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海滩上的那枚贝壳（二）

陌上看花

　　每当我涉过记忆的那片海滩时，都会情不自禁地用赤足去摩挲那些柔软的细沙、去踩触那些圆润的卵石，再捡拾起几枚光洁的贝壳。

　　阿公和阿婆要下放了，我和弟弟也不能到千里之外的父母那儿去，父亲因对林副统帅的书法妄加评论，被人告发了，正在挨整呢。我和弟弟只能随阿公、阿婆迁移到了胡家屋场。

胡家屋场是一个只有六十多户人家、三百多人口的自然村，这是我后来知晓的。胡姓占一大半，罗姓占一小半，屋挨屋、檐对檐、瓦接瓦的住在村中心。上大半村庄是胡姓，隔着两口水塘和小路，下小半村庄是罗姓，村庄外围田垅中散落地住着几户外姓人家，我家的房东便是其中之一。

　　房东是同母异父的兄弟俩 ，陈伯伯和阳伯伯，他们两家各自腾了一间房给我家。陈家和阳家都各有五六个孩子，陈家的老满、阳家的老三和我是同庚。

阿公只有听派工和开社员大会时才会到村里去，平日里阿婆也吩咐我和弟弟不能到村里去，一是怕被欺生，二来我家的身份很微妙，怕惹祸。陈伯伯家成分也高，而阳伯伯家却是领导阶级——工人成分。

陈伯伯家的姆姆头上总是搭着一块头帕、一副病怏怏的样子，不爱说话；阳伯伯在一个离家比较远的国营煤矿上班，不经常回家，阳姆姆身康体健、热情开朗，对我家毫无芥蒂。若干年之后，他家憨厚老实的大儿子竟成了全国著名劳模，还到波兰休养过。

　　有一件事让我既惊讶又兴奋：陈伯伯会拉胡琴！饭后得闲，陈伯伯会拉上一会胡琴。陈伯伯拉琴的时候是我最安静的时候，我是最忠实、也是唯一的听众和观众。做了几回陈伯伯的观众和听众，我发现陈伯伯每次开始拉琴时都会拉一段相同的调子，边拉边唱。我听熟了，有一次陈伯伯的胡琴一响我便跟着唱：“工工四尺上四合四上，四上上四合，公尺尺工六，尺六六尺公尺上，四上合四上……”这下陈伯伯吃惊不小，“你这妹仔好记性、好悟性啊！” 

得了夸奖我很高兴，回屋对阿婆说：“阿婆，等我长大一些要学拉胡琴。”阿婆说：“什么不好学，学拉胡琴，你想做算命先生啊？”我回道：“陈伯伯不是算命先生，一样会拉胡琴啊！”阿婆长长地叹了一声“唉～”说：“你开春就该发蒙上学了！”其实，她这一声“唉”，概括了很多内容啊。对父亲的担忧，对阿公、对我们全家命运的担忧……

生活中总是有 高兴的事情，冬天，我们一家四口分到了六十斤茶油，还分了一千多斤稻谷，祖父祖母都开心了一阵子，祖母更是开心，一个柴米油盐的管理者，总归是看重油缸米缸的。我们四个人以前可是每月才有一斤二两油！祖母说过年炸果子给我和弟弟吃，我和弟弟自然也是非常高兴的。

过年的时候，父亲母亲回来了，不过大人们好像并不是很开心。过完年，父亲把母亲留在老家，一个人回了单位。

　　开春后我就上了村里的小学，和陈家桂兰、阳家小平一个班，附近的杨角上、邱丰里、凤凰桥、界山岭、徐家冲的孩子也都来村里的小学读书。

天气转暖的时候，父亲又回来了，是干部下放回乡参加劳动，据说单位还开了欢送会，父亲戴了大红花，被上面派人护送回原籍。

对于父亲，我好像有些陌生。父亲回家的次数一年中最多两三趟，雷打不动的一趟是过年，还有一到两趟是到煤城调煤（我的故乡是南方煤城），顺便回家看看，都是来去匆匆。我唯一的印像就是父亲回家时，会带一种黄底印着一列绿色火车的蜡纸包装的旅行饼干和面包给我吃。

母亲呢，我印象深一些，我会唱好多首别的小孩不会的歌，如;《劳动最光荣》、《小燕子》、《歌唱二小放牛郎》、《小小英雄》等等，那是母亲在家时教的；我穿的花衣裳、伙伴中首屈一指的背带裤，都是母亲亲自做的。更小一点的时候，我还有过一双红皮鞋，可是我的脚长得太快，早就穿不进了，此后一直都是穿阿婆做的布鞋。

