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军涞涿支队政委郑君——学党史忆家史缅怀先烈奋进新时代

范阳草民

七绝•砥砺前行

盛世清明浩宇穹，百年砥砺党旗红。

重温党史谈家史，世代传承振汉风。

——2021年4月4日

宋·司马光《古文孝经指解》云：“纯孝之性发於自然，动静云为，必咨训典，起居出入，不忘先烈“。（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习主席教导：”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孙女听家史 缅怀先辈）

　　前言：学党史，忆家史，感党恩，励后人。今年庆党百年，全国各地都举行重大活动，缅怀先辈，是一次学习中国史和党史的契机。

我们普通人，只有从历史书籍，或身边前人的艰苦斗争，为国奉献的经历中，感受党的伟大，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更加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我们缅怀了父母。又一次与孙女一起回忆了父辈们，为了民族、人民的解放，历尽艰辛，不记个人沉浮得失的事迹，我想这就是“中国魂”，就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缅怀英烈事，重温党史艰，激励后来人，奋进新时代。

（孙女作画缅怀先烈）

　 一、投笔从戎

　父亲郑君，字福顺，生于1923年，涿州岐沟村人，也就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著名“宋辽岐沟关之战”的岐沟。读父亲郑福顺（郑君），就是一部涞涿抗战、解放战争革命史的缩影。我们真的敬佩父辈们那深深的家国情怀，15岁投笔从戎，以身许国，舍万贯家财支援涞涿人民抗日政府的建立和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守机密，不能说，受委屈，不埋怨，一家三口，因叛徒汉奸告密，惨死在日伪和蒋匪的屠刀下，家仇国恨，在他们心中真是国家利益高过天，人民是革命者最深厚的情感。

1937年在东古丘上高小，成为王巍老师的弟子。参加了小学教师、共产党员、职业革命家、朝鲜人王巍（朴一禹）组织的路西涿县教育界师生“抗日军政训练班”，并追随王老师开展反日宣传活动。卢沟桥事变后，当时涞涿地区出现了十几股民间抗日武装，涿县教育界也曾组织了《教师抗日救国联合会》，但后很快被日伪绞杀，1937年9月，日军占领涿州并发生了数起惨案，王巍就以东古丘学校为依托，因他有参加东北延吉抗联根据地丧失的经验教训，文修武备，就仿照抗大模式，联系周围学校老师学生，组织抗日师生开办了“军政训练班”，这些成员大都成为涞涿抗战的中坚力量。因王巍学过“拳脚”，他一个外国人，在校时也只是教授体育和算数。

1938年2月，父亲郑君（郑福顺）随王巍老师一起，过涞源到五台山找杨成武邓华的八路军参加八路并入党，王巍任邓华支队民运科长，郑君任科员。当月引领挺进冀东开辟雾灵山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邓华支队，到平西集结等待岳北的宋时轮支队。返回平西后，期间创建平西抗日根据地，王巍任“宣涿怀”联合县长，父亲任秘书。王巍：朴一禹是朝鲜人，涞涿首任县长，回国任内阁副相、次帅，就是到中南海请求“抗美援朝”的“朴特使”，任志愿军副司令副政委，后遇难。

1938年5月，父亲郑福顺（郑君）与王巍随八路军四纵挺进冀东参加暴动，王巍任蓟县县长，蓟县成立了十六、十八两个“抗日暴动总队”，父亲任县政府秘书兼“第十六抗日暴动总队”政委。10月冀东暴动失利，八路军四纵又返回平西，王巍任八路军四纵平西政治工作团长，父亲任政治工作团秘书。

