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河口古渡的历史非常久远,早在北魏建国之前,阴山与黄河之间的广袤土地刚刚成为鲜卑人的牧场——敕勒川时,河口古渡便出现了,那是公元305年。</p><p class="ql-block">如果从那个时代算起,河口作为古渡 已经存在了一千七百多年。</p><p class="ql-block">河口由于是黄河上游与中游的分界点,也是旧绥远地区最大的支流——大黑河流入黄河的地方。为此,河口名扬海内外,人们反而把河口古渡的本名忘记了。</p><p class="ql-block">它的本名叫 “君子渡” ,郦道元在《水经注》里专门记录君子渡的来历。古文艰涩,用白话文说这个故事吧。</p><p class="ql-block">有洛阳大贾夜迷失道,在渡口请 “津长” (即管理渡口的人)送他渡河,舟行河中,这位洛阳巨商突然猝死,津长无耐,只得把他埋在黄河岸边。待巨商的儿子来此寻找父亲的遗骨时,津长把巨商随身携带的金银珠宝分文不少地交还给商人的儿子。后来北魏的皇帝听到了这件事后,感叹地说了一句: “真君子也” 。这样,河口古渡有了君子渡的美称。(故事引自陈桥驿点注的《水经注》,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p><p class="ql-block">河口有历史记载的重大事件非常多,象唐朝大将李靖从君子渡北渡黄河,打击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康熙皇帝从君子渡过黄河与噶尔丹作战等。其实,河口真正的繁荣与这些帝王将相关系不大,是人民创造了河口古渡发展的历史。</p> <p class="ql-block">有清三百年来,特别是乾隆以后,一代代走西口的晋陕农民带来的繁荣,才是河口发达起来的主要原因,这时,君子渡才逐渐由一个单一的古渡,发展成古村,进而在清嘉庆年间发展成河口古镇。</p><p class="ql-block">据当地人介绍,河口古镇最繁华的时代,有四万多人口,由于人口成分是南来北往的商旅,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信仰的需要同时出现这里,河口先后有四十余座不同宗教的庙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所有的庙宇被毁,目前河口只保留了龙王庙前两根铸铁旗杆。</p><p class="ql-block">有清一代,黄河河运非常发达,堪称 “黄金水道”。从上游兰州开始计算,中经宁夏的银川平原段,再到内蒙古的乌海、巴彦淖尔、鄂尔多斯、包头、呼和浩特托克托河口,黄河主干道开始在托克托县的河口——清水河县喇嘛湾段,几字弯的东侧开始向南折,一直走过山西偏头关、河曲、保德州,到吕梁市下辖的临县碛口镇,长达两千多千米的整个黄河河运,基本上是畅通的。</p><p class="ql-block">而河口古渡是整个黄河河运西来、南下的交通枢纽,是整个蒙古草地与中原内陆、京津乃至苏杭繁华之地的贸易中枢,说河口是各路物流最大、最重要、也是最具规模的的中转站,言不为过。</p><p class="ql-block">河口的繁荣与走西口的浪潮息息相关,随着清初开始的晋陕农民大规模涌入蒙古草地,土默川平原与后套平原的农业垦殖活动迅速发展,河口作为粮油水运必须经过的码头,作用越来越明显。</p><p class="ql-block">荣祥先生在《绥远通志稿》中记载了清道光年以前,河口商贸发展的盛况: “自乾隆以还,口外垦殖日广,民殷物阜,出境之油、粮、盐、碱、甘草各货,入境之日用杂货,山西与归绥往来之商运,凡经河路者,皆以托属河口为唯一码头。其时包头草莱初辟,尚未形成市镇,故在五厅时期,归化城而外,以托河为第二商市,其市面繁荣所以远胜于他厅者,以居水路之冲要,为上下货物之总枢也。” </p> <p class="ql-block">西口外突飞猛进的发展,与两届山西巡抚的奏折有关。1883年(光绪九年)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奏请口外七厅改制,将客民编籍。清廷复准后,原来在土默特、后大套的走西口人,(寄民)由没有户籍身份,改变成为名符其实的当地村民。</p><p class="ql-block">第二个奏折是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奏请大量开垦蒙地,1902年,清政府委任贻谷为钦差都办蒙旗垦务大臣。</p><p class="ql-block">至此,绥远省土默特、后套等地的蒙旗土地,完全解禁,任由放垦。