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吃饭

由之

文\由之；图\来自网络

题记：洪范八政，以食为首。

熟识的人们相遇，无论有事没事，总免不了彼此问候，这是出于礼貌，也是一种习惯，那问候语的使用，却因时代的不同有而所变化。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熟识的人们相遇，总是相互问候：“吃饭了吗？”或者“吃了吗？”吃了什么呢？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吃饭”。

八十年代以来，问候语的使用在部分人群间渐次发生变化：八十年代问的是“发了吗？”九十年代问的是“离了吗？”而进入二十一世纪，问的是“有情人了吗？”

无论问候用语的使用在部分人群中如何演变，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草根民众，相互之间使用频率最高的问候用语和接受最多的问候用语还是“吃饭了吗？”或“吃了吗？”

以吃饭作为问候用语，这是最具中国特色式的问候方式，和西方式的问候用语，如“你好”、“早上好”“晚安”等等相比较，折射出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民族心理特征。

按照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即使进入到21世纪，我们大多数同胞占优势的需要应当尚处于生理需要的层次，因而才会把“吃饭”作为惯常的问候用语。可见，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吃饭是何等重要的事。

用老百姓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如果一天不吃饭，人就没有了刚气，四肢呈无力状。如果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便将呈“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状。老百姓看重吃饭，并把吃饭作为惯常的问候用语，是因为老百姓知道，人要吃饭，这是关系到个体生命存在和延续的大问题。

孔夫子说：“食色，性也。”夫子也知道，人要吃饭，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把人的需要由低而高分为五个层次，第一个即最低层次的需要是生理需要。虽然是最低层次的需要，而且毫无丝毫高尚的成分，但马斯洛却认为，生理需要是人的最为基础性的需要，只有生理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人的需要才会依次上升到较高层次。马斯洛所说的生理需要，主要包括人的衣、食、住、行以及生儿育女延续后代等方面的需要。马斯洛曾经举例说，一个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人，他整天想到的都是吃，走路想到的是吃，睡觉梦到的也是吃，获得食物成为这个人当前最为急迫最为强烈的需要。

马斯洛也知道，人要吃饭，是人的生理需要的核心，是人的各种需要中最为基础性的起点。

古人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如果没有百姓，便国将不国；而百姓是要吃饭的，没有饭吃，便将威胁到百姓的生存，进而威胁到国家的根本。古人，当然是古代的精英们，也看重吃饭，并且把吃饭问题抬高到了国家的存亡和稳定的高度。可见，吃饭问题是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上至社会精英，下到草根民众都懂得这个道理，不过，各自理解的侧重有所不同罢了。

可见，人要吃饭，这实在是一个浅显得不能再浅显的常识问题。

就是这么一个十分浅显的常识，却有人不懂得，或者装着不懂得。

记得史书记载，大概是西晋时候，有个小孩皇帝，听到大臣汇报，某地发生灾荒，老百姓没有饭吃，饿死了很多人。小皇帝说：“没有饭吃，就吃肉粥啊。”这个小皇帝，生长在钟鸣鼎食之家，年纪幼小，不知道饭与肉的关系，闹出这样的笑话，是因为他真的不懂得人要吃饭这个浅显得不能再浅显的道理。

我就曾经不懂得这个道理。十来岁的时候，因为十分贪玩，把吃饭当作可有可无的任务，似乎不是我要吃饭，而是大人们要我吃饭。每到吃饭时，总是吃得很马虎，恨不得几口吃完了就跑出去玩耍，常常把饭撒在桌上，也因此常常遭到大人们的呵责，强令我把撒在桌上的饭粒捡起来吃了。我一边把撒在桌上的饭粒一颗颗的拈进口里，一边聆听大人们对我的教诲，什么“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经过千辛万苦才收获的”，什么“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等。我一边拈洒落在桌上的饭粒，一边接受教诲，如此周而复始，那首关于饭的古诗倒是记得了，但就是始终没有真正懂得诗中的道理。

我懂得这个道理，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经历了长达三年的饥饿煎熬，目睹了许多人，包括我的亲人、同伴和同学因为缺少饭吃，个体生命不复存在之后，才终于明白了：人要吃饭。