1939年1月，深入敌后，参与策动原国民党四区陈琳等进步人员参加八路，在涿县马踏营创建了平西第一个平原抗日区公所。1939年5月，统战策动地方民间武装“农民联乡自卫团”，改造为共产党公开领导的涞涿第一支抗日武装——八路军“挺进军涞涿支队”，属八路军挺进军序列，父亲郑福顺（郑君）任第一任政委。因父亲郑福順需要协助王巍老师，给山里大部队筹集粮食等供给，创建“涞涿县”，待队伍稳定后，就调走，接任的第二任是江西籍长征老红军，八路军四纵十一支队三十三大队政委的李致远 ，后任过七团政委，开国少将，解放后曾任河北军区副政委，（《涿州人民革命史》67页《平西抗战史》46页)。1939年11月底，肖克司令员撤销支队番号，以挺进军各支队为基础，编成四个主力团 ，即六团、七团、九团、十团，以“挺进军涞涿支队”为基础，与十一支队三十三大队一部，编为挺进军七团，因为组建“挺进军涞涿支队”时，三十三大队二营营长王德林就任副支队长，十一支队还调任了各中队的政工干部给予加强，故当地称平西老七团为“涞涿子弟兵团”。1940年2月，为解决粮食等供给及畅通京津通往平西的红色通道，王巍和父亲郑福顺（郑君）等根据形势的迫切需要，创建平原抗日政府“涞涿县”，王巍任县长，郑君任秘书，父亲不得不离开他亲自参与创建的队伍 。1940年5月为了使政府合法化，采取民主选举方式，建立了“涞涿抗日民主政府”，职务继任。县域划分为七个区，父亲郑福顺（郑君）兼任七区区委书记、区长，1941年3月由董一欧接任区长。一度形势紧张，根据地大大缩小，不得已“涞涿县”与“房良县”合并成“房涞涿县”，因这时涞涿县一部分成了敌占区和大部分成为游击区，房良县大部分是山区，县政府在其地盘深山老林的偏僻山村，隐蔽且是仅存的根据地，所以合并后县的主要领导以房良县的人员为主，父亲就任负责敌工和情报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到48年路西涿县解放前，父亲先后任四区第一任区委书记（《涿州抗日战争史略》230页），县长秘书，1943年2月毕业于“抗大”二分校第四期，城工部长，华北社会部平西情报组组长，“新涿县”三区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书记，对外称涞涿抗敌后援会主任，这是为了符合国共统一战线，党的活动秘密开展，遵守党确定的白区和战区 “三勤”“三化”的策略，“三勤”，即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即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以及谍报布局的长期潜伏、以统战带动情报、策反与情报工作相结合的工作方针。更是由于44年抗战形势大大好转，已进入大反攻阶段，10月房涞涿三县分建，成立涿县（路西），但由于当时的政府、县委的领导不力，他们都是外域人，不懂的游击区与敌斗智斗勇的方法策略，有的书记县长就是个兼职只是个名分，根本没有到过涞涿平原地区，致使44年底至45年初，本来抗战胜利在望，可是“涞涿”确遭受日伪残酷报复，陈琳、陈辉等多名老抗战骨干牺牲，队伍叛逃的叛逃，叛变的叛变，涞涿抗战遭到巨大损失，上级很是不满意，不得不把他们调走，才使用本地干部，董一欧任抗日民主县长，郑君任抗敌后援会主任即县委书记。

誓言无声， 英雄无语 。上面这段历史很多人不知道，记述历史，研究历史，还原历史，当地党的工作中的经验胜利应当歌颂，但是惨痛教训也必须记取，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写历史的才可称专家学者。还有的后来的撰史者说我们访问了当地的老百姓，有的事儿他们没说呀，还有些情况说不知道。父亲说的好，要是连他们都知道了，那还叫“地下工作者”，那么多汉奸特务整天盯着我们，那样的话我们的脑袋早就搬家了。说到这儿，不得不说说父亲郑福顺（郑君）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发展、坚持和巩固中的另一大贡献，这就是当年在党内军内扩大化的残酷“审干锄奸”运动中，以他“纯八路”的老资格，出面作证、据理力争，不怕得罪“上级”、不记撤职调位，顶住左倾路线无限扩大的巨大压力，保护了数百名“受审”的干部和骨干，包括如今大家都崇敬的一些抗战英烈。因为我们“涞涿”地区的抗战干部和骨干，大部分是由父亲郑福顺（郑君）参与统战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自发的地方武装的散兵游勇、从敌占区到平西投身抗战的知识分子或被策反的伪军，所以“涞涿”干部和抗战骨干，绝大部分在审查名册，是受审对象。就连你为了获取情报，策反伪军，化妆侦查深入敌营戴过几天伪军的帽子，穿过几天敌军的军服，都有人打小报告，被叫去严厉审查，搞得人人自危，这时上级会出面告诉他们这是党的秘密，不需要你们知道罢手。这也是后来涞涿出身的干部不被中用或被借口调出的原因之一，这一诟病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当时知道这一情况和锄奸部的一些过头做法，我父亲郑君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相当不满，坚决抵制，本来抗战形式这么严峻，怎么自己人还整起自己人来了，当时很是不理解。当然也不是一味地抗争，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亲自找到坐镇平西的锄奸部长，说理找尚方宝剑，以情动人（我们也不必指名道姓，后一些做法就是部长叫停的，他是老红军，妻子在日伪大扫荡平西、平北时在柏崖村被日伪戳死，他的儿子被扔到开锅煮死的。他们都是革命功臣）。再就是故意把一部分最危险的干部“派到涞涿游击区或敌后去执行任务”，追问起来就说被他派去到敌后搞粮食、物品、弹药和情报去了，那些人说为他们审查设置障碍，父亲怼他们说，你们不要粮食、不吃饭啊？也就是让他们找不到想方设法把干部保护起来。这些事儿老人家在世时不让说，说都过去了，因这事儿牵扯到后来任职高位的领导干部，父亲说我当时就坚信党，个别干部只是执行过程中的路线错误，他们不是坏人，再说我们个人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也是我的党性使然。我也是犹豫着拖了多年，认为还是告诉大家好，解除大家的疑惑，弄明白我们“涞涿”的一些事儿，也就是平西抗战的最前沿和最惨酷的地区是涞涿，粮食供给靠涞涿，最著名的抗战英烈出在涞涿，怎么平西抗战写涞涿的文字较少。照当年任过八路军129师政治部锄奸部科长、解放后任过公安部长的刘复之老革命回忆《在八路军锄奸部》一文中都说：“随着延安“抢救运动”的影响以及太行区党委党校开展的坦白运动，整风运动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人人都要接受审查，查历史、查政治问题，进行坦白交代。”在他82岁时出版的回忆录中，谈起这段历史，心绪仍然难平，他在回忆这段历史说：“这是一场搞逼供信的悲剧，自己人整自己人。不重证据，只信口供，是一种顽症，是一种历史现象，搞得不好的话，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会重复发作。”因此，各地的分区的保卫部变为“锄奸部”，平西“锄奸部”对同志审查的手段也是十分极狠。再就是当年的干部可不是现在人们看到的书记县长的工作条件，不能拿如今坐着轿车，拿着公务员的薪金，坐在办公楼里老板椅上办公的官员，大门口还有保安的阵势，那时的书记县长公开的职务，可能是一个小学教员，也可能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商人，还可能就是种地的农民，就是吃着自家的饭，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着抗日杀敌的事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地下党，更没有现在一把手二把手的座次之分，只是按照上级党的指示，各自做好自己范围的工作。比如“新涿”县长杨铁，公开职业就是一个卖豆腐的普通人，比如解放战争时期的涿县林彤老县长，当年的公开职务就是教员，都是提着头闹革命搞抗战。解放战争的1946年初，国民党发动内战，涿州又沦陷，为反内战，5月，林彤从冀中调任涿县县长，家父任秘书、华北社会部平西秘密情报站站长。参与了路西涿县早期党的组织和人民抗日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是平西抗日根据地“涞涿”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抗日武装的创建者。是目前知道的在涞涿本土坚持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全过程的唯一本地人士。读父亲郑福顺（郑君），就是一部涞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革命史的缩影。

