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路552]——千年铁花映豫楼

杨永发

郭峪古堡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山西阳城北留镇巨村郭峪古堡高高的城墙下人头攒动、盛况空前，来自四乡八邻的村民兴致勃勃来此欣赏始于春秋战国时期，与采矿炼铁业同步兴起的打铁花表演。

因自古盛产煤与铁，使晋南的“雉堞高城”郭峪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戍之地。高高的城墙之下，一派祥和气氛。但谁能料想，我面前的这座美轮美奂的古堡，可没有遥遥相对的皇城相府那么幸运，历史上曾经历过惨烈的四次劫难。

郭峪古堡是太行山麓的一座城堡式村落，与皇城相府只相距300米，现今如雷贯耳的皇城相府，先前只是郭峪古城的北翼城，而侍郎寨为郭峪古城的东翼城。在明清两代，郭峪村文风鼎盛，人才辈出，一共走出了18位举人和15位进士；加之商贸发达，民居修建成一时之盛。现仍有保存完好的明代民居40院、1100余间。院落门楼多呈高挑牌标式，斗拱层叠，样式华丽，等级很高。民居多为四合院，为北方典型的“四大八小”格式。被古建筑学泰斗罗哲文誉为“中华民居之瑰宝”。

躬身钻入村中一个隐匿的地道口，在漆黑一片低矮的巷道中摸索前行280米，地道的出口就在豫楼的底层，盘旋七层登至楼顶，视线这才豁然开朗。走进郭峪古堡，感觉似乎并不是在一座寻常的古村落，仿佛进入一处军事堡垒，处处壁垒森严。

豫楼五层西墙上有一座《焕宇变中自记》碑，将李自成农民军攻打郭峪村及修城堡的过程，记载得十分详细。“崇祯四年（1631）四月间，陕西反贼王加（嘉）胤在平阳府作乱，总兵牛世威、副将曹文诏领兵剿杀，胤侄将加（嘉）胤捆至军前，请罪投降，牛总兵即将加（嘉）胤斩首……”

一年之后，祸从天降。崇祯五年（1632）七月十五日，农民军分两路向郭峪村袭来，乡民借寨墙作掩护，用自制的神枪火炮奋力还击。但农民军凭借人多势众，又将寨墙轰塌多处，乡民只好退守寨中。农民军乘势将寨围住，尽管“以吾村坚锐拒敌，现时人心似为可恃也，不意午后云雾弥漫，大雨淋漓，神枪火炮置之无用，虽有智勇无所施矣。贼乃乘雨，一拥前来，四面围绕，一村人民，欲逃无门。以十分计之，逃出者仅仅一二分，馀有逃至山沟野地者，又被搂山贼搜出”。

“贼于十六日至十七日夜间，将人百法苦拷，刀砍斧劈，损人耳目，断人手足，烧人肌肤。即有苟存性命者，多半残躯。经查，杀伤、烧死、缢梁投井、饿死小口，计有千余……金银珠玉、骡马服饰，罄抢一空，猪羊牛只，蚕食殆尽，家家户户无一物所存，无一物不毁”。

农民军在村中洗劫了五天五夜，这时对面的卫村黄城村（即皇城相府），由于在前几个月刚修筑起一座避难的“河山楼”，此时虽然尚未完全竣工，但陈氏家族已将大量物资备于楼内，且有供给充足的水源，以致农民军在围楼十日后，仍攻不下，从而保全了陈氏族人800余口性命。

崇祯六年（1633）四月十六日，农民军第三次呼啸而至，进村后“初不见人之去向，以为奇迹。及搜见一二人，百般拷问，一一引至洞口，贼尚不敢入，先用布裹干草，内加硫磺，人言藏火于内，用绳悬在井中，毒气熏入洞内，人以中毒，不觉昏迷气绝”。以至“北门外井洞计伤八十余口，馆后井洞计伤数十人，崖上井洞计伤数十人，并吾村之藏于炭窑、矿洞者，共伤三百余人，苦绝者数家”。这次，农民军劫走不少钱财。

同年十月初八日，农民军第二次攻打郭峪村，乡民们见兵已到岭上。能逃的纷纷逃走，不能逃的急忙往煤窑中躲藏。结果“男妇一拥入窑，窑口窄小，踏死九十三口，上佛井则沟窑内亦如此，踏伤男妇五百余口”。当时的状况十分凄惨。经过两次生死悠关的教训，郭峪人“闻贼知惧，无处躲避”。一些村民“各家攒钱，造地洞数眼，皆由井口出入，见者以为极妙”。全村村民纷纷仿效开挖地道。

二十日，曹文诏领官军七千，自周村发兵至郭峪，分三路斩杀农民军首级千余，以为得胜，退至周村庆功，犒赏三军。不料，农民军又杀了个回马枪。第四次攻打郭峪，是郭峪遭洗劫中最惨痛的一次。四日中，“杀死熏死尸骸满地，天气炎热，臭气难堪。即有一二未受害者。天降瘟症，不拘男女大小，十伤八九”。

自第四次农民军劫掠之后，村民“无地可避，每日惊慌，昼不敢入户造饭，腰悬米食，夜不敢解衣歇卧，头枕干粮，观山望火，无一刻安然”。为什么农民军对郭峪村始终纠缠不休不肯罢手？原来郭峪村自唐代始，煤炭和冶炼业尤为发达。据记载，明代就阳城一个地方的生铁年产量，就抵俄国全年的生铁产量。大户豪门众多。阳城又处于陕西进入山西，进而逐鹿中原的咽喉之地，自然成为农民军攻击和劫掠的重点对象。

有钱有势人家多避居县城及安定之村庄，而“贫寒者为农事所羁，宿山卧岭，闻风惊走”。郭峪村一片凋敝之象，于是，“吾乡不得已，设处钱粮，东坡修寨”。怎奈“寨工虽完，无险可恃，人心终于不安”。这时，曾任蓟北巡抚的张鹏云“极力倡议输财，以奠磐石之安”，并“劝谕有财者输财，有力者出力”，劫后余生者积极行动起来。

崇祯八年（1635）正月十七日开工修城，由社首富商王重新组织筹资督工，他先自捐银7000两，有钱乡民踊跃筹集白银万两，无钱的以役代捐，不到十个月时间，郭峪城告竣。用于防御的郭峪城墙为中国罕见的蜂窝城墙，高20米，宽5米，长1400余米。

这一年，崇祯十年（1637），农民军十三家七十二营转战中原，尽管战争局势紧张，此时的郭峪村人却安稳地居于城中，“虽累年凶旱，未至大荒，衣食犹可粗足”，城墙之功，可见一斑。一城即筑，四方毕固。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十五日，又在村中建起一座与河山楼相似的七层碉楼，楼即成，取《礼记·中庸》“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名之谓“豫楼”。长15米，宽7.5米，高30米，共七层。毕其数十里，盗贼无所遁形，郭峪自此可谓固若金汤。

郭峪城墙平均高12米，临樊溪河岸则高达18米，周围1400米，不仅是当时附近村镇较完固的防御工事，也是至今保存较完整的村镇式古城堡。此城高度，比北京故宫城墙还高一米多，由于城墙为宥，郭峪村大户豪家所建之宅均基本完好地保存至今。

但不论城墙垒得多么高大，墙体筑得多么坚固，只要农民问题不解决，贫富问题不解决，这种生死劫难的悲剧难免重演，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谢谢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