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衍清】呈陌上客谭解文先生，（附原文：秋叶如丹——怀念姐姐博文）

淡泊

七律.呈陌上客谭解文先生 刘衍清 读谭解文教授忆家人文，悲从心起。感其父命运多舛，其姊聪慧有学而英年早逝，诗以叹之。悠悠微水逝如斯，多少乡愁念此兹。避祸樁萱移故里，囊萤慧姊别寒枝。春华未享恨魈魅，镜月难圆泣泪丝。我读君文肝胆裂，仰天长啸赋新词。 2021.4.14注：“微水“，谭先生故乡新墙河之古称。“囊萤慧姊别寒枝＂，以古人囊萤夜读终成大材喻先生之姊以寒门子弟考入湖南大学。 陌上客 才读到衍清先生文与诗，深表感谢！匆促中以七律一首答和之：又见清明雨若斯，家原青草绿滋滋。悼亡泣我文千字，赠句感君花一枝。湖畔风和春织锦，清河浪静水流丝。依依往事堪回首，健笔凭兄赋壮词。 注：湖畔，洞庭湖畔；清河，即清水河，本人现居地清水村在其河边。 再呈陌上客 刘衍清蒙陌上客谭兄赐和吾作，兹再叠前韵以赓。血浓于水果如斯，不是亲情不念兹。花落花开伤去日，鸟栖鸟散恋故枝。春归犹剩芳魂魄，岁暮难留杨柳丝。惟有人间真爱在，行行碧血化新词。2021年4月14日晚 致陌上客（谭教授） 李斌 《秋叶如丹》，泣血锥心，大作拜读！ 您用真实生动详细感人的文笔，忠实地记叙了岳阳一家人（知识份子家庭）悲欢聚散，艰辛坷坎的命运历程！特别是您大姐那坚韧不拔、心地善良、冰雪聪明、富有爱心、报效国家的传奇人生令我悲自心来，唏嘘不已…… 您的老大姐用今天的新名词定位应为岳阳一中的学霸！在那么艰苦的岁月里，她独自一人离家求学，该有多少苦楚和磨难全靠这个弱女子铁姑娘自己去应对与战胜啊！ 天妒英才，如此高知才女，竟在国防战线重要岗位上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 在我脑海之中，文革前的岳阳一中，作为老岳阳城里的知识殿堂，最高学府，乃是兵強马壮，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我有一位名王三保的老同学，他的姐姐文革前从岳阳一中考入南京大学气象专业，后进入南京天文台工作，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定居南昌，我曾拟出电视专题采访计划，通过她弟弟联系，但遭婉拒，其曰：做客欢迎，采访不必！理由是院士也是普通人，並沒有什么了不起！与今日社会上某些沽名钓誉之徒相比，可见其谦逊低调之为人了！ 还有原一中红旗文工团的周文英女士，与方楚雄同学，我小时曾在岳阳楼公园一个水泥舞台上看过她精彩的演出。文革前的女大学生，事业有成！后来听说曾经是深圳女副市长的候选人！现在有许多老岳阳人都还记得这位岳阳工商联周养轩会长的大小姐！她是长女，F面全是弟弟，取名为文英、文雄、文豪、文杰、文魁、文强，联起来便为英雄豪杰魁強！当年在老岳阳城里很有名气！ 谭教授，您的人生经历虽然坎坷但却是命运的强者，事业的楷模！您的大姐虽然远去了，但她的精神与功迹永存！特别是谭氏一家教书育人报效国家的沧桑经历，富有教育意义，将传颂乡梓，永存人间…… 【附原文】秋叶如丹——怀念姐姐博文陌上客04.01　　姐姐博文去世已经十七年了。十七年间，我多少次想写一点关于她的文字，但每一想起那些令人怀念而又伤感的往事，就禁不住心神激荡，难以自抑，提起笔来又放下了。现在，我也快七十岁了，已是满头白发，常常想，再不写，待到有一天写不了了，岂不后悔？今年正月二十六日，是姐姐逝世十七周年的忌日，我终于坐到键盘前，打开了回忆的闸门。 一 父母养育了我们四个儿女，两男两女，博文姐是长女，我居次，弟弟成文老三，建文是小妹。父亲和母亲一辈子相亲相爱，我们四姊弟在一个温馨快乐的家庭中长大，姊弟之间的感情也亲密深厚。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四兄妹从小到大，都是和乐融融，几乎没有过吵嘴斗气的时候。 