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游遗爱湖，再颂苏子碑》

边关军魂

　　苏东坡是张大千最欣赏的一位诗人，也是张大千除了本人的自画像外画得最多的一个男性形象。在张大千的人物画里，多以画女性居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张大千认为男人不如女人“美”，不如女人“入画”。在他眼里看来，这世上够得上“奇”的男人实在太少，所以他有“眼中恨少奇男子，腕底偏多美妇人”之句。他自认他自己肯定该算得上一个奇男子，而另一个便是苏东坡了，所以他画得最多的男性是自己和苏东坡。他一生为自己画的自画像能有100幅以上，大概是古今中外画家中画过自己肖像最多的一位。从中可看出他自己是充分自信甚至自傲的。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我们都知道苏轼的命运非常坎坷，尤其是晚年生活，几乎陷入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继因乌台诗案被贬放到黄州，没料到，后来又迭遭贬逐，先后被贬放到惠州和当时被称为瘴疠蛮荒之地的海南儋州，虽然没有死在流放地，但死在了返回的途中。

按常理判断，在北宋晚期党争中，他并不处于元祐党人（旧党）职级的最高端。他的最高官位是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同时期在他上位任宰辅的有多人。司马光不算，因司马光任相不到一年即离世。新党想“迫害”也无机会，只能祸延其后人、子弟。除司马光外，任宰相的有吕公著、范纯仁、吕大防、文彦博、刘挚、苏颂……在宋徽宗和蔡京联手刻录的“元祐党人碑”中，苏轼排在第二档——待制以上官员的首位。但苏轼却是遭到打击和迫害最残酷、最严厉的一位，因此仅仅用政治理念不同引发的党争导致被迫害解释不通。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旷达超逸的胸襟，被黄州的风雨浇醒。他且吟且行，笑看风雨，淡看斜阳，无论是悲还是喜，都微笑处之，不问平生。

中年时再读苏轼，多少意难平一笑而过？

一曲《定风波》，多少坎坷过往随风消散？

读苏轼，就是读人生，是我们淌过苏轼那滚烫的人生，从而走向顿悟的生命之道。

　　难道是天意作弄，要让苏轼这样的文学天才，在苦水的浸泡中升华出更多珠玑佳作来？千万不要这么想！凡有仁者之心的人，都不会有这种“残忍”的想法。即便苏轼本人，也绝不会乐意成为这种文学理念的践行者。虽然客观事实如此，他最好的诗文都喷发于绝望的磨难中。

其实，对于这段历史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欲置苏轼于死地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章惇。在苏轼被流放惠州、儋州期间，章惇都是手握执政大权、威高震主的宰相。苏轼先生也完全清楚，章惇是他最凶恶的敌手；他甚至也清楚，以章惇的个性，要置他于死地，完全在意料之中。但章惇凶恶的程度和手段之毒辣，也许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让我们回溯一下，苏轼与章惇交往的大致过程，也许就能捋出一个清晰的线索：曾经是最亲密的友人，为何成了主导苏轼晚年凄惨命运的最凶残的敌人？

　　苏东坡在黄州的这几年，穷困潦倒的时候，家里没有余粮，要数着方孔钱度日，这样的日子，成就了他写下天下闻名的《寒食帖》。

晚上，即使再穷，来了三五好友，请夫人弄上几个凉菜，温几壶ZHU酒，轻驾扁舟，望着滚滚长江东逝水，一樽还酹江月，写下了千古绝句《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大江东去……

在这里，黄州，苏东坡既可以如一个道士一般，一蓑烟雨任平生，也可以走到一个叫清泉寺的地方，第一次看到一条小溪，居然自东向西流动……

他顿悟，既然水可以西流，人的青春年少，不用总想着日薄西山，而是返老还童，只在一念之间——

　　寒食节这天，苏轼一挥而就的《寒食帖》，和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被后世并称为天下三大行书。

　《黄州寒食帖》是苏轼的一大传世杰作，

谪居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阴雨连绵，苏轼卧病在床，偶然看见乌鸦口衔坟头烧剩的纸钱掠过，心生萧条，提笔即兴写下两首《寒食雨》。

苏轼这幅名帖，走笔随性，字体随着情绪起伏忽大忽小，因为书写时手肘倚靠在桌台上，多处字迹向左倾斜，黄庭坚曾调侃他扁平厚重的字形似「石压蛤蟆」。

在苏轼的手稿后，黄庭坚笔力潇洒地给予了他无上赞美：「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

嘉祐二年（1057）三月，宋仁宗御崇政殿亲试礼部进士，章惇与苏轼同榜高中。在此次礼部廷试中，章惇有一个不寻常的表现：因其族侄章衡获状元，他落在晚辈之后，居然愤愤不平，质疑考官识见，弃进士诏令于地，放弃此次功名。章惇再考，中甲科第五名。可见此人性情与才华之不凡，一是竟在考场与晚辈亲属论高下，耻于在其侄后；二是考场似乎为他而设，只要进考场，必然如探囊取物，庸常之人哪来此种胆识？

高中同榜进士，并非章惇与苏轼交往的起始。真正的交往起始于章惇随后调任商洛令，苏轼调任凤翔府节度判官，两地相邻，皆为陕西路辖地。恰好在嘉祐七年（1062）秋天，陕西路在长安举行解试，章惇与苏轼皆参加试务，有此机缘，又是“同年”，负责陕西路的帅臣刘敞对他们“皆以国士遇之”，“二人相得欢甚”。[1]

　　在此“相得欢甚”期间，野史载有两则趣事，已可见两人性情之异。

二人同游南山诸寺，至仙游潭，有一处双峰对峙，渊深万仞，俯视其壑，毛骨悚然，之间只架一根独木桥。章惇推苏轼过独木桥至对岸，在山壁上留下笔墨。苏轼战战兢兢不敢前往；章惇则面无怯色，跨过木桥，且用藤蔓卷成的绳索，一头系在树上，一头缠住腰，然后“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苏轼用手拍拍章惇肩背感叹：“子厚（章惇字）必能杀人！”章惇问：“何也？”苏轼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一个人连自己的性命都不在乎，当然也就有胆量杀人了。章惇听了，哈哈一笑，只当是友人戏言。

