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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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转眼间上山下乡运动已过去50多年了，但知青的经历并不能从我心中抹去。

那是一段难忘的岁月。50年前，我们是天真幼稚的青春，也是激情昂扬的青春，我们抱着对未来的无知，告别了父母，从此把异乡当家乡。

今天我们回忆往事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在那场现在评说存在着是非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不在意是否青春无悔，只希望社会能正视我们的经历，能尊重这段经历。

50年前我们这群刚完成初、高中学业十六七岁的孩子懵懂地走进了农田，等待我们的是艰辛的劳作和汗与泪的考验，我们在峥嵘的岁月里经历着命运拷打。

50年后我们默默地从不说人生有多少艰苦，面对现实我们不怨别人，不怨国家，因为我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造就的一代50后。

知青上山下乡宣传画

　 我的上山下乡通知书

1973年年底我高中毕业后憧憬着对未来美好的期盼，等待着分配工作，同时也对未来充满着未知。

1974年2月底的一天，县财贸系统礼堂举行应、往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会上有关领导讲这项运动是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重要指示，讲了不插队以后的招工、就业就没有希望，随后宣布了每个公社、大队插队人员名单。

当时，听到我分配在润城公社大安头大队时就懵了，在那里只有我高中一位女同学，男生们都分配在北留公社石苑大队，女生大多分配在河北公社下交大队。

大安头大队海拔较高，大队在较高海拔地方种出了棉花当年在县里也是小有名气，大安头大队到润城公社不通汽车，听说距润城公社还有20多里，交通不方便，除了一位女同学谁也不认识，我死活就是不想去。

　我和石苑插队的高中同学

第二天我去找同学万河斌父亲，要求换一个插队知青点，河斌父亲当年是县里负责分管农业和水利的副县长，他知道我找他的目的后让我先把我父亲工作做通。

我只好再回去和父亲的商量。最后父亲说；“北留石苑大队都是我初中和高中同学，去了后怕影响我，只要不去石苑，其它地方由我自己选”。

第二天我骑上自行车到离县城较近的河北公社下交大队。一进村就感到这个村子很大，找老乡打听到知青的住处，走过狭长的一条胡同，看见同班同学马小梅。

在学校期间，我很少和女同学说话，学校毕业几个月未见过面，见面后马小梅很热情，聊了几句她要去村办学校教课（她当年在大队办小学当代课老师）便把我领到知青厨房由陈雪梅同学招待我。

中午在生产队劳动的女同学一个个地都回来了，见了面大家有说不完的话，了解了她们的生活和劳动情况后我下决心到下交大队插队。

下交大队插队的7名女生都是我高中同学，7名男生是我不认识的各学校毕业的初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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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交村汤庙

下交村位于山西省阳城县城南13公里河北镇境内。下交村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料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村民在金代由河南省逃荒落脚到此定居。村子面积2.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1890亩，今天全村共有600多户，1600多口人，其中劳动力800余人，党员50人。两委班子共10人，设村民小组10个。

村民99%以上都姓原，男孩的名字当年很多都带有“柱”字，如铁柱、锁柱、抓住、揪住、逮柱、拴柱、捆柱等，也可能是当年的生活条件、医疗条件差，孩子们成活率低，村民为了好养活能够留住孩子的原因吧。

村里有个民谣：“河北下交水西流，水涩煤臭人难斗”。我在那里插队的两年半里感觉村民并非民谣所讲的那样，其实都很好处的。

下交村口一座汤帝庙（当年是阳城县第三中学校）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碑刻记载；建于宋，宋代哲学家宋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金、元、明、清历代均有修茸。汤帝庙 建筑面积1419平米，占地2131平方米，是我国现存汤帝庙中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汤帝庙，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下交村部分知青合影

下乡的第一天，大队给我们安排了一场生动的阶级教育课。

下交大队第一生产队有一位叫苟忠明的女红军老战士。

她的原籍是四川省某县（记不清楚了）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她6岁时就被母亲卖给了一户人家当童养媳。

在婆婆家她整天起早贪黑干着农活，晚上回到家里还要照看着比她还要小两岁的“小丈夫”，稍有不慎就会被婆婆拳打脚踢。每天残羹剩饭还吃不饱，几次偷着跑回娘家都被婆婆把她从娘家抓了回来。

1930年红四方面军在她家乡“打土豪，分田地”。招募征兵，她为了摆脱这个家庭就主动报名参加红军。当年由于她年龄小，个子矮，红军不收她，她就整天在红军招募点软磨硬泡，红军首长见她参军意志很坚决就收留了她。

据她讲，红军长征时，张国焘另立中央，红四方面军刚走出草地，不得不按照他的指示又返回去，后来徐向前将军坚定地贯彻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她又随大部队再走草地向延安进发。

她随大部队往返三趟草地。在过草地时，很多红军战士陷入了泥潭，向过往的战士求救；“大哥哥、大姐姐、行行好救救我吧”。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去救，只怕在救助时自己也陷入泥潭出不来。

她丈夫吉贵堂在抗战时期腿部负伤残疾，她在延安八路军总医院任护士长。

1946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她看到延安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进行的如火如荼，为了能够照顾丈夫于是她打退役报告，要求回丈夫老家山西省阳城县曙光乡（河北镇）照顾丈夫。

部队同意了她的返乡要求，并给她颁发了通行证。上面用毛笔写着“兹有陕甘宁边区东渡吉贵堂同志随带其妻和二个小孩，分乘毛驴叁头由三交（山西省临县的一个乡镇）经离石（山西省忻州市的一个区）赴太岳区工作，希沿途岗卡查照放行。朱总司令的名字赫然写在上面。

当年“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农村开展的轰轰烈烈，下交大队在村东，离村子二公里干枯的河滩里垫滩地，以增加村里的耕地面积。

早晨六点天蒙蒙亮，我随九队社员一起到了现场。

在寒风凛冽的西北风中，我隐约看见一个瘦弱的身躯站在河滩中间，走近才看清是60多岁的苟忠明老人，我不由得心生敬佩之意，她弱小不足1米60的个子在我的眼中变得高大起来。每个月老人都享受国家给的50元红军津贴费，但是老人每天都在生产队里跟着社员们一起参加集体劳动，从不因功自居。