姐姐博文出生于农历甲申年（1944年）八月二十六日，那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我的母亲与父亲结婚时十九岁，父亲比还她小一岁半，才十七岁多一点。父母亲的第一个女儿出生时，他们自己还是不懂事的孩子，更没有带孩子的经验。母亲后来笑着讲给我听，姐姐出生后，还在月子里的母亲不会给孩子打包，就自己设计缝制了一个棉袋，把姐姐囫囵地装进棉袋里，再用带子将棉袋捆扎起来，只把脑袋留在外面。当时她曾为自己的改革暗暗得意，觉得这种打包方法简单方便。可是过了半天当她把孩子从袋子里取出来时，发现袋子里满是粪便，孩子身上到处都沾满了，赶紧用水给孩子一遍二遍洗干净，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使用这个简易打包法了。父母生下姐姐后，好几年没生第二胎。这在当时曾经引来家族中一些人的关注。母亲曾回忆说，我的一个姑祖母，很能干的一个人，每次回娘家来，就会对母亲说：“静小姐，你什么时候生一个儿子噢，我们盼着吃你的红蛋已经好久了呢。”这曾经弄得母亲不大高兴，也盼望早点有一个男孩出生。五年后，在一个家族的期盼中，我出生了。那是农历己丑年（1949年）九月十五日，那一天，姐姐博文已经满了五周岁。 在那时候的农村，虽然盛行重男轻女的思想，但我的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母亲也是有文化的妇女，我想他们未必也有这种观念。这从他们后来毫不犹豫地送姐姐读书，一直把她培养成一个大学毕业生的事实上可以得到佐证。 在我一两岁的时候，父亲主动辞去乡长职务去教书，过了半年，碰上土改复查，我们家被错划为地主成分，全家从此走上了厄运。1951年下半年，父亲带着我们全家离开了故乡，到岳阳城郊的樵市乡（现在属梅溪乡）的一个村小教书。那段时期，弟弟妹妹还没有出生，家里只有我跟姐姐两个孩子。在人地生疏的环境里，大我五岁的姐姐，也负起了带弟弟的责任。我那时不过两三岁，没留下什么记忆来，但按那时农村的习惯，我被姐姐搂着背着的时间应该不在少数。这些年允许生二胎了，在乡下我时常看到八九岁大的孩子，背着第二胎的小弟妹玩耍，有时突然会联想当年的我，伏在幼小的姐姐的背上的情景，忍不住心中一阵酸楚。 1957年，姐姐高小毕业，考入当时的岳阳县一中，即今日的市一中，她一直在那里读完初中和高中。那个时候，弟弟和妹妹已相继出世，我们全家早几年已随着父亲迁到他任教的城陵矶完小。我们家至今保存着一张当时四姊弟在学校大操场上的合照，照片上妹妹建文还是一个周岁左右的孩子。城陵矶离岳阳县城有十七八里地，当时交通不方便，姐姐在一中读书就住在学校里，隔好几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就在姐姐进中学的同一年，父亲调到麻塘区的东风完小，我们家随之搬到那里。这里离离岳阳市区更远，姐姐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再以后她读大学，就只有寒暑假才能回来。因此，每一次姐姐回家来，我总有一种特别依恋亲近的感觉，姐姐也特别关爱这个从小被她照看过的弟弟，到哪里去走走，都会把我带上。应该是1961年的暑假，正在读高中的姐姐回东风完小的家里，还带来了一个女同学。吃过晚饭，姐姐和她的同学带上我，到学校前面的小溪边散步。那是一个满天星月的夜晚，溪水里倒映着朦朦胧胧的树影，四野蛙声不断。踏着细碎的月光，姐姐和同学交谈着什么，不时发出清脆的笑声。乡村的夏夜，月色迷离，两个豆蔻年华的高中女生，和一个快乐无知的小男孩，在弥漫着稻谷清香的小路上，沿着淙淙流淌的溪水漫步，这应该是一副很美的画面。当时也许没有人注意过，更没有任何人记得这件事，但它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我也曾去过姐姐读书的学校岳阳县一中。那时，我刚进岳阳县三中读初一，大概是周末，被人带着到了姐的学校里。