1948年夏，涿县路西已全部解放，受组织派遣秘密潜入北平，为解放北平获取情报（我敌工刘光人获取的敌布防作战计划情报。刘光人：我敌工人员，化名方明，刘泽民等，时任傅作义华北剿总机关报《平明日报》军政要闻记者。文革后期平反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和购买药品等禁品，乘火车返回“涞涿”时，由化名凉风（梁峰）单线联系的情报人员（阎塘 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房涞涿情报站负责人， 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乘警”护送，紧急暗示被特务发现准备抓捕，在松林店北跳火车身负重伤，由当时的县长林彤（1907—1996，曾任北京市高检院长、高法院长、政协副主席）安排，到房山的下滩村养伤。父亲参加和参与了涿州（路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所有重要斗争和重大活动事件。后由国家供养直到离世。

（学党史 感党恩）

　　二、任挺进军涞涿支队政委

先辈革命史记：父亲郑福顺（名 郑君、字 福顺）是老八路。1938年2月，时15岁，跟随老师王巍，从“涞涿“出发过涞源到五台山（晋察冀）找杨成武、邓华的部队，参加八路军。在平西涞涿创建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并加入共产党。王巍：又名朴一禹，朝鲜人，化名王巍，朝鲜沦陷后逃亡东北，在延边中学任教抗日加入中国共产党。9.18事变后逃入华北，卢沟桥事变前后，深入到北平南口扶轮学校，涞涿边境的村庄学校，以小学教员为掩护，边教学边从事抗战动员活动。要知道，那时没人发“工资”，当老师能争几斗粮食维持生活，从事敌后秘密工作（如抗战时期新涿联合县区长杨铁烈士，当时就是个买豆腐的）。是第一任涞涿县长，党的七大代表。后回国任副相、次帅，是他当年到中国借回了由朝鲜人为主组建的东北军的两个师，壮大了朝鲜的武装力量，1950年又到中南海向毛主席请求出兵援朝的，任志愿军副司令副政治委员。

