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故事

季咏华

又要到母亲节了，很想写写自己的妈妈，她老人家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来，每当想到妈妈，每当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特别是想起我陪妈妈在医院度过的最后一晚的情景，就心痛的泪流不止，根本无法提笔。而现在，当我知道再不写，也许不知哪一天自己也会告别人世，妈妈的故事后辈们可能就再也无法了解时，终于还是决心动笔了，哪怕依然会心痛，依然会流泪，但为了纪念，也为了不留遗憾，还是要完成这篇迟到的祭文…… 　　妈妈姓崔，乳名兰芬，参加革命后改名崔平。她生于1928年8月，具体生日是哪一天，我们这些儿女都不知道，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妈妈从未给自己过过生日。 妈妈的老家在江苏南通的如东县，一个山明水秀的鱼米之乡。 崔氏是当地有名的大家族。我们的姥爷曾是县中学的校长，是个文化人。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吧，妈妈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是初中毕业。在那个年代的乡下女性中，具有这样文化程度的女孩子是不多见的。 崔氏家族到底有多大呢？我们不得而知。只是听说，由于家里院落大，房子多，日本鬼子从前门进院，崔家的人从后门乘船出逃，从来都没有被鬼子追上过。 那时，妈妈的爷爷（崔家的长房，姥爷过继后的爹）生意做的很大，在南京等地都开过银号（相当于现在的银行），还有一些小工厂等实业。崔家老太爷比较开明，抗战时掩护过新四军的高级首长和伤员。家里的一些房子也曾经被新四军征用，作为新四军军部的驻扎地。正因为受到新四军英勇抗日情怀的感召，妈妈上的是新四军办的抗日联中，在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14岁就参加了革命，做了许多抗日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学毕业后，妈妈便参加了新四军。当时，她还逼着比她小两岁的姑姑（我们的小姑奶奶）跟她一起穿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投奔新四军的队伍。据姑奶奶回忆，在过鬼子封锁线时，姑奶奶年龄小，吓的直哭，妈妈怕被鬼子发现，使劲儿按着姑奶奶的头，捂着她的嘴，不许她出声，差点儿没把姑奶奶憋死。参军那一年，妈妈还没满17岁。 姥爷崔振东是崔家这一辈儿的第一个男孩子，从小过继给崔家的长房，也就是他的大伯当儿子，等同于独子。妈妈则是崔家长房的独生孙女，大小姐一枚，在家族里自有一番傲娇的地位，有主见，有气势，想必从小应该也是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妈妈在世的时候，很少谈到她的童年和少年时的故事。因为在那个年代，出身不好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尽管她的爷爷因为掩护过新四军首长，是位开明绅士，但土改时仍划为民族资本家和地主，这种出身，让妈妈在革命队伍中，多少有些抬不起头，谁还愿意提起那些往事呢？可是，从她永远那么知书达礼，慷慨豁达和举手投足之中显现出来的温文柔婉里，不难看出她那从小养成的爱清洁，爱美的小女人情愫，以至一生被年长她八岁的爸爸宠爱有加。 　　听与妈妈一起参军的，我们的小姑奶奶说，妈妈是当地有名的才女，不仅文章写的好，字写的漂亮，口才也十分了得，经常在街头发表抗日演讲，十分有煽动性，曾令姑奶奶她们那帮同龄的女孩子们欣佩不已。 想到妈妈参加革命时只有十四、五岁，小小年纪就能在街头演讲，也真是让我们这些后辈自叹不如！ 妈妈参军后，先是在新四军如东县警卫团文工队前线话剧团当团员，后来调到苏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当新闻译电员。小说《红日》的作者吴强，曾是她的上级领导。1947年，因工作需要，妈妈又调到华中野战军卫生部手术队学作护士，在战场上救治伤员。 妈妈参军的那一年，我们的爸爸已经是新四军苏中军区司令部作战科、侦察科参谋，同年11月，担任苏中军区独立旅作战科副科长。 