即将高中毕业的姐姐，带着我这位农村来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去了岳阳楼。我们姐弟在街上的照相馆里合照了一张照片。姐姐和我的合影，她一直带在身边。将近二十年后，我读大学期间，曾在她家里看到过，黑白照片，姐姐个头高出我一截，这是我们唯一的一张两个人的合照。 姐姐进大学后，偶尔的我也给她写信，姐姐每次都认真地给我回信。有一次，我在信中告诉她，我们的一位年龄很大了的表哥近来结婚了。我信中说了这样的话，大意是这位表哥原来要求很高，挑来挑去，年纪挑大了，就饥不择食地随便找了一个结婚了。我当时是以为自己用了一个不错的形容词“饥不择食”。姐姐回家后给母亲讲这个事，两人都笑得不可开交，我才知道，“饥不择食”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恰当。我问姐姐，这个词用得不对是吧？姐姐又笑起来，一边笑一边说，“不错不错，很生动。”直到很久后，长大了，我才知道，为什么这个词虽然“很生动”，但用在这里却不妥的原因。 　　二 姐姐是1963年考的大学，那一年父亲刚从麻塘调到新墙完小，母亲则回到老家谭周辅村教书。我们一家在外地漂泊十余年后，又回到了谭家老屋。六十年代初，已经是贯彻阶级路线很严的时候了，虽然考试成绩还是进大学的必要条件，但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也已经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录取依据。姐姐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语文成绩尤其突出。高三年级文理分班时，姐姐开始选择的是文科班。可能是受了当时搞文科危险，容易患政治错误说法的影响，高三第二学期，她申请转到了理科班。放弃自己的长处，临时转换阵地，报考理科，这对姐姐来说是有风险的，但姐姐最终还是考上了湖南大学化工系。联系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大量成绩好而出身不好的同学被关在大学校门之外，姐姐却能被这所全国知名大学录取，确实很不容易。那时候，女孩子读大学的还非常少，姐姐成为了我们家，也是我们村，大概也是方圆左近的第一位女大学生。 湖南大学在长沙岳麓山下，湘江河畔，风景优美。当时的湖大，是一所理工科大学，没有文科，学制五年。她1963年进大学，到1966年wg爆发，实际上只读了三年书。只读了三年大学的姐姐，五年之后的1968年大学毕业了。她被分配到辽宁省抚顺电瓷厂工作。抚顺，这个地处遥远东北的城市，我只是在中学地理书上了解过它，知道它以盛产煤炭而著名，却至今未曾去过。我到高校工作几十年，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京沪广深这些地方就不说了，西南西北都跑了，唯独没有到过东北。我曾经有过去看看姐姐青年时期工作地方的想法，却终于未能如愿。六七十年代的抚顺是个什么样子，我只是从当年姐姐的零星介绍里，知道它气候寒冷、环境脏乱、食品匮乏。听姐姐说，那里很少大米供应，一点面粉还要搭售玉米面、小米等杂粮。姐姐怀孕期间，想吃油条，姐夫跑了很多地方买不到。姐姐初去东北报到时，父母亲知道那儿气候寒冷，赶着给她准备一件棉大衣。那时店里没有成衣买，就买了布和棉花，请了一个乡下的裁缝师傅到家里缝制。裁缝师傅大概也没有做过这样的长大衣，做出来式样不好看，穿在身上有点像乡下老人的长棉袍。姐姐就是穿着这一件蓝色的棉袍出关了。在姐姐的旧相片中，有一张穿着这件棉大衣的照片，臃肿的衣服和掩抑不住的青春风采相映成趣，反映了六十年代末那一代青年人的特殊经历。姐姐后来说，抚顺的皮棉制品其实很多，大衣也好买，而且比我们这里便宜。她曾经给我寄来一顶解放军的黄绒军帽，就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少剑波戴的那种，在当时是很流行时髦的。