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民族魂

风雨独行

　　翻开波澜壮阔、滚滚洪流的历史长河，近代的中国历经苦难。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1894甲午战争更是空前的割地赔款。中国近代以来这种积弱、积贫，引起无数仁人志士、无数政党团体投身到中华民族救亡的运动中。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推出洋务运动，其核心是“师夷长技以自强”，谋求最终摆脱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还有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美国一位学者在评论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时说“既不是政变也不是革命，更不是一个新的时代，只不过是依仗全体士大夫的能力与努力，在保守的基础上加以改良”。

孙中山一生不知领导了多少次革命党人的武装暴动和起义，但无一成功。正当他在美国中东部举行募捐活动时，黄兴发动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这正是孙中山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不巧的是最具决定性且唯一成功的武昌暴动，他却未能参与。

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们都想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都没能获得成功。当时在苏联的一位中国留学生仰天长叹：四万万之众的泱泱大国竟然没有一个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领路人。

和平年代民众选举领袖，战争年代敌人替民众选择统帅。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重任，由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新民主主义政党。当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有200多个政治团体和党派。刚成立的时候，谁能看得起这个政党，谁都没想到她能怎样，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候，“南陈北李”南方的陈独秀，北方的李大钊。两个中共建党的中坚人物，一个也没出席。当时陈独秀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争取一笔修建校舍的款子；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校务纷繁，难以抽身前往。”

召开一大时共13代表，后来他们走的走，散的散，各奔东西，有更好的前程都走了。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和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中共一大13个代表出问题的7个。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当了大汉奸，再加上牺牲的: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自己走掉的、被党开除的、牺牲的，13代表从头走到尾的只有两个。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仅仅看中共一大13个代表的各自走向，你就知道这个党何其艰难，无尽的流血牺牲和叛卖，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立，中国政治舞台边缘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能够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以至于今天影响世界格局，改变世界格局，除了她自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以外，还有毛泽东同志居功至伟，他的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紧紧相连。毛泽东的真正英明之处，并不只是他善于提出建议，而且善于采纳建议。邓小平同志后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并不是一句空话，每每在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选择了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每每在危机关头，采纳了领导集体中最成熟和最深思熟虑的建议。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难生还。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本已叛变，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只有极少数能够幸免，陈赓算一个。陈赓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东征时他救过蒋的性命。

那是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期间，在兵败如山倒之时。蒋还站在那里大声叫喊，想拔枪自杀。陈赓见状上去背起蒋就跑，一直跑至河边，方才脱险。蒋后来感慨道：“幸仗总理在天之灵，转危为安。”话虽这么说，但他心里明白是陈赓救了他一命。

后来在一次作战时，陈赓发现蒋介石在到处搜集上海的报纸，以掌握上海的股市行情，他猜测当时蒋还参与炒股，陈赓在心里认为蒋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过一段时间，陈赓称自己回家探望老母，蒋知道什么意思，问陈赓，“真的要走吗？”陈赓没有回答，只是点点了头。可见他信仰之坚定，若留下来定会有丰厚的待遇，他为了心中的真理和信仰，选择了流血牺牲。

陈赓回到中共后，在一次战役中受伤。去上海治疗，治疗好后。一天去上海戏院看戏，被特务发现被捕。蒋听到消息后，立即命令将陈赓带到南昌，他亲自劝降。据说那天陈赓闻蒋进屋，随手举报纸遮脸，不见。蒋见陈赓正在看报，便绕到左侧，陈赓复举报纸转到左侧；蒋转到右侧，陈赓又举报纸随着转到右侧。蒋无奈，只有苦笑离去。一个月后，蒋让人“陪伴”陈赓外出自由活动而走脱。

　　1927年，南昌起义后，主力部队向沿海地区进发。战略意图是到沿海地区能获得国际社会物资的支持，结果被打散了。朱德负责带4000多人的队伍，为主力部队做掩护，在三河坝表现出了他坚强的领导能力。一些同志觉得主力部队都被打散了，他们这点儿力量难以保存，提出散伙。朱德坚决反对解散队伍，这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通过他异乎寻常的执著，为困境和混乱中的队伍指明了出路。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了他的话。三河坝还不是谷底，谷底在天心圩。

部队虽然摆脱了追敌，但常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时近冬天，官兵仍然穿着单衣，有的甚至穿着短裤，打着赤脚，连草鞋都没有；无处筹措粮食，官兵常常饿肚子；缺乏医疗设备和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部队的枪支弹药无法补充，战斗力越来越弱；饥寒交迫，疾病流行，部队思想一片混乱。各级干部纷纷离队，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师团级军事干部 只剩一个团参谋长王尔琢。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部队面临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之势。南昌起义留下的这点革命火种，有立即熄灭的可能。关键时刻，站出来的还是朱德。

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朱德沉着镇定地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还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队伍中没有几个人知道俄国1905年的革命。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人们已经从朱德那铿锵有力、掷地出声的话语中，感受到了他心中对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与信心。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什么叫力挽狂澜？这就叫力挽狂澜。

文化大革命中，朱德上天安门。休息室内的军队领导干部见朱老总进来，纷纷起立。一位红极一时的学生造反派首领稳坐不动，说：“什么总司令，给他起立？”什么总司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都有这个疑问。除了那根“朱德扁担”，对总司令便知之甚少，更何况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白发苍苍了。但是“总司令”的分量和涵义是这个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自己能吃多少碗干饭的人永远感悟不出来的。

