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1981年初春的一天傍晚，听到敲门声，正在紧张备考的我去开门，来客是拄着拐杖的梅伯伯。大病一场的他，身形清瘦，刚刚出院。见到我母亲，就是一个标准的九十度躹躬。因他生病期间，在医院工作的母亲对他有些关照，特意到我家致谢。</p><p class="ql-block"> 梅伯伯没有熬过这个春天，终于还是走了。</p><p class="ql-block"> 梅伯伯是上世纪初我祖父在贵阳法政学堂兼课时的学生，与周逸群同期。当年我祖父去看望在北京苏使馆避难的日本早稻田大学同窗李大钊时，梅伯伯是随从之一。</p><p class="ql-block"> 梅伯伯生性倔强，纵有才华，亦难发挥官场。于是，从三十年代中期后，就在贵阳执律师业。母亲对我讲过，那时候她家住贵阳大十字附近的法院街，进出家门时都能看到附近“梅重光大律师事务所”的大招牌。</p><p class="ql-block"> 梅伯伯一生，无党无派，但因当年与周逸群同窗之故曾与开国总理周恩来有过往来的因素，上世纪五十年代，梅伯伯曾作为民主人士担任了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父亲提到过，当年经三伯伯之手买掉的房产契约书的副本，是梅伯伯亲自拿到家里来，让我祖母看儿子邱纯和的亲笔签名的，并说，师母，虽然买家说可以归还，但是有这个东西，您看怎么办呢。祖母只叹了一口气，什么话都没有说。</p><p class="ql-block"> 后来反右时，梅伯伯的个性使他成了当然的右派。法院的职务没有了，挂一个省政协委员的虚职，收入锐减。</p><p class="ql-block"> 梅伯伯有两个夫人，先后生养11个子女。大房的两个儿子当年先后考上北京大学，也先后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解放后在北京工作定居后，将生母接去侍奉，早已不认其父；余下二房的九个子女尚年幼，当时最大的儿子还在上高中。瞬间陷入困顿中的家人发现，曾经做过律师事务所办公地居所的房子的房主居然不是梅重光！当年曾执贵阳律师界牛耳的梅重光大律师在贵阳竟无一处房产！</p><p class="ql-block"> 这以后，梅伯母开始养猪，在家门口摆上小摊，贩卖茶水及时令果蔬……等。过年时，父母带着我们去梅伯伯家吃过杀猪饭；七十年代，母亲领着我逛街走到那个街口时，辛劳摆摊的梅伯母远远看到了，就会高声招呼我们过去，随手递给我的东西我走回到北京路的家里都吃不完。几次后，我发现，逛街时，快到那个街口时，母亲就带着我折返了。当时年龄还不算太大的我，从没问过为什么要这样。</p><p class="ql-block"> 至今清楚地记得，1975年秋天的某一天，梅伯伯来家里告诉我母亲，他在《参考消息》上面看出了一点信息，作为政治犯在贵阳第一监狱的外祖父应该很快会出来了。当时，我母亲虽然很高兴，但还是将信将疑的。果然，不久，中央的特赦令就在报纸、广播中公布了。</p><p class="ql-block"> 这之后，梅伯伯的右派帽子也被摘掉了，虽然没有再回法院系统，但成了贵州省政协的常委，恢复并提高了待遇。只是还没搬进省政协分配的新房，就病倒了，没有去宽敞的新家住过一天。</p><p class="ql-block"> 与他断绝来往的两个儿子，也终于一起在上世纪末回筑扫墓。年逾七旬，白发苍苍的老人在父亲的坟前跪了下去……</p><p class="ql-block">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人生际遇。处于巨变时代的梅伯伯的人生自然也不例外，也被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