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印迹

草根作家一一弘农 阿平

　　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想写一篇文章，纪念父亲。但每次动笔后，回忆父亲的一生，我的眼窝总是迅速被某种从体内自动排出的带有一些温度的液体所充满，使我视觉模糊以至于不得不搁下笔来。

今天是父亲的祭辰日，即便父亲的肉体已然化为春泥，转化为一草一木的营养成分，归还给了大自然，依然应该纪念，遵循民族的传统，恭敬的表示一番。根据母亲的要求，按照当地的风俗，我嘱咐妻子筹备了几道不带汤的菜，端到祠堂里，摆放妥当，祭祀了父亲。

我不是工于笔墨的人，不擅长使用什么优美的文词来抒情表达。记得曾经读过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里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章句，我想，把我父亲比喻成诗句里的那春蚕，或那蜡炬，即十分恰当。

在我的记忆中，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父亲一生持守践行着的一句话。

父亲是个极其平凡的人，平凡到我无从说起。他踏踏实实，勤勤恳恳，默默无闻，从不抱怨，从没言苦，是在解放初土改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党员干部。父亲有些秃顶，身材魁梧，慈眉善目，话语不多却和蔼可亲。他写的字力透纸背，洒脱自如。

父亲年轻时参加革命工作，被安排到龙岩地区。因为龙岩地处闽西山区，生活条件较差，交通十分不便，工作难度又大，他更能体会群众疾苦，理解他人。

早期，父亲每年能够请假回老家的次数聊聊无几，在家的时间很短，春节佳期才稍多几天。当父亲回家那些日子，每次都带着我去串串同村那几个同年出外参加革命工作的天驱伯，文英伯，建文伯家的门。偶尔也到大队干部家去走走。他与革命干部都感情深厚。父亲在家时，若有乡亲路过我家门口，他的脸上总是堆满诚挚的笑容，迎请乡亲入屋坐坐，喝喝茶，聊聊天。父亲这样的热情好客，体现出一个革命者对乡亲浓浓的眷爱。

记得我孩提的时候，每家每户过大年前，一般会准备一些“铜新娘仔，寸枣仔，鱼皮花生”等等小甜食在春节期间招待客人。当大人们互相串门会会面，叙叙旧时，我则会在假装几番客气后半推半就接受些小甜食，慢慢咀嚼，慢慢品尝，慢慢享用。那个年代，物资仍十分匮乏，容不得我囫囵吞食。我因为喜欢吃小甜食而导致上下两排牙齿未老先衰。因为这样，我受过父亲的严厉批评。他说，当客人，只能礼节性的接受一点，不能贪得无厌。那是人的一种修养，我从此铭记于心。

父亲的教育往往和风细雨，润物无声，慈而有威。记不清那一次出于什么原因，奶奶正在家门口整理那些母亲从山上挑回来的茅草，我粗口骂了奶奶一句，父亲伤心地用双目注视了我许久许久后，喘了一口大气，没吐半句话，他摇了一下头走开了。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心里很难过。

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有如沐春风的感觉。我上小学一年级后的有一天，父亲问我在学校里学会唱什么歌。我说我会唱《学习雷锋好榜样》。于是他教我唱了《阿佤人民唱新歌》，嘱咐我一辈子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要听老师的话，要永远跟党走。

因为我会唱《阿佤人民唱新歌》，老师挑选我充实了学校的革命宣传队。我参加了多次宣传演出。

我五岁那年，父亲带着二姐和我去了一趟漳平。记得那次是从老家白水陆丰电船码头乘坐汽船。到了厦门，父亲买了一个面包给我，味道很香，至今还让我回味无穷。

从厦门火车站坐火车到了龙岩火车站，下了火车，约摸在候车室等候了半个小时，有一条长长大大黑呼呼的东西呼啸而过。父亲说，我们可以再上火车了。我们是在转乘另一列火车赶往漳平的。

到漳平后，就住在县政府大院里的宿舍。楼下，有块空旷平坦的地方，放置了几个洗衣池，是用水泥制成的。有一天，我跟着母亲去洗衣服，我乖乖的站在母亲的身边，不敢跑远。仍记得，就在前一天，二姐带我到街上玩，有一部大货车驶过来，我为了躲避货车，与二姐分开了。我走散后，急的大人们惊慌失措。父亲知道我走丢了，派几个同事分头找我，幸好在天黑前找着了我，大家心里搁着的一块大石头才掉落下去。五十年了，母亲再次回忆起在漳平那段有惊无险的遭遇，还心有余悸。

