女方志》的资料析出，确实存在旧、新方志的具 体差异。旧方志中蕴含着丰富的女性/性别文献，看起来支离破 碎，不成规模，且就原始著述而言，大都熔铸在了一定的、固 化了的传统道德话语体系之中，不管原始资料是搜罗还是解 析，地方志著述怎样采撷或者取舍，也都将带有固有的著作者 时代以及语道德痕迹，倘若只是原辙析出这些文献，只是转移 其编排方式，而不进行必要的学术阐释，那就只有转移之功而 缺乏思想灌注，其实际价值必将是相当受限的;当然，让这些 析出的文献资料保持原生态，完全供给给女性/性别问题研究专 家进行研究，这也是十分必要的基础建设路径。

3.3新方志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的两轮省市县三级地方志著 述文献。新中国成立初期，也不系统地开展了这项编纂工作， 但在1960年末被完全取缔，70年末重新开局，所以这也是改革 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二轮三级方志中，省级地方志带有强 烈的导向性和政策性，而市、县方志尤其是县级方志，确实更 富有地域性和原生态，足见两者析出的学术价值并不完全对 等。作为会通志的首轮地方志书，尚能兼容当时人们的现实认 知和历史认知，但却颠覆了旧方志对女性/性别问题的基本认 识;二轮地方志书大部分是断代性(少量属于会通性的)，更 能凸显当代社会认知和历史演变，更集中体现了当代人对女性/ 性别问题的基本认知。这些当代地方志书中蕴含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性别观念，既有进步的一面，又有一定的认知局限，倘能 抓住若干专题加以归类整理和学术重估，其现实价值很可能更 高一些。当然，千万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查一查方志文献就一了 百了，我们还应该了解不同时期的修志政策和资料禁忌，了解 当时意识形态关注的热点和特点，这样析出的地方志资料才有 原真性，这样形成的学术成果才具有真实性。涉及经济、政 治、社会和文化部类的地方志书，涉及历史人物、政治事件和 社会文献性的女性/性别资料，均应以特定区域或行业为基准加 以系统梳理，然后蔚成科学的研究成果，这样女方志著述的学 术性和科学性才能有所保障。

3.4另外，属于村镇厂矿的基层方志，属于家族村落的谱牒 史志，属于民间记忆的口述文献，以及散布于社会角落的其他 文献，都可以有所关注，也都有必要作为一种田野文献、草根 记忆加以整理。这与地方志有关但属于地方志的延伸空间，完 全可以进行著述化整理并纳入出版路径的。当然，钩沉这些来 自全国农村的女方志文献，或者采撷来自农村的田野调查或口 述回忆，这些都是女性走出锅台、走向社会的必由之路。为 此，我们务必慎防著作人的主观代入，慎防那些将一己同情观 念和伦理观念强行附加于农村社会，因为这种不同情境下的附 加做法和代入做法，都不仅起不到性别启蒙作用，无法取得实 录性成果，反而还会增加新的遮蔽和新的误区(在这里，所谓 “慎防”仅仅是令人引起警惕的生肖概念，事实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实录调查也都难免访问者的立场灌注和话语 选择，所以慎防也不是完全防止得了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说 要避免那种访问者居高临下、有所予夺的话语立场)。

4.第三个问题，如何认识历史上的女性/性别观念演变问 题?

4.1要从地方志文献中析出性别文献，当代的性别观念必将 投射于、反馈于整个资料搜集的过程之中。不管是当代方志著 述还是历代地方志著述都将如此。就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而 言，我们千万不要带上眼罩去看问题，而要坦然对待。就学术 思潮而言，明代是义理派学风主导的时期，清代是考据派学风 主导的时期，前者强调主观性多一些，后者强调客观性多一 点。在涉及女性问题上，明代女性还比较开放，历史书中的女 性觉醒意识略有出现，文人关注民间歌谣，也由此透漏出男女 性别对等的消息，而清代出现过历史性的反复，更强调女性的 缠足意识和节烈观念，用旌表制度将妇女的社会角色完全固 化。尽管在我看来，传统封建社会的温馨性和残酷性并存，而 且大家族的温馨性也值得记忆，值得称道，但毕竟地，为了团 聚庞大的家族而牺牲个体自由，这绝不是性别平等观念持有者 乐意追求的现实目标。陕西武功人康海是明代弘治状元，因刘 瑾案罢官，居家著述，他十分重视家族中的女性资料，甚至在 《武功县志》《康氏族谱》中给予女性足够的重视，将女性纳 入《康氏族谱》加以记述。同时期的陕西高陵人吕楠，在《高陵县志》中也十分重视女性地位。吕柚曾说:“男子不如妇人 者多矣。昔有贤后，人且以女中尧舜目之也。”(吕楠《高陵 县志序》)卓然将是否学道作为是否人物的标志，谓女性贤良 亦可称为女中尧舜。这在理学思潮披靡全社会的时代环境下， 无疑具有破天荒的社会启蒙意义。