在战争年代，部队行军打仗是家常便饭，女战士也和男同志一样过着艰苦的战争生活。 记得妈妈说起过，那时由于连续作战和行军，没有条件洗澡，她们一帮女兵都感染了疥疮，奇痒难忍。后来部队首长得知后，特意在战争间隙，吩咐炊事班烧好热水，借用老乡的水缸，里面放上硫磺，让女孩子们轮流进去泡澡，反复多次才减轻了症状。但直到打完渡江战役，解放军占领南京，有了洗澡和勤换衣服的条件，疥疮才完全治愈。 从1945年参军到新中国成立，妈妈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野战军第6纵队的一员，随部队转战南北，先后参加过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涟水保卫战、莱芜、孟良崮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解放长山列岛，福建剿匪等战役，足迹踏遍苏北、鲁西南、鄂豫皖、浙西、闽北等地区。也就是在那期间，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妈妈与我们的爸爸相识、相知、相爱，并在1948年结为连理。 我曾经看到过爸妈当年的结婚证书。那是一张像奖状那样的大纸，周围印着花边，中间部分用毛笔竖着写着两人的姓名和其它一些与婚姻有关的内容，落款处盖着苏区政府的大红印章。隔了这么多年，结婚证书里面具体写的什么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唯有一句话印象深刻：“我俩是在革命队伍里相识，自由恋爱……”在那个时候，军队干部中的不少夫妻都是经组织介绍撮合的，像妈妈和爸爸那样因彼此心有所属而结合，让我们的家庭氛围，颇为温馨和浪漫。 现在想起来，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妈妈能够抛弃舒适的大小姐生活，投身革命，参军入伍，历经如此艰难困苦的战争磨难坚持下来，那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和决心呀！ 　　建国初期，1950年2月，爸爸在二十四军任教导大队教育长、军作战科科长，妈妈在二十四军军部卫生所当助理军医。 1951年，爸爸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妈妈则被送进苏联专家执教的、江苏省卫生厅举办的放射医师进修班，学习放射科的知识和技术。再后来，爸爸因学习成绩特别优秀，仅当了半年学员，就在军事学院毕业了，被调去参与南京总高级步兵学校的筹建，并被聘为高级步校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妈妈完成学业后，成为高级步校医院放射科的医生。从此直到离休，妈妈一直是医院的放射科大夫。谁想到若干年后，当我的妹妹从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毕业，按规定在医院各科室轮转实习时，医院放射科主任以“你妈妈就是干这一行的，你就别去其它科室，子承母业得了”为由，直接被留在部队医院的放射科工作，直到退休。那时的医院放射科没有现在这么好的隔离条件，谁都知道长年在这种科室工作，X光射线对人体的危害是难免的，所以一般人都不愿意留在放射科。可是，因为工作需要，妈妈和妹妹都义无反顾的服从组织安排，坚守在她们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一辈子！ 　　爸妈是大院里有名的恩爱夫妻，他们很少闹别扭，就算有时因为什么事情妈妈不高兴了，也总是爸爸去哄妈妈开心。 从小到大，我从没见过爸妈吵架。印象中全是爸爸对妈妈的关爱、呵护，以及他们彼此间的伉俪情深。 1959年，总高级步兵学校与南京军事学院合并，合并之前的1957年春夏之交，高级步校所属的医院集体转业到武汉，支援地方的社会主义建设。妈妈服从组织安排，脱下军装，随医院去了武汉。而爸爸却要离开我们，跟随高级步校校长兼政委的宋时轮上将去北京，参与军事科学院的筹建。 爸爸即将只身北上，家里的其他人，则要跟着转业后的妈妈搭轮船去武汉赴任。 我至今依然记得我们离开南京那天，爸爸在轮船码头送我们时的情景。 当时，我们几个小孩子由于是第一次坐轮船，兴奋的在甲板上和船舱里四处乱窜，又蹦又跳，高兴的要死。爸爸安顿好我们后，下到码头上仰头朝我们招手。妈妈则一直站在船舷边上，流泪看着爸爸，轮船启程的那一刻，爸爸的眼圈也禁不住红了，他们不停地相互招着手，久久地，久久地，直到再也看不见彼此。