一天郑君告诉王巍老师，听山里赶羊贩山货的人说涞源那面有八路军，闹得挺厉害的。1938年2月，王巍老师带着郑君等学生，从“涞涿” 出发过涞源到五台山（晋察冀）找杨成武、邓华的八路军队伍，任民运科长，后引领邓华支队返回平西，等待岳北的宋时轮支队期间，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王巍（朴一禹）任宣涿怀联合县县长，郑君任政府秘书。1938年5月，王巍老师带着郑君等学生，又随四纵参加冀东暴动，任过短时间的蓟县县长，冀东失利，再返回平西，王巍当了平西政治工作团团长，父亲郑福顺（郑君）任政治工作团团长的秘书。首先，父亲主持参与了把陈琳的原国民党涿县四区，经过统战，在马踏营建立了涿州平原第一个党领导的抗日区公所。1940年1月，王巍任涞涿办事处主任、县长，郑君就是他的秘书，从此隐名埋姓，开展敌后抗日斗争。曾用名：郑君、郑惠民、郑志光、姜平、江林、温元满等。人们熟悉的是“郑君”这个名字，因为1939年5月，住马踏营的民间抗日武装“农民自卫团”，被王巍政治工作团统战改编为“挺进军涞涿支队”，父亲郑君前期秘密从事了统战争取工作，收编后被王巍县长指派，任第一任政委，是涞涿人民政府抗日武装的创建者。当时还兼任平西抗日根据地“涞涿县”七区区委书记（1940.6—1941.6）、区长。41年3月，由被日伪扫荡摧垮后参加“八路“的民间抗日武装“联庄会”司令的秘书董一欧接任区长。后日伪围剿平西根据地，形势严峻，涞涿县和房良县组成了“房涞涿联合县”，区域重新划分，郑君是“房涞涿县”四区第一任区委书记（1941.6—1942.11），后任负责秘密从事敌工和情报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对外称抗敌后援会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党派冀中安平籍老革命林彤（1907—1996，后任北京市高检院长、高法院长、政协副主席）来涿县（路西）任县长，郑君又任林彤县长的秘书。

（为民族 人民解放奉献一生的父亲）

　　三、反围剿

1939年5月，八路外围组织“农民自卫团”，围绕投日还是从共的问题发生内乱，司令韩德义被副官打死，准备欺骗队伍投日。在涞涿边境进行抗日根据地开辟工作的十一支队的王巍政治工作团，对受蒙蔽的人员进行宣传教育，随即把这只队伍改编成八路军“挺进军涞涿支队”，当时郑君被指定为政委，四区区公所副区长杨振友（河间人）任支队长，是涞涿第一支人民政府领导的抗日武装。

1940年10月，百团大战后，日伪疯狂报复，对根据地大扫荡。更名为“涞涿独立营”的涞涿支队，在家乡岐沟东面的常村、贾庄、韩村一带参加“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后，开辟新区战斗失利被打垮，一中队副中队长张庆云带30多人投敌，三中队长刘新民叛变投敌成了伪特务队长，只有二中队长肖炳林带部分队员突围过河到果园一带，郑君随王巍县长紧急到山外的东城坊一带，接回了突围出的人员进山休整。这时驻岐沟的八路外围抗日武装“联庄会”也被缴械，郑君等人被王巍县长指派秘密潜回本村，接出了躲藏的司令何灿的秘书董一欧、中队长郭宗善、警备副队长何才等人，进山投奔抗日政府，“联庄会”保存的人员与独立营突围出的人员，整合成“涞涿基干大队”，一中队长孙庆丰任大队长，二中队长肖炳林任副大队长，郭宗善任第二大队长。

　　四、反扫荡

日伪对根据地“铁壁合围”的大扫荡，涞涿抗日到了极度艰难地阶段。1941年2月，由于王巍县长赴延安参加“七大”，经他推荐，冀热察区派冀东人卜庸到涞涿代理县长，他只任两个多月就回冀东了，后牺牲，3月由东北人挺进报经理许烈代理县长，6月也到平北任龙赤县长。为了恢复严重破坏的涞涿根据地，肖炳林带一、三大队到岐沟东面他的家乡泽畔一带，郭宗善的二大队，到他熟悉的岐沟一带的七区反扫荡，打击日寇，瓦解伪军，围困岐沟城。这时岐沟一带是涞涿县的七区。后董一欧接替郑君任区长，郑君还是政府秘书，但还兼任区委书记。因是岐沟人，作为区干部，被派跟随郭宗善的二大队进行恢复七区根据地的行动。8月，在反扫荡的战斗中，在东古丘村外，二大队被日伪打垮。郭宗善、郑君、梁春华三人紧急向西撤。当到一坟地时，郭队长忽然停下来，站到坟头上想看看还有没有我们的人撤过来，这时，敌人密集的子弹打断了他的双腿。郑君和梁春华背着郭队长，撤到东西古丘两村中间地带的运粮河道，郭宗善说我走不了了，你俩赶紧逃，不然咱都活不了。两人拼死也不放弃队长，说死就一起死。郭队长见说不通，拔出抢来朝自己开了枪，悲壮的牺牲了。二人没了辙，慌乱中用土埋了队长的头，顺着河道向北面赶紧跑了。