二人在山寺小饮，听人报说有老虎下山。二人皆已处在“酒狂”状态，乃勒马前往观望。果见一虎，距离数十米远，马惊蹑足不敢往前。苏轼说：“马受惊不敢往前，我们还是回去吧！”章惇不惧，乃继续策马前行。到了距虎近处，章惇取一铜锣用石头“哐当哐当”猛敲，老虎被吓阻而逃窜。归来后章惇对苏轼说：“你这人啊胆子小，将来肯定不如我。”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章惇“归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至于苏轼听后是否也报之以哈哈一笑呢？不清楚。

　　以此二细节可证，章、苏二人性情有别。但这不影响二人友情的建立和发展。今人皆知苏轼，是因为苏轼的诗文成就，随着时光推移而越发昭彰。世人很少知道章惇，但在当时章惇却是冠绝一时的风云人物，绝非等闲之辈，用台湾学者刘昭明先生的话说：“平心而论，章惇胆识、机智确实胜过苏轼，确是厉害角色。”苏轼曾在给章惇的书简中对章惇给予极高评价：“轼始见公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在苏轼写给苏辙的诗《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中，章惇的名字首次出现在苏轼诗文中：

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

说客有灵惭直道，逋翁久没厌凡才。

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

《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

根据苏轼自注：诗中“章子”即指“章惇”。苏辙中进士后，曾被任命为商州军事判官，但因多种缘由未赴任。章惇任职的商洛，是商州属地，故诗中写到章惇向苏轼介绍商州一带的风土人情，且缺少得力的治理人才，苏轼希望弟弟能尽快到任，即所谓“苦道商人望汝来”。

　　到了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章二人仕途地位发生巨大落差。由于章惇追随王安石变法，升任翰林学士，在最高殿堂为皇上起草制诰诏令，可谓平步青云，春风得意，而苏轼仍在外地任职，沉于下僚。但地位悬殊不影响两人友情持续加深，时见有诗词唱和往来。不久因变法派内部的矛盾冲突，章惇的仕途遭受第一次挫折，被人弹劾后出知湖州，赴任前曾作数诗寄知密州的苏轼，其中一首写道：

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

身外浮云轻土苴，眼前陈迹付籧篨。

涧声山色苍云上，花影溪光罨画余。

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

“籧篨”是古代用笋或竹编的粗草席。“阳羡”乃古时宜兴的称谓，相传苏轼喜爱该地山水风物，欲买田在此终老。章惇在诗中与苏轼期许：“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可见二人情谊之深。

中国文人似乎皆有此通病，官场不得意了，便向往超凡脱俗，欲荡扁舟于江湖苇丛。而身处高位时，则红尘滚滚，雄睨目空一切。

　　知密州的苏轼，收到章惇诗，即次其韵，作《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

其一

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犹爱云水乡。

功名谁使连三捷，身世何缘得两忘。

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

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

其二

绛阙云台总有名，应须极贵又长生。

鼎中龙虎黄金贱，松下龟蛇绿骨轻。

霅水未浑缨可濯，弁峰初见眼应明。

两卮春酒真堪羡，独占人间分外荣。

苏轼在诗中盛赞章惇在仕任上建立的功业，也极度欣赏其放舟江湖、徜徉山水的高雅情趣。苏轼的诗句“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既是对年轻时在长安、凤翔共赏山川美景的回溯，也是对未来诗酒风流共度人生的憧憬。

　　苏轼与章惇的友情，在“乌台诗案”前后达到了巅峰。在“乌台诗案”中，苏轼被御史台一群弹劾官欲置于死地。任宰相的王珪一向不喜苏轼，也想借此契机，企图将苏轼“诛杀”。他不怀好意地在神宗皇帝面前推波助澜，诬陷苏轼有不恭之罪，而重返朝堂担任翰林学士的章惇，为苏轼仗义执言，在神宗面前反驳王珪，为苏轼辩护。史载：

元丰间，苏子瞻系大理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章）子厚亦从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尝以语余，且以丑言诋时相，曰：“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

　　文中的“时相”，即当时任宰相的王珪。请注意最后一句话，章惇讥刺王珪：“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此话真够狠的。不过，这是章惇一贯的用语风格。另有史料载，退朝后章惇继续质问王珪：“是不是想使苏轼家破人亡？”王珪推脱称：“此舒亶言也。”章惇反唇相讥：“舒亶的口水难道也可以吃吗？”应该承认，章惇是变法派（新党）中的骨干人物，此时为苏轼辩护是需要超越党争和牺牲个人利益的巨大勇气的。章惇为苏轼免于治重罪而仗义执言，挺身而出，立场鲜明，是有恩于苏轼的。苏轼被贬放至黄州后，又收到章惇表达慰问之情的书简，苏轼在回简中写道：

轼顿首再拜子厚参政谏议执事。去岁吴兴，谓当再获接奉，不意仓卒就逮，遂以至今。即日，不审台候何似？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恭闻拜命与议大政，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然轼始见公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方是时，应轼者皆怃然。今日不独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

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而轼强狠自用，不以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来书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时终不一眚见废。”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轼正复洗濯瑕垢，刻磨朽钝，亦当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几天地之仁，不念旧恶，使保首领，以从先大夫于九原足矣。轼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少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3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而公乃疑其再犯，岂有此理哉？然异时相识，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

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会见无期，临纸惘然。冀千万以时为国自重。[8]

苏轼在落难之中收到章惇来信，对章惇在信中“存问甚厚，忧爱深切”，为之感叹不已。并高度评价章惇：以章惇的才干，出将入相只算是“业余的事”，其溢美之言，“高”得不能再“高”了。在信中又称：“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可见苏轼系狱时，“子厚救解之力为多”。

到了此时，章惇与苏轼的友情，可以说已从普通的友人上升为患难之交了。

　　神宗驾崩后，哲宗年幼，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重新起用司马光等一拨旧党人物，苏轼得以回到中枢，被委以重任，这是苏轼仕途中最风光的日子，持续了近八年。