　　1935年一月，红十军团决定在谭家桥打一仗，当时红军应该说这是一场立意积极的战斗。地形选择也不错，但对敌人不够了解。认为是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武。谁知该旅装备好，训练有素，战斗力相当强。但军团长刘畴西没有把王耀武放在眼里。主力师是寻淮洲的十九师，战斗力强。二十师他兼师长和二十一胡天桃都是新编师，战斗力不强。而他没有把十九师放在主攻位置，却让二十师和二十一师担任正面攻击。

红十军团隐蔽得非常好，机会也很好，但开火却提前了。野战经验不足，特别是打硬仗经验和思想准备皆不足的二十师、二十一师连续向敌发起猛冲。但两个师动作不一致，未放在主攻位置的十九师在山谷中一时又出不来，局势很快由伏击的主动变成被敌反击的被动。

制高点的争夺战成为胜败的关键，十九师终于抽出来发动为时已晚的攻击。寻淮洲亲自领头奋勇冲锋，在猛烈的冲锋中寻淮洲身负重伤，在转移过程中牺牲。人们都以为25岁当军团长的林彪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其实寻淮洲1933年出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还不满22周岁。他没有进过军校，但他一直是红军战将伍中豪的下级。他19岁当师长，20岁当军长。一位优秀红军将领，陨落在谭家桥战场。

红十军团终遭失败，最后冲出包围圈的只有粟裕率领的400余人。军团主要指挥者方志敏、刘畴西被俘，被俘之后，来劝降之人络绎不绝。但在敌人以友情、以官爵、以监禁、以死亡的利诱和威胁面前，刘畴西的意志之坚韧不拔。他丝毫不为之所动。1935年8月6日凌晨，方志敏、刘畴西被秘密杀害于南昌。

王耀武在谭家桥战斗中反败为胜，所获颇丰，他派出一个步兵连寻找寻淮洲的遗体，在茂林他们发现，寻淮洲遗体完好，但无上衣。想想当时红军是怎样的极度困难，我们的红军师长牺牲后连上衣都没有穿。

王耀武打死了红军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失去了与这个暗中叹服的红军将领见面的机会，但却捕获了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但第一次见面就让他呆住了。他回忆说：“这位师长的上身穿了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磁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

　　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若不是被别的被俘战士指认出来，王耀武绝对不相信面前这个人就是红军师长胡天桃。他压下震惊，与胡天桃展开如下对话：

王：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

王：我们也希望国家好，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你说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有什么根据？

胡：国民党掌握着军队不抗日，却来打内战，还请帝国主义的军官当顾问，这不是勾结帝国主义是什么？

王：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你们硬要在中国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的。

胡：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他和这位红军师长胡天桃谈论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死，在这场思想交锋中，王耀武不是胜者。胡天桃被枪杀了。那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意志与决心，却令王耀武想了几十年。

红军就是这样的队伍，伍中豪牺牲了，带出了寻淮洲；寻淮洲牺牲了，又带出了粟裕。最后冲出包围圈的只有粟裕率领的400余人。1948年9月16日，解放军发起济南战役，巧合的是解放军的指挥员是粟裕。防守济南城的，当年追击红十军团的王耀武。14年前的生死对手再度交锋。济南战役发起时，粟裕一定想到了掩埋在茂林的寻淮洲，被枪杀于南昌的方志敏、刘畴西和慷慨饮弹的胡天桃。粟裕亲自拟定战斗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9月24日，济南全城解放。王耀武被活捉。那些在天的英灵，可否知道？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绝不是历史用托盘端上来的一份幸运礼物。把长征看成一场出神入化的妙算和从容不迫的行军，糟踏的是我们自己那部艰难曲折的奋斗史。只有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对决策作出修订，方能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

红军长征期间，战略决策的变化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决策变化的灵活与快速，令我们今天叹为观止。所有变化的目的都是一个，为了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

长征是中国工农红军从一路硝烟，一路战火，一路鲜血，一路牺牲中走过来的。红军正是在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转坎坷为通途的努力奋斗中，熔炼出了最顽强不息与最光彩夺目的生命力。

纵观红军长征整个过程，最令人惊叹的不仅是领袖人物的领导艺术和指挥技巧，更是中国工农红军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必胜信仰，所产生空前的顽强战胜死亡的决心和寻求胜利的意志。是不死鸟，是火中凤凰。

　　

　　东北抗日联军司令共产党员杨靖宇，一米九的大个子，东北的冬天，雪厚齐腰，日本人个子又矮，想抓他又跑不动。而杨靖宇在雪地像只大鸵鸟，三下两下就没影了。在东北当年的抗战形势异常严峻。身边的人跑的跑，叛变的叛变，到最后只剩杨靖宇自己一个人。他最信任的得力助手率部投敌，他的警卫叛变投敌，把他逼上绝路。杨靖宇跑了好几天，棉鞋跑丢了一只，好几天没有吃饭，碰到了三个村民。告诉村民，下山给我买双棉鞋，买几个馒头，不要告诉日本人。村民下山就向日本人报告了：杨靖宇就在山上，杨靖宇最后壮烈牺牲。

最后时刻，杨靖宇跟村民交谈了几句话，村民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他哪里知道，只要杨靖宇投降，不但不杀他，还让他当大官。杨靖宇最后跟村民讲了一句话：“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喉间哽咽，这句话惊天动地。杨靖宇的这种信仰，战斗到到最后一个人，也绝不屈服。像刘畴西、胡天桃、方志敏、寻淮洲、杨靖宇等等无数英雄和无名英雄，他们都是年纪轻轻干大事，年纪轻轻丢性命；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置生死于度外。他们只负责流血牺牲而没能收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这些英雄们，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的魂，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这里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送给这些永垂不朽的民族脊梁。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