（风雨艰辛 维家系国的母亲）

　　五、从事敌工工作策反伪军反正

1941年6月，在日伪猖狂时期，郑君参与成功策反了驻扎岐沟的伪中队长李春芳岐沟反正。1940年秋，八路的外围组织何灿的联庄会被日伪摧毁后，涿县伪县长杨开明和警备大队长万鹏飞，对根据地游击区大扫荡后，命令参加围剿我“涞涿独立营“的李春芳（辽宁丹东凤城县李家堡子村人）中队，占领岐沟。为反扫荡，瓦解伪军，王巍县长的涞涿政府派郑君和董一欧等本地干部，秘密潜回家乡，深入他们熟悉的岐沟开展敌工活动。他们了解到，伪军士兵大多是被抓来的本县人，也知道八路的厉害，怕秋后算账只是没有办法。还了解到李春芳是“九一八事变”后逃到关内的，有一样的国仇家恨。又了解到他的警卫副官马庆恩，也是关外一起逃过来的，马庆恩也是辽宁丹东凤城县大东沟人，对促成这次起义有功。马副官为了队长的生活，常走街串巷搞东西，爱喝个小酒。郑君和董一欧等敌工人员，就秘密和他接触套近乎，还许诺给他找个媳妇，后马副官果然在岐沟娶妻落户安家生子，是今退休教师马春海的父亲。向县长王巍（朴一禹 朝鲜人）等领导汇报后并向上级报告，挺进军司令员肖克和冀热察党委书记马辉之也给予了指示 ，因挺进军主力执行的是“山地游击战”，都在平北、岳北山区抗击日军，说对付百八十个伪军由地方政府自己去解决。在由县基干大队围困袭绕岐沟城的同时，加紧攻心战，他们给伪军头目和伪保甲长，以八路首长的名义写了策反震慑信。进而通过马庆恩进一步接触李春芳，策动反正。就这样通过马庆恩，很快以朋友名义接触李春芳。前期王巍县长还扮成八路首长与李接触。此人先是对我方人员通行开绿灯，岐沟名义上被日伪占据，实际是八路的秘密联络站和红色物资转运站，不久就同意反正。41年春，将李春芳的的夫人吴树春和女儿，秘密接到岐沟。1941年6月1日，岐沟300多名伪军(实际当时还剩100来人，真正到根据地的只有十几人)成功反正奔赴抗日根据地。只是李春芳的铁哥们，小队长姜文龙(东北人)不愿参加八路，李说你随意，二人挥泪道别。

“伪中队长李春芳岐沟反正”，是在日伪大扫荡时期伪军的起事反正，在全国尚属首例，壮大了平西抗日力量，在涿县及冀热察地区产生了极大地影响，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

（幸福生活安度晚年含笑九天的父母）

　　六、武工队深入敌后锄奸筹粮

与陈辉烈士、肖炳林、董一欧等一起，是敌后“武工队”的骨干。陈辉1940年10月百团大战期间到平西根据地涞涿县时，郑君作为县政府秘书第一个接待的陈辉。1942年初，为了打破日伪实施的“囚笼政策”和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解决军民的吃穿问题，上级和县政府决定组建武工队，深入涞涿平原虎口夺粮。1942年6月，郑君同肖秉林、董一欧、何才、刘福田、赵庆祥六人，先行深入敌后到四、五区了解情况，为政府向敌后开展工作，提供了详实的依据。1942年7月，回山里汇报后又根据指示，同沟外（封锁沟）武装工作委员会人员，带十几名富有武装斗争经验，并熟悉涞涿平原情况的干部，再次进入敌占区的四、五区，恢复关系，建立联系人；铲除部分顽固的敌伪保甲长和叛徒，震慑敌人，振奋人心；利用关系，打入敌伪，安插内线；协助抗日村政权征集粮食，护送到根据地。1942年11月初，组成了武委会领导下的“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郑君与陈辉、肖秉林、董一欧及几十个武工队员一起，再度出山到四、五区开展工作，征集数十万斤粮食运到根据地，有力地保证了抗日军民的生活。郑君和陈辉成了年一年二的朋友，还常学着写诗投稿平西刊物“挺进报”。陈辉由于叛徒出卖牺牲后，郑君同城南武工队长董一欧，区长王文哲等气愤填膺，无限悲痛，遵照上级命令，带领队员，急忙赶赴去年就已是“新涿县”三区的松林店，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里，让一部分人员掩护，由三个人实施，取回了被敌人挂在枯树上示众的烈士头颅。其实当时抗战已进入反攻阶段，伪军夜晚也不敢随便出来行动。但涿州城里和新城县的王凤岗还占据着这里，就暂时埋到四区北马村村北当地叫香堂的破庙的西墙根，待后安葬慰藉烈士的英灵。

