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赏析（张择端版）

戒烟如你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宋风俗画作品，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属一级国宝。《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这幅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卷中。画中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农村，另一部分是集市。画中有五百五十余人，牲畜五六十匹，船只二十余艘，房屋楼宇30多栋，车13辆，轿14顶，桥17座，树木约180棵，往来衣着不同，神情各异，栩栩如生，其间还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情节，构图疏密有致，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颇见功底。

《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为三个段落，展开图，首先看到的是汴京郊外的景物。中段主要描绘的是上土桥及大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后段则描绘了汴京市区的街景。人物大不足3厘米，小者如豆粒，仔细品察，个个形神毕备，毫纤俱现，极富情趣。

《清明上河图》后面长达260多厘米的题跋共14段，由金、元、明三代共13位“读者”撰写（其中明代李东阳撰写了两段）。

第一段的题跋者是金人张著，在题跋中述说了作画者张择端的具体情况，是了解《清明上河图》作者的第一份材料。

第二至第五段的题跋者也都是金代文人，分别为张公药、郦权、王磵和张世积。他们未见过汴京的繁荣，借着对画面的解读来表达怀古之情。

之后第六至第八段的题跋者三位元代文人杨准、刘汉、李祁，他们已不再怀古忧今，而是将关注点放在探寻张择端的作画意图上。

最后六段的题跋者是明代的五位观画者吴宽、李东阳、陆完、冯保、释如寿，他们对画面均有各自不同的解读。如：吴宽关注的是《清明上河图》稿本问题；李东阳一方面关注画作中反映的民情，另一方面对作画的时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陆完表达了对《宣和画谱》中不载张择端原因的见解；冯保当时为司礼监太监，他是在皇帝阅览此画时看到的，认为这张画是稀世之珍；释如寿则以一首跋诗解读画意。

据图后明人李东阳的题跋考据，《清明上河图》前面应还有一段绘远郊山水，并有宋徽宗瘦金体字签题和他收藏用的双龙小印印记，而今这些在画上都已不见。原因有两种，一种可能是因为此图流传年代太久，经无数人之手把玩欣赏，开头部分便坏掉了，于是后人装裱时便将其裁掉；一种可能是因宋徽宗题记及双龙小印值钱，后人将其故意裁去，作另一幅画卖掉了。

还有许多专家猜想《清明上河图》后半部佚失了一大部分，因为画不应该在刚进入开封城便戛然而止，而应画到金明池为止。但是更多的专家认为图取名为《清明上河图》，其含义就是清明节去河边（具体干什么暂不探讨），而图尾柳树边正是主仆一行人出行，完全可以看做是遐想的主人公，那么《清明上河图》名字的含义就完全可以诠释了。反到是有些专家认为画的开始部分来的唐突，好像人为的裁去开头部分，因为原画开头部分有宋徽宗的题字，被裁剪获利之说更有可信度。

画卷首段，在疏林薄雾中，掩汴京郊野的春光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空旷而精细耕作过的田野里星星点点的几个农民在田里耕作。

故事从一派田园风光开始，郊野、树林、农庄、亭台……第一幕好戏登场了。

一队人马远远走来，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随着骑马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

队伍最前面，一匹白马受到惊吓脱缰狂奔（前半身残损），两个马夫急忙追赶，人们顿时惊慌起来。两个孩子扒着土墙兴奋地看着。

一个老翁急忙招呼孩子躲开，路旁两头黄牛也扭过头来。

白马前方，一头黑驴也受到惊吓发出嘶鸣，坐在店铺里的食客闻声而望，一个拄拐老人慌慌张张想要逃走。

惊马闯进市郊，作为一个不安铺垫，给长卷定了个焦虑的调子

汴京大多数建筑都是砖木结构，市郊有座望火楼，这是宋朝首都负责安保的单位，相当于今天的消防队。

按当时规定，望火楼下要有官屋数间，驻屯军兵数百人，可是画中的望火楼已摆上供休闲用的桌凳，这里空无一人，连一个值守消防官兵都没有，更不用说准备传报火警的快马，望火楼下两排兵营式的平房已被改作饭馆，人们懈怠地坐在小馆里看热闹，消防系统颓败至此，形同虚设。

小馆隔壁，新鲜热乎的炊饼刚刚出炉，店小二手持一个正在向挑夫兜揽生意。与之右邻的是一家小酒店。再过去的一家，铺面比较宽广，店前当路堆着纸盒类货物，路口竖着一块招牌，上书“王家纸马”。这是家专营纸人、纸马、纸扎楼阁和冥钱的铺子。按《东京梦华录》的记载：“清明节……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成楼阁之状。”画家在这个出城的路口画上纸马铺，除了与前面扫墓的队伍遥相呼应之外，同时又再一次点醒题目是“清明节”。