然后便是高太皇太后驾崩，哲宗亲政，重续父志，新党人物章惇、蔡卞等重返朝堂，苏轼的噩梦开始了！他的噩梦一直持续到生命的终结。最后死于从海南儋州返回的途中——常州。

而对苏轼持续制造“噩梦”，给苏轼身心带来双重折磨的正是他曾经期许泛舟江湖、在“乌台诗案”中为他仗义执言的亲密友人章惇。在高太皇太后驾崩后，章惇与蔡卞任左右相，章惇为左仆射，持续执掌大权七年。时任枢密大臣曾布对哲宗曰：“人主操柄，不可倒持，今自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臣僚知畏章惇，不知畏官家，可见章惇在朝堂之威猛。在持续打击元祐党人的“组合拳”中，章惇对苏轼下手最重、最狠、最致命，恨不得立即置苏轼于死地。

最亲密的朋友，成了最凶恶的敌人。

　　高太皇太后在临崩前，已对执政大臣放出口风，大意是：我死后，官家必起用一批新人，诸位不妨提前考虑自己的后路。苏轼在诸臣中对政治风向的变化，算是敏感的，于高太皇太后驾崩前即上疏请求离京去外地任职，于元祐八年（1093）六月二十日被罢去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改知定州。但他请求改知越州，未获许可。在赴定州前请求面辞皇上也不可得。由此，苏轼预感到祸患将至，只是不知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会有多猛烈。

台湾学者刘昭明认为：“元祐群臣，苏轼首遭贬黜，自有章惇因素。”因朝堂大臣皆知，章惇与苏轼关系早已交恶，于是在章惇拜相前后，对苏轼交相弹劾，以取悦章惇，成为章惇打击、迫害苏轼的打手。侍御史虞策弹劾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上章称：“轼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范纯仁在苏轼危难之际，上书为苏轼辩护，求“宽贷”，但上不从。“时宰”有加害意。“时宰”即章惇。苏轼被贬岭南后，其弟子黄庭坚有诗句称：“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平生人欲杀，耿介受命独。”说的都是章惇欲置苏轼于死地。

　　在这一波弹劾后，苏轼以垂老之身再遭贬黜，于绍圣元年（1094）四月十一日，被革去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由定州改知英州。其被贬诰词由中书舍人蔡卞所撰写：

讪上之恶，众憝厥愆；造言之诛，法谨于近。矧弹章之荐至，孰公议之敢私。爰正常刑，以警列位。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行污而丑正，学辟而欺愚。顷在先朝，稍跻清贵。不惟喻德之义，屡贡怀谖之言。察其回邪，靡见听用；遂形怨诽，自取斥疏。肆予纂服之初，开以自新之路。召从方郡，服在近班。弗讹尔心，覆出为恶。辄于书命之职，公肆诬实之辞。凡兹立法造令之大经，皆曰蠹国害民之弊政。虽托言于外，以责大臣；而用意之私，寔害前烈。顾威灵之如在，岂情理之可容。深惟积辜，宜窜远服。只夺近职，尚临一邦。是为宽恩，无重来悔。可特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

才过两日，有人上疏认为苏轼“罪大责轻”，苏轼又被降一职。

　　在前往英州途中，苏轼实在承受不了陆行颠簸之苦，上章乞求改从滑州乘船，至南康军再改陆行。尚未至英州，新的贬黜诏令又来了。先是四月，张商英追论“苏轼论合祭天地非是，乞加罪”。至六月，御史来之邵上疏再劾苏轼“自元祐以来多托文字讥斥先朝，虽已责降，未压舆论，应加罪处罚”。

对苏轼再贬惠州的制词，奉“时相（章惇）风旨”，由林希起草，用语极其恶毒：

左承议郎、新差知英州苏轼，元丰间，有司奏轼罪恶甚众，论法当死，先皇帝特赦而不诛，于轼恩德厚矣。朕初嗣位，政出权臣，引轼兄弟，以为己助。自谓得计，罔有悛心，忘国大恩，敢以怨报。若讥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代予言，诬诋圣考。乖父子之恩，害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戴天。顾视士民，复何面目？乃至交通阍寺，矜诧倖恩，市井不为，缙绅所耻。尚屈典章，但从降黜。今言者谓轼指斥宗庙，罪大罚轻，国有常刑，非朕可赦，宥尔万死，窜之遐服。虽轼辩足惑众，文足饰非，自绝君亲，又将奚怼？保尔余息，毋重后悔。可特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林希也曾是苏轼友人，见章惇得势，卖友投靠，不惜颠倒是非，丑诋苏氏兄弟。时人称林某有文采，苏轼见诰词后用揶揄的口吻说了一句：“林大（林希别称）亦能作文耶！”

苏轼无论是贬黜惠州，还是再贬海南儋州，章惇都是幕后“总导演”，章惇是苏轼晚年凄惨命运的制造者。在章惇独相七年间，所有贬放元祐党人的旨令，都要经过章惇的手。

章惇在不断贬逐苏轼到更远的瘴疠蛮荒之地过程中，还有两件事做得实在太过分：一是一旦发现苏轼沿途经过的州郡，有郡守或其他臣僚对苏轼一行待之以礼或提供生活便利，则给予严惩，使得沿途州郡官员对苏轼避而远之。看《苏轼年谱》就知道，苏轼流放途中的歇宿之地大多在寺庙。二是派遣对苏轼有宿怨的官员或政治敌手任贬放地州、路官员和巡按流放属地，对苏轼进一步加重身心折磨，乃致促其早亡。称其凶恶至极，应不为过。

　　苏轼初到惠州时，是受到时任知州詹范的礼遇的，苏轼有诗状其貌其情：“老詹亦白发，相对垂霜蓬。赋诗殊有味，涉世非所工。杖藜山谷间，状类渤海龚。”循州守也曾多次向苏轼馈米。但时间不久，这位循州守即被罢了。到惠州第二年三月，章惇派苏轼的“冤家”程之才到惠州巡视。说来，这位程之才还是苏轼的姊夫。苏轼父苏洵娶眉山望族程氏女，苏、程两家有了姻亲关系。苏洵唯一的女儿八娘，又嫁给了程氏家族下一辈程之才。这本应是一门亲上加亲的好事，却导致亲家成仇家。其原因是苏轼姊八娘因个性耿直，不见容于公公、婆婆，以及丈夫程之才，因此在程家饱受虐待，即使生病也不找医生，结果八娘年仅十八岁便郁郁而终。苏洵为此而悲愤不已，曾撰文大骂程家“薄骨肉之亲，缺孝悌之行”，程之才的父亲程濬是“贪财好色的卑鄙小人，多行不义的州里大盗”。苏轼在入仕后，也曾指斥程之才为“邪恶小人”并断绝与其来往。