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曾经身经百战，生性开朗乐观的爸爸，会在与妈妈离别时几乎落泪，可见心里有多么的惦念和不舍。 　　我们几个孩子跟妈妈、姥姥和保姆徐阿姨在武汉住了一年。1958年8月，爸爸把我们接到北京，在军事科学院最早建成的几栋家属楼里安了家。我家住在12楼4单元，一个有大小五间房子，外带厨房厕所的居室。妈妈则一个人留在武汉。当时，她本来完全可以跟我们一起随爸爸来北京，但由于医院刚刚办理集体转业后人心动荡，妈妈作为党支部委员，为了稳定人心，坚持孤身一人留在武汉，一年多后才调到北京，跟我们团聚。 爸爸对妈妈的爱，体现在方方面面。 那时物流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在北京想吃南方的水果，只能买罐头。爸爸知道妈妈喜欢吃菠萝，经常会买菠萝罐头回来让她解馋。罐头打开，从来都是先只让妈妈吃，我们几个小孩子只有在旁边咽口水的份儿。当然，妈妈是不会独享的，往往吃上几口，她就会表示吃够了，再也吃不下了，这时，爸爸还要留一部分给妈妈备着，然后才把其余的分给我们兄妹。 在饭桌上，论地位，妈妈永远排第一。家里炖了鸡，吃饭的时候爸爸总是先把一个鸡腿夹到妈妈的碗里，然后才让我们动筷子。他说，妈妈干的工作对身体有害，需要多补补。 每逢爸爸去外地出差，回来总要给妈妈带礼物。记得有一次爸爸从上海给妈妈带回两双款式新颖的漂亮鞋子。一双是米黄色，中间的鞋带可以打成蝴蝶结的羊皮鞋。另一双是用小米粒般大的珠子，在鞋面上密密麻麻穿出一幅蓝底红牡丹图案的皮拖鞋。那种用一颗颗小珠子穿绣成的图案，完全是手工缝制的，色彩鲜艳，永远不会褪色。这种美丽精致的拖鞋，当时也唯有在上海才能买到。 十几年前我曾经在燕莎友谊商城看到过类似的拖鞋，放在工艺品橱柜里，远没有妈妈的那双精美漂亮，却标价上千元。当时我还惊奇地跟同行的朋友说：嚯！这种鞋子怎么成工艺品了？还这么贵？比当年我老妈的差远了！ 妈妈从武汉调到北京后，一直在海淀医院放射科工作。不久，为了上下班方便，爸爸给妈妈买了一辆墨绿色的飞鸽牌女式自行车。那辆车非常漂亮，前车杠中部装饰着五色的彩环。自行车拿回家的时候，甚至引起路人的围观。每天妈妈下班回到楼门口，只要在楼下按响车铃，爸爸就会立刻跑下楼去接妈妈，还经常会替她把自行车擦的锃明瓦亮，跟新的一样。我们兄妹四人基本都是用妈妈那辆自行车学会骑车的。后来我们长大了，也会被爸爸指派去给妈妈搬车，擦车。 至今，我有时依然会梦到骑着那辆绿色的飞鸽牌自行车在路上飞驰的情景。有时，还会梦到想找那辆车，却怎么也找不到。醒来总会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我知道，那是想妈妈了…… 在医院工作，难免要值夜班。不记得有多少次，爸爸让我、妹妹和弟弟轮流去医院陪妈妈。值完夜班的当天上午，妈妈交接完工作后，会用自行车带着我们从老的海淀镇里穿过，顺道买些活鱼活虾回去为午饭加个菜。爸妈都是南方人，只喜欢吃鲜活的小河虾、鲫鱼、螃蟹什么的。 1970年4月，爸爸调回老部队二十四军任职，妈妈很快也办了工作调动手续，离开北京，到承德医专附属医院继续作她的放射科医生。他们在承德一住就是十五年，直到1985年夏爸爸离休回到北京，他们才算在北京安定下来。 　　妈妈生前除了文革前有两个胸针外，没戴过其它手饰。这在他们那一辈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女干部中是很常见的。可她却有一个漂亮的蓝宝石白金戒指。 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了，有一次我回家看爸妈，妈妈拿出这个戒指给我看。她告诉我说，这个戒指是爸爸特意委托人在香港定制、作为结婚四十周年的礼物送给她的。妈妈还说，戒指的图案是爸爸设计的。 看着这枚造型新颖漂亮的蓝宝石戒指，我真的有一种被惊艳到的感觉！至今我还记得妈妈在我连夸这戒指真漂亮的时候，那一脸幸福、得意和满足的神情。这枚戒指我从没见妈妈戴过。后来，她把戒指送给我留作纪念。 　　妈妈是一个不太会干家务活的女人（家务全由保姆和姥姥分担了），却有一双灵巧的手，会织出各种颜色搭配十分漂亮的毛线活儿。几十年里，我们兄妹四人包括后来她的孙子、外孙们穿戴过的大部分围巾、手套、毛衣、毛裤、毛背心，毛帽子，都是妈妈一针针织出来的。我们四兄妹离家工作后，妈妈还帮周围邻居和爸爸的部下织过不少东西，深受大家的赞美和喜爱。 妈妈很少下厨房，却能做一道拿手菜：红烧狮子头。