解放后，政府和当地人民，在陈辉的牺牲地，松林店村北通往夏辛店方向的路旁一大坑边，为陈辉烈士立了碑。五几年，曾任过涞涿宣传部长的作家戈枫，经曾任过平西“挺进报”战地记者、解放后涿县第一任宣传部长、还任过河北日报保定站站长的刘德明，取走了藏在郑君家里遗存的陈辉诗稿，交给了诗人田间，58年由田间等与其他诗稿一起整理编辑，出版了陈辉诗集《十月的歌》。都知道在碑下的土冢里，长眠着抗日勇士的英灵，每到清明节，人们都要去为烈士扫墓，为土冢敷一抹新土，献上一束鲜花，追忆那段悲壮的故事。如果不是前辈们的讲述，年青人不会知道，这里只安葬着烈士高贵的头颅。陈辉烈士永垂不朽!

（英姿父亲 浴血平西）

七、护送爱国人士国际友人到解放区

抗战期间护送多名爱国人士到根据地，购买急需物品，获取情报，打通据点内线。这段时间，郑君秘书室主要是做外勤，同军区及外县联络，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同董一欧一起，利用是本地人人熟地熟情况熟悉的优势，做买卖为政府购买物品筹集资金（实业科就是干这个任务的），进北平购买根据地需要的枪支弹药，笔墨纸张，食盐药品等物资，这时董一欧已任实业科长。另一重要任务就是护送平津爱国人士到根据地参加抗战，掩护平津地区的领导，通过涞涿四区，经涞水，易县到达晋察冀根据地或到延安开会、汇报工作。郑君曾掩护过数十名重要人物通过这里到达解放区，其中就有1938年，掩护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到平西根据地，后去了延安。1942年初，郑君护送国际友人林迈可和妻子李效黎，平安到达平西根据地，萧克将军身边。

利用亲戚朋友的关系，打通炮楼和据点的内线，为拔除炮楼据点做好准备。如联络打通了松林店据点的警备中队长付国，是郑君的亲戚苍牛屯人；横岐据点的伪军班长田济勇，是邻村离着五里地榆林村的亲戚，孙庄据点班长郑富，是岐沟本家，都发展成为内线，为八路通行提供方便，就是他们在我武装攻打据点炮楼时，放下吊桥，打开楼门，使县大队攻进去拔除据点，他们都为端除据点，赢得涞涿地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贡献。1944年9月，抗战局面好转，房涞涿三县分建，涞水山外和涿州西部组建成涿县（路西）。前期由于领导不利，日伪反扑涞涿损失很大，上级很是不满意。1945年5月，调整实业科长、城南武工队长董一欧任县长，郑君前期还任负责秘书室、敌工和情报工作的县委副书记，但主要是瓦解敌伪，为队伍征集供给，后调任县委书记，对外称抗敌后援会主任。为了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同涿州人民一样，艰苦抗战的干部和家庭，都备受煎熬，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肖秉林家九口遭日伪关押拷打，夫人家一老人被日寇狼狗咬死。父亲郑福顺（郑君）一家三口，因追查他是八路，为根据地输送物资，惨死在日伪的手中。第一位妻子刘秋菊，大雪天被拉到院子拷打逼问郑君是不是八路，让交代他和游击队的下落，被考打后流产大出血死去。第二位妻子郭文香，和前妻大舅哥武功队员，新城松林村的地下党员刘福田的妻子，被新城王凤岗的伪地主还乡团的乔刘凡大乡队拉去审问，百般折磨侮辱后，被乱枪扎死。老父亲郑兰庭，因家是佃户生活困苦到北平打工，成为一家知名文化用品店铺的大掌柜，店铺成了我党平西和涞涿进京人员的落脚点，与北平地下党的秘密接头地点，因为秘密为郑君从北平运送笔墨纸张到平西根据地，有通“八路”之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威逼惨害在北平。

（抗战涞涿政府人员在区长刘德明家）

八、反内战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5月。林彤到涿州任县长（后任北京市高检院长 政协副主席），郑君是他的秘书和“参谋”。这时正是国民党下山“摘桃子”，抢地盘的时候，涿县和新城的伪军都变成了“国军”，有国民党撑腰，大肆杀害革命干部、共产党员和贫协骨干。涿县“接收大员”崔世昌，从重庆飞抵涿州，就任河北省第六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任命刘剑生为国民党涿县县长，并组建了1000多人的保安大队和警察大队，网罗逃亡各地的地主和“曲线救国”的伪军，组成了2000多人的“还乡团”、“暗杀团”的反共先遣军，勾结心狠手辣的新城县长王凤岗，南北呼应，一时间甚嚣尘上，阴云密布，几天时间，就枪杀和铡头村干部和农会骨干上百人，人民政府又撤到山里，生活极度困难。