苏、程两家情感彻底破裂。

　　章惇与苏轼相交多年，当然深知苏、程两家视若仇敌的宿怨往事。这次特地派广南东路提刑程之才巡视惠州，就是欲借程之才之手，将苏轼往死里整。巡视官员有督查罪臣的职责。但效果居然完全相反，苏轼与程之才四十余年的心结因此而冰释。对于程之才即将来惠，苏轼起初非常紧张，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位断绝交往四十余年的姊夫。先是请广东程乡县令侯晋叔打探程之才的态度，没料到程之才表现出化解两家冤仇的高姿态，并特别请侯晋叔转达他的善意和关心。于是苏轼与程之才恢复书简联系，程之才一到惠州，即携礼物亲临苏轼住所嘉祐寺探望，临离开时还关照惠州官员请苏轼搬到三司行衙合江楼居住，苏轼多次致书表达谢意。这位程之才，因化解旧冤、善待苏轼而遭章惇打压，不久调离广南东路，自此仕宦不显。

　　绍圣四年（1097），在章惇、蔡卞对元祐党人加重惩处的新一轮打击中，二苏受贬最重。苏辙从筠州再贬至岭南雷州，苏轼由惠州贬往海南儋州。这次贬谪，由章惇主导，来之邵、张商英等人再次充当打手。

苏轼刚刚在惠州费时十月，为自己建造了新居，改变了原来迁来迁去居无定所的状态。再度被流放，意味着前功尽弃，又要踏上更为险恶的跨海旅程。正如清代学者王文浩所感叹：“公方稍安，而后命已至……每为三叹。”有史料记载，章惇看到苏轼写于惠州的诗句“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觉得苏轼在惠州活得如此安逸，要让他再度经受颠踬跋涉之煎熬。

为减轻家人的流离之苦，苏轼只让三子苏过伴随自己渡海，令长子苏迈仍在惠州照料家眷。

苏轼至儋州后，章惇又故技重演，企图派苏轼仇敌酷吏吕升卿等按察广南西路，逼苏轼自裁，因曾布、陈次升等人上疏劝阻，哲宗才罢此诏令。

最难宽宥的错误

在乌台诗案中，章惇为挽救苏轼免死，在皇上面前仗义执言，顶撞时相王珪，可谓是“真君子”；而至绍圣年间，章惇持续贬谪苏轼，欲置其死于流放之途，可谓是“真小人”。

曾是苏轼最亲密友人的章惇，为何却成了逼害苏轼的最凶恶的敌人？“真君子”与“真小人”，在章惇身上何以能融汇成一体？究竟是何因素，触发了苏轼与章惇关系反目成仇的一百八十度翻转？

如果用一句话回答：苏轼在处理与章惇关系上，犯了不可宽宥的低级错误！

　　且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元丰八年（1085）初。那时，神宗驾崩，哲宗继位。哲宗年幼，接掌皇权的是垂帘听政的高太皇太后。反变法的旧党人士渐复起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司马光和苏氏兄弟。新党重臣章惇初期在朝，由通议大夫、门下侍郎，改知枢密院。新旧两派人士，围绕新法的存废，展开激烈交锋。司马光抱老病之躯，欲尽废新法。朝堂上的唇枪舌战中，司马光显然不是章惇的对手。章惇气盛且有辩才，嘻笑怒骂，荤素搭配，语锋四射，常常让司马光处于窘态，乃至于司马光请苏轼传话给章惇，劝其勿当众羞辱他。由此也可见，此时苏、章的友好关系尚未破裂。

神宗去世后，新旧党的交锋，胜负一度处于胶着状态。但司马光的背后是反对变法的高太皇太后，因此司马光一进入中枢，一道道废除新法的诏令接连下达，变法派人士纷纷被贬黜离京。章惇也是被旧党围攻、弹劾的主要攻击目标。诸多弹劾奏章，用语皆很刻薄、恶毒。章惇被列为罪大恶极的“三奸”和“四凶”之一。对此，也许在章惇的意料之中，而出乎他意料的，是苏氏兄弟也加入了对他的“恶攻”行列。

　　元祐元年闰二月十八日，初任右司谏的苏辙上《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疏：

臣闻朝廷进退大臣与小臣异，小臣无罪则用，有罪则逐。至于大臣则不然，虽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辄不可留。何者？朝廷大政出于其口，而行于其手，小有龃龉，贻患四方。势之必然，法不可缓。臣窃见知枢密院章惇，始与三省同议论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节有疏略差误，而不推公心即加详议，待修完成法然后施行。而乃雷同众人，连书箚子，一切依奏。及既已行下，然后论列可否，至纷争殿上，无复君臣之礼。然使惇因此究穷利害，立成条约，使州县推行，更无疑阻，则惇之情状犹或可恕。今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挥，使诸路一依前件箚子施行，却令被差人户具利害实封闻奏。臣不知陛下谓惇此举，其意安在？惇不过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与司马光为敌，但得光言不效，则朝廷利害更不复顾。用心如此而陛下寘之枢府，臣窃惑矣。尚赖陛下明圣，觉其深意，中止不行，若其不然，必害良法。且差役之利，天下所愿，贤愚共知。行未逾月，四方鼓舞。惇犹巧加智数，力欲破坏。臣窃恐朝廷急有边防之事，战守之机，人命所存，社稷所系，使惇用心一一如此，岂不深误国计？故臣乞陛下早赐裁断，特行罢免，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