进城一路，顺着汴河沿岸，餐馆的老板装饰店面，算命先生与过路的行人攀谈，装卸工正在卸船，码头来了即将运往官仓的官粮，但却没有一个官员到场监管，船主们指挥着码头工人，光明正大地把国家的粮食运往私仓。

沿河两边都是临岸酒店，大门顶上是飞檐翘首的彩架，显得十分气派。有人准备下船喝酒，有人在船上做饭，有人在饭馆里微醺，有人偷摸着打盹。

再往前走，更加热闹，沿岸停满了大小船只，船上的人正在欣赏熙熙攘攘的河景。有艘船的甲板上设置了一个简陋的祭台，上面摆着两碟、两壶、一碗，据说是为了答谢水神保佑船主平安。

最外面，是一艘正在行进的大船。有五个人在岸上拉纤，船上可以看到有十一个人物。这是一艘客货混装的大船，因为它的船窗板中间与两头是不同的。前后舱的窗门是向里支开的，中间舱则向外支开。看来其货物除了装在底舱之外，中间的上层舱也堆放货物，所以这艘船载重量也很大。正由于货多船重，又行进在船舶密集的河道上，所以船主和船工们都很紧张。右舷上的三个船工，正轮流用篙将船往外推移，以免与停泊的船只碰撞，站在左舷和船头上的两个船工，手中紧握篙杆，准备随时使用，而船老大则在船头指挥，似在大声叫喊，提醒前面船上人注意。另外有三个是搭船的客人，第一个站在蓬顶的前部，在身后有一张小桌，放着杯盘之属，可能是他正喝着酒，看到前面有些紧张，便站起身来帮着叫喊；第二个在船尾敞棚里，背着双手，踱着方步，心情像是很急迫，也许他还嫌船走得慢哩；第三个在尾舱内露出大半个身子，快要到岸了，他是想出来看看。在船的前舱内，一个妇女带着小孩趴在窗口往外看，应当是船主的家眷，全船最没事的就是他们俩了。十一个人，各不重复，松紧张驰，各尽其态。画家对生活的熟悉和观察入微，我们不能不佩服。

岸边，有人正在和朋友扯淡，勾着脚摇摇晃晃的懒散样子和现在的死宅一模一样；

监工正给扛大包的苦力发竹签，这是自古流传下的计酬方式。苦力们背的大包越多，手里拿到的竹签子越多，日结的工资也越多。

远处的驴车上，是一堆准备要烧毁的书籍。北宋朝廷变法改革，派系的争斗也贯穿始终，新党得势，旧党就被打倒，旧党得势，又疯狂报复新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徽宗时代，正是宠幸新党的时候，新党的党魁蔡京得势后，便下令烧毁苏轼、黄庭坚等旧党文人的书籍，这小小的驴车之上，没准儿就有不少珍贵的大师手记。

依靠汴河，水路成了当时主要的交通网线，船站上下船客和卸货物的地方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码头，促使一群群搬运工活跃起来，他们用肩膀扛起了生活的重担。

有搬运工，当然就有负责管理的工头。画上，工头正给搬运工发签筹，扛一个麻袋发一支签筹，而非直接给现金。这折射出北宋的生产关系，这种计件付酬的方式一直保留到民国时期的上海、天津码头。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一路前进，河水愈发湍急，岸上的纤夫卯足了力气拉着船索；河道中间，有艘别致的双头摇橹船，大概是因为汴河实在太过繁忙，才设计出这样两边都可以控制方向船只。

岸边一艘小破船上，一位妇女往河里倒洗衣水，船篷上晾晒着上衣和无裆裤，想来她在水上的漂泊充满艰辛。

运粮船并不稀奇，但是到了当时的历史环境就显得很特别。因为北宋末年开封的粮价较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上涨了100倍以上！崇宁三年（1104）奸相蔡京当道，徽宗废除了以往动用大量的运力和粮款到江淮或江南收购、漕运粮食的国策即“转般仓”，次年，他敕令朱勔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以十条或二十条船为一纲，向东京运送奇石异木，用于花石纲的舟船和费用肯定会影响政府的漕运开支，其中包括以百万贯购买六百万石米的政府经费。北宋朝廷大大减弱了平抑东京粮价的能力，无疑是放弃与私家粮商的竞争地位，粮商们趁机纷纷向东京漕运粮食，在囤积中等待善价。

说白了政府用来“保基本、兜底线”的储备粮基金用来购买宋徽宗个人玩物了，玩物丧志的北宋因此濒临灭亡。

顶级文青宋徽宗，最喜欢江浙一带的太湖石，于是耗费巨量的人力物力搞“花石纲”，千里迢迢地把石头从南方运到汴梁，给自己修皇家游乐场——艮岳御园。北宋年间，汴河是国都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对京城起着最主要的滋养作用，每年漕运量是其他河流的 10 倍以上。

