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军涞涿支队政委郑君——学党史忆家史缅怀先烈奋进新时代

范阳草民

七绝•砥砺前行

盛世清明浩宇穹，百年砥砺党旗红。

重温党史谈家史，世代传承振汉风。

——2021年4月4日

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云：“纯孝之性发於自然，动静云为，必咨训典，起居出入，不忘先烈“。（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习主席教导：”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孙女听家史 缅怀先辈）

　　前言：学党史，忆家史，感党恩，励后人。今年庆党百年，全国各地都举行重大活动，缅怀先辈，是一次学习中国史和党史的契机。

我们普通人，只有从历史书籍，或身边前人的艰苦斗争，为国奉献的经历中，感受党的伟大，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更加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我们缅怀了父母。又一次与孙女一起回忆了父辈们，为了民族、人民的解放，历尽艰辛，不记个人沉浮得失的事迹，我想这就是“中国魂”，就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缅怀英烈事，重温党史艰，激励后来人，奋进新时代。

（孙女作画缅怀先烈）

　 一、投笔从戎

　父亲郑君，字福顺，生于1923年，涿州岐沟村人，也就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著名“宋辽岐沟关之战”的岐沟。读父亲郑福顺（郑君），就是一部涞涿抗战、解放战争革命史的缩影。我们真的敬佩父辈们那深深的家国情怀，15岁投笔从戎，以身许国，舍万贯家财支援涞涿人民抗日政府的建立和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守机密，不能说，受委屈，不埋怨，一家三口，因叛徒汉奸告密，惨死在日伪和蒋匪的屠刀下，家仇国恨，在他们心中真是国家利益高过天，人民是革命者最深厚的情感。

1937年在东古丘上高小，成为王巍老师的弟子。参加了小学教师、共产党员、职业革命家、朝鲜人王巍（朴一禹）组织的路西涿县教育界师生“抗日军政训练班”，并追随王老师开展反日宣传活动。卢沟桥事变后，当时涞涿地区出现了十几股民间抗日武装，涿县教育界也曾组织了《教师抗日救国联合会》，但后很快被日伪绞杀，1937年9月，日军占领涿州并发生了数起惨案，王巍就以东古丘学校为依托，因他有参加东北延吉抗联根据地丧失的经验教训，文修武备，就仿照抗大模式，联系周围学校老师学生，组织抗日师生开办了“军政训练班”，这些成员大都成为涞涿抗战的中坚力量。因王巍学过“拳脚”，他一个外国人，在校时也只是教授体育和算数。

1938年2月，父亲郑君（郑福顺）随王巍老师一起，过涞源到五台山找杨成武邓华的八路军参加八路并入党，王巍任邓华支队民运科长，郑君任科员。当月引领挺进冀东开辟雾灵山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邓华支队，到平西集结等待岳北的宋时轮支队。返回平西后，期间创建平西抗日根据地，王巍任“宣涿怀”联合县长，父亲任秘书。王巍：朴一禹是朝鲜人，涞涿首任县长，回国任内阁副相、次帅，就是到中南海请求“抗美援朝”的“朴特使”，任志愿军副司令副政委，后遇难。

1938年5月，父亲郑福顺（郑君）与王巍随八路军四纵挺进冀东参加暴动，王巍任蓟县县长，父亲郑福順任县政府秘书兼“第十六抗日暴动总队”政委。10月冀东暴动失利，八路军四纵又返回平西，王巍任八路军四纵平西政治工作团团长，父亲任政治工作团秘书。