4.2谈及历史时期的性别意识，需要注意所谓列女和烈女的 语词差异。《列女传》是两汉之际经学家、史学家刘向的著述 名称，他之所以撰写列女，肯定是对女性的一种重视，而且是 对杰出女性的一种揄扬。列即列位，能够入列便是一种取舍; 而后世的烈女专指节烈女性。节是向死而生，是坚守节操，丈 夫过世后，赡养老人，抚养孩子，扶助叔姑，也有的是在遭受 屈辱时毫不妥协，烈则是用生命的殒灭来表达一种极端的道德 情操，这两者都是同一种道德话语体系的产物，也是将女性纳 入走向偏执、走向负面的旌表制度的结果。宫廷中的节操牺 牲，与民间的节操坚守，在这种道德话语体系面前是完全一致 的。

4.2.1举例而言。在中国女性/性别制度史上，东汉时期著 名女史、扶风人班昭(曹大姑)便是女性/性别问题的一个思想 先驱，即使是在现代的性别观念下，其所著《女戒》所彰显的 女性操守仍然有分析研究的必要。尽管她的著述面向宫廷，但 是对于后来社会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研究历史上的女性的性别 观，寻找历史文献特别是地方志中杰出女性的性别思维，也是女方志编纂中值得注意的一个话题。

4.2.2再举一个事例。在位于陕西乾县的唐高宗和武则天合 葬墓一一乾陵的陪葬墓中，有一位名叫刘瀋的高官的夫人(碑 文中没有写下她的名字)，她尽管与武则天很熟悉，但在丈夫 死后，教育两个孩子成长却不允许他们在武则天朝参政，武则 天刚一过世，她马上带领两个孩子入宫。她死后不肯用遮羞 布，认为自己无愧于祖先。这个女性的政治观念和节操观念， 也就显得相当突出。百度释文中，强调遮羞布“指系在腰间遮 盖下身的布。比喻用以掩饰羞耻的事物”，这个诠释纯粹是望 文生义。遮羞布起源于唐代，有刘璿夫人此碑为原始凭证。遮 羞布都是白布，不应该带颜色，素面朝天是最高的境界。唐朝 人的遮羞布主要是怕愧对祖先，让先人蒙羞，所以死时盖上遮 羞布，这个遮羞布具有道德意义，但不具有性别差异。不管男 性女性，陕西关中都有死后遮面的风俗传统。汉唐人的道德观 念弱一些，性别差异较小，“脏唐臭汉”，只能说明史学家的 一种自我设限;汉唐人的性别观、道德观都是健康的，不像现 代人走上了两个极端:战争让女性从锅台上解放出来，但未必 都赢得了尊重;半边天让女性尊重，但又走上了泯灭性别事实 差异的另一个极端。从唐代这位刘夫人以是否愧对祖先为标准 的羞耻观到当代人以是否泯灭性别差异为基准的羞耻观，这不 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是一种道德的堕落。

4.3新方志对女性的自觉记录，除了古代的杰出人物记载外，一切节烈人物均被屏蔽，最关键的是从反缠足思潮中打捞 出女性觉醒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女性启蒙(一些女性 启蒙观念逐步映射到的地方志著述之中。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 的地方志中，也都出现了性别观念的觉醒文献)到延安时期的 女性救亡(需要指出的是，延安时期地方志资料使用情况容或 有之，但地方志著述却完全空挡，这也与当时的战争环境密切 相关。延安时期女性的婚姻角色被迫服从服务于战争环境，在 实际上也是非常尴尬的)，促使女性社会地位有所提升，在社 会背景下，性别观念有了迅速变化。在战争疗伤和恢复经济的 使命完成后，人们的性别平等观念大为演进，甚至一度臻于绝 对化、极端化的境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性扭曲更不待 言，这个历史教训也需要记取。改革开放以来，女性性别自觉 进入了新的境界，但这一时期，女性家庭角色向社会角色发生 了新的重大转移，性别差异在新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 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也未必 都是上升态势，因而也就有了重新阐释的必要性。陕西省第二 轮三级地方志书编纂过程中，曾经将这一重要命题作为题中应 有之义加以强调，尽管各地的实现程度有所不同，但这个记述 视角还是得到了必要的理论关怀。譬如陕西省推动农村妇女参 与基层治理的社会实践中，曾经将合阳县女村官作为研究对 象，要求基层组织中的女性在中国情境下坚持参政议政，在地 方志著述中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映。