　 下乡后我分配在尽是山坡地的第九生产队，干任何活都要爬山，生产队里没有一块平整的土地，当时正值春耕季节。青、壮年劳动力都犁地、坝地忙着搞春播春种，队长交给我的任务是每天背朝青天面朝黄土和一些半劳力的大孩子及妇女们整天往山上挑大粪，每天走在村民走过多少次，前辈们走踏出光滑的羊肠小道上。

其实那路都是自然形成的青石板路，走不了几步就有一段陡坡或一段跨度很大且高低不一的台阶，有些路段长年不见太阳，地下水不断，到处长满青笞很滑，在窄窄的路上挑上大粪上坡换不了肩，没有一处平坦的地方更是放不下粪桶，放下粪桶就会倾倒。

大队书记原宽广是九队人，当年他30多岁，也算是生产队的壮年劳动力，不忙的时候他也经常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每当挑大粪时， 我总是借最大的粪桶挑大粪这样生产队才能按全劳力给我记工分，原宽广总爱和我比看谁挑的趟数多。农村人挑大粪上坡时总是不急不快慢慢地走着，我总是跑得飞快，总想早些把压在肩上的担子放下来能喘一口气。

时间长了原宽广对我产生了好感，佩服我能长期和社员们一起承受着繁重的体力劳动。

1997年，我重返下交村追忆逝去的往事，了解到原宽广书记利用当地资源到山东省淄博市考察引进了挂瓦生产线，带动全村脱贫致富。多年获得县、市“脱贫致富带头人”、“模范共产党员” 等光荣称号。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肩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同时也磨炼了我的意志和体质。

插队走时父亲和我讲；“你要是回来我看见你没有被太阳晒黑，肩上没磨出老茧说明你就没有怎么参加生产劳动”，所以我在插队的这两年中始终按父亲的要求约束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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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苗长到两三寸高了，队长原拴喜分配我和生产队里的妇女们间谷子苗、锄草、培土，锄谷苗大家都是蹲着干活，我锄一会两腿发麻受不了。蹲着锄一会，坐着锄一会，向前看妇女们把我拉下很长一段距离，锄过的谷子苗呈现出一条直线，很整齐。回头看我锄过的谷苗被我坐的东倒西歪，惨不忍睹。

队长原拴喜检查生产看我干这活很差劲就又安排我挑大粪去了。

六月天，在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给玉米锄草、培土。社员们都穿着长袖衣服，玉米地里不透一丝风感觉很闷热。我只穿一件背心和短裤一会工夫满头大汗，脖子上、胳膊上被玉米叶子上的倒刺划的到处都是伤，一出汗伤口又痛又痒很难受。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这首古诗当时咱还没听说过，但是知道碗里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

六月初，麦子到了收割季节，由于我是左撇子，社员用的都是右手用的镰刀。

跑遍全生产队我也没借到一把左手镰刀，于是队长安排我去打麦场打场、扬场，这活队里主要是安排一些年纪偏大有经验的老人们干，扬场要会看风向，用木锹扬时迎风后手要抖一下，麦子在空中撒出一个扇型，利用自然风把麦子和麦皮分开。

再热的天社员都穿上长袖衣服长筒裤子，戴着草帽，用毛巾把脖子围的严严实就怕麦芒倒刺扎，我倒是怕热只穿一件背心一条短裤，收工后胳膊腿上被麦芒横七竖八扎的到处都是血印子。

后来队长分配我去田地里往打麦场担麦子，在麦田担麦子时一定要看着脚下，一不小心麦茬就会扎破胶鞋刺伤脚，社员们穿的是千层底的布鞋不怕扎，下乡这几个月，我的肩上已经长出了老茧，担麦子已不算个事了，总之我算是夏收季节有了一份较稳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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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完麦子后，队里分配我和另一个社员到棉花地里打农药，这个活生产队的人也是谁都不愿意干的活。

6~7月份，烈日如火，在田野里人就像在蒸笼里烤的难受。喷雾器里面装的是剧毒1059农药或3911农药，喷洒农药时要求操作人员必须佩戴口罩，衣服袖子裤腿要扎起来，顺风喷洒农药，可是那么热的天钻在半人高的棉花地里谁也受不了。我不管不顾什么也不考虑，只图一时痛快，穿上我的两件套（背心和短裤）打农药。

在棉花地里一会儿功夫蚜虫就爬满了两臂和双腿，很痒。我就用喷雾器往腿上胳膊上喷洒农药，这样好受一些，那些喷洒农药的规章制度全部抛在脑后了。

每天中午或晚上收工时我先到大队在半山腰修的水池里游一会泳，把身上的汗水、农药和泥土洗掉再回去，那些天第九生产队的棉花地几乎都是由我和这名社员喷洒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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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我和九队的一群老娘们在棉花地里打油条，（棉花不长棉桃的枝芽）队长原拴喜来检查生产，在棉花地里这群妇女和队长开起了玩笑，一会功夫几个娘们就和队长打闹起来，打着打着俩个娘们和队长就打到了上面的玉米地里。

我想一个壮汉怎么也能收拾了这两个老娘们吧，心里正在嘀咕着，期待着队长胜利地出现时，玉米地里没动静了，其它几个老娘们反而起哄玩笑话更肆意了。

半天队长衣衫不整地走了出来，没有了刚来时满脸的威严，就象一只斗败的公鸡悄无声息地拿起自己的铁锹走了，我…………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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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生产队有一片梨树林，八月树上已结满了累累的黄秋梨。

生产队怕孩子们瞎害，安排我在生产队梨树林看梨。我想这是个肥差，于是我带着凉席背上上山下乡时父母特意从上海给我买的一台5管超外差“春雷牌”收音机在梨树下铺好凉席，听着只有一个台的广播。随手捡起一个从树上掉下来带虫眼的梨在衣服上蹭了蹭啃起那不太甜而且还有些发涩的秋梨。

躺在凉席上正吃着梨，感到有个东西在眼前晃动，仔细一看，是一条十分难看体型硕大的毛毛虫从树上吐丝下来，离我只有咫尺，吓得我打个滚翻身赶快起来，收凉席时见凉席上已经落下了好几条虫子，我赶紧收起了凉席离开了“宿营地”。

以后只能远离梨树，在玉米地旁坐着，一天两天还行，时间长了就感觉到很无聊，好在时间不长队长安排我去锄谷子地的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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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下乡时，林业队打死了一只狐狸，当年大队的老百姓几乎都不吃肉，更不用说是狐狸肉了。