1939年1月，深入敌后，参与策动原国民党四区陈琳等进步人员参加八路，在涿县马踏营创建了平西第一个平原抗日区公所。1939年5月，统战策动地方民间武装“农民联乡自卫团”，改造为共产党公开领导的涞涿第一支抗日武装——八路军“挺进军涞涿支队”，属八路军挺进军序列，父亲郑福顺（郑君）任第一任政委。因父亲郑福順需要协助王巍老师，给山里大部队筹集粮食等供给，创建“涞涿县”，待队伍稳定后，就调走，接任的第二任是江西籍长征老红军，八路军四纵十一支队三十三大队政委的李致远 ，后任过七团政委，开国少将，解放后曾任河北军区副政委，（《涿州人民革命史》67页《平西抗战史》46页)。1939年11月底，肖克司令员撤销支队番号，以挺进军各支队为基础，编成四个主力团 ，即六团、七团、九团、十团，以“挺进军涞涿支队”为基础，与十一支队三十三大队一部，编为挺进军七团，因为组建“挺进军涞涿支队”时，三十三大队二营营长王德林就任副支队长，十一支队还调任了各中队的政工干部给予加强，故当地称平西老七团为“涞涿子弟兵团”。1940年2月，为解决粮食等供给及畅通京津通往平西的红色通道，王巍和父亲郑福顺（郑君）等根据形势的迫切需要，创建平原抗日政府“涞涿县”，王巍任县长，郑君任秘书，父亲不得不离开他亲自参与创建的队伍 。1940年5月为了使政府合法化，采取民主选举方式，建立了“涞涿抗日民主政府”，职务继任。县域划分为七个区，父亲郑福顺（郑君）兼任七区区委书记、区长，1941年3月由董一欧接任区长。一度形势紧张，根据地大大缩小，不得已“涞涿县”与“房良县”合并成“房涞涿县”，因这时涞涿县一部分成了敌占区和大部分成为游击区，房良县大部分是山区，县政府在其地盘深山老林的偏僻山村，隐蔽且是仅存的根据地，所以合并后县的主要领导以房良县的人员为主，父亲就任负责敌工和情报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到48年路西涿县解放前，父亲先后任四区第一任区委书记（《涿州抗日战争史略》230页），县长秘书，1943年2月毕业于“抗大”二分校第四期，城工部长，华北社会部平西情报组组长，“新涿县”三区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书记，对外称涞涿抗敌后援会主任，这是为了符合国共统一战线，党的活动秘密开展，遵守党确定的白区和战区 “三勤”“三化”的策略，“三勤”，即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即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以及谍报布局的长期潜伏、以统战带动情报、策反与情报工作相结合的工作方针。更是由于44年抗战形势大大好转，已进入大反攻阶段，10月房涞涿三县分建，成立涿县（路西），但由于当时的政府、县委的领导不力，他们都是外域人，不懂的游击区与敌斗智斗勇的方法策略，有的书记县长就是个兼职只是个名分，根本没有到过涞涿平原地区，致使44年底至45年初，本来抗战胜利在望，可是“涞涿”确遭受日伪残酷报复，陈琳、陈辉等多名老抗战骨干牺牲，队伍叛逃的叛逃，叛变的叛变，涞涿抗战遭到巨大损失，上级很是不满意，不得不把他们调走，才使用本地干部，董一欧任抗日民主县长，郑君任抗敌后援会主任即县委书记。

誓言无声， 英雄无语 。上面这段历史很多人不知道，记述历史，研究历史，还原历史，当地党的工作中的经验胜利应当歌颂，但是惨痛教训也必须记取，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写历史的才可称专家学者。还有的后来的撰史者说我们访问了当地的老百姓，有的事儿他们没说呀，还有些情况说不知道。父亲说的好，要是连他们都知道了，那还叫“地下工作者”，那么多汉奸特务整天盯着我们，那样的话我们的脑袋早就搬家了。说到这儿，不得不说说父亲郑福顺（郑君）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发展、坚持和巩固中的另一大贡献，这就是当年在党内军内扩大化的残酷“审干锄奸”运动中，以他“纯八路”的老资格，出面作证、据理力争，不怕得罪“上级”、不记撤职调位，顶住左倾路线无限扩大的巨大压力，保护了数百名“受审”的干部和骨干，包括如今大家都知道的一些抗战英烈。因为我们“涞涿”地区的抗战干部和骨干，大部分是由父亲郑福顺（郑君）参与统战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自发的地方武装的散兵游勇、从敌占区到平西投身抗战的知识分子或被策反的伪军，所以“涞涿”干部和抗战骨干，绝大部分在审查名册，是受审对象。就连你为了获取情报，策反伪军，化妆侦查深入敌营戴过几天伪军的帽子，穿过几天敌军的军服，都有人打小报告，被叫去严厉审查，搞得人人自危，这时上级会出面告诉他们这是党的秘密，不需要你们知道罢手。这也是后来涞涿出身的干部不被中用或被借口调出的原因之一，这一诟病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当时知道这一情况和锄奸部的一些过头做法，我父亲郑君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相当不满，坚决抵制，本来抗战形式这么严峻，怎么自己人还整起自己人来了，当时很是不理解。当然也不是一味地抗争，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亲自找到坐镇平西的锄奸部长，说理找尚方宝剑，以情动人（我们也不必指名道姓，后一些做法就是部长叫停的，他是老红军，妻子在日伪大扫荡平西、平北时在柏崖村被日伪戳死，他的儿子被扔到开锅煮死的。他们都是革命功臣）。再就是故意把一部分最危险的干部“派到涞涿游击区或敌后去执行任务”，追问起来就说被他派去到敌后搞粮食、物品、弹药和情报去了，那些人说为他们审查设置障碍，父亲怼他们说，你们不要粮食、不吃饭啊？也就是让他们找不到想方设法把干部保护起来。这些事儿老人家在世时不让说，说都过去了，因这事儿牵扯到后来任职高位的领导干部，父亲说我当时就坚信党，个别干部只是执行过程中的路线错误，他们不是坏人，再说我们个人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也是我的党性使然。我也是犹豫着拖了多年，认为还是告诉大家好，解除大家的疑惑，弄明白我们“涞涿”的一些事儿，也就是平西抗战的最前沿和最惨酷的地区是涞涿，粮食供给靠涞涿，最著名的抗战英烈出在涞涿，怎么平西抗战写涞涿的文字较少。照当年任过八路军129师政治部锄奸部科长、解放后任过公安部长的刘复之老革命回忆《在八路军锄奸部》一文中都说：“随着延安“抢救运动”的影响以及太行区党委党校开展的坦白运动，整风运动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人人都要接受审查，查历史、查政治问题，进行坦白交代。”在他82岁时出版的回忆录中，谈起这段历史，心绪仍然难平，他在回忆这段历史说：“这是一场搞逼供信的悲剧，自己人整自己人。不重证据，只信口供，是一种顽症，是一种历史现象，搞得不好的话，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会重复发作。”因此，各地的分区的保卫部变为“锄奸部”，平西“锄奸部”对同志审查的手段也是十分极狠。再就是当年的干部可不是现在人们看到的书记县长的工作条件，不能拿如今坐着轿车，拿着公务员的薪金，坐在办公楼里老板椅上办公的官员，大门口还有保安的阵势，那时的书记县长公开的职务，可能是一个小学教员，也可能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商人，还可能就是种地的农民，就是吃着自家的饭，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着抗日杀敌的事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地下党，更没有现在一把手二把手的座次之分，只是按照上级党的指示，各自做好自己范围的工作。比如“新涿”县长杨铁，公开职业就是一个卖豆腐的普通人，比如解放战争时期的涿县林彤老县长，当年的公开职务就是教员，都是提着头闹革命搞抗战。解放战争的1946年初，国民党发动内战，涿州又沦陷，为反内战，5月，林彤从冀中调任涿县县长，家父任秘书、华北社会部平西秘密情报站站长。参与了路西涿县早期党的组织和人民抗日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是平西抗日根据地“涞涿”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抗日武装的创建者。是目前知道的在涞涿本土坚持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全过程的唯一本地人士。读父亲郑福顺（郑君），就是一部涞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革命史的缩影。