妈妈做的红烧狮子头在选材、刀工和烹调顺序方面都十分讲究，是我们家逢年过节和待客时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至今想起来，都会令我们这些子孙后辈馋得要流口水。尽管我妹妹和弟弟还有爸妈的孙子都会做这道菜，但怎么也做不出当年妈妈的味道…… 妈妈和爸爸一样，都非常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文学作品，并从小注重培养我们的阅读习惯。那时候，家里订了好几种报刊杂志。有《小朋友》《儿童文学》《大众电影》《航空知识》《北京晚报》等。我们参加工作后，他们又订了《人民文学》《收获》《十月》《读者文摘》等几个大型文学丛刊。 在爸妈的影响下，我们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 妈妈高兴的时候，也会唱歌。但她说，她这一辈子只会两首歌，一首是1934年上映的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另一首就是《新四军军歌》。当妈妈用细柔的嗓音唱起“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刮来大海风……”的时候，她的眼睛望向远方，脸上会散发出极美的光彩，那抒情般的歌声让我们听的如醉如痴。 有时，在我们的要求下，爸妈会一起唱起新四军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 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 为了社会幸福 为了民族生存 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 …… 每当唱起这首歌，他们仿佛回到了那铁与血的战争年代，表情会不由自主地变得十分刚强有力，豪情万丈！ 在接人待物方面，爸妈都具有为人称道的美德：平易近人、慷慨大方、与人为善，非常有人缘。爸爸的故事，我会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及，这里单说妈妈。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一是我们在上海的二叔家里经济状况不好。二叔家也有四个孩子，爸妈几乎每月都要给二叔家寄钱，还经常把我们兄妹的衣物寄过去接济他们。有一年春天，妈妈用好几种颜色的毛线给我织了一件漂亮的毛背心，我特别喜欢。北京的春季很短，毛背心没穿几次，夏天就到了。妈妈把毛背心收起来，让我留到秋天再穿。可是到了该穿毛背心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原来被爸爸寄给二叔了。为此，我伤心难过了好些日子，妈妈却没说一句责怪爸爸的话，因为这样的事情对妈妈来说早就习以为常了。只要二叔家需要，爸爸都会有求必应，也不用跟妈妈商量，他知道妈妈不会阻拦的。看我不高兴，妈妈还劝我说，没关系，再另外帮你织一件不就得了。 二是妈妈跟家里几个保姆的关系都相处的很好，待她们亲如家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1954年），干部没有工资，实行供给制。奶妈和保姆都是按实际需要公家给安排的。徐玉兰阿姨跟着我们家从南京搬到武汉，又从武汉搬到北京。从1953年妹妹还没出生到1964年，徐阿姨在我们家呆了整整十一年。 那时候我年纪小，对妈妈与保姆关系的好坏没有太多的认知。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拍的全家福照片里，就完全可以看出她们之间的关系一定是非常和睦的。 　　这张照片大概是1957年在南京拍的。后排爸爸的右手边是妈妈，左手边就是徐玉兰阿姨。 听妈妈说，徐阿姨是个苦命人。有一年她和儿子同时得了白喉，因为家里穷，钱只够一个人看病用的，只得保大人，孩子病死了。徐阿姨伤心过度，不愿在家呆着，才出来做事的。 徐阿姨是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她的丈夫当时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作。爸妈对徐阿姨很好，给的工资比别人家的都高，每年还安排徐阿姨去江西探亲，往返路费都是爸妈出。