林业队长把狐狸皮扒下来，肉给了我，我借房东的锅在与知青灶一个院子里的九队付队长原雷顺家炖熟了。

中午，从各生产队收工回来的女知青同学闻到了肉香味，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哄而上掀开锅盖夹起来就吃，吃完后才有人问我是什么肉，我说是狐狸肉，听我说是狐狸肉也没见她们有什么不适的反应。

我给房东还锅时，房东闻了一下就知道我做肉了，反复洗了好几遍，人家还能闻出味来，我到厨房抓了一把碱面给房东，房东又洗了好几遍，以后说什么也不借给我了。

第一年秋天,我们知青点上分配来一位从福建回乡的知青闫翔，当时他分配在林业队。

一天晚上，他悄悄地带回一只没剥皮的兔子把宿舍门反锁上，点着蜡烛自己一个人在里面拔兔毛炖兔肉，我们闻见了，怎么叫他他也不吭气不开门。王宏胜从窗户上爬进去打开门，我们冲进去夹起兔子肉就吃，我吃第一口就感觉到不对劲，拿手电一照，锅里全是漂浮的兔毛和血沫子，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洗的兔子也没扒皮，可能他只是去了内脏拔了毛连皮带肉剁一剁就下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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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是第几生产队的一头牛在山上吃草时掉下了悬崖，摔断了一条腿不能耕地了，队长决定在知青宿舍前的空旷场地宰杀。

当地人平时不吃肉，就是吃也是在立秋以后炸牛肉丸子，或赶会的时候炸牛肉丸卖钱，其他做法就不会了，当时正值夏天，社员们说夏天吃牛肉容易上火，所以生产队里只要牛皮卖钱，肉就不要了。杀完了我让他们给我卸下了两条牛后大腿和一大块牛后背上的肉。

我骑自行车送到家里，当年没有冰箱，母亲当天在父亲单位炖了一大锅牛肉，把剩下的牛肉做成了牛肉松，不花钱的牛肉全家人美美地吃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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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知青的生活标准，每人每月由县财政发两元钱的生活费，每人每月的口粮为32斤。下交大队为了照顾知青的生活，决定：知青小米、麦子随便领、随便吃，只要在生产队的出勤能养活了自己就行，就这样我们也不敢随便吃。

每天，知青灶早上玉米碴子加小米做和子饭每人每顿不到两碗饭，中午每人两个窝头或馒头，晚上是比较稀的玉米面糊糊稀饭，每天蔬菜几乎是看不见。就是有菜基本上也是以萝卜缨腌制的酸菜为主，社员每天基本都在饭里放点自己腌的辣椒或酸菜。

我每次回家时经常从家里带一罐头瓶猪油，回到知青点吃饭时在稀饭里放一点猪油，怕别人闻到了就离其他人远一点，就这样别人还是能在几米外闻到，总是让我给他们放一点。只要有人回县城，知青家长总是买一些烧饼什么的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捎去。

头伏萝卜，末伏菜，当地人不太会种蔬菜。入伏了，九队原拴喜队长给了我三元钱，让我到县城买萝卜籽，我回去后找南关大队第五生产队当保管的初中同学邢松德买菜籽，邢松德在他生产队库房给我装了5~6斤白萝卜籽，一斤多红萝卜子和一些白菜籽，我问他多少钱一斤？他讲：“就你那三块钱还不够买一斤萝卜籽的，有一些菜籽是去年剩的，不影响播种”。

他一分钱也不收，我拿回去后队长见我带回这么多菜籽很高兴 ，问花了多少钱，我告诉他是我同学给的，算是同学帮了我的忙，也帮了生产队的忙。第二年队长再也没有讲买种子的事情，估计那些菜籽也够他种几年了。

一天队长拿了一双破胶鞋让我回城里给他补一补，当天给我算全勤，工分他给记上。

回到城里一问，补一个鞋窟窿二角五分钱，5～6个洞就要我花一块多钱，这帐队长算到家了。

忽然想到我们插队知青宁红强父亲就是个补鞋匠，于是我到南城下找到宁红强父讲：“红强让你给补一补他队长的鞋”。他父亲问我什么时候走？我告诉他明天上午走。第二天我去拿鞋时看见鞋上每个破的地方都贴了一块牛皮，补的很结实。

拿回去队长十分满意，我一分钱也没花，队里给我记了三天的工分，我净挣了7角2分钱，双方皆大欢喜。

那时我每天岀满勤生产队给记一个工（十分），每个工是二角四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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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子树树干和叶子长的和柿子树一样，外人几乎分辨不出来，良子是一种和黄豆差不多大小的黑色果子，味苦涩。

每年秋天，村里田间地头良子树上的良子熟了，社员每家每户都带上自家的床单，在良子树下铺好，社员们带上长竹杆、长棍子在树下打良子，挑回去晒干榨油。

村里老百姓每年的食用油都是以良子油为主，良子油炸出来黑乎乎和沥青似的，炒菜有种说不上来的味道。棉花籽要上交到国库，老百姓们是吃不上的，其它也就没有什么油了。

良子收回去后各生产队除了上交大队一部分，其余的就按人头分到每家每户，社员们分到手后都兴高采烈地在自己的院子里、窑洞上面晒良子，人们每天都在翻晒着自己家里分到的果实。女人们叽叽喳喳的说笑声、孩子们的打闹声，老爷们的咳嗽声，牲畜的嘶鸣声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曲农村田野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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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每次放电影就在我们知青点前面的广场上放映，每次放映完后大队就安排在知青灶上烙烙饼给放映员吃，每次大队副书记原贞祥，主任原宽锁总要去蹭一顿，吃完后他俩总是在我们厨房扫地笤帚上拔下一根高粱梗剔着牙打着嗝头也不回地走了。

知青点为了改善生活，养了一头猪，每天知青点都是用洗锅水掺上些米糠、麦子麸皮用来喂猪。

大队主任原宽锁每天等知青们都出工走了，到我们知青点上把我们喂猪的泔水倒到他的泔水桶里带回去喂自己的猪。捎带着看看知青灶上有什么吃的，只要有窝头或馒头什么的问都不问拿上就吃，就是稀饭他也要盛一碗喝了才走。