我的有些农村伙伴见了，也纷纷托我找姐姐代买这种帽子，我记得姐姐前后共寄回十来顶绒军帽，都是给别人帮忙代购的。这些帽子有些人付了钱，有些人没有付钱，送他们了。 姐姐不是什么大家闺秀、淑女名媛，完全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但我现在回忆，她身上却时常体现出一些很传统的中国女性的气质特点。她话不多，聪慧文静，温文尔雅，有很强的亲和力；她待人善良、真诚、热情，处事应对得体，不卑不亢；她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孝敬父母，关爱亲人，克己勤俭。初参加工作那几年，她对家里照顾是很多的，经常给家里寄钱寄物。后来结婚成家了，有了孩子，仍然力所能及地照顾家里。我1971年元月结婚，当时农村流行雕花玻璃床，购床的钱，还有给妻子添置衣物的钱，都是她寄来的。那时她参加工作刚两三年，月工资只有五十多元，她自己也才结婚成家，小家庭正百业待举。 说到姐姐的婚姻爱情故事，我知道得不多。她读大学时，有时候看到她回家后与母亲说一些悄悄话，但似乎提防着，不愿意我跟弟妹们听见。我的一位在中学教书的表哥，曾向姐姐流露过这样的意思，在她读大学期间，这位表哥曾给过她经济上小的支持。他的母亲，也就是我们的姨母，也直接向我母亲提说过这些事。但都被姐姐婉言拒绝了，最得体的理由当然是表兄妹的近亲血缘问题。当时在长沙省财贸学院读书的一位邻村的青年，也曾多次到姐姐的学校里找她玩，寒假期间还特地来我们家邀请姐姐去他们家做客。盛情难却，姐姐去了，却把我带着一起去了。带着弟弟去赴约，姐姐的含意不言自明。我当时不明就里，高兴地同姐姐一起去了紧靠新墙河边的那个小村子，享受了一顿美味佳肴。以姐姐那时自身的条件，还有工科大学女生特别少的情况，追求她的大学男同学应该也不少，但姐姐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确定恋爱关系。是她在这个问题上特别谨慎，还是当时的革命理想主义教育使他们“不把儿女私情略萦于心上”？个中原因我还真说不清楚。 姐姐参加工作两年后成家了，当时她二十五岁。姐夫是湖南大学机电系的毕业生，比姐姐高一年。他们是在学校就认识还是到抚顺以后才结识的，我没有问过姐姐。我想多半是后来才认识的，至少是后来才有了恋爱关系。他们都是湖大毕业生，且都是湖南人，同处北国，远离家乡，在同一个工厂工作，走到一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姐夫是一个颇能干的人，会做事，善交际，交游广。这种特点，对于性格贞静恬淡而又远离家人的姐姐来说正好有某种补益。我后来看到姐夫自己打造的东北风格的炕柜，虽然是用工厂的废料做的，但很精致，与正规的木工活计比一点也不差。只是知名大学的高才生，他的知识和才艺不是用在生产和工作上，而是用在家具制作上，未免虚耗了精力。那时候，正是文革中后期，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生产混乱停顿，躲在家里搞一点私活,倒不失为一种合宜的选择。姐姐结婚的时间大约是1969年国庆节左右，新婚后的她与姐夫曾回岳阳老家住了几天。我记得，那正是我们那儿收割晚稻的时候。出嫁的姑娘回门了，按今天的规矩是应该摆回门酒请客的。但那时，文革正如火如荼，父母亲战战兢兢，自然不敢有张扬的举动。记得那次姐夫带了一个照相机回家，为我们全家，也为我们村里人找了不少相，其中还有队里人在人力打谷机上踩着踏板打稻子的照片。 1971年，姐姐的第一个儿子王彬出生。1974年，小儿子王宁出生。王宁生后一个月多一点，姐姐就将他送回湖南岳阳老家，交给我母亲带养。襁褓中的这个小外甥，从此远离了他的爸爸妈妈，跟着外公外婆长大。那时候，没有牛奶，王宁是以米糊糊为主，加上适量的奶粉喂大的。而那个所谓奶粉，也似乎并不是今天的牛奶粉，而是一种面粉、米粉的混合物，需要在火上煮成糊糊状加糖，再给孩子吃。母亲为了养好这个孩子，倾尽了全力。小王宁在我们家一直待到六岁，要读书了，才被他爸妈接走。