1948年夏，涿县路西已全部解放，受组织派遣秘密潜入北平，为解放北平获取情报（我敌工刘光人获取的敌布防作战计划情报。刘光人：我敌工人员，化名方明，刘泽民等，时任傅作义华北剿总机关报《平明日报》军政要闻记者。文革后期平反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和购买药品等禁品，乘火车返回“涞涿”时，由化名凉风（梁峰）单线联系的情报人员（阎塘 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房涞涿情报站负责人， 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乘警”护送，紧急暗示被特务发现准备抓捕，在松林店北跳火车身负重伤，由当时的县长林彤（1907—1996，曾任北京市高检院长、高法院长、政协副主席）安排，到房山的下滩村养伤。父亲参加和参与了涿州（路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所有重要斗争和重大活动事件。后由国家供养直到离世。

（学党史 感党恩）

　　二、任挺进军涞涿支队政委

先辈革命史记：父亲郑福顺（名 郑君、字 福顺）是老八路。1938年2月，时15岁，跟随老师王巍，从“涞涿“出发过涞源到五台山（晋察冀）找杨成武、邓华的部队，参加八路军。在平西涞涿创建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并加入共产党。王巍：又名朴一禹，朝鲜人，化名王巍，朝鲜沦陷后逃亡东北，在延边中学任教抗日加入中国共产党。9.18事变后逃入华北，卢沟桥事变前后，深入到北平南口扶轮学校，涞涿边境的村庄学校，以小学教员为掩护，边教学边从事抗战动员活动。要知道，那时没人发“工资”，当老师能争几斗粮食维持生活，从事敌后秘密工作（如抗战时期新涿联合县区长杨铁烈士，当时就是个买豆腐的）。是第一任涞涿县长，党的七大代表。后回国任副相、次帅，是他当年到中国借回了由朝鲜人为主组建的东北军的两个师，壮大了朝鲜的武装力量，1950年又到中南海向毛主席请求出兵援朝的，任志愿军副司令副政治委员。