我们当时每天多少人吃饭，称多少斤粮。每个窝头或馒头都是用秤称出来的，他吃一个我和炊事员陈雪梅r就少分一个，而且他把泔水提走后导致知青养的猪没吃的饿得嗷嗷叫，不长个也不长肉。每天能从近一人高的猪圈里像袋鼠一样一蹴而出，钻在外面庄稼地里找食，原宽锁这个人我十分讨厌。

刚下乡第一年，大队给知青分了几分离村子比较远的荒地，我们拔草、翻地、播种，到秋天也没打下几颗谷子，第二年就不种了。

在村里我把关系好的社员称为“堡垒户”。他们经常打发孩子给我们送些做熟的柿子、红薯、玉米等。秋末冬初，队里安排我和九队付队长原雷顺看黑羊，（晚上羊群由生产队安排两个人协助放羊人看护羊群，晚上羊在地里拉屎，第二天田地里遍地都是羊粪）。这也是老百姓常年积累的生产经验，同时也省了每天挑大粪浇地的辛苦。

天不亮，在回村的路上，原雷顺带上我去偷邻村地里的红薯，回家煮熟了给我送几个，后来男知青也常常偷几穂玉米让关系好的“堡垒户“社员帮他们煮熟。

有时偷了东西，我怕老乡看见，就用红布条挂在自己宿舍门帘上，（当地女人生孩子都是在门帘上挂红布条，表示家里有人坐月子）。队里妇女们看见我宿舍门帘上挂着红布条，笑得前仰后合都直不起腰了，在地里干活时还议论我宿舍门帘上挂红布条的事，引得其它生产队的社员们也跑到我宿舍门口看看，生产队里不论男女老少以后有事就在门外和我说话，再也不进我的宿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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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期间，下交大队举办“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忆苦思甜专题教育专栏。

栏目交给村办小学校，校长知道老师们画不了画，就把任务经过大队同意交给了知青。

我和同一宿舍的王红胜都爱好美术，欣然接受了任务。

当年手头上没有任何资料，我俩就找一些描写有旧社会穷人受苦的小人书临摹了一个多月，我们画了近百幅画上交给大队，最后也如泥牛入海没有了消息。

我画画完全是出于个人爱好，没有老师教，全靠当时在书店买一些画画的书籍自学，如：《怎样画速写》《怎样画临摹》《怎样画人物》等20多本书，后来被包队干部张克勤老师借走一部分，至今未还。

插队的第一年，在北留公社石苑大队插队的同学丁小龙到河北公社搞外调，顺便到下交大队知青点来看望老同学们，他在我宿舍看到我画的一些画十分感慨说；“我利用下乡的机会业余时间自学很了不起，他们在点上除了干活什么爱好也没有，白白地浪费了自己的好年华”。

其实，我只不过是把自己的爱好在插队期间有大把的时间利用起来吧了，我不太喜欢在村子里搞社交，平时就喜欢在宿舍里写写画画以此消磨时间。

那年阳城县在工会院子的广场里组织了一次全县绘画展，我临摹的一幅老农民头像画获得了三等奖。其实我画画就一直停留在临摹的基础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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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公社每年一届的庙会举办第二天了，阳城县上党帮子剧团也去唱了几天戏，当时为了维持社会治安，公社党委通知下交大队基干民兵第二天负责维持庙会秩序的执勤。

我提上捷克造轻机枪参加了庙会执勤任务，当时河北公社庙会上看戏的人非常多。

一个女人在大门口人群中挤来挤去，我不让她挤，她反而挤的更厉害了，而且嘴里不干净地骂我，我抡起机枪在她胸上就是一枪托，打的她踉跄着靠在后面人身上半天喘不上气，要不是后面人多她就跌倒在地下了。少年气盛办事不管不顾，是年青人的最大缺点。

周围的人听说是知识青年在执勤，一个个的都老实多了，当年老百姓都怕事，更害怕知识青年闹事。

第三天宁红强跑回来告诉我，女知青范晓丽身上的几毛钱被人偷了。我立马带了几个男知青在庙会上找到那个小偷，小偷看见我们就躲到他们匠礼大队炸油条的棚子里。

炸油条的人拦着我们不让抓人，我急了要掀他们的油锅，他们才把人交给了我们，我们让小偷还了钱才算完事，要不我们就要拖出去揍他一顿。

庙会上阳城县上党梆子剧团当年演的是阳城县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的时任县妇联主任韩小欢当年在村里为了保护集体财产（棉花），与放火的阶级敌人韩卫民斗争（韩卫民此人是原陕西省公安厅厅长，文革时期受到批判遣送回原籍）并奋不顾身半夜光着身子在村里呼叫村民救火的故事。

当报幕员报出了演员名单时，我才知道主演是我小学三年级被剧团招走的同学赵鲜花 ，我想到后台找她聊聊天又怕影响人家演出。

当年人家是主角了，多少年没见面，是否还能想起我，所以我只好放弃了见面的念头。时间一晃过去了三十多年，一次在南关街的偶遇她居然还能认识我，同学三年一辈子也很难忘记。

　　 同学赵鲜花

公社武装部在每年冬天都会组织各村的基干民兵搞集训。

一次夜间河北公社武装部组织了一次跨村大检查，（据说在前一天晚上发现匠礼村村外有人在打信号弹，可能是敌特在活动）。我感觉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敌特不去大城市，不去国防重地到这里能干什么……？

我们下交大队基干民兵接到公社武装部指示去匠礼村，主要查村里每户人家是否有外来人员，11点钟多我们出发了，那天夜里特别黑，我夹在队伍中间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到到匠礼村已是接近凌晨1点了。

我随九队付队长原雷顺等人挨家挨户检查。每到一户他们都询问家里有几口人，顺便用步枪撩起被子看一看……，当时我看到他们的行为感到十分惊讶。

第二天干活时，他们边干活边聊着前一天晚上的所见所闻及一些尴尬的场面，他们把这些都当成笑料，引起大家一阵阵的笑声。

冬季，村基干民兵进行实弹打靶，一百米我用“三八”大盖5发子弹打了48环很理想。

插队前我经常把父亲单位的汽枪带回家，没事了就在车马店打麻雀，20米内基本上都百发百中。

第二批插队的一位他父亲也是部队回来的，打靶前民兵营长手把手地教他如何拉栓，如何装子弹，三点成一线如何瞄准，他自己很自信，讲他以前如何如何。结果第一枪打在10多米远在地里爆起一股尘土，第二枪打的稍远一些，子弹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这次打完靶以后公社武装部下通知，要求把各村发在民兵手中的所有枪械、迫击炮等如数上缴全部收回，更换新半自动步枪，收回以后就再没有下文了。