他从小调皮，虽然给外婆添了不少麻烦，但也和我们全家建立了深厚感情。他走的时候，哭着喊着不肯离开，是被他爸妈强行抱上车的，弄得母亲也跟着眼泪淋淋的。 王宁走的时候，姐姐已经从东北调回位于湖南湘潭的江麓机械厂，那是1978年上半年。离开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回湖南了，回家了，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江麓机械厂是一家很大的兵工厂，直属国家兵器工业部，环境、待遇都比抚顺电瓷厂要好，尤其是回岳阳家里方便多了。所以我们全家都为姐姐调回湖南而高兴。 紧接着，那一年的下半年，又出现了我们全家的另一件喜事。我在下放农村十年多以后，蒙邓小平先生之惠，参加了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以较高的分数，考入湖南师院，也就是今日的湖南师范大学。这一年，我满二十九周岁，按传统的虚岁年龄算法，已是而立之年。湖南师院也在岳麓山下，与湖南大学一墙相隔。这两所大学，其渊源可追溯到宋代著名的岳麓书院。解放初期，它们是同一所学校，李达任校长，后来的院系调整，才一分为二，变成了两所独立的学校。从我在师院的宿舍五舍出来，顺着岳麓山脚西行，穿过一道围墙的小门，几分钟就到了湖大。湖大的校舍里，有很多红墙绿琉璃瓦的传统风格建筑。我有时流连期间，心中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情绪：姊弟两先后都在这里就读，固然值得自豪和庆幸，但姐姐是在青春妙龄之际入湖大读书的，我却是在荒废了十余年之后才踏进师院的校园。想到这里，心中又不禁又有一种莫名的伤感。 得知我考入湖南师院，姐姐、姐夫都非常高兴。姐夫向我承诺，读书期间，每月给我五元钱的补贴。那时的五元钱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姐姐他们的月工资也就是六十元不到，当时十元钱，节约一点，够吃一个月的伙食。除此之外，偶尔地，姐姐还再给我一点钱，这是私下里给我的，五元、十元不等，都是我去湘潭姐姐家里时给的。湘潭离长沙近，交通也方便，我一般是节假日去姐姐家，放松一下，顺便改善一下伙食，住一个晚上，一个学期一次或两次。姐姐另外给我一点钱，姐夫对此是否知情，我不清楚。我现在想，以姐夫那样精明的人，他也许其实知道，只是装糊涂罢了。除此之外，姐姐也给我一些零用物品，包括旧衣服、毛巾、肥皂、笔墨等等。在大学的四年期间，我就是在姐姐、姐夫的支持下，在父母亲还有其他一些亲友的帮助下，才度过了这段艰困的生活，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三 大概是1981年，我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突然接到姐夫的电话，说姐姐得了乳腺癌，住进了省肿瘤医院。那一年，她才三十七岁。我当时感到非常震惊，匆匆赶到医院看望姐姐。姐姐的精神还好，看上去与常人无异，只是告诉我过两天做手术，让我不要担心。姐姐做手术的那天，我又去了医院。姐姐手术做得成功，我看躺在病床上的姐姐，人很清醒，只是没有精神，才稍微放下一点心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疗化疗后，姐姐恢复得很快，不久就出院了。以后很长的时间里，她没有过这个病复发的迹象，我想，姐姐应该是彻底治愈了。谁知差不多是十八年后，她的另一个乳房上又发现了肿块，而这一次，竟夺走她的生命呢！ 这一次姐姐发现乳腺癌肿瘤之后，没有及时住院治疗。这首先是他们自己大意了，大概认为上一次也得了这种病，手术后很快就痊愈了，这一次应该也没有大事。正碰上家里事很多，就想把家里的事先处理完再去治病。先是赶着装修新房子，接着给大儿子王彬办婚事，等这些事忙完，大半年后才去医院手术。