一天郑君告诉王巍老师，听山里赶羊贩山货的人说涞源那面有八路军，闹得挺厉害的。1938年2月，王巍老师带着郑君等学生，从“涞涿” 出发过涞源到五台山（晋察冀）找杨成武、邓华的八路军队伍，任民运科长，后引领邓华支队返回平西，等待岳北的宋时轮支队期间，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王巍（朴一禹）任宣涿怀联合县县长，郑君任政府秘书。1938年5月，王巍老师带着郑君等学生，又随四纵参加冀东暴动，任过短时间的蓟县县长，冀东失利，再返回平西，王巍当了平西政治工作团团长，父亲郑福顺（郑君）任政治工作团团长的秘书。首先，父亲主持参与了把陈琳的原国民党涿县四区，经过统战，在马踏营建立了涿州平原第一个党领导的抗日区公所。1940年1月，王巍任涞涿办事处主任、县长，郑君就是他的秘书，从此隐名埋姓，开展敌后抗日斗争。曾用名：郑君、郑惠民、郑志光、姜平、江林、温元满等。人们熟悉的是“郑君”这个名字，因为1939年5月，住马踏营的民间抗日武装“农民自卫团”，被王巍政治工作团统战改编为“挺进军涞涿支队”，父亲郑君前期秘密从事了统战争取工作，收编后报肖克司令员批准，被王巍县长指派，任第一任政委，是涞涿人民政府抗日武装的创建者。当时还兼任平西抗日根据地“涞涿县”七区区委书记（1940.6—1941.6）、区长。41年3月，由被日伪扫荡摧垮后参加“八路“的民间抗日武装“联庄会”司令何灿的秘书董一欧接任区长。后日伪围剿平西根据地，形势严峻，涞涿县和房良县组成了“房涞涿联合县”，区域重新划分，郑君是“房涞涿县”四区第一任区委书记（1941.6—1942.11），后任负责秘密从事敌工和情报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对外称抗敌后援会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党派冀中安平籍老革命林彤（1907—1996，后任北京市高检院长、高法院长、政协副主席）来涿县（路西）任县长，郑君又任林彤县长的秘书。

（为民族 人民解放奉献一生的父亲）

　　三、反围剿

1939年5月，八路外围组织“农民自卫团”，围绕投日还是从共的问题发生内乱，司令韩德义被副官打死，准备欺骗队伍投日。在涞涿边境进行抗日根据地开辟工作的十一支队的王巍政治工作团，对受蒙蔽的人员进行宣传教育，随即把这只队伍改编成八路军“挺进军涞涿支队”，当时郑君被指定为政委，四区区公所副区长杨振友（河间人）任支队长，是涞涿第一支人民政府领导的抗日武装。

1940年10月，百团大战后，日伪疯狂报复，对根据地大扫荡。更名为“涞涿独立营”的涞涿支队，在家乡岐沟东面的常村、贾庄、韩村一带参加“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后，开辟新区战斗失利被打垮，一中队副中队长张庆云带30多人投敌，三中队长刘新民叛变投敌成了伪特务队长，只有二中队长肖炳林带部分队员突围过河到果园一带，郑君随王巍县长紧急到山外的东城坊一带，接回了突围出的人员进山休整。这时驻岐沟的八路外围抗日武装“联庄会”也被缴械，郑君等人被王巍县长指派秘密潜回本村，接出了躲藏的司令何灿的秘书董一欧、中队长郭宗善、警备副队长何才等人，进山投奔抗日政府，“联庄会”保存的人员与独立营突围出的人员，整合成“涞涿基干大队”，一中队长孙庆丰任大队长，二中队长肖炳林任副大队长，郭宗善任第二大队长。

　　四、反扫荡

日伪对根据地“铁壁合围”的大扫荡，涞涿抗日到了极度艰难地阶段。1941年2月，由于王巍县长赴延安参加“七大”，经他推荐，冀热察区派冀东人卜庸到涞涿代理县长，他只任两个多月就回冀东了，后牺牲，3月由东北人挺进报经理许烈代理县长，6月也到平北任龙赤县长。为了恢复严重破坏的涞涿根据地，肖炳林带一、三大队到岐沟东面他的家乡泽畔一带，郭宗善的二大队，到他熟悉的岐沟一带的七区反扫荡，打击日寇，瓦解伪军，围困岐沟城。这时岐沟一带是涞涿县的七区。后董一欧接替郑君任区长，郑君还是政府秘书，但还兼任区委书记。因是岐沟人，作为区干部，被派跟随郭宗善的二大队进行恢复七区根据地的行动。8月，在反扫荡的战斗中，在东古丘村外，二大队被日伪打垮。郭宗善、郑君、梁春华三人紧急向西撤。当到一坟地时，郭队长忽然停下来，站到坟头上想看看还有没有我们的人撤过来，这时，敌人密集的子弹打断了他的双腿。郑君和梁春华背着郭队长，撤到东西古丘两村中间地带的运粮河道，郭宗善说我走不了了，你俩赶紧逃，不然咱都活不了。两人拼死也不放弃队长，说死就一起死。郭队长见说不通，拔出抢来朝自己开了枪，悲壮的牺牲了。二人没了辙，慌乱中用土埋了队长的头，顺着河道向北面赶紧跑了。