　　苏辙在此奏章中，指斥章惇在变更推行免疫法问题上，居心叵测，“巧加智数，力欲破坏”。明确地提出罢免章惇枢密院职，“无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国事”。苏辙乞罢章惇，有政治理念、党派不同的因素，但如果仅仅因此而翻脸不认人，对其兄密友，且有恩于苏轼的章惇拔刀相向，是否太无情无义了？在章惇看来，握着刀把的手不仅仅是苏辙，也有苏轼。众皆所知，苏氏兄弟的关系亲密如穿“连裆裤”，苏辙在弹劾章惇前，按常理该与其兄通气。苏辙的翻脸无情，也意味着苏轼的翻脸无情。即便苏辙上章前，苏轼不知，但在苏辙上章后，也未见苏轼有回护章惇的任何示好言行，等于默认苏辙的攻击是对的。

台湾学者刘昭明认为，司马光变更免役法产生弊端，“苏辙不弹劾司马光，却归咎于章惇”，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章惇自感愤恨不平”。苏辙的奏章“夸大章惇恶行，力加挞伐，目的只有一个：将章惇逐出朝廷”。

　　苏辙弹劾给了章惇致命一击，五天后章惇被贬知汝州，随后又改提举杭州洞霄宫，从枢密院大臣一下子跌落为一个闲人。用章惇语自道是：“洞霄宫里一闲人，东府西枢老旧臣。”

令人感到尤为不解的是，在章惇已出知汝州后，苏轼又对章惇补插一刀。在上奏的《缴进沈起词头状》中，指控章惇附和王安石谋求边功，草菅人命：“臣伏见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构隙四夷。王韶以熙河进，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16]苏轼此“状”中阐述的理念，与司马光处理边防的“苟且”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司马光主张宁可割让土地给邻国，以此换取边境的和平。这种以肉饲虎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尤其是文中涉及章惇招降五溪边民之事，而这正是章惇仕途中颇为自得的功绩之一。而在此前，苏轼在诗中曾赞誉章惇此举“功名谁使连三捷”，“近闻猛士收丹穴”。在此事上，苏轼随官位的变化而“前恭后倨”，评价截然相反，文名显赫如日月光耀天地的苏轼先生，难道在做人上也可以如此不堪吗？更何况面对的是曾经在乌台诗案中为自己仗义执言的恩人。苏轼先生难道此时，已将在黄州写给“章七”的信札忘得一干二净？章惇不再是他给予高评的“奇伟绝世”的章惇了？说此时的苏轼“落井下石”“忘恩负义”算不算过分？士人皆知苏轼是有情有义的“真君子”，此时为何成了无情无义的“真小人”？

　　政坛风光常常不可持续。常言：“一朝君子一朝臣。”苏轼大概料想不到，若干年后章惇咸鱼翻身，位极人臣，成了他晚年凄惨命运的主导者。

苏轼在早年与章惇交往中，就深知章惇是能“拼命”、能“杀人”的狠角儿。昨天章惇可以为你两肋插刀，一翻脸，章惇也可以对你两肋插刀。

你不仗义我不仁，爱恨从来皆有因。

复仇的火焰始终在章惇胸间熊熊燃烧，即便把苏氏兄弟烧成灰烬也难解心头之恨。

由此，我们多少可以理解，要让苏轼死于颠踬之途的为何是章惇。而苏轼晚年凄惨命运的制造者中，其实也有他自己。呜呼，愚夫为先贤悲泣唏嘘时，也忍不住时时要捶击自己的胸膛。

　　根据当时整个时代背景，“名太高”显然不可能成为激发“乌台诗案”的原因。要说名气，当时的大名家还有不少，如司马光、王安石、苏辙等，为何要抓苏东坡，不抓别人？且抓苏东坡是得到神宗的御批，不是御史台的官员因“嫉恨”他的名气太大，想抓就抓的。核心问题就在于，苏东坡是新旧两党政治斗争的焦点人物之一。在两党为变法而争持不下时，朝廷为了新法能够推行，把以司马光、苏东坡为首的旧党基本全部外调移任了。按照官场的“游戏规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诸如司马光离开朝堂后，就不再发表政见，埋头皇帝交给他的任务——编纂《资治通鉴》去了。而东坡先生心中怀有的反对变法的政见，在移任外地后仍然激荡不已，无法在朝堂直陈己见，就在写给友人的很多诗文中讥讽、批评新法存在的弊病。就如《曲洧旧闻》中所载：“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这些诗文通过镂版传播，影响很大，给朝廷推行新法带来很大的舆论压力。苏辙说的“与朝廷争胜耳”就在此。也许由于“名太高”，东坡此举的关注度、影响力成倍增加，这当然让正在推行变法的官员恼火，相信看到弹劾奏章的神宗皇帝也不会开心。

东坡在从徐州移任湖州时，上呈的《谢表》中自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孔凡礼《苏轼年谱》第435页）这两句话中的“新进”“生事”，都是非常敏感的词汇。“新进”暗讽那些力推新法的朝廷新进用的官员，而“生事”，正是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信中批评新法所用的关键词之一。（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集》第16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5月版）于是，这份《谢表》就成了御史台“新进”官员弹劾苏东坡的“导火索”。

　　苏东坡那些讥讽新法的诗文，是否为“小人”们凭空捏造？显然不是，有多种史料记载可证实，苏东坡入狱后的“供状”中也是承认的。江祖桢著《中国古代诗案》 （崇文书局 2018 年 8 月版） 中引录了多首（篇）东坡涉及讥讽变法的诗文，这里就不一一转引了。江先生认为： “平心而论，乌台诗案并非冤案，而处理结果是审慎而宽容的。”“讥讽”得对与不对难做定论，但“讥讽”确实存在。东坡被贬处黄州期间，对自己的行为有反思，曾在给友人的书简中说 ： “罪大责轻，得此甚幸，未尝戚戚 。 ” （《苏东坡文集》卷五十二，转引自《苏轼年谱》第 476 页） 这么说，不是肯定构建“乌台诗案”的合理性，愚夫对一切“以言获罪”的制造者都持批判态度；但分析具体案例，却也要尊重历史客观事实，不能随意扭曲，为我所用。