因董一欧，肖秉林等长期战斗在涞涿老革命，都调出了涿县（路西），林彤又是冀中派来的，情况不熟悉。为了打开局面，郑君等陪同林彤县长潜入四区，隐蔽岐沟，地窖聚员。郑君建议并执行任务，到宛平县请回肖秉林回来任县大队长。又陪同县长到冀中班师请求支援，冀中派出十分区75团，与肖秉林率领的县大队、各区小队联合行动，开始对平汉路涿县境内的下胡良，至新城县的高碑店以内的6个岗楼和2个据点，发起猛烈的进攻，捣毁了铁路，一度解放了松林店、高碑店两个长期被敌伪盘踞的据点。极大的震慑了敌人，鼓舞了全县军民的士气，涿县的反战武装队伍迅速得到扩大。可是到了1946年10月8日，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主力94军，从上海用飞机空运到天津廊坊，经固安侵入涿州，涿州全境又遭沦陷，这时逃到山里的政府人员只有十几人。面对严骏形势，晋察冀党委撤销了易水地委，涿县（路西）重归平西地委领导，属察哈尔省。平西地委调整建制，路西涿县和山外涞水合并，又组成“涞涿县”，政府驻地在涞水的龙安村。随着敌军向易县解放区等地的进攻，特别是易县涞水交界的“门墩子山战役”后，敌人兵力有所消弱。郑君又建议并陪同林彤县长深入四区，发动群众震慑敌人。县长亲自到敌占区撒传单，这就是著名的革命传奇史记：县长带头，深入四区，造势撒传单，一夜十六村，群众受鼓舞，“白脖”吓破胆的“八路”攻心战行动。

从此，群众知道“八路”回来了，敌伪也知道“八路”回来了，而且这些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拼命三郎，这就是这次行动的最大收获。这次行动被曾在平西《挺进报》当过记者、平西党校校长的刘德明区长，以“小小传单显神威”为题，写了报道发表在由“挺进报”改版的《群众报》上。

　　九、跳车负伤

1947年12月，郑君陪同林彤县长到岐沟一带，配合一纵曾美将军住岐沟的独一旅，成功的打赢了“涞水战役岐沟阻击战”，为和平解放北平奠定了基础。“涞水战役“打响，战斗惨烈，县长带着政府人员到岐沟前线，发动群众赶制食品，抬担架护理伤员，父亲还负责到南拒马河西岸战区与郑维山、胡耀邦的三纵（三纵副政委王道邦38年初曾在涞涿协助开辟根据地）及地方武装的联络。父亲郑君（郑福顺）作为社会部华北站情报人员，过河到三纵驻地白堡、郑各庄给政委胡耀邦，送通过内线获取的关于敌35军情报，使东西两纵队互通情报，打有准备之仗。战事惨烈，双方都死伤近万，筋疲力尽。这时傅作义急调卫戍北平的第二团从背后进攻岐沟独一旅，如果偷袭成功，后果不堪设想，和平解放北平的历史将会改写。这时曾美的主力1、2、3团都上了前线，围攻离岐沟2里远的温辛庄敌35军军部，岐沟只有旅部少数战勤人员。得到消息，林彤县长和政府人员赶紧组织村民，拿武器上城阻击并出击，成功击溃了前来攻打岐沟的敌暂17师第2团和新骑4师，粉碎了企图挽救侵犯涞水之败军的阴谋，为歼灭敌35军的两个师，击毙35军少将参谋长田士英，32师少将师长李铭鼎，迫使军长鲁英麟自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打得傅军龟缩北平再无反手之力，为和平解放北平打下了基础。这次战役之后，路西涿县全部解放。

跳车身负重伤。1948年路西涿州解放后，晋察冀大军云集涞涿，围困涿州，进而解放北平。当时的实业科长，原四区区长，离休前任北京市农业局局长的王文哲，因了解郑君多年来从事过到敌占区采购物资转送情报的经历，就借调他进北平采购根据地急需的物品，因物资匮乏药品短缺是当务之急，林彤县长同意了。 春季过后，这里的军民闹传染病，急需药品。7月，组织派郑君到北平，转移情报（我敌工刘光人获取的敌“北京布防作战计划”情报。刘光人：我敌工人员，化名方明，刘泽民，时任傅作义华北剿总机关报《平明日报》军政要闻记者。文革后期平反，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通过关系弄到一批盘尼西林等药品，乘火车带回涿县。当时由化名梁峰（凉风）的乘警地下工作者护送（阎塘 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房涞涿情报站负责人 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当过了涿县城，急忙暗示郑君有特务跟上了他准备抓捕，郑君带着情报、药品等禁品在松林店北跳车身负重伤。经林彤县长批准，组织安排到今房山的下滩村养伤。