</p><p class="ql-block">口外蒙古地的粮食生产、农业发展迅速,比起隔黄河相望的晋西北、陕北的荒山秃嶺、地瘠民贫、粮油匮乏、民生凋敝,另有一番景象。</p><p class="ql-block">口外蒙地粮油皮货进入晋陕,是民生的需要,也是致富的道路。这样,开通口内、外物流交通运输渠道,势在必行。</p><p class="ql-block">河口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它成为黄河水运的交通枢纽。从河口 “上行至南海子一百二十公里,经南海子到西山嘴二百四十公里。再经土城子、永济渠口、磴口、石嘴子(山)、横城堡、中卫、五方寺可抵甘肃兰州,共约一千五百余公里。下行经喇嘛湾、榆树湾、老牛湾、偏关河口、到河曲大口一百五十多公里。 河曲过保德州、到临县碛口镇,共计三百公里。” (引自《河口古镇》2016年版 13页)如果再沿晋陕大峡谷南下,河运船只可以直达山西河津与陕西龙门交汇处。</p><p class="ql-block">如此漫长的黄河水运之路,尽管沿河两岸有众多形形色色的渡口,但河口成了垄断河运的中心枢纽,东来西去、南下北上的船运物资,都要在河口聚散,它的商业辐射西达甘宁青、东通京津冀、南连晋陕豫、北连大库伦、恰克图。</p><p class="ql-block">河运的发展为河口镇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尽管同治十三年,(1874年)因黄河南移,毛岱渡口迁到包头南海子,但河口的水运一直没有停止。当时大宗商品运输主要是粮油、盐碱、甘草、日用百货、皮毛等。</p> <p class="ql-block">渡口码头的繁荣,同时带来河口古镇的发展,一个近代商业手工业城市的雏型,在河口镇出现,从行业分布上,可以看出河口属于近代商业和手工业的城市特点。</p><p class="ql-block">首先是沿黄河排列的外码头和沿大黑河排列的内码头上,沿河十里地,即从河口码头到托县南骆驼圪卜,岸边有货船数百艘,首尾相接等待装缷货物,船只有时能排两三层等待靠岸,码头上随时保有一千多河路工人,各大商户均有自己固定的装货码头,货场,有专职的记账先生负责清点货物登记造册,有专职小工扛包装卸货物,由于时常遇到人手不够,周边农村每天都有数百名青壮年劳动力,等在码头上等待打零工。船只多时,一时靠不上岸,很多船只干脆行驶到黄河对岸属伊克召盟准格尔旗的巨河滩上等待,遇到有急事,很多船老大都会挑灯夜战装卸货物。</p><p class="ql-block">除了黄河上往来的货运船只、船筏、羊皮筏少量的带货交接,河口码头周边的陆地上有各种专跑长途如包头、后套、宁夏、甘肃或后草地大圐囵到俄罗斯恰克图的骆驼练子(一练六只驼,每只骆驼可以带四百斤货,多的骆驼练达十几练,几十练)还有短途运输的牛马车、驴骡驮,这些陆地运输力量往来穿梭,与船老大就地交易,其中大宗商品交易,多为城里商号买卖的店铺要货,回河口镇加工后,转运后草地。河口镇与托克托县当时的山西晋商字号惠德成、同心和、德成厚、宝隆元、义和昌、兴盛泉等,均为河口镇上有实力的商号。</p><p class="ql-block">从行业分布来看,有粮油贸易的六陈行、碾房、磨房、油坊、粉坊、糖房、豆腐坊、醋酱曲坊、手工业作坊有石匠、铁匠、毛绳口袋编织、盐碱加工、柳编、舟车制造、木工业、铁工业、建筑业、皮毛加工业和甘草加工业、毡毯业、铸造业旅店业、鼓匠班子、染坊、造纸、 “桥”与“牙祭”、(牲畜交易)行业协会、钱庄、当铺,票号、银号、早期银行 “绥远官钱局” 。</p><p class="ql-block">河口的发达兴旺主要在清中晚期以前,同治十三年毛岱码头因黄河龙摆尾南移走向衰落,被上游的包头二里半码头取代,包头老城(东河区)近代经济社会架构,基本来自河口。但河口的码头功能一直保存到建国后,随着铁路、公路运输的发展,黄河河运已经缺少经济效益,成为夕阳产业。</p><p class="ql-block">河口的黄河船运后来主要是摆渡托克托与黄河对岸准格尔之间村民交往的需要,小规模带货。直到2006年托克托黄河大桥通车才最后结束。</p> <p class="ql-block">河口村中的明晚期古井</p> <p class="ql-block">一个城镇的命运其实是脆弱的,它依托某个产业可以发展的十分迅速,当产业因现代化发展而被历史淘汰出局的时候,当年的繁华便成了历史的记忆。</p><p class="ql-block">如今,河口成了一个黄河边上普通的村庄,只有一个 “黄河母亲” 雕塑孤单寂寞地立在黄河岸边,那是黄河上游和中游的分界碑。</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