　　父亲对工作始终都很认真负责。他于1975年调回龙海老家工作，被安排到浮宫中学。父亲曾用自行车让我坐在他身前横杆上，去了浮宫中学。我陪他在暑假护了几天校。我问父亲，你当头头也要值班吗？父亲说当领导的更要带头。1981年，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年纪问题，照顾性的调他到离家较近的东园学区工作，并让他退居二线分管扫盲。期间，他多次骑着自行车到山沟沟里面的东园农场督导检查开办夜校工作情况，与场员们同吃同住，把开展扫盲的工作情况说给我听，表现出很乐意的样子，说得有声有色。

父亲很注重子女教育。1981年，我即将高考那年。有一天，校长在操场上碰到我，喊我说了话。陈校长说几天前开会与我父亲坐在一起，我父亲嘱托陈校长转告我，要我加把劲，努力学习，争取高考后榜上有名。遗憾的是那年高考我名落孙山。

经过回炉再造， 1982年考试，我的总分超过了录取线。我打了电话向父亲报了佳音，父亲知道我终于考上了，异常激动，立即告诉他学校的同事，说自己的儿子“中状元”了。

父亲的清廉让我自形惭愧。有一次我被抽调到有关乡镇去核销医药费。有些熟人曾向我询问他们家属的医药费是否可以报销，我因此询问父亲是否有医药费需要报销的。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父亲说没有。我说，你可以到药店买些药，然后开发票来报销。他却反问我“我没病，干嘛要拿药？”。直至父亲辞世为止，他从来没有找我报销过一分钱医药费。父亲给我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父亲有一副菩萨心肠。94年女儿出生后，他来过几次，总是带来些女儿喜欢吃的东西。他屁股从没坐上过我家的沙发，每一次总是短暂的站着几分钟，简短关心问几句话，然后带着满意的笑容又匆匆赶回白水老家去。父亲从来没在我石码的家里吃过一次饭。他来看看儿子，儿媳妇，孙子，就心满意足了，就足够得到安慰了。

女儿一回到白水老家，父亲总问问她喜欢吃啥。女儿从小养成了良好的习惯，从不在外面随便买零食吃，所以不知道要吃啥，就回答说喜欢吃肉松。父亲就笑着去村里的小卖部买了一听罐装的肉松回来，让他孙女高兴。

父亲退休后，党员关系转到村支部，村支书希望父亲发挥些余热，推荐并建议村民们选举父亲当村里的老人会会长。他当老人会会长那些年，口碑很好，经管的集体公款帐目清楚，群众很拥护，很信任，很支持。

想到父亲的任劳任怨，忍辱负重，我的眼眶则噙满泪花。他去世出殡那天，与他同在龙岩参加革命工作相处了大半辈子的甘叔叔来吊唁，边流着眼泪边说，父亲在文革时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养猪场养猪，每天还要清理那些臭气熏天的猪粪，从来没有抱怨过，直到后来又恢复了领导职务，仍然矢志不渝保持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父亲在龙岩工作期间所受的冤屈从没对谁说过。若不是甘叔叔提起，我们一家人谁也不知道他曾经受了多少冤屈。

听母亲说，曾经有一次她随父亲下乡到梧祠人民公社，由于当时交通条件十分落后，车辆极少，未通公交车，下乡只能靠两条腿走路，运气好时偶尔可以搭一两次运输煤炭的便车。龙岩都是山区，解放前土匪多。刚解放那头几年，尚未完全肃清匪患。曾经有一个革命干部在那条父亲走的下乡的路上被土匪枪杀掉。单位给经常需要下乡的父亲配备了一把手枪，让他更有安全感。

盘点了过去的点点滴滴，虽然消耗了一些泪水，但那是幸福的眼泪，自豪的眼泪，骄傲的眼泪。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八闽大地早已旧貌变新颜。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

我想，如果真的有天堂，父亲从天堂上看到由无数革命者开创的世界已经这么美好，不知道会有多开心呢！

辛丑年三月初七写于金鳌石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