可这汴河流到城门口附近时，水流却突然逆向急转，似乎是船难多发的危险地带。

有人在船上一脸惊恐手指远方，所有人都在望着那个方向，究竟出了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

原来，画面最中心的叠梁拱桥出现了一幕惊险的生死时速，就在河面狭窄，水深流急的地方，几个纤夫埋头拉纤，忘了招呼船工放下桅杆，眼看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

拱桥上下的行人大声呼喊，纤夫闻声松开绳索，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船工有的掌舵、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掷缆绳、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桅杆，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一片纷乱紧张。桥上的吃瓜群众也驻足观看，有 5 个人已经翻过栏杆准备见义勇为，邻近船夫也在一旁呐喊助威。一时间眼花缭乱，鼎沸一片。

这是全画的正中位置，也是画家的神来之笔，以一个危机事件，凝聚了全画的焦点。

要闯过的这座桥，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曰虹桥。这是一座木结构的桥梁，桥面宽敞，桥身弧形，直接连接两岸，中间没有桥墩、桥柱。桥髹以红漆，远远望去，宛如彩虹。桥面设有护栏，以保护行人安全，两端立四根风信竿，为航行者指示风向。桥下两岸用石砌成，巨石之间连以铁细腰（俗称银锭），并设有人行道和上下台阶及护栏，这是专为纤夫而设计的。桥的架设，虽然用了铁码，但没有榫铆。这样一座桥梁，无论从力学结构，还是外观和使用，都十分完美，即使置之于今天众多的现代化桥梁之中，也毫无逊色，可是人们想不到的是，其设计者，竟是一个不知名姓的“牢城废卒”！据宋人王闢之《渑水燕谈录》记载：“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贯洋水，限为二城。先时，跨水植柱为桥，每至六、七月间，山水暴涨，水与柱斗，率常坏桥，州以为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会得牢城废卒，有智思，累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无柱，至今五十年，桥不复坏。庆历中，陈希亮守宿，以汴桥累坏，率常损官舟，害人命，乃命法青州作飞舟，至今沿汴皆飞桥，为往来之利，俗名虹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则记载：汴京“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从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雘，宛如飞虹，其上、下土桥亦如之。”可见这种“飞桥”在汴京和汴河上，具有典型代表性。

飞桥没有桥柱，不直接受激流冲击，所以坚固耐用，五十年都不坏。但是由于是木质材料，却经不住水浸虫蚀，如果不经常保养维修，是不能保存永远的。自北宋灭亡后，连年战争，南北交通断绝，汴河缺乏疏浚，逐渐为黄沙所填塞，桥梁也因废弃而倒塌，飞桥的建造也因此失传了。

“飞桥”的建造和构想，应当说是我国桥梁建筑史上的重要创造和发明，因实物久已不存，如果不是《清明上河图》如录像般的记载，这项成果也就会被时间所淹没。

桥下险象环生，桥面上更加热闹。

从桥底上清晰可数地看到，这座桥的横断面差不多是由二十根巨木紧密排列而架设起来的，如果我们以每根巨木40厘米直径计算，这座桥面至少也有8米宽。即使置之于现代，也是一座不小的桥。因此不少的小“个体户”商贩便在桥的两侧搭起了竹棚，支起了遮阳伞，摆上了地摊。

桥面上，卖绳索的、卖鞋的（款式挺多）、卖铁器五金的……把小摊直接摆在交通要道上，明显是占道经营。虹桥本来就窄，小贩们却安然地在旁边招揽生意，北宋的城市管理约等于无。

桥面再宽，一经被商贩们占用，也会变得狭窄起来。桥的两侧护栏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只有中心地带才是过往行人的通道，路人、挑担工和驮货物的牲口不得不拥挤地穿行。有骑马乘轿的，有推车赶驴的，有肩挑背负的，南来北往，络绎不绝。

坐轿的文官和骑马的武官怼上了，两队人互不相让，两家的轿夫与马夫呢，各自做出一副狗仗人势的样子，吵闹不休。

也有另一个观点是这幅画面预示着朝中党派林立，朝野一片乌烟瘴气。

就在一小块地方，画家画了大约有百余人物，乍一看，熙熙攘攘，只见人头攒动；但一定神，却是疏密有致，井然有序；仔细一寻，更是各不相同。各种矛盾细节，似乎有说不尽的小故事、令人每见一次，都有所新发现，即所谓“常见常新”。非大手笔，何能如此？！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有两个袖子长得分外妖娆的人，他们在古代被叫做“牙行”，也就是现在的中介。穿长袖的衣服，是为了在袖筒里摸彼此手指头，讨价还价，完成交易。