（风雨艰辛 维家系国的母亲）

　　五、从事敌工工作策反伪军反正

1941年6月，在日伪猖狂时期，郑君参与成功策反了驻扎岐沟的伪中队长李春芳岐沟反正。1940年秋，八路的外围组织何灿的联庄会被日伪摧毁后，涿县伪县长杨开明和警备大队长万鹏飞，对根据地游击区大扫荡后，命令参加围剿我“涞涿独立营“的李春芳（辽宁丹东凤城县李家堡子村人）中队，占领岐沟。为反扫荡，瓦解伪军，王巍县长的涞涿政府派郑君和董一欧等本地干部，秘密潜回家乡，深入他们熟悉的岐沟开展敌工活动。他们了解到，伪军士兵大多是被抓来的本县人，也知道八路的厉害，怕秋后算账只是没有办法。还了解到李春芳是“九一八事变”后逃到关内的，有一样的国仇家恨。又了解到他的警卫副官马庆恩，也是关外一起逃过来的，马庆恩也是辽宁丹东凤城县大东沟人，对促成这次起义有功。马副官为了队长的生活，常走街串巷搞东西，爱喝个小酒。郑君和董一欧等敌工人员，就秘密和他接触套近乎，还许诺给他找个媳妇，后马副官果然在岐沟娶妻落户安家生子，是今退休教师马春海的父亲。向县长王巍（朴一禹 朝鲜人）等领导汇报后并向上级报告，挺进军司令员肖克和冀热察党委书记马辉之也给予了指示 ，因挺进军主力执行的是“山地游击战”，都在平北、岳北山区抗击日军，说对付百八十个伪军由地方政府自己去解决。在由县基干大队围困袭绕岐沟城的同时，加紧攻心战，他们给伪军头目和伪保甲长，以八路首长的名义写了策反震慑信。进而通过马庆恩进一步接触李春芳，策动反正。就这样通过马庆恩，很快以朋友名义接触李春芳。前期王巍县长还扮成八路首长与李接触。此人先是对我方人员通行开绿灯，岐沟名义上被日伪占据，实际是八路的秘密联络站和红色物资转运站，不久就同意反正。41年春，将李春芳的的夫人吴树春和女儿，秘密接到岐沟。1941年6月1日，岐沟300多名伪军(实际当时还剩100来人，真正到根据地的只有十几人)成功反正奔赴抗日根据地。只是李春芳的铁哥们，小队长姜文龙(东北人)不愿参加八路，李说你随意，二人挥泪道别。

“伪中队长李春芳岐沟反正”，是在日伪大扫荡时期伪军的起事反正，在全国尚属首例，壮大了平西抗日力量，在涿县及冀热察地区产生了极大地影响，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

（幸福生活安度晚年含笑九天的父母）

　　六、武工队深入敌后锄奸筹粮

与陈辉烈士、肖炳林、董一欧等一起，是敌后“武工队”的骨干。陈辉1940年10月百团大战期间到平西根据地涞涿县时，郑君作为县政府秘书第一个接待的陈辉。1942年初，为了打破日伪实施的“囚笼政策”和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解决军民的吃穿问题，上级和县政府决定组建武工队，深入涞涿平原虎口夺粮。1942年6月，郑君同肖秉林、董一欧、何才、刘福田、赵庆祥六人，先行深入敌后到四、五区了解情况，为政府向敌后开展工作，提供了详实的依据。1942年7月，回山里汇报后又根据指示，同沟外（封锁沟）武装工作委员会人员，带十几名富有武装斗争经验，并熟悉涞涿平原情况的干部，再次进入敌占区的四、五区，恢复关系，建立联系人；铲除部分顽固的敌伪保甲长和叛徒，震慑敌人，振奋人心；利用关系，打入敌伪，安插内线；协助抗日村政权征集粮食，护送到根据地。1942年11月初，组成了武委会领导下的“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郑君与陈辉、肖秉林、董一欧及几十个武工队员一起，再度出山到四、五区开展工作，征集数十万斤粮食运到根据地，有力地保证了抗日军民的生活。郑君和陈辉成了年一年二的朋友，还常学着写诗投稿平西刊物“挺进报”。陈辉由于叛徒出卖牺牲后，郑君同城南武工队长董一欧，区长王文哲等气愤填膺，无限悲痛，遵照上级命令，带领队员，急忙赶赴去年就已是“新涿县”三区的松林店，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里，让一部分人员掩护，由三个人实施，取回了被敌人挂在枯树上示众的烈士头颅。其实当时抗战已进入反攻阶段，伪军夜晚也不敢随便出来行动。但涿州城里和新城县的王凤岗还占据着这里，就暂时埋到四区北马村村北当地叫香堂的破庙的西墙根，待后安葬慰藉烈士的英灵。