当年农村的基干民兵只要参加一些大的活动都必须要佩戴由阳城县统一印发的胸牌。上面印有“阳城民兵”字样，这些都是学习上海民兵，仿照上海民兵的胸牌做的。



　　 当年的民兵胸章

下乡第二年秋天在大队部楼下的粮库被盗了不知多少斤谷子。问题很严重，引起了包队干部马尧生和大队党支部的高度重视。着手严查先从地、富、反、坏、右入手，村里有个50多岁名叫原和尚的地主是重点怀疑对象，在以包队干部马尧生为组长的调查小组，把原和尚隔离审查了一个多月，并进行了刑讯逼供。这件事马尧生让又脏又懒又不愿干活的某知青从头到尾参与其中。除了审讯以外，原和尚每天还要在大队办的煤窑给知青点厨房不记工分无偿地挑煤，也算是一种体罚吧。

　　这件事不知道怎么就发展成了针对全村所有地、富、反、坏、右的批判。

下交大队在第一生产队一个无人居住的院子里开了一个审讯室，院内有两个流动哨，我第一次进去时只见正房内正中放了一张八仙桌， 桌子后面的长条凳子正中央坐着包队干部马尧生叼着一支香烟，带着一副近视镜让人始终看不见他的那双狡诈的眼睛，左侧是大队副书记原贞祥，右侧坐着大队主任原宽锁，正在严厉地审讯跪在地上反绑着双手地主成份的原和尚，两旁站着四个全副武装的大队民兵。

第二次进去，只见房梁上吊着一个约35～40岁左、右的富农成份长相在农村还算是比较娇好的女人。她双臂被人用绳子反绑着吊在空中打转，双脚离地三四寸左右，被人解开的中式钮扣的兰色中式对襟衣服衣襟敞开着耷拉在胸前，里面穿件小兰花粗布内衣遮挡不住她的肉体。

她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似的一串串地掉下来，浸湿了地上的一片青砖。

原宽锁主任叼只香烟，两眼发着贪婪的色光，见我来了，他说到：“你要是不老实交代原和尚给了你多少粮食，我就让知识青年收拾你”。说完，便扬长而去。

我看见这个女人十分痛苦的表情，便把她放了下来松了绳子。问她：“原和尚到底给她粮食了没有”？她一句话也不说，不知道是疼痛还是被侮辱或冤枉了，躺在地下只是哭，而且是不敢发出声音的哭……！

后来听说她是第六生产队的，从那以后我插队的几年里再也没见过她。

　　这件事不知道怎么又牵涉到了贫下中农出身的大队砖场场长原小宽。

包队干部马尧生让大队把原小宽抓起来隔离审查，并安排知识青年王银虎负责看管。

王银虎在看管期间套出原小宽家墙上有一个活动的墙洞里藏有500元钱后，原小宽喝农药自杀未遂，他老婆扔下两个孩子后不知去向。

大队安排我和第九生产队队长原拴喜去森林公社草坪大队原小宽老婆娘家找人。我背上收音机和队长一大早出发，下午四点多钟赶到了森林公社，打听到草坪村距森林公社还有二十余里路程，我俩不敢慢待紧赶慢赶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六点多钟在满是荆棘的羊肠小道上我们遇到一个砍柴人，一打听到草坪村还有二十多里路，当时我就傻眼了，只能跟在队长的后面慢慢着……。

又走了十多分钟，在一个山坡上见到一幢房子，上前一问正是原小宽老婆的娘家，了解完情况后我们就急着往回赶。

看来山里人对公里、华里都没有什么概念。

晚上八点多我们返程到了旧庙宇改造的森林公社招待所，住下后，街上供销社和维一的一个小饭店早已关门了，我们只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招待所，原拴喜队长问我还有烟没有？我出来时刚买了一包1角伍分钱的“火炬”牌香烟一路上早被他吸光了，他带的一荷包袋旱烟也吸完了，烟瘾上来他抓耳挠腮地低头在屋里地下找烟头，半天也没找到一个，最后他在被子里揪出一撮棉絮装在烟袋锅里吸了三锅才上了床，没几分钟他鼾声如雷睡着了，我却被他那三锅“棉花烟”熏的和他那鼾声搅和的怎么也睡不着，想听会收音机那鬼地方连一个台都收不到。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下乡第一年冬天，下交大队在西交公社九节大队修水渠，我们知青点去了三个人带的粮食吃完了。

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带了40余斤粮食给他们送去， 走到半路，碰见下交大队团支部书记原竹琴去河北公社在六节大队召开的团支部会议。路上，我俩有说有笑聊了一路，到山顶了我把粮食放在自行车横梁上，让她坐到后车子后衣架上，谁知自行车没闸，她往车上跳时自行车突然加速跑快J，她往车上一跳坐空了摔了个四脚朝天，疼得她半天起不来。

返回时，知青宋保国让我把他捎回去，过了六节大队一路就是下坡，我忘记了车子没闸，在过一个C型急弯陡坡时我刹了一下车感觉没反应， 我便和宋保国说：“车子没闸你跳车时把车子给我拉住”。我话音还没落他就直接跳下了车，由于车速太快他被甩到了满是碎石头的山沟里。

我用脚使劲蹬着自行车前轮的挡泥板，车子才慢慢停住了，我回头去找宋保国时，怎么喊也不见他答应。找到他时，只见他满头是血，我急忙用他的帽子捂住了他头上的伤口，和他说话他怎么也不理我，捂着头自己顺小路回去在大队卫生所做了包扎，从那以后，他一个多月也不和我说一句话。

第二次去九节大队送粮食是九队长原拴喜用生产队小平车前面加了一头小毛驴我扶着车把学着社员的样子驾驭着拉了几百斤小米和玉米面很顺利地送到目的地。

回来时，副队长原雷顺把毛驴拴到平车把手中间，我坐在车上一路上逍遥自得好不自在，不用吆喝毛驴就知道走。走到半路绳子开了，毛驴一会功夫跑的没影了，我怕丢了毛驴不好和生产队交代，我拉着平车一会上坡一会下坡，累的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也追不上那头毛驴。