这就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其次，在肿瘤医院手术后，她的放疗是在江麓厂医院做的。厂里的技术和设备不行，放疗时伤口可能被灼伤了，此后伤口长时间发炎，不能愈合。 1999上半年，我父亲生病，喉咙嘶哑，住在湖南理工学院我的家里。姐姐一个人抱病回到岳阳，看望父亲，在我那里住了三天。那一次，我发现姐姐走路时脚似乎有点瘸，问她，她说是脚有点疼。那时大概是初夏，姐姐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精神还好。她要我陪她去了一趟她当年的母校岳阳市一中，我们在校园里逛了一圈。当她听我说起，当年她初中的一个女同学张绪桂，也在一中工作后，便立即要我带她去见她。我们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他们的住处。她们老同学几十年未曾谋面，咋一相见，自然是感叹唏嘘。姐姐这位同学的爱人毛拟文先生，也是我的中学老师，我们在他们家坐了大约一个来钟头，主人再三留我们吃饭，但被我们坚辞了。第二天，姐姐又赶到现在的岳阳县城荣家湾，参加了她们高中同学的一个聚会，然后才回湘潭。谁知道，这竟是姐姐的最后一次回家，也是她的最后一次故乡行。姐姐从来就是一个爱静不爱闹的人，她每次回家，多是在父母和我们兄妹家里流连几日，很少去参加什么聚会活动。她岳阳的同学很多，我们也难得见到她单独去会见哪个同学朋友。可这一次，她不仅强拖着病体，要我陪她去母校一中参观，而且一听说有一位老同学住在这儿，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立即决定要去同她见面。之后又毫不犹豫地去参加远在荣家湾的同学聚会活动。那时我们家没有小车，我眼看着姐姐孤独地一瘸一拐爬上长途客车，心中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和难受。我后来想，姐姐为什么会表现出大异于以往的一些情状，这是姐姐多年来回岳阳探访时从未有过的。是冥冥中无意识的行为，还是她心中已有不详的预感，有意识地在向亲人、向同学、向家乡告别呢？我常听老人们说起，人在去世前，常会有一些语言和行为，会成为他不久于人世的征兆。例如对亲人特别的依恋温存，带有交待特点的嘱托，或者急切地要去旧地重游等等。姐姐的这次岳阳之行就具有明显的这种特点，只是开始我们没有注意罢了。 姐姐回湘潭后不久，腿疼加剧，突然出现腿骨骨折。诊断的结果是，乳腺癌的癌细胞已转移到腿骨上，骨细胞被吞噬，骨头变得薄脆。从此，姐姐失去了行走的能力，终日卧躺在床上。祸不单行，差不多同前后，父亲的病被确诊为甲状腺癌，而且已到了晚期，无法手术了。 他们父女两个，相隔两地，同受沉疴恶疾折磨，互相牵挂，却无法见面。父亲写有一本“病中小记”，是他这次病中的杂记。其中6月24日文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晚上，解文打电话到湘潭，询问博文近日病情……我听了以后，心里很难过。既操心自己的病，更担心她的病。我已经七十五岁了，要走也可以走了。她现在虽然退休了，但年龄还不大，以前受了苦，应该享受下半辈子的幸福才好。但愿她早日恢复健康！”对于这位优秀而又孝顺的女儿，父亲一直是感到安慰和引为自豪的，如今女儿罹患恶疾，自己也将不治，他写下上面的话的时候，内心的凄恻苦痛该是多么沉重啊 父亲1999年12月13日去世。姐姐的病情当时已很沉重，瘫痪在床，只有姐夫和外甥们赶过来参加了父亲的葬礼。不能给亲爱的父亲送葬，我不知道躺在病床上的姐姐心中有多么难受悲痛。父亲的丧事完后不久，我去湘潭看望姐姐。几个月不见，姐姐已非常瘦弱，但苍白的皮肤映衬下，眼睛却依然很大很有神彩。姐姐告诉我，她的病已经是回天无力了，而且痛得厉害，需要靠打止痛针维持。趁着没有别人时，她又悄声地对我说，她想，既然治不好，与其白白受病痛折磨，不如早点结束生命，她希望我支持她实施安乐死。姐姐生前从未向我提出过任何帮助的要求，现在这个唯一的要求，我却又实在无法接受。