在虹桥四角，立有四根木杆，每根木杆顶上都有一个鸟形之物。这是什么?这叫做“五两”，因为是五两重的鸡毛所制。它不是用来装饰的，而是古代的测风仪。只要看鸟头朝向哪个方向，便可知道风向。

宋代水运发达，船只主要靠风力行驶，辨清风向对于船运而言非常重要。

桥的尽头，一个小贩在向一对父子兜售小玩具，熊孩子抓着爸爸的衣角赖着不肯走，父亲只好问问价格，三人谁也没发现，身后有一辆驴车正在小心翼翼下坡，两个车夫前压后拽，可车轮止不住地打滑，毛驴趔趄得都变了形，眼看就要撞上他们了。

旁边那架看似简陋的木车，其实是辆运钞车，有两人正在点钱，宋代一贯钱大概是 770 钱，铜钱很重，另外一个人正费力地从屋里往外拿钱。

下面有个拿着两份外卖的“饿了么”小哥。宋朝汴京的餐饮业发达，饭店已经开始提供“逐时施行索唤”、“咄嗟可办”的叫餐业务，和今天一样，懒得出门也可以轻松在家当死宅。

运钞车旁边一座两层楼的店铺，虽然看不到牌子，但透过二楼的窗户看到摆有桌椅，可能是一家旅店。大门口支有遮阳伞，上面悬着书有“饮子”的幌子。“饮子”是凉茶一类饮料，是用中草药煎熬出来的，专供过往行人消暑解渴的。路边有两个苦力正在购买，可见这种饮料是很平常的。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界画，在作画时要借助界尺来勾勒建筑。

这种画的缺点就是笔法僵硬呆板，画出来的房屋像建筑施工图。张择端虽然也用界尺，但他只在画长直线的时候用，短直线和连接线坚持用手画。这样，图上的房屋就不枯燥了，有了生活气息。只不过宋朝之后，界画画家越来越少。

但反过来，物以稀为贵，这幅反映北宋城市生活的界画自然愈发独特起来，成了这一类型的鼻祖。

马上就要进城了。欢楼之下，挂着十千脚店的招牌（店名取自“新丰美酒斗十千”），方箱广告里面还能点上蜡烛，以便在夜间招揽顾客，这大概是中国最古老的灯箱广告了。

其大门口用栩木杆扎起了一个高大的楼阁式的架子，这叫“綵楼欢门”，是酒楼的特有标志。欢门的中部还用红、蓝两色布围了起来，有的木杆还用红漆油饰。上面高悬着一面酒旗，上书“新酒”二字。檐下两侧则挂着“天之”、“美禄”两块牌子。按《汉书·食货志》上说：“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故此店老板将此摘录下来作为幌子，以招徕顾客。

宋代，不论是皇帝大官还是平头老百姓，从上至下，都特别爱喝酒，喝酒是一种流行的风气，因此，宋代的酒业自然发展地红红火火，在东京，集市上酒肆林立，酒楼营业时间很长，有的甚至通宵达旦，据《东京梦华录》：「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

朝廷对酒业实行垄断、专卖制度，名为「榷酤（què gū）」。为了防止民间自制酒曲造成酒过多而降低酒价，朝廷专设曲院制作定额的酒曲，再卖给有资质酿酒的酒店。此外，各州郡设立官办卖酒机构「酒务」，以酒务为中心，形成了批发、零售酒的网络，经过酒务批准，有能力和规模可酿酒的酒店，称为「正店」，那些没有能力酿酒，只能从正店批发酒的小店就叫「脚店」。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开封酒店林立，多得数不过来，其中七十二家属于“正店”，别的全被叫做“脚店”。

河边一家酒楼，有人饭饱神虚地发呆，有人觥筹交错地应酬，有人喊“服务员，加点儿水”。

这是汴河边的一家茶坊，宋人酷爱喝茶，茶坊就像今天的咖啡馆。宋茶有七大类，白叶茶、柑叶茶、早茶、细叶茶、稽茶、晚茶、丛茶。宋朝茶坊名字特别奇怪，比如：如俞七郎茶坊、朱骷髅茶坊、郭四郎茶坊、张七相干茶坊、黄尖嘴蹴球茶坊、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名字都起得很酷，很抓眼球，很有广告效应。

这条商业街可热闹，饭馆里挂着今日菜单，算命的在街上帮人占卜，远处小吃摊老板好奇地看着热闹。

对面一家大车修理店，门口堆积了许多木料，一个造车匠双手持着榔头，正在修整车轮。

在一棵挺拔的老树下，搭有芦棚，悬有三个醒目的字牌，上面写着“神课”、“看命”、“决疑”。定睛一瞧，原来这里也是处算命卜卦的摊儿。

旁边有个负责传递朝廷公文的驿站，胖胖的白马吃饱了躺在地上晒太阳，一个马夫手持缰绳，正在“葛优瘫”。衙门口赖着 9 个办事员，两只公文箱乱放在两边，一副懒散的样子，效率可以说是很低下了。真实地表现了徽宗朝拖沓低效的吏治局面。