在一个拐弯处，只见毛驴被几个三中放学的学生给我赶了回来，我假装很生气，让他们把毛驴给我拴到平车上，他们三下两下就拴好了，看来农村的孩子在干农活方面动手能力比我强了很多。

回到队里听饲养员说毛驴认路自己可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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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没几个月，马尧生让我担任知青点司务长，这差事倒是比去田地里劳动要轻松些，每天工作就是在大队里领领粮食，去大队磨房磨面、碾米，记录每天知青灶多少人吃饭，闲了帮厨房干些打杂的工作。

没事了我就拿出绘画书临摹一些绘画作品，也常常去汤庙找阳城三中物理老师原小家，学习一些无线电基础知识或协助他修理收音机。在修理过程中发现无论来复再生还是超外差收音机的故障基本上都是中周的问题多。而且中周型号很多，原件不好配，很多收音机都没法修理。

当年，知青点新宿舍盖好后墙上的“广阔天地练红心”大幅标语就是本人杰作。

下乡第一年夏天的一天中午，我上午领粮磨面扛回来正在午休，一个女知青进到我的司务室，拔了鸡毛掸上的一根鸡毛在我耳朵眼里瘙痒。

磨了一上午面刚回来，被她瘙挠的很难受，我让她出去她反而挠的更厉害了，我火气上来抓起扫床笤帚就打了过去，吓得她抱头鼠窜，事后我也很后悔，她当时正值青春期，女性荷尔蒙正处在亢奋期，被我这傻傻的一笤帚打的她 ：

恭池自赏西施韵。

欲求少年春意荡。

心猿偏遇北风烈，

回眸身倾二胡郞。

真可谓：不知廉耻，天下无敌。

我在九队时，社员原廷信的女儿和我年龄相仿，总爱和我在一起干活，姑娘个子不算高，圆圆的脸蛋上总是有那么一抹红晕，在当年的农村女孩中比较还算是标志的。

1997年我重返下交村，打听这个女孩的去向，原拴喜老婆告诉我，她在我们返城后不久由父母包办嫁到外村。因夫妻感情不和上吊自杀了，他父亲和队长前几年也走了。

在下交大队插队时，一天下午我出工路过社员们经常碾米的石碾子旁，石碾子上面有一男一女二个约四～五岁的孩子在吹牛。

女孩子说；“她记得她妈妈结婚时可好看了，穿了一件很好看的花衣裳”，脸上还抹了胭脂。

男孩子说：“他记得他妈妈结婚家里蒸了可多可多白面馍馍”。

童言无忌，当时听了感觉非常可笑。回想当年的孩子们天真无邪的聊天，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

愿那个小女孩在结婚的时候穿的是比她妈妈更漂亮的婚纱。那个小男孩成家立业后每天都能够吃到到他童年所期盼的白面馍馍。四十年过去了，祝他们幸福。

我插队时两个春节都是在知青点度过的，当年社员们过春节吃的馍馍都是用白面掺和上白玉米面揉在一起蒸的，串亲戚提着两样面的馍馍往桌子上一倒砸的桌子咚咚响，把桌子都能砸出坑来。

分配在陶瓷厂的知青

　　 知青的榜样金训华

当年，在农村包办婚姻是普遍现象，第八生产队一个女孩家里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她说什么也不愿意，和她母亲吵了一架后一连几天渺无音信。

几天后有人在土孟村公路旁的水池里游泳，无意中触到了被水泡胀了的她，那人回头看到浮起来的她，吓得慌忙爬上岸叫人去了，后来经她家人确认后她母亲哭的天昏地暗。

下交大队文革中期在第九生产队半山腰山沟沟里修建了一座蓄水池。

一天一个老汉干完活后把捂在头上的毛巾拿下来去水池洗一洗身上的汗渍，（修水池时，为了方便上下搬运材料，特意在水池子墙壁中预埋了十几根长条石板台阶），老汉走下去下蹲时，由于台阶石板又短又窄，老汉屁股顶到后墙上，一头栽进了水池里，等人们知道后老汉不知死了几个小时了。

还是这个水池，一次阳城县三中一个班上体育课去水池游泳，女班主任老师让男生先游先走，男生们走后女老师让女生下水游泳。

这个水池修建时，为了取水方便，在水池中间修了一个两米见方的小水池，在水池东北角又挖了一个长方形水坑。

老师不知道情况就让女生们下去，由于女生都不会游泳，只是在水中嬉戏，有两个女生在水里打闹时，不小心掉到了东北角的小水池里，大家看见她俩一浮一沉的，还以为她们腿抽筋了都过去拉她们……。没想到一下十三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女老师急得赶快派学生到知青点叫人，当我们赶到时落水的女生们都已沉到池底多时了，经过我们的努力，十三个女孩遗体全部打捞上岸。

其实在打捞三中溺水死亡女生的过程中，我不知怎么一下想起了1972年夏天阳城县获择河水库决堤时，东方红学校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长青的扮演者，在去北安阳村他姥姥家时被洪水冲走，打捞上来放在水道院胡同车马店后门外面。他父亲给他换衣服，穿了一双新买的黄胶鞋。我在车马店后门里面看见党代表“洪长青”在洪水中被乱石等物把他脸上多处打的伤口都翻了皮，惨不忍睹。

党代表走了娘子军无主也解散了，那时我多少个夜晚被党代表那狰狞的面目吓得睡不着觉，但在打捞这些女生时我并没感到害怕，可能是我长大了吧。

这些女生当年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美好的人生正在召唤着她们。

第二天我去第三中学校时十三具刷了红油漆的小棺材整齐地摆放在三中操场上，孩子们的父母趴在棺材上要死要活痛哭的场面使我难以难忘却。

假如这件事放在今天，一定会轰动全国，学校和教育局的有关人员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处分。

当时河北公社迷信传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

隔了几天，学校为了破除迷信，组织全校师生敲锣打鼓组织了一次大型游泳课，可能那些神鬼被这阵势吓到了，几天安然无恙。

又是一节体育课，下交大队在三中任教的老师原德兴，带他班的学生去学游泳，学生下水后，原德兴在水池旁一棵硕大的柿子树下乘凉，一会功夫他困劲上来了又怕学生们出事，于是他也下水想让凉水醒醒脑子。