解放后，政府和当地人民，在陈辉的牺牲地，松林店村北通往夏辛店方向的路旁一大坑边，为陈辉烈士立了碑。五几年，曾任过涞涿宣传部长的作家戈枫，经曾任过平西“挺进报”战地记者、解放后涿县第一任宣传部长、还任过河北日报保定站站长的刘德明，取走了藏在郑君家里遗存的陈辉诗稿，交给了诗人田间，58年由田间等与其他诗稿一起整理编辑，出版了陈辉诗集《十月的歌》。都知道在碑下的土冢里，长眠着抗日勇士的英灵，每到清明节，人们都要去为烈士扫墓，为土冢敷一抹新土，献上一束鲜花，追忆那段悲壮的故事。如果不是前辈们的讲述，年青人不会知道，这里只安葬着烈士高贵的头颅。陈辉烈士永垂不朽!

（英姿父亲 浴血平西）

七、护送爱国人士国际友人到解放区

抗战期间护送多名爱国人士到根据地，购买急需物品，获取情报，打通据点内线。这段时间，郑君秘书室主要是做外勤，同军区及外县联络，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同董一欧一起，利用是本地人人熟地熟情况熟悉的优势，做买卖为政府购买物品筹集资金（实业科就是干这个任务的），进北平购买根据地需要的枪支弹药，笔墨纸张，食盐药品等物资，这时董一欧已任实业科长。另一重要任务就是护送平津爱国人士到根据地参加抗战，掩护平津地区的领导，通过涞涿四区，经涞水，易县到达晋察冀根据地或到延安开会、汇报工作。郑君曾掩护过数十名重要人物通过这里到达解放区，其中就有1938年，掩护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到平西根据地，后去了延安。1942年初，郑君护送国际友人林迈可和妻子李效黎，平安到达平西根据地，萧克将军身边。

利用亲戚朋友的关系，打通炮楼和据点的内线，为拔除炮楼据点做好准备。如联络打通了松林店据点的警备中队长付国，是郑君的亲戚苍牛屯人；横岐据点的伪军班长田济勇，是邻村离着五里地榆林村的亲戚，孙庄据点班长郑富，是岐沟本家，都发展成为内线，为八路通行提供方便，就是他们在我武装攻打据点炮楼时，放下吊桥，打开楼门，使县大队攻进去拔除据点，他们都为端除据点，赢得涞涿地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44年9月，抗战局面好转，房涞涿三县分建，涞水山外和涿州西部组建成涿县（路西）。前期由于领导不利，日伪反扑涞涿损失很大，上级很是不满意。1945年5月，调整实业科长、城南武工队长董一欧任县长，郑君前期还任负责秘书室、敌工和情报工作的县委副书记，但主要是瓦解敌伪，为队伍征集供给，后调任县委书记，对外称抗敌后援会主任。为了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同涿州人民一样，艰苦抗战的干部和家庭，都备受煎熬，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肖秉林家九口遭日伪关押拷打，夫人家一老人被日寇狼狗咬死。父亲郑福顺（郑君）一家三口，因追查他是八路，为根据地输送物资，惨死在日伪的手中。第一位妻子刘秋菊，大雪天被拉到院子拷打逼问郑君是不是八路，让交代他和游击队的下落，被考打后流产大出血死去。第二位妻子郭文香，和前妻大舅哥武功队员，新城松林村的地下党员刘福田的妻子，被新城王凤岗的伪地主还乡团的乔刘凡大乡队拉去审问，百般折磨侮辱后，被乱枪扎死。老父亲郑兰庭，因家是佃户生活困苦到北平打工，成为一家知名文化用品店铺的大掌柜，店铺成了我党平西和涞涿进京人员的落脚点，与北平地下党的秘密接头地点，因为秘密为郑君从北平运送笔墨纸张到平西根据地，有通“八路”之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威逼惨害在北平。

（抗战涞涿政府人员在区长刘德明家）

八、反内战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5月。林彤到涿州任县长（后任北京市高检院长 政协副主席），郑君是他的秘书和“参谋”。这时正是国民党下山“摘桃子”，抢地盘的时候，涿县和新城的伪军都变成了“国军”，有国民党撑腰，大肆杀害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和贫协骨干。涿县“接收大员”崔世昌，从重庆飞抵涿州，就任河北省第六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任命刘剑生为国民党涿县县长，并组建了1000多人的保安大队和警察大队，网罗逃亡各地的地主和“曲线救国”的伪军，组成了2000多人的“还乡团”、“暗杀团”的反共先遣军，勾结心狠手辣的新城县长王凤岗，南北呼应，一时间甚嚣尘上，阴云密布，几天时间，就枪杀和铡头村干部和农会骨干上百人，人民政府又撤到山里，生活极度困难。