最上方有个小小的寺院，哼哈二将左右看守，寺庙的大门紧闭，一个孤零零的和尚正从侧门往里看，似乎是鲁智深想借宿一宿。

正下方有家小吃铺，几个平民坐在棚下吃着点心。宋朝的网红小吃店不少，有瓠羹店、川饭店、南食店、闷饭店、分茶店、荤素从食店、馄饨店、糖饼店、油饼店……旁边的店主就在烙饼，外形很像新疆的馕。

现代餐饮业的发祥正是在宋代。耐高温的植物油在当时开始兴盛，于是“炒菜法”慢慢普及。宋朝还头一次出现了“夜宵”，因为北宋取消了“宵禁”，于是大伙儿们晚上过夜生活，一般的店面三更时才休息，而五更时官员们又要开始上朝，早餐行业的服务者们又出来营业了，所以北宋时，汴梁几乎是座不夜城。

接着看，隔壁的花农在向顾客展示花苗，贩卖中产阶级的生活情趣。宋朝市民以插花为生活时尚，汴京的春天，“是月季春，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棠棣香木，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开，歌叫之声，清奇可听”。今日的城市“小资”大概也莫过于此。

大街上，一个小孩受不了大人之间没完没了的 social ，闹着要走。

城外的平桥上，几个书生模样的人闲极无聊，趴在两侧的栏杆上看河中的游鱼。两个小乞丐缠住了几个，正不依不饶地乞讨。

鼓楼前，正在进行行前祭祀行神（路神）。一行人中以那乘驴戴帷帽的青年女子为主人，正依依不舍回顾着两位送行的老者。女子所骑驴头左旁有牵驴一仆，此仆后，驴左旁，亦有挑担一仆，担上挂伞。驴前则是一辆刚刚起动的串车（一种独轮车），一驴一人在前拉，一人在后推，人驴皆吃力，显然载重很大。

谁能想到，大宋汴梁，堂堂帝都，拥有 100 多万人口的全球超级大都市，城墙竟然四处塌陷，杂草丛生，没有任何城防工事，城门前后、城楼上下没有一兵一卒把守，北宋的门禁制度已经彻底涣散了。

此刻，几个胡人面孔的歪果仁正牵着几匹骆驼穿行而过，可见当时的北宋已经开展了世界贸易。也有人说，北宋后期，辽金两国刺探军情是家常便饭，这是特地来暗访汴京的奸细。真实地反映了徽宗朝初期已日渐衰败的军事实力和日趋淡漠的防范意识

城楼上，更夫正俯瞰城下，楼中竖着一口大鼓，晨钟暮鼓制度始于唐朝，晨起鸣钟，日落击鼓，这规定了城门的开放时间，也是居民活动的根据。

进城先报税，第一家商铺就是税务所。四个车夫运来一麻包纺织品，却与税务官吵了起来。由于宋徽宗作风奢侈，北宋赋税相当繁琐沉重。这不，里面的人一脸不悦，音量大到路人侧目。这场纠纷，是当时紧张的官民关系的缩影。

值得注意的是，“秤”也在画中出现，这架台秤表明北宋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仔细看可以发现，税务所使用的不是现金交易而是票据，体现了北宋的金融管理水平。

城墙左侧的脚下有个美容店，手持刮刀的老人正在给顾客刮脸，物美价廉，不用办卡。

税馆边上，几个傻直男正在比试臂力，旁边是“香汤”大保健，里面有专门的揩背人（搓澡工），苏轼就酷爱搓澡。

“孙羊正店”挂着的红栀子灯。

这是汴梁城最时髦、最华贵、最香艳的服务场所，门上挂着红色栀子灯，暗示顾客可以到店里寻开心。宋朝的酒店，门首通常都是悬挂着红栀子灯，以为标志。如果这红栀子灯不论晴雨都盖着竹叶编成的灯罩，则表示这家酒店还提供色情服务，有点类似于今日西方社会的“红灯区”。宋朝不禁止红灯区，青楼分布于大街小巷，妓女有官妓、私妓之分，北宋末年更是出现了李师师这样的京城名妓，连宋徽宗都想和她进行爱的小冒险。

正店酒楼门口，一个红衣妓女正和情郎勾肩搭背，顺便对过路的轿夫抛个媚眼，想必轿夫的魂儿已经飞了。

另外一种说法：

一对小夫妻正在买花，小娇妻亲昵地将她的胳膊搭到丈夫的肩膀上，跟现代情侣没啥区别。另有一首宋代民间女子写的诗词为证：“月满蓬壶灿烂灯，与郎携手至端门。”小夫妻出门看花灯，是手牵手的。从“孙羊正店”门口经过的一顶轿子，轿夫的眼睛盯着这对亲昵的小夫妻看，结果路都走弯了。