　　陈伯伯不再拉琴了，村子外围的住户都要迁到隔着一个垄（故乡称丘陵地带中大块的平地为“垄”，一般都是上好的稻田，都是种双季稻）的山边上，筑屋另住，迁走后的屋基改作水田。虽然要起新屋住，但他们都舍不得老屋。大人们愁眉苦脸的，陈家、阳家愁，愁迁移，别祖屋；我们家也愁：虽然上面会安排，但不知接纳我们的新房东好不好打交道？毕竟阿公和父亲都是敏感人物。此前，陈家是由于成分高，有上面压着，才肯接纳我家的。小孩子也解大人忧，不再打闹。但我还是忘不了"工工四尺上四合四上"，漫无心绪地哼唱，父亲听到了，惊奇地问道：“萍子，谁教你唱的？”我有点小小的得意：“我听陈伯伯拉胡琴唱的，就听会了呗！”“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摇摇头说：“不知道！”“想知道不？”我用力的点点头。父亲告诉我“工工四尺上四合四上”，是一种谱子，叫《工尺谱》。又问我：“知道哆来咪不？”我说：“妈妈教过《拔萝卜》，索多多，米索索，索拉索发咪来哆哆哆。”“对嘞！哆来咪的唱法叫《简谱》，和《工尺谱》有一样的音调，唱名不一样。”父亲就教我用《简谱》唱“工工四尺上四合四上”，就是：“咪咪拉来哆拉索拉哆，拉哆哆拉索，咪来来咪索，来索索来咪来哆，拉哆拉索拉哆……”这段曲子，我至今都没有忘记。这也是父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之一。

　　我们家搬到村里来了，两个房东都姓胡。一个伯伯，一个阿公。这里的胡姓人多，为了区别，阿婆叫我用他们的名字加称谓来称呼：文祺伯伯、文炳阿公。其实，他们共一个老祖下来的，是同辈份的堂兄弟，从名字中就知道，可文炳阿公的年纪和我家阿公差不多大，只能叫阿公了，反正我又不是姓胡，不算乱辈份。也幸好是已经叫了他阿公，后来，我表姑，也就是阿婆的娘家侄女，嫁给了文炳阿公退伍回来的儿子，红线自然是阿婆牵的，而我称“文炳阿公”更是顺理成章了。

文炳阿公只有一崽一女，家里没有阿婆，他的兄长也是两爷崽过日子，他的弟弟和他一样，一崽一女，三兄弟都是年轻时就没了婆娘，独自带着崽女过日子，他弟弟的女儿冬香也跟我读一个班。

村里人都说他家弟兄仨克妻，又说他家祖屋风水有问题，不发人。但是，表姑嫁到文炳阿公家后，八年一气生了四个崽，村里人都说表姑有旺家命。

文祺伯伯和少云姆姆夫妻俩都是非常厚道的人，文祺伯伯个子高大又和善，在离家不远的社办煤矿下井，三班倒。少云姆姆身体不好，天一凉就喘成一团，“呼噜呼噜”的像扯风箱，他们家的三女芳兰也跟我读同班。

　　父亲带回来一把胡琴，用苎麻布袋装着挂在父母房里架子床后的床档上，我偷偷的打开看过，琴筒上绷着蛇皮，另外还用绵纸卷着一卷蛇皮和一块黄黄的像塘块一样的松香，陈伯伯每次拉琴之前就会用松香擦一下琴弦的。我满腹的疑问：父亲会拉胡琴吗？如果会，为什么没见他拉过呢？是阿婆不让他拉，说是像算命先生吗？我想问又不敢问，好几天都被这个问题纠结着。

在我眼里，父亲是威严的、母亲对我挺好的，不过，我感觉我对他们有一点点疏离感，也许是长年不在一起生活的原因吧。在我的印象中，阿公和善有加、阿婆严慈有度，只要犯了错都不会包容的，村里人也都说我的家教好。

很快我就和新的伙伴打成一片，伙伴更多了，天地更广了，跟着他们上山、下河、扯猪草、摸螺丝……少有闲暇想起胡琴的事了。

　　村里开始传说“林副统帅带着三只鸡跑了”，我想是带着三只鸡路上吃吧？我外出做客只口袋里带两把人参米（爆米花）路上吃。不久父亲就落实了政策，和母亲一起回千里之外的原单位了，母亲是家属工，做一个月拿一个月的工资。

让我伤心的是，胡琴又被父亲带走了。直到我后来回到父母身边读中学，我才又看到了这把胡琴，而到我高中毕业后，我竟拥有了这把胡琴。这是后话了。但是，一直到我成年、到父亲过世，我始终没见父亲拉过胡琴，父亲只享年五十二岁。

父亲过世后，我曾问过母亲关于胡琴的事，母亲也不清楚，只晓得是那一年父亲被抽调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去武宁、修水搞“社教”后带回来的，包括蛇皮和松香。这把胡琴到底有什么故事呢？我想，只有九泉之下的父亲知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