但是，人要吃饭，这个浅显得不能再浅显的常识，却真的有人装作不懂得。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度身居高位的权贵者们，曾经掀起一股“大批资本主义复辟”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浊浪，提出臭名昭著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这个口号，给人的感觉怪怪的，似乎生为社会主义的人，可以不吃饭，或者只能吃草；似乎人要吃饭，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或者只有身在资本主义，人才要吃饭。

记得1975年的春末夏初，我乘休假的机会，随一个搞农村工作的朋友下乡看看。晚上在公社（即现在的乡、镇政府）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朋友带着我离开公社，到他要开展工作的生产队去。到了那个生产队，朋友带我进入一家农户。主人一见我们进门，很热情地迎接我们，对我们说：“早饭已经做好了，就等着你们。”主人叹了一口气，面带愧疚地说：“你们可别嫌弃。”待我们在桌上坐定后，主人给我们盛来两大碗热气腾腾早餐。这是用大米和四季豆煮成的稀饭，以四季豆为主，饭粒清晰可数，清汤寡水，毫无米汤的粘稠感，只能叫做菜汤。我们匆匆吃完饭出门，朋友对我说：“我带你来吃饭的这家，在这一带还算是好的，每顿还能见到几颗粮食，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许多人家都已经断了粮，有挖野菜、挖芭蕉头吃的，有上山挖蕨根吃的。唉，现在这形势……”我和朋友相对无言，只有在心里暗自叹息：这就是那些权贵们说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吗？”

这一顿饭，在我诸多有关吃饭的记忆中，可算较为深刻的。在当时那个荒诞的年代，真正懂得人要吃饭的老百姓，难免经常遭受忍饥挨饿日子，想天天吃饱饭而不可得。那些身居高位，在华夏大地呼风唤雨兴风作浪的权贵们，过着锦衣玉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生活，却假装不懂得人要吃饭的道理，这实在是老百姓的不幸。那个小皇帝，虽然不懂事，但还不至于说出“没有饭吃，就吃草啊”这样的话来。

当代作家张贤亮，八十年代写了不少小说，这些作品的主题大都可用孔夫子的话来概括：“食色，性也。”比如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描写的都是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人的生理需求因为严酷的抑制所遭受的痛苦。在《绿化树》这篇小说中，那个主人公，一个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之后，被送到劳改农场改造，又遭逢“三年困难时期”，他为了每天甚至每顿能够多吃到一口、几口饭或者粮食，不惜绞尽脑汁，调动自己所有的一切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个体生命的存在。

读了张贤亮的小说，使我对人要吃饭这个浅显得不能再浅显的常识又有了更进一层的认识。

也是在八十年代，哲学家李泽厚曾经从哲学的层面论证了人要吃饭这个浅显得不能再浅显的道理。

李泽厚说：当年，老人家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到底只有一条：造反有理。”李泽厚又接着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到底只有一条：人要吃饭。

此言一出，学界大哗。当时就有人批判李泽厚，说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为“吃饭哲学”。

李泽厚反驳并论证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里明确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李泽厚继续论证道：根据马恩的观点，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为了维持个体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必须首先解决吃饭的需要，因此要“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然后才能从事精神的、政治的等等其他社会活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到底只有一条，就是：人要吃饭。

人要吃饭这个浅显得不能再浅显的道理，李泽厚竟然从哲学的高度进行论证，用心何其良苦。

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公布数据显示，以每天消费1美元极度贫困线标准衡量，2004年中国赤贫人口达到2亿，占全国人口的15%；实际上中国2亿人平均每天消费仅为0.42美元，相当于3.6元人民币；2007年，中国每人每天平均消费不足2美元（即7.2元人民币）的贫困人口达到4.3亿，占全国人口的32%。

人要吃饭的问题，对于我们的为政者们，至今仍是不能等闲视之的大事。

古人说：“为政之道，在于安民。”

是否可以这样说：为政之道，首先在于懂得：人要吃饭。

草于2008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