正店酒楼背后是一片树林，一圈栅栏围着一堆大缸，缸口朝下足足叠了 4 层，这是店主为酿酒而特意储备的，纵观全图，整个汴梁城嗜酒的人可当真不少。

《清明上河图》中，乘驴、乘马的人比乘坐轿子的要多。宋人出行，习惯坐马，不习惯乘轿，《东京梦华录》说，“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租马很方便。北宋士人以乘轿为耻，因为他们认为，轿子“以人代畜”，乃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他们不允许自己将他人当成牲口来使用。可见宋人的价值观，极富人道主义精神。

宋代商业繁荣，城镇不断发展，市民阶层地位也日益上升，市民文化崛起。与此相适应，出现了很多切合市民阶层的娱乐场所，与符合其口味的表演艺术。

有一群市民正聚集在茶铺前，津津有味地听着故事。一位大胡子艺人在说书。当时已有说书、评话、讲史、小唱、戏曲等表演，供市民休憩、消遣。这是当时最普遍的娱乐方式。

“孙羊店”是一家羊肉铺，羊肉在当时是奢侈品，屠夫在肉案上挥刀砍肉，店内一个小童工正替屠夫磨刀。

王家罗明疋（pi,同匹)帛铺、锦疋帛铺

这家店自然是卖衣料布帛的铺子。北宋初年，曾对各级官员的服色做出严格的规定，如三品以上穿紫色，五品以上穿朱色，七品以上穿绿色，九品以上穿青色。至于普通百姓，就只能穿黑白二色。

宋代的造船技术，还成就了发达的海外贸易。

商船活跃于东亚、东南亚，乃至阿拉伯、地中海等地区，主要出口丝绸、瓷器、茶叶等，进口主要有香药、象牙、珠宝等，从这家名为“刘家上色沉檀香香药铺”的小店便可窥见一斑。

古人素有熏香习惯，坐卧起居无一不用到香料。这家香铺的店面规整大气，想来生意不错~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民俗》记载，宋代对宋代对士、农、工、商的服饰，限制极为严格，如香铺裹香人着装，则需顶帽披背。

这个用扇子遮脸的动作叫“便面”。在街上遇到不想打招呼的熟人时，就可以用扇子挡住自己的脸，放在今天，大概就是为了掩饰尴尬而玩手机。这在北宋是一种礼貌，适合在公共场合社交恐惧发作的人。

社恐患者旁边是个快递小哥，他头顶货物，右手拿的一个便携式的折叠交脚货架。

城里的书生们在算命卜卦问前程，旁边父亲对着自己学走路的小孩一脸宠溺，旁边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这个路边摊，挂着一个招牌，上写“香饮子”。“香饮子”是什么?就是饮料。宋人以喝饮料为时尚，市场上当然就有各色饮料出售。如果是六月天，还有冷饮消暑。《东京梦华录》说，六月时节，汴梁的“巷陌路口、桥门市进”都有人叫卖“冰雪凉水、荔枝膏”，“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当然，那时候也不必担心有城管来踢摊、赶人。

北宋已经发展出了成熟的服务业，大批茶坊、食店散布在街头巷尾。

从十字街口往西去的街道，有一眼水井。有三个挑夫在那里取水，一个左手提绳，右手正把吊桶往井中扣，另一个则在摆动绳索擓水。他们两人都把扁担挂在柳树枝杈上，第三个则刚到，正在放下水桶。三个人三个不同的姿势和动作，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当时的水井所取的都是地表层渗透水，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水井用短墙围了起来，井台用砖砌，没有安装辘轳，说明不太深。汴京靠近黄河，浅层土壤含沙量大，地下渗透水是丰富的，但是一遇干旱年，黄河缺水，水井也容易枯竭。所以宋代为了保障宫廷和官府的用水，对水井的开凿是控制的，因而近在天子脚下，遇到旱灾却有渴死人的现象。后来才允许再多挖一些民用水井。所以水井是一种民用公共设施，一眼井要管一片地方。

这里是“赵太丞家”的医铺，图中唯一一处官员的府邸，太丞是太医丞的简称，宋代的医官可以从事第二职业，给普通百姓治病。汴京人，有所谓的“病福”之说，就是因为看病方便，而且医术也较高明。店铺左招牌是“太医出丸医肠胃药”，右招牌是“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大概是汴梁酒鬼多吧。店里两个妇人正抱着孩子等叫号，想来赵大夫医术高超，儿科也不在话下。