因董一欧，肖秉林等长期战斗在涞涿老革命，都调出了涿县（路西），林彤又是冀中派来的，情况不熟悉。为了打开局面，郑君等陪同林彤县长潜入四区，隐蔽岐沟，地窖聚员。郑君建议并执行任务，到宛平县请回肖秉林回来任县大队长。又陪同县长到冀中班师请求支援，冀中派出十分区75团，与肖秉林率领的县大队、各区小队联合行动，开始对平汉路涿县境内的下胡良，至新城县的高碑店以内的6个岗楼和2个据点，发起猛烈的进攻，捣毁了铁路，一度解放了松林店、高碑店两个长期被敌伪盘踞的据点。极大的震慑了敌人，鼓舞了全县军民的士气，涿县的反战武装队伍迅速得到扩大。可是到了1946年10月8日，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主力94军，从上海用飞机空运到天津廊坊，经固安侵入涿州，涿州全境又遭沦陷，这时逃到山里的政府人员只有十几人。面对严骏形势，晋察冀党委撤销了易水地委，涿县（路西）重归平西地委领导，属察哈尔省。平西地委调整建制，路西涿县和山外涞水合并，又组成“涞涿县”，政府驻地在涞水的龙安村。随着敌军向易县解放区等地的进攻，特别是易县涞水交界的“门墩子山战役”后，敌人兵力有所消弱。郑君又建议并陪同林彤县长深入四区，发动群众震慑敌人。县长亲自到敌占区撒传单，这就是著名的革命传奇史记：县长带头，深入四区，造势撒传单，一夜十六村，群众受鼓舞，“白脖”吓破胆的“八路”攻心战行动。

从此，群众知道“八路”回来了，敌伪也知道“八路”回来了，而且这些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拼命三郎，这就是这次行动的最大收获。这次行动被曾在平西《挺进报》当过记者、平西党校校长的刘德明区长，以“小小传单显神威”为题，写了报道发表在由“挺进报”改版的《群众报》上。

　　九、跳车负伤

1947年12月，郑君陪同林彤县长到岐沟一带，配合一纵曾美将军住岐沟的独一旅，成功的打赢了“涞水战役岐沟阻击战”，为和平解放北平奠定了基础。“涞水战役“打响，战斗惨烈，县长带着政府人员到岐沟前线，发动群众赶制食品，抬担架护理伤员，父亲还负责到南拒马河西岸战区与郑维山、胡耀邦的三纵（三纵副政委王道邦38年初曾在涞涿协助开辟根据地）及地方武装的联络。父亲郑君（郑福顺）作为社会部华北站情报人员，过河到三纵驻地白堡、郑各庄给政委胡耀邦，送通过内线获取的关于敌35军情报，使东西两纵队互通情报，打有准备之仗。战事惨烈，双方都死伤近万，筋疲力尽。这时傅作义急调卫戍北平的第二团从背后进攻岐沟独一旅，如果偷袭成功，后果不堪设想，和平解放北平的历史将会改写。这时曾美的主力1、2、3团都上了前线，围攻离岐沟2里远的温辛庄敌35军军部，岐沟只有旅部少数战勤人员。得到消息，林彤县长和政府人员赶紧组织村民，拿武器上城阻击并出击，成功击溃了前来攻打岐沟的敌暂17师第2团和新骑4师，粉碎了企图挽救侵犯涞水之败军的阴谋，为歼灭敌35军的两个师，击毙35军少将参谋长田士英，32师少将师长李铭鼎，迫使军长鲁英麟自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打得傅军龟缩北平再无反手之力，为和平解放北平打下了基础。这次战役之后，路西涿县全部解放。

跳车身负重伤。1948年路西涿州解放后，晋察冀大军云集涞涿，围困涿州，进而解放北平。当时的实业科长，原四区区长，离休前任北京市农业局局长的王文哲，因了解郑君多年来从事过到敌占区采购物资转送情报的经历，就借调他进北平采购根据地急需的物品，因物资匮乏药品短缺是当务之急，林彤县长同意了。 春季过后，这里的军民闹传染病，急需药品。7月，组织派郑君到北平，转移情报（我敌工刘光人获取的敌“北京布防作战计划”情报。刘光人：我敌工人员，化名方明，刘泽民，时任傅作义华北剿总机关报《平明日报》军政要闻记者。文革后期平反，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通过关系弄到一批盘尼西林等药品，乘火车带回涿县。当时由化名梁峰（凉风）的乘警地下工作者护送（阎塘 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房涞涿情报站负责人 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当过了涿县城，急忙暗示郑君有特务跟上了他准备抓捕，郑君带着情报、药品等禁品在松林店北跳车身负重伤。经林彤县长批准，组织安排到今房山的下滩村养伤。