他下水后径直走到水池中央的小水池里，学生们说：“原老师说他不会游泳是骗人的”，边说边给原老师数数，给原老师加油，一直数到300多下了才感到不对劲，等打捞上来时原老师已是潜水三个多小时了。

原德兴弟弟原德旺在村里 是贫协主任，他父亲在县公安局退休后他去县公安局接他父亲的班，在县公安局任司务长一职。一次去阳城县次营公社给参加劳动的公安局人员送饭时遇车祸身亡，最后老人送走了两个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人以后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就不知道了。

　　 我和闫翔的合影

下乡第一年初秋，县“五七”劳动办公室，组织县优秀知青代表去大寨参观学习，经下交大队党支部和“贫协”研究决定：让我和在第八生产队插队的女知青燕子和包队的马尧生一起去大寨参观学习。

当时阳城县运输公司派一辆大卡车，国营金阳器材厂派一辆大卡车拉知青一同前往，我坐金阳器材厂的车，上面有十几个金阳厂插队子弟和部分阳城县知青，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顺利地直奔大寨。

大寨的确名不虚传，虎头山上的海绵田里硕大的谷穂把近一人高的谷杆压弯了腰。玉米穂颗粒饱满，把狼窝沟七沟八梁染绿了满山坡，庄稼随着秋风像海浪似地随波逐流，村里一排一排的窑洞干净整洁，想和当地人聊聊天，人家根本就不搭理你，大寨不愧为全国农业学习的榜样。

第二站，去平陆县毛家山，那是1967年天津湾兜中学师生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时经过毛家山，看到那里的穷山恶水，老百姓生活异常艰苦，回去后他们立志完成学业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此插队，改变这里一穷二白面貌。

我们听完介绍，深受他们几届毕业生在此插队，立志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精神鼓舞。

在县城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我站在在县城就能看到远处黄河对面的河南省三门峡市。

在县城里看到卖大红枣的老乡问一下价格，8分钱一斤。我一下买了20多斤，想带回去给家里人尝一尝。

第三站，我们来到到洪桐大槐树，当年的大槐树只是用铁栅栏围围了一下，旁边仅仅立了几块石碑，石碑上的铭文介绍了大槐树的历史，不像现在搞旅游开发的太夸张了。

第4站在太原市晋祠，我们见到到了全国先进插队知青，天津知青邢燕子，她给我们进行了简短的讲话，要求大家立志农村大展宏图，随后我们参观了还未开放的晋祠水母娘娘庙。

深秋时分，知青点让我和闫翔两位去长治市参加晋东南先进知识青年代表大会。

会议期间每次吃饭的时候很多知青吃馒头时把馒头皮剥了再吃，歺后桌子上、地下到处扔的都是馒头和菜，浪费很严重，我真是看不过，难道他们在自己知青点上的伙食比大会上还好吗？当年大会是特意照顾知青，没有一点粗粮，这些人与先进知青名不相符。

知青会上我和闫翔一个宿舍，去时他没带任何洗漱用具，我洗漱完后他要借我的毛巾和牙刷用，我很讨厌又没办法，就全送给了他，我只好再买一套新的。

闫祥父亲是南下干部，当年是福建省福州市计委主任。他父亲给下交大队买了一台“丰收70”拖拉机，当年闫翔就在大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有人称他为拖拉机党员。

其实闫翔这个人原则性还是很强的，面对一些歪风邪气他还是敢于站出来抵制。

我在大寨的留影

　 我和同学万河斌在大寨

插队的第二年阴历七月十五，我们知青点终于把那一口流浪猪杀了。

知青点20来个人，每个人分到二斤肉。由于天气炎热，马尧生派我和原晋、贾志龙三个有自行车的人回县城，把每个人分到的肉挨家挨户送回去。

那天我送完我带的肉后，看见城关礼堂放映新上映的电影，《平原游击队》我想去看。原晋说他还有一家路比较远，让我们陪他一起去送，碍于面子我和贾志龙就一起陪着去了。

回来时由于没有路灯，西关大队在药材公司对面正在盖小学校大楼，马路边堆放了好多预制板，我骑车跑在最前面。到煤运公司坡上一路飞也似的冲了下去，直奔西河桥上。

见他俩还没有来，我下车等了一小会还不见人，我只好一路返回去找他俩人，走到药材公司门口贾志龙听见我在喊他们这才应了一声，我走过去问他原晋去哪了，他说原晋一头摔到路边排水沟里了。

我走到排水沟边，借着药材公司大门上面昏暗的灯光我看见原晋卷曲着身体躺在一棵近30公分粗细的杨树下，我连续叫他好几声他也没有反映，我估计他自行车撞到马路旁的预制板上他飞起来，后背被大杨树挡住头朝下栽了下来晕死过去了，我又喊了几声，他才有了反应。

问了一下情况，我感到情况不好，于是我和贾志龙把原晋扶到路旁的预制板上面先休息一会，我让贾志龙看着我的自行车，我把原晋摔的前后轮几乎折到一起摔成了跑车样的自行车先扛到我家，我又跑回来，用我的自行车驮上他去县人民医院。

西门坡路面当年是青石板 铺的高地不平，我让他坐到我的上，我推着车，车子在青石板路上颠一下他就直喊疼，我只好背着他一直到县人民医院急救室，把他放下来后累得我满头大汗，腰都快直不起来了。

在急救室，医生让他趴在床上这里按一下，那里按一下的检查他受伤的部位，他直喊疼。

医生说没事，说他可能摔的重了让他休息几天就会好的。

看见他那痛苦的样子，我担心他可能摔出了什么大问题，坚持要给他做一个X光。医生讲X光医生早下班了，明天做吧！

我想，知青点卢国强父亲就是这个医院的医生，让他给想想办法。于是我在医院找到卢国强家，敲开门和卢国强父亲说明情况以后，卢父亲带我又到X光医生家把医生叫起来。

我到挂号交费处交了身上仅有的两毛钱，背上原晋到X光室做了X光检查，第一次检查后睡梦初醒的医生说没问题，我不相信，又让医生做了第二次检查，检查发现原晋右胸从下往上数，连着断了六根肋骨，其中有三根肋骨把他的肺扎破了三个洞，左后肩胛骨粉碎性骨折。