徐阿姨后来得了继发性不孕症，生不了孩子，妈妈没少带着她四处求医。以后又帮她在妈妈的医院领养了一个弃婴，并帮她给孩子办好各种手续，落了北京户口。1964年，军科院里恰好有招工的名额，为了让徐阿姨有一份正式稳定的工作，爸妈忍痛割爱，想办法让她转成院里的正式职工，去程家花园给独臂将军彭邵辉副院长当了管家。徐阿姨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我记得那时徐阿姨还经常利用休息日到家里来看望妈妈。 再以后，直到爸妈去世，他们又用过几个保姆，其中时间比较长的有小万、小刘和小王。她们来的时候，都是没满20岁的小姑娘，其中小刘和小王都是没妈的孩子。这几个姑娘结婚离开我家的时候，无论在我们家干的时间长还是短，妈妈都会为她们准备一份嫁妆，像嫁女儿一样送她们出门。 妈妈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不但手把手地教她们做家务，还为她们的长远发展考虑，给她们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妈妈总觉得这些女孩子年龄小，一辈子当保姆太可惜了。小王18岁到我们家，干了三年，爸妈就另外请了保姆，安排小王进附近的玉器厂工作，但仍然在家里吃住。后来又托关系让小王进部队医院先当临时工，后来转为正式职工，直到退休。 来我们家最晚的小曹是个陕北姑娘，当时也就十六、七岁。为了她将来能有出息，妈妈出钱给她报了广播电视学校的会计课程，每天都会催促她按时上课。小曹也很争气，考下了会计证。 爸妈生前一再嘱咐我们，等他们去世后，一定要善待陪伴他们走过生命最后历程的小保姆，安排好她们的出路。小曹来我家不到一年，爸妈就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按照父母的嘱托，安排她进部队医院当了收银员。现在小曹也在北京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 　　妈妈的身体原来一直不错。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妈妈的医院也接收了一批伤员。那些日子为了抢救伤员，妈妈一直吃住在医院，不幸被伤员传染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那时得了肝炎的病人除了药物治疗外，医生还会嘱咐病人多吃糖。肝炎痊愈后，妈妈却被诊断得了糖尿病。那个时候，国内对治疗糖尿病还没什么经验，妈妈的病就一直没得到系统有效的治疗，以至越来越严重。 九十年代初，妈妈得了脑梗，导致右半边肢体偏瘫。得病以后，她一方面积极配合药物治疗，一方面顽强地坚持练习走路。一段时间以后，妈妈不但可以拄着拐棍走平道，甚至可以在家里上下楼梯了。可她的右手却基本丧失了功能。为了尽量不麻烦保姆，妈妈开始练习用左手刷牙，吃饭，系纽扣，系裤带…… 1996年6月4日，妈妈因糖尿病并发症造成的消化道大出血而溘然长逝，享年68岁。那天，距离我们的爸爸去世仅仅过去了半年的时间。都说人世间恩爱的夫妻只要一方离世，另一方也会很快跟着逝去。对此，我深以为然。 …… …… 妈妈的故事应该还有很多很多，但我知道的却十分有限。妈妈在世的时候，我忙于工作，忙于自己的小家庭，没有时间更多地陪伴在她的身边，也没有特意去跟她多聊聊天，了解了解妈妈的故事和妈妈的内心世界。当妈妈突然离我们而去的时候，当拿起笔想写写妈妈的故事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是怎样忽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们的母亲。 　　青春年少的时候，对母亲只是一种依赖。中年的时候，对母亲也许只是一种盲目的爱。只有当生命的太阳走过正午，人生有了夏也开始了秋，对母亲才有了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爱。 如今，随着时间的脚步，我们也长出皱纹，也生出白发，才明白在绝无平坦而言的人生旅途上，无论何时都以爱，以温情，以慈悲，以善良，以微笑，面对着人生，面对着我们的，只有母亲！永远的母亲！！ 在母亲节来临之际，愿天下所有的母亲健康，平安，快乐！！更愿天下所有的孩子都能在妈妈依然在世时，多陪陪她们，多了解一下她们的故事，这样，当妈妈去了天堂，我们才不会后悔，才不会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