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那边 三

漫谈秦

（八）

原马圈沟小学遗址

　　山里的雨，说来就来。

还没有出工时，我们的屋子就是公共场所，两个人正在下象棋，几个人在旁观战。大晴天，只有一片翻滚的黄云。突然，一声炸雷，屋子都颤动了，瞬间，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越下越密。持续了几分钟，戛然而止。又过了一会儿，圪塄上有人哭，“谁来来”？有人问，“我三妈”，回答的是副队长刘金河七、八岁的小儿子喜栓，“咋啦？”“我三爹叫雷抓了”。

屋里的人明白了，刚才响的那个炸雷。队长老虎子沉着脸进来，冲着我们说：把门卸下，去库房拿上两条大绳。六、七个人带上门扇大绳棉被奔出事的山头去了

刘长河也是打了大半辈子光棍，头年，刚刚娶了个口里过来的女人，好歹放羊回来能吃上热饭，也像个人家。兄弟四人，老大早亡，老二自小卖到了达茂旗改姓康，刘长河是老三，老四刘金点，光棍。刘金河与刘长河弟兄是亲叔伯兄弟。刘长河兄弟俩身材魁伟，虎背狼腰，刘长河喜欢打猎，枪法也好，身手利落。

出事那天，他和赵德才到山上放羊，两个人的羊群离得不远，老哥俩就在山头上坐下来抽烟，倒拉些家常。一会儿的功夫，南面上来云了，德才说：我下去瞭瞭。下到半山腰，解开裤带尿一道，忽然，一个大火球从脚旁“嗖”的一下窜了上去，随即，一声炸雷，羊群让雷炸散了，德才的尿也吓回去了，提着裤子冲山头喊长河，边喊边往上走，走了几步，看见了长河的草帽。德才知道不妙，扭转头大蛙蹦子跑回了村。

翻过了几个山头看到了对面小山头一具赤条条的尸体，长河侄辈的几个人跪下哭了起来。老虎子说：“先抬人哇”。到了跟前一看，左脚一只胶靴还基本完整，右脚甚也没了，腰间有一条松紧带，周围的草中都是细碎的布条。人的胸部和小腹好像用碳笔胡乱画的圈，（后来有人说那是天书）头上一圈好像剃刀刮的，一张变形的脸和一只睁得大大的的眼睛。大家把被子铺在门板上，将人放上去，裹严了，缠紧，倒换抬着回了村。出过殡，长河的女人又回口里了。

（九）

　　1974年的秋天，大队通知我到马圈沟小队当代课老师。马圈沟小队是公社海拔最高的小村子，在马场梁上，人们一提到“梁上”，指的就是马场梁，包括前后马圈沟、南圪妥、西麻滩、羊塔。这几个自然村落的人满共也不到一百人，羊塔只有仨从宁夏过来的五十上下岁的光棍，它们的营生就是放羊，只是在这个地方求个温饱。后马圈沟是小队所在地。

和山下的村子相比，山上的村子更加封闭，生活环境更加严酷。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咸盐、煤油、火柴等都需要到山下的乌兰吾素供销社去买，牛存贵大约每半个月下山一次，马背上驮得满满的，他的家就是分销点，村民们到他家买这些东西。

马圈沟的队长是白栓，四十多岁，个子不高，五官周正，大眼睛，很帅，脾气温和，女人去世三、四年了，难产死的。白栓有三个娃，大儿子白俊峰，面像和他大一模一样，很和我谈得来，还有两个女儿。

副队长杨先德，将近五十岁，很朴实，不善言辞，两个娃，一儿一女，同样是女人早没了，难产。在那个偏僻的地方，女人生娃一但难产，活下来的机会太渺茫了。

马圈沟以牧业为主，其他作物自给自足，不交公粮。南各妥在后马圈沟的西南方，相距四、五里，住着八、九户郭姓人家。

学校在村子的最西边，院子里三间房。最大的一间是教室，一间小屋子是我备课的，另一间大一点的屋子住着一个光棍老汉，七十上下，叫白海，看着还挺壮的，厚眼皮，大鼻子，嘴唇格外厚，面像不善。人们都叫他老白海，村里人谁都不惹他。出于礼貌，我称呼他白海叔。刚一去，队长让我和他住在一起，他睡炕头，我睡炕尾，各做各的饭。大概是一个人住惯了，突然另外一个人也住在他身边，感觉不快，影响到了他的生活。总想给我来个下马威。我经常主动跟他说话，他阴沉着脸，不搭不理。我改变了策略，视他如无物。