　　根据另一些史料记载，我更相信苏东坡在监狱中除了接受根勘审讯，不大可能受到皮肉之苦。刚入狱时，东坡“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神宗）遣使就狱，有所约敕，故狱吏不敢别加非横。臣亦觉先帝无意杀臣，故复留残喘，得至今日”。这是东坡本人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的自述。他本想自杀，正是因为看到神宗皇帝派人到监狱关注、关心他，感到了生存的希望，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苏东坡文集》卷三十二，转引自孔凡礼《苏轼年谱》第455页）“不敢别加非横”——东坡自述证明，他不可能在狱中受到“轮番扑打”；倒是相反，“有一狱卒，仁而有礼，事子瞻甚谨，每夕必然汤为子瞻濯足”——狱卒每晚必烧温水为东坡洗脚（《孔氏谈苑》卷一，转引自孔凡礼《苏轼年谱》第455页）。我想，狱卒对东坡的友好态度，可能有敬慕东坡文学才华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因皇帝传递了对此案的态度信息。尽管御史台官员“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但未得皇帝诏令，动用“扑打”的刑罚来逼供，也不太可能。

还有一处也让我困惑：苏东坡是怎样被差官押解去京城的？余文中说：“差官……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绑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笔者在各种涉及“乌台诗案”的史料中，均未见东坡被“捆绑”的记载，不知余文所据何处？

　　再来看看“乌台诗案”中最高等级的弹劾官——御史中丞李定。关于李定，笔者在另一篇写“乌台诗案”的文章《刀尖上颤抖的灵魂》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为读者方便，现节录于此——

……李定（1028—1087），曾是王安石的弟子。其时，李定是被皇上倚重的执掌御史台的权势熏天的人物。他的存在，对东坡来说，是一颗时刻可能被引爆的“地雷”。大多史家习惯将李定说成是迫害苏东坡的“小人”。苏东坡的文名越是响亮，而李定“小人”的恶名也就愈发昭彰。但细究起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历史上很多人物，也不是用“君子”或“小人”就可以简单划分的。“君子”与“小人”间，也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小人”向前一步可能是“君子”，“君子”退后一步可能成“小人”。某人在某件事或某时段有君子之风，而在另一件事或另时段，则可能比“小人”还卑劣。

说李定是随时可能被苏东坡引爆的“地雷”，不仅因为李定是力主变法的御史台高官，手中握有监察弹劾“利剑”，而是另有缘由。从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发生往前推至熙宁三年（1070），李定任秀州军事判官，这是一个地方小官。这一年，王安石的变法团队推行“青苗法”，与司马光的反变法团队正为此法是否可行争论不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此时李定应调至京城，等候新的任命。远离京都的李定，对朝堂之上已形同冰炭之势的变法之争，以及由此而来的“口水仗”，一概不知。他至京都拜见的第一位官员，是反变法派人士李常。李常问：“南方之民，以青苗为何如？”李定据实相告：“皆便之，无不善者。”李常听了，神态有点诡异地提醒他：“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李定感到蹊跷：我说的是实情，有何不可言说呢？随后又去拜见王安石，将“青苗法”在底层受百姓所喜之情如实相告。王安石听后“喜甚”，太好了，他正需要来自底层的最有说服力的反馈，让它成为回击反变法派的证言。于是就将李定引荐给神宗皇帝。正为“青苗法”是否推行犹豫不决的神宗听后大悦，将李定批付“中书”，拟安排担任监察御史里行。（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三）》第1063页，中华书局2018年6月版）

　　李定给王安石、神宗皇帝提供的信息，成了变法派推行“青苗法”的“压舱石”。李定的官职以“火箭式”的速度上升，被提拔重用，从最底层小官，一下子进入朝堂中枢，同时也遽然成为朝廷两派争斗中的焦点人物。对李定的重用遭遇强大阻力。尽管有皇上“手诏”，但先后三位中书舍人拒绝起草诏书。这还了得，连皇帝想任用的人，也敢抗命设障？这是谁的天下？统统调离。李定终于坐到了监察御史里行的位子上。他成了王安石、神宗皇帝眼中的“红人”，也成了反变法团队必欲将其万箭穿心的靶标。

要扳倒李定，必须有足够的理由和证据。围绕“青苗法”再打“口水仗”显然是不行了。在那个年代，要让一个人的“人设”瞬间崩塌的核子武器是什么呢？真的要佩服反变法派的快速反应能力，他们“扒坑”的速度和深度，简直超过今日网民。

仅仅在李定上任数日，监察御史陈荐就上章弹劾李定，理由是其母死后匿丧不报。

　　李定父亲李问除正房外，还纳有小妾。在李定任泾县主簿时，曾是李父小妾、实际已改嫁多年的仇氏死去；传闻，仇氏是李定生母。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这还了得！贪恋官位、不尽孝道，是破坏人伦道德的品行大问题，司马光、苏东坡都先后接连上章弹劾，用语尖刻犀利。皇帝下诏令江东淮浙转运使衙门调查此案。时隔不长，转运使上呈报告称，查阅以前档案，只有李定因父亲年迈请求归家赡养的文书，无其母死亡记载；传闻有一个仇氏女子之死，但无法确定此人是否李定生母。

神宗允许李定上章自辩。李定奏称，他不清楚自己是否为仇氏所生，曾询问父亲，父亲否认仇氏是他生母，故未给仇氏守丧。此事成了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李定父亲否认仇氏为李定生母，那么总该告诉李定他的生母究竟是谁，难不成连自己的儿子是谁生的也弄不清楚？此时李定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要不然登门一问便知，而李定也不太可能连自己生母是谁都不清楚，其背后的隐情大概不便为外人道。

　　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有一段关于此事的记载：“仇氏初在民间，生子为浮屠，曰了元，所谓佛印禅师也。已而为广陵人国子博士李问妾，生定；出嫁郜氏，生蔡奴。”（陆游《老学庵笔记》第6页，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版）这段文字证明，李定的确为仇氏所生。但这个仇氏先后三嫁，李定父亲是她的第二个丈夫。她死时，已经是郜家的人，与李家恩断情绝。因此她死后，李定父亲否认李定为仇氏所生，不愿儿子为这个改嫁他人妇的小妾守丧。这是李定一段非常尴尬的“隐私”。虽无法明着为仇氏守丧，却要求弃官回家赡养老父，实际是以“心丧”自处。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李定不是为贪恋一个小官位不愿尽孝道的人。