安排原晋住院后，我又跑到他家，把他父母叫到医院，他父母了解了情况后，又看到我办的一切如此周到非常感谢，当时他母亲浑身发软要给我跪下，拉着我的手，感动地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眼泪直往下掉，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其它的话她母亲什么也说不上来了。

一切都办妥了表针指已跳到了凌晨两点多钟以后了。

事后我分析：他在下坡时车速太快，车撞到预制板被强大的惯性撞飞了，头朝下被路旁的大杨树挡住后，头先着地，后肩碰到树上受到强大的撞击而骨折，胸腔在着地时受身体重量和猛烈弯折而骨折，不省人事了。

后来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事后感到他对我总是有那么一种敌意，不论怎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只要他没落下后遗症就行。

假如那天我不和他去送肉，假如我不返回去找他，假如我没当机立断把他送去医院，假如我不去找卢国强父亲，假如我不去让X光医生进行第二次透视……不想了。当时我不知道是从哪来的那么多的主意和体力并努力抢救他，不知他的今天会是怎样的命运。

　　 金阳器材厂的女知青

1976年的批林批孔运动树立了以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为典型的农村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大讲儒家斗争史，坚决抵制右倾翻案风和修正主义。

197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党中央指示：要搞好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

下交大队包队干部马尧生从公社开会回来直奔知青点，在知青女宿舍传达文件精神，组织知青开展深入的批邓运动，要求知青以身作则，在大队给社员们起模范带头作用，当晚让知青一定要写出批邓的文章张贴出去。

已是凌晨一点多钟了，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了，知识青年们干了一天活，一个个东倒西歪地无精打采，眼皮都睁不开，马尧生让当年在知青点当组长的我表态怎么办？我立即说道：“散会”！大家听到我这句话后一哄而散。屋里只剩下马尧生一个人傻傻的站在屋子中央。扔掉刚刚点燃叼在嘴上的一根香烟，浑身气的发抖。

　　 网络图片

刚下乡那年秋天。“农业学大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深翻土地也是学大寨的一种表现。

一天下午马尧生在知青点交待：晚上公社领导要下来检查生产，全体知识青年都不许请假，全部去第八生产队打麦场旁专门给知青划分的一块农田搞深翻土地。

吃完晚饭后知青们一个个都不情愿地扛着铁锹，在马尧生的吆喝声中向第八生产队指定的田地里走去。

十来个人翻一亩土地，一会儿功夫就翻完了。

九队的打麦场和我们翻的土地只隔了一条小路，我想过去和九队掰玉米棒子的社员们聊会天，刚走到路边就听见马尧生在后面骂骂咧咧的让我滚回来，当年我正值十七、八岁血气方刚，那容的下马尧生这样和我说话。

我返回去轮起铁锹就朝他头劈了下去，吓得他慌忙躲到王红胜身后，其他人赶紧把我拉开了。从那以后马尧生表面始终对我客客气气的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尊严，以后关系少缓和一些后马尧生经常让我去他家吃饭。

　　 我和知青闫翔宋保国

去大寨时，我买的那20来斤大红枣马尧生让我放到他所乘坐的车上，回到阳城那天晚上， 我去教育局找他拿枣时，他说大部分给燕子了，自己留了一点，我说那是我买的，他说枣已分给别人了，也要不回来了我的大提包他也不给我，从那时起我对他的看法打了很大的折扣。

马尧生在下交大队的为人社员们都看在眼里，背地里叫他“马妖生”。那几年他老婆也住在下交大队。他一家人的口粮从未见从他老家拿过一粒粮食，他家没有粮了，他就在大队借粮，账都记在知青点上，每次去他家时他家的生活明显要比知青们的高很多。

不论逢年过节，还是知青点杀猪，他都安排我以下交知青的名誉给“五七”劳动办公室茹主任在尹庄公社尹庄大队的家里以下交知青的名誉给茹主任送白面、小米、良子油和猪肉、月饼等。

茹主任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青们都是刚走出学校，涉世不深哪有那些心眼，还能想着他茹主任，只有马尧生能想着他。

林主任是副职，收到的礼物就少多了，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次马尧生让我在大队领了100斤谷子，碾好后让我用自行车驮着到县城给林主任送到家里去。

我认为，当年马尧生下乡包队是在原单位县教育局不得志。而且是个庸才，是领导眼中的小人物，所以才会被原单位发配到乡下包队。

但他也不是等闲之辈，在下交大队他左右逢圆，玩的如鱼得水，为了能调换一个单位，他把“五七”办公室的茹主任玩得晕头转向，最终得到了茹主任的赏识，达到了自己的目地，由教育局调到县“五七”办公室，掌控了全县知青就业的生杀大权。

我在知青点和知青李新强关系很好，他伯父和我父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经都是第十三军的，在知青点时我曾给他了一点点应该做的小关照，我参军后也经常与他保持着书信联系。

一次我给李新强的信中写了一些对马尧生的一些看法，被大队主任原宽锁拿到，他私自拆开信看了后又把信转给了马尧生。

马尧生大怒，跑到我家闹事，当时我父亲正生病躺在床上，我父亲不相信马尧生所说：让马尧生拿出证据，他拿不出来，反而吵的更厉害了。我父亲让他滚出去，他还在闹，父亲强忍愤怒，起身拿起放在床边的拐杖朝他狠狠地打去，吓的他闭住了臭嘴夺门而逃。

以后，他再也不敢上我家的门了，几次在街上看见一身正气的老军人，他总是躲着走。

　　三年的岁月蹉跎，蹉跎了青春，岁月静好我心依旧，知青是我国特殊历史年代造就的群体，蹉跎多于机遇，在无奈、苦涩、迷茫的岁月中追忆往事惆怅如梦，今天我触摸着那渐褪去的记忆，追忆逝水东流的知青岁月。

那是在我知青岁月的脑海里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在没有战争和灾荒的时代中，至今可以说我们是20世纪年轻人中遭受最多磨难和折腾的群体之一，对于豆蔻年华的我，“知识青年”这个词在这一代人心里是沉甸甸的。

每个知青都有一些当年的故事，只要提起知青岁月就能立刻把他们带回青年的年代，带回到广阔天地，回首自己的足迹，追寻青春的印记，其中有欢乐、泪水、收获与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