孩子们放学后，我在屋里哼着小曲，做饭时也不再跟他客气，抽烟也不再让他。这一来，他开始主动跟我打招呼了，话也多了。我俩的关系就算正常了，不过他有时也在试探我，出门前，故意将已打开的烟放在窗台上，一次让我看到了他在数，甚至暗示我抽了他的烟。我把天津的恒大烟拿出两包扔给他，就此，他对我消除了戒心。他跟我讲，年轻时自己也是个强梁，用石头砸死过人。我相信他说的话，他对我说这话还有另一层意思，我很清楚，“威慑”。

我教的是复式班，一到五年级。不到二十个孩子。孩子们都很聪明，懂事。队里和村里的人待我非常好，大人们称呼我为“先生”。中秋节早上，孩子们都带着三、两个自家做的月饼送给我，令我很感动。初冬，下了一场大雪，下午放学时，雪还在下，马圈沟有亲戚的，就在亲戚家住下了，南圪妥有三个孩子需要我送回去，否则我也不放心。我背着一个小的，牵着一个大一点的，最大的走在我前面。三里路，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了近一个小时。把孩子们都送到家时，我的棉衣都湿了。从孩子的父母眼中流露出发自内心的感谢，很希望我留下来吃过饭再回马圈沟，但这种表达很婉转，我知道，这家是“富农”，他们既感激我，又怕给我带来麻烦，男人双手不自在的揉搓，肢体语言已经说明了一切。我很理解，在那一切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们所受的凌辱和遭受的不公平太司空见惯了。 回走的时候，雪下得小了，起风了，旷野里，只有我一人，忽然觉得心里很宁静。

（十）

　　春节前，有两个乌兰察布盟爱国卫生委员会的人来到了马圈沟。他们是来考察老区的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的情况。大队长郭顺气和我在我住的地方接待他们。二人先做了自我介绍，我听是北京口音，看样子比我大几岁，便用普通话和他们交谈了起来，他们一听我说话，便问：“你是知青吧？”，我说我是天津的，他们表现出很吃惊的样子，无法想像我在如此偏僻的地方生活。

我们在交谈，把大队长郭顺气晾在了一旁。他们二人也是知青，高三的学生，比我大五、六岁，已选调到乌盟爱委会工作。老郭同志一直打哈欠，火炉上煮的有砖茶，郭从腰间皮带上摘下一根五、六寸长，铅笔芯粗细的铁丝，插到炉子里，又拿出一根和铁丝长短的用鸡腿骨做的烟嘴，那烟嘴已呈琥珀色，再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万紫千红护肤霜的小铁盒，打开盒，从里面拿出一片药，（是去痛片，当地人称为“酸片片”）把盒盖好，将药片放到盒盖上，两个手指捏着铁丝的一头，将插入炉里那头往药片上一烫，一股烟气冒起来，郭含住烟嘴，对着那烟吸进口里，这几个动作很连贯，那烟没有一丝逃逸。郭吸入口，不出气，呷了一口茶才呼出一口气，看那样子是很舒服了。

二位来客见状，有些吃惊，郭并不介意。快中午时分，二人告辞，我送了他们一段路。分手时，他们给我留下了他们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希望我有困难时找他们。但我始终没有勇气找他们，毕竟是萍水相逢。

（十一）

　　收获的季节到了。麦子、莜麦、谷子、黍子、山药蛋蛋、菜籽、胡麻先后收割，我非常喜欢胡麻的花，蔷薇色，有种神秘感。起胡萝卜和党参时，已是晚秋。阔叶林的颜色一片斑斓，盛极而衰。秋风萧瑟，秋雨绵绵。山中望月，别有一番景致。呆呆地望着，望着，想家了......