但反变法派抓住李定这段无法明言的“隐私”纠缠不休。有人质疑李定道德卑下，怎可居高位；有人要求李定离职，为母补丧，实际是要将他赶出御史台。苏东坡是在李定守丧事件中，攻击李定最凶猛者之一。如果不是王安石为李定力辩，李定必然要从九天之上，跌到尘埃沟壑中去。王安石从三个方面说明李定“不当追服”母丧的理由，有理有据，连皇上也表态：“李定处此事甚善，兼仇氏为定母亦未实否也。”（刘成国《王安石年谱长编》之三，第1119页）李定虽然暂时躲过一劫，但口碑形象总是大受影响，职位也因自请解职而有所下调。此事也成了李定心中始终在流血的伤疤。

　　元佑二年（1087），李定死，身后“家无余赀”，“诸子皆布衣”，证明其人在仕途上一不贪财，二不为下代谋官位，算得上是一位自律尽职的官员。后人骂李定为“小人”，除了在“乌台诗案”中要置东坡于死地外，还真列不出更多的事实。（毕宝魁《王安石传》第181页—183页，作家出版社2015年2月版）

李定对当年弹劾他匿母丧的官员耿耿于怀是必然的。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可见君子也有“复仇”之心。更何况，东坡在外调任职期间，又继续在李定的心头“疮疤”上撒盐：有一位名朱寿昌的官员，小时与母离散。做官后，辞职四处寻母，终于在同州母子相遇。东坡作诗赠朱寿昌：“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江祖桢《中国古代诗案》第91页，崇文书局2018年8月版）东坡有感而发，李定也不是傻瓜。这回抓到苏东坡的把柄，当然是要把他往死里整，一吐心中恶气了。

有多种野史笔记记载，李定虽然对东坡恨得咬牙切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对东坡的文学才华却也给予高评。就在东坡下狱后某日，李定“于崇政殿门忽谓诸人曰：‘苏轼诚奇才也！’”众人听之，无人应答。谁也摸不准这位正当红的御史中丞，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怎么忽地冒出一句对东坡的赞语。是为试探他人心态？随后，他又自言自语：苏轼“虽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随答，无一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并为之感叹不已。（孔凡礼《苏轼年谱》第459页）

　　人真的是很复杂的动物。我们该如何给李定一个恰如其分的定评呢？

如果一定要将他人格元素中分子的构成，在显微镜下解析出来，恐怕当今那些获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也难以为之吧！

历史散文中的史识理应生发于史实，而不是割裂史实，服务于一己之见的“臆断”。

　　林语堂先生认为，宋代御史台的监督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其实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御史台本质上仍是皇权、人治的工具。对御史台官员的任用，对其谏议是采纳还是拒绝，全在皇上的耳朵是张开的还是闭着的，全在皇上喜欢谁或厌烦谁，对皇权并不起任何制衡作用。皇上要用谁，即使你弹劾该人的奏章击中要害，也可以充耳不闻；皇上不想用谁，即使你的弹劾奏章“风闻言事”、无中生有，也照样借“刀”将某官员搞掉。宋王朝皇帝蓄意采用“异论相搅”的策略，使政见相左乃至怀有敌意的大臣共处一朝，相互牵制，以此消除重臣权力对专制君主集权的潜在威胁。（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宋代政治》第７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而宋代御史台官员的病态人格，也使御史台成为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怪胎”：官员“必以诋讦而去以为贤，习以成风”，为达此目的，常常用语刻毒而无事生非，甚或编造谎言进行人身攻击，将对方置于死地。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都曾受到过类似的攻讦。宋神宗、王安石主政时，因为每有新政出台即朝议汹汹，但又不见有人提出消除弊政的具体措施，只得调整、贬逐御史台官员，使得新政得以贯彻，在当时情势下并无不妥。

对御史台官员的更换、调整、贬黜，成为北宋朋党之争的一个普遍手段，既非从王安石任相开始，也未因王安石的离去而终止。在司马光任相尽废新法、实行“元佑更化”时，同样也是任用一批拥护废除新法的官员，使得“更化”畅通无阻。

　　其实，史家简单地将东坡归之于“反变法派”，并不尽之合理。东坡先生一生都是一个独立不羁、敢于直言、满肚子“不合时宜”的人。在熙宁变法时，他反对变法，放言无忌；在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的元佑更化时期，他照样反对司马光不顾实际意气用事。对司马光尽废免役法，他讥刺说：“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鳖相互踢）。”司马光不解何意：“鳖安能厮踢？”东坡说：“是之谓鳖厮踢。”司马光明白是讽谑自己，阻止东坡再议。东坡曰：“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司马光不悦，仍坚持彻底废除免役法。东坡回到学士院，连骂司马光：“司马牛、司马牛。”（江永红《司马光传》第381页，作家出版社，2015年8月版）

苏东坡的伟大，不仅在于其独立敢言的人格魅力，才华横溢的诗文成就，还在于他始终有着一种反思和自省的精神。

王安石辞世后，苏东坡在为皇上起草的《赠王安石太傅敕》中，高度赞扬王安石：“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 ……” （《苏东坡文集》第 2217 页，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版）

　　历史的山道上，塞满了这样的迷雾，有时化作雨水淋湿行人衣背，有时蒸腾为云在阳光下折射迷离之光……。

　　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要改科举制度，觉得凭诗词歌赋遴选人才不合理，得改成经义策论，也就是考察考生对主流思想的把握和对实际事务的领会。就连司马光都赞成这么改。但是苏东坡跳出来反对。苏东坡的观点是，经义策论看起来更务实，但考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窜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

经史时务这些看起来更“有用”的东西，反而比较容易钻空子，用今天的话说，考起来没有区分度。而诗赋讲究“声病对偶”，虽然看起来无用，但高手低手一试便知。

苏东坡的这一论断直到今天都是有说服力的。今天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发表长篇大论了，但你让它写一首诗，就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且不说诗，你让它写一篇有韵致有节奏的散文，它也办不了。AI擅长写公文、论文，但还写不了散文，可能直到很远的将来都写不来。

苏东坡曾引欧阳修的话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在科举社会，从文章水平确实基本可以确定一个人的智力水平，乃至抱负、格局。当然有偶然，有黑幕，有幸与不幸，但大概率不会差。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曾国藩的时代。市面上关于曾国藩“愚钝”的传说纯属庸人的误读，你只要读几篇曾国藩的文章，就知道他的气象不仅在当时是独步的，在后来也没有再出现过。