　　十、平凡人的故事家乡传颂

解放后，父亲郑福顺（郑君）的生活虽然很平凡，但当地百姓都知道“郑福顺这人不简单，抗战时期在火车上帮八路军买枪支子弹，有一次在火车上遇到盘查，他跳火车逃了”的故事（见《古今岐沟》一书“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的英烈”节），每当说起这些故事，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铁道游击队”的英雄画面。

1947年12月路西涿县解放，48年夏父亲受组织派遣，秘密潜入北平获取情报和购买药品，被追捕，由掩护内线告知被特务发现跟踪跳火车摔断四肢、头磕瘪牙摔掉负重伤，由林彤县长安排到房山下滩村养伤后，未能与原“涞涿”政府人员一道北上接收北平张家口等地（大家都知道“南下”平西有“北上”一说），北平解放后回本村疗养务农。后北京市写党史，许多干部是涞涿人员，核实资料他们提起父亲郑福顺（郑君）是一个绕不过的知情人物。经耀邦同志过问（涞水战役时给送过信），原北京市市长焦若愚、高检院长林彤、副市长赵鹏飞、水利局副局长王觉民、农林局副局长王文哲、公安局副局长阎塘等老领导老同志的关心，由中组部，河北省委组织部和涿州市委市政府核实发文，落实公职，享受正县级工资、医疗等退休政治生活待遇。后由国家供养直到离世。

父亲郑君老同志常说，我活着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多少战友为了打日本，解放全中国牺牲了，郭宗善、陈辉、陈琳等同志牺牲了，他们不就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解放吗。我们今天不想争什么待遇，就是想着为我们提着头打出的新中国建设多做工作。我们感谢党，感谢政府，还认可我们曾做的一点贡献。

　　编后语

父亲郑君（郑福顺）虽然有过辉煌的历史，但由于负重伤成了普通人，没有做什么“大官”，更因为从事的是隐蔽战线的斗争，甚至有的本村人也不十分清楚他的这些故事，都传他在外面“跑海”。更由于王巍老师回国后55年被作为“延安派”的宗派头子被残忍的处决了，以前都谈“中朝兄弟友谊”，涉及到王巍的事都回避，不然会有人给上纲上线。因此参加革命都是从39年3月离开学校到政府工作记述。由于近年来中朝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更得益于近日《跨过鸭绿江》在央视一套热播，王巍——“朴特使”又以正面英雄问世，我们才敢“明目张胆”的说与之的战斗情缘。正如乡土文化名人李文哲著《古今岐沟》一书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的英烈”一节中这样记述：“原来郑学生时期在东古丘亲戚家上学时，他的亲戚是地下党，郑也给地下党秘密办事，解放后郑福顺与村里人从没谈过这些经历”。

有一个事我也问过父亲郑君，抗战期间涞涿县长换了十任，短的只有两个多月，大部分平西干部都调出了，您怎么能一直在房涞涿政府。父亲郑君说：一是我在那群人中虽参加革命早，是38年到涞源找杨成武、邓华又返回平西的干部，有的是由我引路参加革命队伍的，但我年龄算小的，董一欧比我大九岁，肖炳林比我大17岁，我与人无争，就是服从组织分配。二是虽然县长换了，都带自己的亲信，但大都是外地人，我是本地人在这里人熟地熟情况熟，还有就是我多年到平津获取情报，护送重要人物过境，上线不认别人。再就是谁当县长，也都得解决根据地急需的粮食、药品、纸张、食盐和枪支弹药等物资，护送重要领导和人员过境，我多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和较好的完成任务，革命工作需要我留在房涞涿。我还问过当时秘书是个什么官。父亲说提着头干革命，不讲那个，就是根据需要的一个工作分工。但那时的“秘书”和现在政府秘书不一个概念，县长下面没有副县长等，秘书背着“政府大印”，管日常事务，因没人发给养，全凭家庭接济和自己筹集，人多了政府也养不起。

由于我青少年时在外求学从戎，49年9月前路西涿县与路东涿县分置两个县且不是一个省，家乡地处偏僻，消息也闭塞。后来我才认识的涿州党史专家赵海声，说当时他们多方查找未果，去年文史专家刘桂郁、李英欣也访问了我，我把自小知道的讲述给了他们。感谢文史专家们对红色历史文化的辛勤付出，做着功在千秋的大事业。

今日忆起，父亲郑君（郑福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为人民政府人员，参与了路西涿县人民政权和抗日武装的创建，参与了路西涿县所有的重大斗争和重要活动，我们为有为民族、人民的解放奉献一生的父亲而骄傲。他不记个人的风雨沉浮，只讲党的事业的高风亮节，永远激励着我们爱祖国、忠于党，奋进新时代的信念和征程。

（继承先辈志 自卫戍边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