　　十、平凡人的故事家乡传颂

解放后，父亲郑福顺（郑君）的生活虽然很平凡，但当地百姓都知道“郑福顺这人不简单，抗战时期在火车上帮八路军买枪支子弹，有一次在火车上遇到盘查，他跳火车逃了”的故事（见《古今岐沟》一书“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英烈”节），每当说起这些故事，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铁道游击队”的英雄画面。

1947年12月路西涿县解放，48年夏父亲受组织派遣，秘密潜入北平获取情报和购买药品，被追捕，由掩护内线告知被特务发现跟踪跳火车摔断四肢、头磕瘪牙摔掉负重伤，由林彤县长安排到房山下滩村养伤后，未能与原“涞涿”政府人员一道北上接收北平张家口等地（大家都知道“南下”平西有“北上”一说），北平解放后回本村疗养务农。后北京市写党史，许多干部是涞涿人员，核实资料他们提起父亲郑福顺（郑君）是一个绕不过的知情人物。经耀邦同志过问（涞水战役时给送过信），原北京市市长焦若愚、高检院长林彤、副市长赵鹏飞、水利局副局长王觉民、农林局副局长王文哲、公安局副局长阎塘等老领导老同志的关心，由中组部，河北省委组织部和涿州市委市政府核实发文，落实公职，享受正县级工资、医疗等退休政治生活待遇。后由国家供养直到离世。

父亲郑君老同志常说，我活着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多少战友为了打日本，解放全中国牺牲了，郭宗善、陈辉、陈琳等同志牺牲了，他们不就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吗。我们今天不想争什么待遇，就是想着为我们提着头打出的新中国建设多做工作。我们感谢党，感谢政府，还认可我们曾做的一点贡献。

　　编后语

父亲郑君（郑福顺）虽然有过辉煌的历史，但由于负重伤成了普通人，没有做什么“大官”，更因为从事的是隐蔽战线的斗争，甚至有的本村人也不十分清楚他的这些故事，都传他在外面“跑海”。更由于王巍老师回国后55年被作为“延安派”的宗派头子被残忍的处决了，以前都谈“中朝兄弟友谊”，涉及到王巍的事都回避，不然会有人给上纲上线。因此参加革命都是从39年3月离开学校到政府工作记述。由于近年来中朝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更得益于近日《跨过鸭绿江》在央视一套热播，王巍——“朴特使”又以正面英雄问世，我们才敢“明目张胆”的说与之的战斗情缘。正如乡土文化名人李文哲著《古今岐沟》一书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的英烈”一节中这样记述：“原来郑学生时期在东古丘亲戚家上学时，他的亲戚是地下党，郑也给地下党秘密办事，解放后郑福顺与村里人从没谈过这些经历”。

有一个事我也问过父亲郑君，抗战期间涞涿县长换了十任，短的只有两个多月，大部分平西干部都调出了，您怎么能一直在房涞涿政府。父亲郑君说：一是我在那群人中虽参加革命早，是38年到涞源找杨成武、邓华又返回平西的干部，有的是由我引路参加革命队伍的，但我年龄算小的，董一欧比我大九岁，肖炳林比我大17岁，我与人无争，就是服从组织分配。二是虽然县长换了，都带自己的亲信，但大都是外地人，我是本地人在这里人熟地熟情况熟，还有就是我多年到平津获取情报，护送重要人物过境，上线不认别人。再就是谁当县长，也都得解决根据地急需的粮食、药品、纸张、食盐和枪支弹药等物资，护送重要领导和人员过境，我多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和较好的完成任务，革命工作需要我留在房涞涿。我还问过当时秘书是个什么官。父亲说提着头干革命，不讲那个，就是根据需要的一个工作分工。但那时的“秘书”和现在政府秘书不一个概念，县长下面没有副县长等，秘书背着“政府大印”，管日常事务，因没人发给养，全凭家庭接济和自己筹集，人多了政府也养不起。

由于我青少年时在外求学从戎，49年9月前路西涿县与路东涿县分置两个县且不是一个省，家乡地处偏僻，消息也闭塞。后来我才认识的涿州党史专家赵海声，说当时他们多方查找未果，去年文史专家刘桂郁、李英欣也访问了我，我把自小知道的讲述给了他们。感谢文史专家们对红色历史文化的辛勤付出，做着功在千秋的大事业。

今日忆起，父亲郑君（郑福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为人民政府人员，参与了路西涿县人民政权和抗日武装的创建，参与了路西涿县所有的重大斗争和重要活动，我们为有为民族、人民的解放奉献一生的父亲而骄傲。他不记个人的风雨沉浮，只讲党的事业的高风亮节，永远激励着我们爱祖国、忠于党，奋进新时代的信念和征程。

（继承先辈志 自卫戍边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