我没法答应她，也无力帮她缓解痛苦，只能重复众人反复说过话来安慰她：不要着急，不要悲观。虽然自己也知道，对于饱受病痛折磨的姐姐来说，这个劝慰是多么苍白无力，但我又能怎样说呢？ 2000年2月28日，也就是农历庚辰年的正月二十四日，父亲辞世刚刚两个半月，姐姐去世了，她抛开自己的丈夫、儿子和亲人，去追寻她挚爱的父亲去了。在这个世上，她只活了五十六岁。我们得到湘潭来的噩耗，立即准备去湘潭参加丧礼。而最难办的是如何安排母亲。父亲去世后，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当时她已七十八岁，身体又很不好，如果再得知失去爱女的消息，我担心她承受不了。经商定，我们决定瞒住消息不告诉她。父亲去世后，母亲长住在我家。为了不让她发觉我们都到湘潭参加丧礼去了，我们打电话给在岳阳的表妹，让她立即过来将母亲接到她家去住。表妹早就跟母亲说过，要接她去住几天，母亲也同意了的。这样，我们办完姐姐的丧事后再接她回来，母亲就不会怀疑了。就这样，一直到一年多以后母亲去世，我们都没有告诉她姐姐逝世的消息。令人奇怪的事，平素，母亲经常会念叨姐姐的情况，可是母亲在姐姐去世后她自己的最后的一年多日子里，再也没有向我们问过姐姐的事，甚至没有提起过她，一次也没有！母亲一直到去世，头脑清楚，与常人无异，她为什么就不关心她总是牵肠挂肚的爱女了呢？我怀疑，母亲其实早从我们的言行中，察觉了姐姐已不在人世，既然我们不想告诉她，她也就不去捅破那层窗户纸。她也许还心存侥幸，有意识地让心底留存一点希望，不想让痛苦的猜测，变成无情的现实。所以每每看到她独自一人躲在屋里垂泪，问她，总说是想起你爸爸来了。现在我想，她的眼泪其实是为他们父女两个人洒的。从父亲去世到姐姐去世，再到母亲去世，总共不过一年半时间。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总共失去了三位最亲的亲人。现在我也想，父亲、母亲，还有姐姐，加上2008年去世的姐夫，他们应该在天国团聚了，有这么多亲人在一起，他们或许不会感到寂寞吧？ 四 古人说，红颜薄命，我想这话原是不错的。像姐姐那样天生丽质、冰雪聪明、心志高洁的人，为什么就夭寿呢？我说姐姐天生丽质、冰雪聪明、心志高洁，并非虚言。姐姐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再到大学，一路过关，无往而不利。她喜读书，文章写得好，文字清丽，富有情致。虽然由于时代的原因，她未能朝自己喜爱的文学之路发展，但她在工作和家务闲暇时，仍喜欢写一点散文诗歌。以前她写只是怡情养性，自我消遣，写了就丢了，后经我提醒，才偶尔地投给报章。九十年代以后，她的文章，在潇湘晨报、湘潭日报、岳阳晚报上时有发表。在江麓厂，她是小有名气的才女，江麓厂报时常找她约稿。我这里仍然保留着她在《岳阳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岳阳，我的故乡》，署的是她的本名谭博文，而且随文还附发了她的照片及作者介绍。在晚报上发文章，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足见编辑对这篇文章的重视。姐姐的专业是化学分析，她在专业上很勤勉，早就被评为了高级工程师。江麓厂是造坦克和装甲车的，那些战车上使用的特种钢材，大概也经过了姐姐他们部门的分析检验。我后来常从电视上看到坦克、装甲车奔驰的画面，心中也会想到，这些风驰电掣奔驰在疆场上的战车，不也包含有姐姐心血和汗水吗？ 姐姐是一个娴静淡泊的人，她喜欢安安静静地读书，写文章，思考问题。但这些并不妨碍她对音乐艺术的喜好。她喜欢唱歌，嗓子也还不错。年轻的时候，我常听她一个人在屋里唱歌。记得读大学期间的一次寒假，她回家后，与大队里的青年人一道搞了一个文艺宣传队，走村串户地搞演出。那形式，有点像草原上的乌兰牧骑。其中第一个节目小合唱《拜年歌》，是她用民歌填的新词。