不过到了专业细分的现代社会，还拿文章来判断人的水平，就行不通了。好消息是，我们有了科学。坏消息是，科学不是万能的。科学甚至解决不了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的资质认定问题，否则就不会有学术腐败了。但大体来讲，科学领域已经是愚蠢最难隐藏的地方了。

可是在科学之外的广阔的人类生活中，要想寻得鉴别愚蠢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可太难了。标准不明的地方，小鬼滋生。有时候小鬼在自己心里。

　　22岁丧母，30岁丧妻，31岁丧父，42岁差点死去，45岁起不停被贬谪，49岁丧子，直到60岁还被贬，66岁走到生命尽头。

苏轼这一生，真的太难了。

　　佛说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

有时候，有些事，虽不经常想起，但也无法忘却。难以忘怀的深情埋在心底，难以消除。

人生是一场轮回，也是一场遇见与别离，既然我们无法再拥有，那便尽量不忘记。

好好珍惜与亲人相守的日子，让美好的时光长留心中。

　　一次雨中的悟道。自然之道，人生之道，命运之道。沙湖那场突来的雨，落在元丰五年的春天，落在东坡的头顶，落在黄州的大地，落在世间亿万人的心间。

　　《赤壁赋》是苏轼在最低谷和最黑暗时期所做。我们该学到的是 不只看到命运的无常，周遭的黑暗，自身的困境，更不能因此而顾影自怜，乃至自暴自弃。是要跟随那些真正胸怀豁达勇敢执着的人， 学会如何成就自己，救赎自己，在困境中找到不屈服不自卑的力量，心存光明，风雨兼程，这才是今天年轻人前进的力量所在。

苏子诗曾赋，虚怀君子度。

清风遗爱湖，朝雨霞光暮！

　　人的生命仓促微渺，但人格与思想却能超越时空，像昼夜不歇的江海日月一样万古长存。

在《赤壁赋》中，苏轼表达了自己的哲学观点「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

大江奔流，水并没有真正消逝，玉盘渐缺，月并没有真正残损。宇宙万物变幻莫测，天道却亘古不离其宗。

一百多年后，在京口北固亭，年迈的辛弃疾写下了两首怀古名篇，笔锋横冲直撞，满怀悲愤。同样是吟咏三国英雄，相较于坡仙，稍逊几分哲思。

苏轼在白驹过隙间看到了永恒凝止，在转瞬即逝中看到长存不朽，在芸芸众生中看到大道无情。他愿相信世间是非成败，冥冥之中自有注定，人应该享受当下，而勿患得患失。

在《临皋闲题》中，苏轼写道「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他在《记承天寺夜游》中亦云：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宋代文人多怀政治抱负，报国无门之时，只得独善修身。但他们心里，始终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在追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许多次，我深深陷入感动中：感动于“十年生死两茫茫”的真情，感动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告白，感动于“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的高洁，感动于“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的细腻，亦感动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出尘境界”。其实，真正爱东坡的人，谁不感动呢？）

——李阳泉老师

　　苛责先贤与为尊者讳，两者皆非对待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

前者让我们失去对一种伟大品格和伟人特殊贡献的敬畏；后者，则会导致大多人将先贤供奉到神龛里去，只能烧香、跪拜，无法亲近和效仿。

是人总是会有人性的弱点和缺陷，我们不必因为某巨公伟人有缺点，就忽略或抹杀其在特定历史时代或特殊领域的贡献；同样，我们也无必要因某人的伟大而遮蔽和讳言其瑕疵。

在现实中，对苏轼和鲁迅这样的文豪，可谓神化与苛责并存。但主要的问题是神化，对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人性的某些弱点，缺少客观的认知和反思。尤其是对于苏轼，近年来累积如山的文章和书籍，几乎都将他描述成一个集各种“家”于一身的白璧无瑕的完人、神人。而这样对分析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行为并无益处，甚至于干扰对事件的判断，难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历史终究不是被人打扮的小姑娘。苏辙的政坛站队错误，导致苏轼的处境更加恶化。昔日好友变成了政敌，是苏家兄弟的人际关系没处理好。我们普通人只能扼腕叹息，再次感叹世事的波诡云谲！

　　进入园区，暖阳高照，风景怡人，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登亭远眺，心旷神怡，不仅体味“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人生雅趣，还可缅怀徐君猷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遗爱”精神。

　　遗爱清风、临皋春晓、东坡问稼、一蓑烟雨、琴岛望月、红梅傲雪、幽兰芳径、江柳摇村、大洲竹 影、水韵荷香、霜叶松风、平湖归雁，十二景沿湖而至。

东坡馆、紫竹苑、爱莲馆、幽兰阁、傲雪轩、云香阁，六展馆均继放。

姑勿问湖名晚至，悉知数百载历史之久远，传承经典之颂扬，遗爱久久留地方。

遗爱湖公园之美在于山水相依，山之隽秀，苍松翠竹，百花盛开，湖面之静谧，三湖通连，有容乃大。

苏轼笔下的秋天，是怀念的。

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佳节若为酬，但把清尊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这与苏轼别的词中所发出的“人间如梦”、“世事一场大梦”、“未转头时皆梦”、“古今如梦，何曾梦觉”等慨叹异曲同工，表现了苏轼后半生的生活态度。

在他看来，世间万事，皆是梦境，转眼成空；荣辱得失、富贵贫贱，都是过眼云烟；世事的纷纷扰扰，不必耿耿于怀。

很多事先天注定，那是“命”；但你可以决定怎么面对，那是“运”。

所有悲伤，总会留下一丝欢乐的线索。

所有的遗憾，总会留下一处完美的角落。

喜欢花的人是会去摘花，然而爱花的人则会去浇水。

读苏轼的诗词后，很难不爱他。

他的词里，有生活的美，更有人生的豁达。

当我们想起苏轼，嘴角总会露出微笑，你会觉得，生活美好，人生可期。

正如那句：人生缘何少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

今天放不下的烦恼，明天终会放下。

说到底，人间万事，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