5.第四个问题，涉及性别叙事的文字载体问题。

5.1历史上，有多少思想之光投入到著述文献空间，我们就 可以钩沉出多少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光谱信息。从文学文献而 言，散文叙事是多样的，韵文叙事也不可低估。为此我首先要 导入民间歌谣中的女性、性别文献。自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 在投身地方志事业的同时，就开始重点搜集陕西省民间歌谣文 献(我之关注民间歌谣资料搜集这一问题，是因为我的母亲虽 然是乡下文盲，但她口耳相传，年轻时口述了大量的民间歌 谣，作为言传家教的一部分对我影响深远)，这是当时国家十 大文化集成的文学部分，也是令人震撼的民间韵文资源。当初 搜集民间歌谣时，有意摒弃了价值观资讯爆棚的民间《劝善歌 谣》，这其实是一个时代认识的局限性。

5.2《劝善歌谣》，堪称是体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 者之外独具穿透力的一种“善育”。劝善歌谣中的性别问题， 通常多与道德伦常有关，但也包括祀神娱神的内容。尽管它是 儒释道三教世俗化的一个标志，早在唐宋时期就以变文的形式 见诸于敦煌残卷，但更像是文盲、半文盲社会的道德启蒙读 物。民国时期，随着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劝善歌谣的民间化 也臻于一个更高的层次。著名民主人士李敷仁《老百姓报》以 劝善调撰写社论，喜闻乐见，酣畅易读，在文盲遍地、口耳相 传的环境下尤其值得注意。我们如何从这个类别的歌谣中阅读 女性/性别观念?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5.3儿童歌谣中的性别问题，与儿童教育的基本观念密切相 关。我选编了《陕西儿歌三百首》，正在进行内容解读并探索 出版路径。由地域分布可以看出，陕南、陕北以民歌为主，关 中以民谣为主，足见在儿歌分布方面，关中更丰富一些。儿童 教育与文化教育环境关联还是比较密切的。在传统儿歌基本类 别上，数量最大的是动植物歌谣，日常生活歌谣也还不少。年 龄分层上，演唱角色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尽管儿歌性别意识 不很突出，但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5.4以性别为典范的言情歌谣，是与中国女方志关联度最高 的一部分内容。历来男女情歌都占据了民歌的绝对多数，更是 一个地方风土人情的集中表现。以陕西为例，陕北、陕南和关 中各地截然不同。情歌在文盲半文盲的环境中更加具有传播 性，在城市社会里就失去了传播力。审美距离正是这些情歌产 生的根源。如何认识情歌的性别问题，这正是我所关注的一个 话题。

6.以上是我的几点思考。欢迎各位女史批评指正。参加女 方志的学术研讨和经验交流会，是因为这个会议与地方志有 关，我之所以有勇气坚持跟进，也是希望寻找地方志记述领域 的别样洞天。在女方志群中，偶尔发表了一些随手撰写的“歪 诗”，确实存在掌故多一些，佶屈聱牙，不够通畅，让读者不 容易明白的想象。人常说:十陕九不通，我也是不通的一员。 感谢李小江老师的直言不讳，我欢迎这种坦率而一针见血的批评。试想一想，唐代诗人白居易宁肯向平民学习，向老媪问 对，而我有一位当代女史领袖提出批评，这绝对是一件好事。 欢迎各位女史批评指正!

会议期间与原工作时期校外教育、妇联、女企业家协会在西安的老朋友见面。

游览大唐夜市

参观培华学院及校史馆

感谢妇联班理老师的安排，感谢女子学院王鹏院长，丁艺雅老师的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