时间大概是1964年或者是1965年的春节，这也是她唯一的一次在老家参加这样的活动，曾给村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姐姐高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但用漂亮这个词来形容她也许并不合适，她给人的感觉是有优雅的气质，这从她现在留下的遗照中可以看得到。她比我大五岁，但看上去比我年轻。我大学读书期间，在他们厂碰到她的同事邻居，常有人当着我的面问她：这是你哥吗？姐姐几次跟我说，“解文，你注意不要皱眉头，这样你额上的皱纹就少了。”我那时也不过三十几岁，但额上有了很多的皱纹，这是十几年体力劳动和精神重负在身上留下的痕迹。后来，我为此写过一首小诗，《别责备额上的皱纹——兼答博文姊》，现在我把它抄录在下面： 别责备额上的皱纹，它是苦难岁月的年轮。汗水在额上冲刷出血肉的沟壑，皱纹记录着往日的艰辛。 别责备额上的皱纹，它是历史风霜的刻痕。左的风暴摧折了多少青春花叶，皱纹连接着受伤的心灵。 别责备额上的皱纹，它是智慧的触角神经。生活因缺少理性的烛光曾多么荒凉，皱纹托起思想的精灵展翅飞腾。 别责备额上的皱纹，它是探索追寻的足印。奋进者总在不停地跋涉冲刺，皱纹便是人生之舟的纤绳。 别责备额上的皱纹，它是生命的琴弦在颤动歌吟。让人生的余韵奏出新的乐段，皱纹拥抱着爱在延伸。 这首诗是我九十年代初写的，写过后就放在了一边，也忘了给姐姐看。这次再找出来，仿佛又看到姐姐说我脸上皱纹太多，叮嘱我不要皱眉头的情景。可惜姐姐永远也不能再读到这首诗了。 姐姐发表文章时，喜欢用一个笔名“秋叶”。姐姐为什么选用这个笔名？她一定是喜欢秋叶的形象和品格。经过霜风的浸染，如丹的秋叶显得明丽、疏朗、静穆，它们悄无声息地坠落，铺满大地，给人悲怆而又壮美的感觉。姐姐一定是从秋叶的形象中，找到了和自己精神内韵的某种相通之处。姐姐的人生也的确如凄美如丹的秋叶一样，明艳而沉重。她不喜在喧嚣繁华、蜂飞蝶舞的春天展示自己，却傲然肃立在霜天冷月之下，在肃杀的秋风中，无声地、过早地陨落在大地的怀抱里。秋叶，是姐姐无意地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诠释与昭示吗？我不是宿命论者，我不想去猜测，但我想，像姐姐这样钟灵毓秀的女人，她的人生一定有很多谜一样的东西需要人去破解。 再过几天就是清明节了。已是仲春时节，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寒冬，姐姐与姐夫在湘潭东郊陵园的墓地，应该又是绿草如茵了。孩子们早在年初就说过，今年要去湘潭给姑父姑母扫墓。不管能否成行，我淌着泪写出来的这篇文章，已经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姐姐啊，你去世十七年了，我这个喜欢舞文弄墨的人，这个写过数十万学术作品的文学教授，却没有为你写过片言只语。这次如能去湘潭，我将亲手把这篇文章焚化在你的墓前，这是你疼爱的弟弟为你写下的迟到的祭文。姐姐，亲爱的姐姐，你在地下能读到我的文章，听到我心声吗？ ✨作者简介✨ 刘衍清，湖南岳阳籍人，1950年生，《岳阳日报》资深记者。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刘衍清与何光岳、鲁汉、赵立恒、谭文瑞、刘孚光、谢中华、喻春畴等八位自学成才者人同列“岳州八怪”。 刘衍清后从事新闻工作，间有诗文见于报刊，半个世纪来先后发表各类文章、图片、视频5000余件，曾评为“湖南省十佳记者”。 刘衍清退休后仍笔耕不辍，从事君山茶、岳州窑、洞庭鱼等地方传统产品研究和宣传策划。目前，刘衍清还兼任岳阳市老科协专家科普讲师团秘书长、岳阳历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等职。 小编/李立君公众号/心清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