旁边背着包袱的行者正痴痴地往人家大门里望，也许是第一次来汴梁，没出息地多看两眼大户人家的宅院。

虽然900年前尚无现在的宾馆、酒店一说，但供行人歇歇脚的旅馆也成为街上的耀眼行当。

“久住王员外家”正是给过往入城者提供住宿的一处旅馆。有研究者指出，“久住”是宋代旅店业的广告用语，意思是“这里很舒适，值得长久居住”。这家旅店大概是一个王姓富户开设的，因此叫做“久住王员外家”。北宋汴京流动人口繁多，自然是客店如云。《东京梦华录》记载，汴梁“第三条甜水巷，以东熙熙楼客店，都下着数”。

从画面可以看到，旅馆门口，还有一“门童”在招揽客人，扬起胳膊仿佛在说：“客官住店吗，里边请。”楼上小屋内一名试子正在刻苦读书，反映了张择端当年的求学生活。

如今北方随处可见的马扎，早在北宋就已经有了雏形。画卷中有4个地方，都出现了可以折叠的支架。这种便携式交脚货架，表现了宋朝后期小摊贩的兴盛。

牛车车头处的倾斜物体是车门。车头堆放的不是货物，而是一道宋制车门，由于货物爆仓，把车门给挤压倾斜了。

　　《中国人口史》 记载的数据显示，当时的汴京，人口超过100万，工商业发达，店铺多达6400余家。此时，世界上其他大城市，比如巴格达、罗马、伦敦，人口却只有4万到20万之间。

与北宋几乎同一时期的欧洲，正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封建庄园式自然经济仍是主力。直到南宋末期，欧洲才迎来了中世纪文化发展的巅峰，意大利开始出现了文艺复兴。

在谭中著的《简明中国文明史》一书中，也明确表示：土地政策鼓励农业发展，工商业政策刺激贸易与运输，水道疏通、船只质量改进，水上运输空前发达。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宋朝的经济体制最为先进。

作为一幅著名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看似优美，实则绵里藏针，生活百态中透出一股“药丸”的末世景象。当时的北宋，刚刚爆发过“方腊农民起义”，正是急转直下的历史时期，内外矛盾已相当尖锐，政治、军事、外交均已走入绝地，开明的文治与黑暗的苛政并存，但统治者们仍然是文恬武嬉、粉饰太平。

张择端用这幅不入流的界画，表面描写盛景，实际上曲谏忧国，草灰蛇线地埋着种种危机，反映了北宋末年首都汴梁的诸多社会问题：贫富差距、苛捐杂税、效率低下、党政残酷、国库空虚、军备涣散……果不其然，几年之后，金兵南下，大破国都，酿成“靖康之耻”，最强大的朝代就这样覆灭了。

一切都像《清明上河图》本身，画面中心是京都的一片繁荣，但画面的尽头，却是一片坟地啊。

【收藏始末】

张择端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因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作为中国历史上书画大家的宋徽宗酷爱此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今佚）。

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在问世以后的800多年里，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是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它曾辗转飘零，几经战火，历尽劫难……它曾经五次进入宫廷，四次被盗出宫，历经劫难，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

明嘉靖三年（1524年），《清明上河图》转到长洲人陆完的手里（陆完字全卿，成化年间（1465年～1488年）中进士，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名重一时）。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载：陆完死后，他的夫人将《清明上河图》缝入枕中，不离身半步，视如身家性命，连亲生儿子也不得一见。陆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某，言辞乖巧，非常会讨夫人欢心。王某擅长绘画，更喜欢名人书画，便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图》。反复恳请后，夫人勉强同意，但不许他带笔砚，只许他在夫人阁楼上欣赏，而且不许传给别人知道。王某欣然从命，往来两三个月，看了十余次以后，竟临摹出一幅有几分像的画来。当时专横跋扈的大奸臣严嵩正四处搜寻《清明上河图》，都御史王忬得知后，便花800两纹银从王某手中购得赝品，献给严嵩。严嵩府上有一装裱匠汤臣，认出画是假货，便以此要挟王忬，令其出40两银子贿赂自己，但王忬对其不予理会。汤臣恼羞成怒，在严嵩设宴欢庆时，将图上旧色用水冲掉，严嵩在众人面前大为窘迫，以后便寻机将王忬害死，临摹此画的王某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抓去饿死狱中。

实际上，陆完死后，其儿子急等钱用，便将《清明上河图》卖至昆山顾鼎臣家，后被严嵩父子强行索去。这之前严嵩确曾托王忬买过“名画”，王忬也确曾买苏州人王彪之摹本献给严嵩，后被识破。

隆庆时，严嵩父子被御史邹应龙弹劾，终于官场失势，严世蕃被斩，严府被抄，《清明上河图》再度收入皇宫。

《清明上河图》到清朝后先由陆费墀（安徽相乡人）收藏。陆费墀是乾隆时进士，他得图后也在上面钤印题跋。后被毕沅购得。毕沅（1730年～1797年），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中进士。毕沅生平喜爱金石书画，家中收藏颇为丰富。他得《清明上河图》以后，与其弟毕泷（清代收藏鉴赏家）同赏，现今画上有二人印记。