场面上的庄稼还未完全入仓，第一场雪就飘下来了。雪的世界让人沉静，山里也安静了，沟沟壕壕都被雪覆盖了，二目所及，一切都那么柔美。人世间的不平，在那一瞬间似乎也被掩盖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单薄的身体强壮了，皮肤粗糙了，满手的老茧。除了乡音不同，其它方面完全是地道的农民了。

早上，看到太阳从东面的山后冒了出来；傍晚，它又慢慢地从西面的山后消失了。

春节前回家探亲了。出了正月返回内蒙，又回到那个小山村。脚步与心情同样是越来越沉。这条路要走到什么时候呢？我出生的那个城市和这个小山村究竟哪一个是我的家？一年，两年......第八个年头了。我的未来，我们这些散落在公社各个地方“知青”的未来，连梦都没有了。

老房东刘存师故去了，刘三去了固阳，院门上了锁，屋顶长出了草，空落落的。老人已经“走”了好几个了，还有不该“走”的也走了。德才叔的媳妇，是从口里带个女儿嫁过来的，给德才叔生了两个娃，也是因难产把命丢了。山里的女人命苦，生娃就是过鬼门关。全大队十几个自然村，只有一个“赤脚医生”，聊胜于无。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后生娶了媳妇，闺女嫁了出去，老光棍老去了，又有人贴上了“光棍”这令人心酸的标签。百十号人家的小村庄，就这样延续着，没有什么祈望，一日两餐或三餐能吃饱就是最大的满足，男人们能娶个女人，生个儿子，传递香火，一生就算圆满了。那是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民的真实写照。

1977年，当有了“病退”这个能够回城的机会来临时，死灰一样的心又有了希望，那希望堪比求生，盼望自己有病。当得知自己的确有了国家规定的若干种疾病的其中一至二种时，那种兴奋不亚于宣布一个无期徒刑的犯人当庭释放。幽默，黑色的幽默；滑稽，痛楚的滑稽。几番周折，返津的手续下来了。

告别了，那让我痛苦和快乐，伤心与温馨的小山村。

男女老少站在圪塄上，“不要忘了我们”。婶婶大娘们临别时的这句话，在那一瞬间，重重地砸在心里。我突然感觉自己似乎是个逃兵，逃离了生活八年多，留下了我青春印记的小山村。

几十个煮熟的鸡蛋是乡亲们带给我路上吃的，更多的我实在不能带了。队长威小和车倌虎林用大车走九十里山路，中途住了一夜大车店，第二天上午到了察素齐火车站。

当列车咯噔一下启动时，威小和虎林蹲在站台上恸哭起来，列车缓缓地前行，我的双眼已看不清车外的景色，泪水止不住的流下来。站台上的两个人越来越小，终于，从我的视线里消失了。

（十二）

　　毫无疑问，上山下乡运动对知青来讲是不公平的，但知青们还有机会、有地方逃，而生活和命运对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人们呢？

在回城后的十几年 中，那个小山村时时出现在我的梦中，用魂牵梦绕来形容十分贴切。 当地的蓬草有两种，沙蓬和绵蓬，一团团的，秋风乍起时，被风吹得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在地上滚来滚去。人的命运与蓬草何其相似。十几岁懵懵懂懂去了那个小山村，八、九年后，又稀里糊涂回城了。几十年后，当我们站在超脱的角度回望那段历史，品茗呷酒，听着音乐，将那段历史只当作酒席上一盘消食解腻的萝卜时，心灵就枯萎了。

长歌当哭。为谁？

如今，那个小村村只有六十三岁的虎林夫妇。男知青的房子早就塌了，磨房塌了，还有几家的房子也塌了，没塌的房子，屋顶上长满了草，椽子头也都朽了。破败与凄凉。太阳照旧从东边的山头钻出来，从西面的山头沉下去。河漕被山水冲下来的石头淤积得越来越高了。

这里已经是大青山的核心保护区，不准砍伐树木、灌木，不准放牧，不准开矿，目的是恢复它的原始生态。我无法揣度虎林夫妇坚守在那里过着几乎是与世隔绝生活的原因。

没有了牛马羊的鸣叫，没有了鸡猪狗的跑跳，没有了大人娃娃的嘻闹，一切都沉寂了下来。虎林屋子对面的大井沟还是那样的森然。陪伴他们的只有静静的群山。 土地荒芜了，杂草丛生。群山默默地见证了几十年这个村庄的一切：春夏秋冬，万物的生长，衰败和死亡。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对于一切形式的生命来说，他（它）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时间没有多大的区别，都很短暂，短暂得甚至都不能留下一丝痕迹。

破败的村庄

破败的村庄

插友离别时的伤感

泪水中有太多的情感

再见，我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