毕沅在关中任职时，对地方上的文物尽心修缮保护，不料这些却成了他的“罪行”。毕沅死后不久，湖广人民反清，清廷认为毕沅任湖广总督期间，“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费”，不但将毕家世职夺去，而且将其全家百口全部杀掉，家产也被抄没入宫。

清廷将《清明上河图》收入宫以后，便将它收在了紫禁城的迎春阁内。嘉庆帝对其珍爱有加，命人将它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一书内。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清宫珍藏，虽然经历了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两度入侵北京，洗劫宫室，但居然逃过了劫难，均未受损。

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内。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到了。溥仪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机进宫“抢洋捞”，伪皇宫的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47年，张克威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枫。

《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后来又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存。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大干将之一李作鹏，曾利用权势将《清明上河图》强行从故宫博物院“借”出，据为己有。他还伙同邱会作、吴法宪等人一起，霸占了其他一大批珍贵文物。林彪倒台后，《清明上河图》才又重见天日，如今依然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中。

【争议】

秋景之说

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是誉满中外的艺术珍品。它和唐人韩滉创作的《五牛图》一样，被称为画苑“国宝”。其最早收藏者是宋徽宗（赵佶），他用瘦金体书写的“清明上河图”真迹和双龙小印（宋代皇帝的闲章，用于鉴赏或收藏艺术品时铃记），可证画成后最初收藏在皇宫，公元1126年汴京陷落后，宫中所有名贵文物包括这幅名画，统统被金人掠去，金人初不识此画的价值。又过了59年，即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金人张著最早在《清明上河图》上撰跋文转引《向氏评论图画记》说，证实宋人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及《西湖争标图》，这样《清明上河图》的名称始定下来。

历史上对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年代，以及“上河”一记号曾有过一些争论，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从金代以来，似无异议。明代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幅画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且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这样一来，这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景色就更不用怀疑了，近代及当代美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均主“春景”之说。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对春景之说首先怀疑者是开封市教师孔宪易先生。他在1981年《美术》杂志第二期上发表《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列举了八项理由，认定《清明上河图》上所绘是秋景。

一、画卷右首有驮负10篓木炭的驴子。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会”，若说清明节前后进暖炉炭，违背宋人生活习俗。孟元老和张择端生活在同一时代，《东京梦华录》是研究北宋汴梁风土民俗的重要资料，所述史事当是可信的。

二、画面有一农家短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更为有趣的是几名孩童赤身嬉戏追逐，这些都不可是清明时节的事物。

三、画面上的人物拿扇者有十多人，有扇风状，有遮阳状，常识告诉人们伏天用扇，初春用扇者极少见。

四、草帽、竹笠在画面上多处出现。“草帽、竹笠是御暑、御雨的东西，图中既不下雨，这肯定是御阳用的，根据当时汴梁的气候，清明节似无此必要，这是值得我们怀疑的。”

五、画面上酒肆多处，酒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而《东京梦华录》云：“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醉仙锦，市人争饮（见该书“中秋”条）。”宋代新谷下来要酿醪酒喜庆丰收，不然无新酒可言。

六、画面上有一处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这样的小茶水摊。“如果‘口暑饮子’中的‘暑’字不错的话，这足以说明它的季节。”

七、河岸及桥上有好几处小贩的货桌上都摆着切开的西瓜。宋时古都汴梁的早春乍暖还寒，不可能有西瓜一类鲜果。

八、画面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的行列，土坟后面向城市一段。细细分析，这些人虽然有上坟扫墓的可能，倒不如说它是秋猎而归更恰当些，因为，上坟四季皆有可能，就插花而言，春秋二季都能解释得通。今从画面种种现象来看，说是秋季倒符合实际些。

颂辞之说

继孔宪易《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邹身城先生在中国宋史研究会上提出论文《宋代形象史料＜清明上河图＞的社会意义》，认为“清明”既非节令，亦非地名。这里“清明”一词，本是画家张择端进献此画时所作的颂辞。故有人认为，这里的“清明”要从广义上去理解。《后汉书》有例证，是出云：“固幸得生‘清明之世’……”从语气看这个“清明”系指政治开明。画中题款“清明”语，本是张择端进献此画，请帝王们赏识所作的颂辞。金人在画面上留下的跋文说：“当日翰林呈画本，承产风物正堪传。”点明此画主题在于表现承平风物。考张择端行年，他于徽宗朝在翰林书画院供职，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便是宋徽宗，证画家意在称颂盛世，讨最高统治者欢心。知道了这个背景，显然“清明”一词不是指节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