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命的大姐

胜利

大姐(右)读小学时与二姐和姑姑的照片

　　清明临近，在东营工作的外甥与我联糸，要回淄博给姥爷、姥姥上坟(扫墓)。外甥的电话让我心热，更让我想起了他妈一一我那薄命的大姐。

大姐前面是哥哥，后面是二姐和我。她比我大五岁。四个兄弟姊妹中，大姐长相最好，性格最好，综合素质高。 她兴趣广泛，爱好学习，是那时偏僻的农村十里八庄少有的女高中生，却是大龄入学，学路坎坷；她心气颇高，矢志靠学知识，跳出“农门”，有个体面工作，可最终也是个职工家属；她吃苦耐劳，不畏艰辛，不屈不挠与生命抗争，而当幸福开始进门时，却得了罕见的不治之症溘然长逝。那年她才五十一岁。应了《红楼梦》中“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那句话。

大姐读初中时的照片

曲折坎坷的求学之路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家乡那样的穷乡僻壤，很少家庭让女孩上学。即使让女孩上学的，大都让孩子“认识名字会算数”就辍学了。

读过几天私塾当“村官"的父亲，能通读用注音字母出版的《圣经》的母亲，都很开明，一直供我两个姐姐读完高中。

据母亲讲，大姐十岁时，哥哥给她报名准备上学。当时的我正是需要人看护的年令。父母商议后，让二姐顶着大姐的名字上了学，让大姐留在家帮着“看孩子"、干家务。母亲说，大姐知道后哭闹了好几天。她时常会把二姐的书包藏起来，让二姐找不到。她看到二姐做作业，就给二姐派活干。她经常凶巴巴的对待我，我不听话时，她会狠狠打我的屁股。我们都成人后，有次聊起这事，大姐带着谦意说:“我还在大门上碰过你头呢！你记得吗？恨我吗？”我说不记得，更不恨你。其实我是记得的，那年我五岁。我不恨她倒是千真万确的。我一向敬重大姐，终生都愧欠于她。老姐如母啊！

我七岁那年，父母才让十二岁的大姐与我一起上学。她直接上了二年级。 也许她更知道父母为我们上学付出的艰辛，也许她猜测说不准哪天父母会让她停学，所以特别珍惜这迟到的学习机会。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大姐学习一直特别努力，学得特别刻苦、辛苦。上初中时的一个暑假里，她点着煤油灯在蚊帐里做作业，也许白天在生产队劳动太累了，做着作业睡着了，睡梦中打翻了煤油灯，点燃了蚊帐。幸亏母亲还没睡觉，才没酿成大的火灾。

大姐升高级小学(五至六年级，俗称“高小")时，按分数考上了，学校以她年令大为由拒收。当教师的哥哥了解当时的政策，知道找也无用，就把大姐送到他的母校、因农民经济生活条件更差、招不来学生的益都县(现青州市)一所“高小"去上学。那所“高小"离我们村八华里，中间有两个村庄，共百多户人家。大姐去那所学校读书，竟没有一个男女同学与她同路。无论暑来寒往，昼短夜长，还是风雨雪雹，地起青纱帐，大姐都是独自一人一天一趟在家和学校两地间往返“走读”。我上“高小”的学校也是离家八华里，也是朝至夕归地“走读”，可我有八九个小伙伴，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就到了学校或回了家。有一年冬季放学回家的一个傍晚，我看到村头朦胧的夜色中坐着一个人象母亲，知道她在等大姐，就走过去陪她。说话中我问母亲，大姐害怕吗？母亲说，“你姐身体好，胆子大，不害怕。我也教了她对付坏人的办法，她身上还藏着‘家什’(自卫用具)”。说归说，冬季天黑的早，只要母亲觉得大姐该到家的时侯还没到家，就会踮着那双被裹残的锥形小脚到村头等大姐。黑暗里，母亲高高喊叫大姐的名字，直到听见大姐的回音，才象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有一次，天很晚了大姐还没回家，我跟着哥哥去接她。二里地外迎上了手插在书包里大步流星往家赶的大姐。我知道，她书包里的手攥着一把锋利的剪刀。

考初中时，大姐开始没被录取。她垂头丧气，不和别人说话，只在家闷头干活。后来“副取"(侯补)了，她特别高兴，哼着曲儿缝补衣服，拆洗被褥，为上学作准备。两个姨妈熟知我家日子过得难，大姨妈家与大姐同龄的四姐都谈婚论嫁找婆家了，而我大姐还要上学，就一起劝母亲让大姐停学。对大姐延误过的上学，母亲早已后悔，就对姨妈说:“学校都要她了，再看她那高兴劲，咋忍心啊！再难，咬咬牙就过去了”。

大姐读初中期间，又遇上“文革"，一呆就是四年，一九六八年与我同时初中毕业。

大姐读初中时学习成绩一般，却培养了她在体育、文艺方面的特长和优秀的组织能力。在县里举办的春、秋季中学生运动会上，大姐每次都能在标枪、铁饼、手榴弹等五项全能和中长跑项目中拿到奖项。家里的房墙上贴满了她的奖状。有这样的基础，她四十八岁那年，参加在大庆油田举办的“全国油田糸统职工家属运动会”，在万米长跑中拼了个第三名，按她的说法，“还挣了床拉舍尔毛毯”。她是学校里的文艺宣传队长。跳舞，表演唱，演话剧都有她，还会吹竹笛、拉胡琴和手风琴，打撒啦机子配竹板说快板书更是她的拿手戏。

“文革"开始，学生们朝圣般到北京串连，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选举进京“红卫兵"代表时，因父亲是村里被打倒的“走资派"，大姐没选上。她受不了这个委屈，悄悄地跨班级联络了十来个要好的女同学，印制了“山东省益都县第六中学女子长征队"的大旗，步行去了北京。更荣幸的是，她们成为北京“红卫兵”接待站接待的第一支清一色女生长征队。接待站请朱德元帅妇人、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接见了她们，每人还受赠了一本康克清签名的《中国妇女》杂志。这本杂志我见过，大姐一直当宝贝保存着。毛主席接见、检阅那天，大姐和另一名同学被安排上了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享受了贵宾待遇。这是大姐一生都感到自豪的事情。！

大姐和我升高中时，初升高都是由学校推荐，都要转回原籍上学。也不知为什么，大姐从益都县(青州市)第六中学转到了临淄县(区)第三中学，我则从临淄县(区)第三中学被转到了在本公社(乡镇)刚成立的临淄县(区)第十中学。临淄十中的前身是所农业中学，我们班的同学又以原“农中"的学生为主。我们班名曰高中班，却从初中课程学起，大都对物理、化学知识油盐不进，“混"了两年便提前毕业了。实际上是解散。我因祸得福，被学校推荐到区里一家工厂做化验员，当上了“挣钱"的工人。也是一九六八年高中毕业的二姐，这时已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推荐上了师范学校，以后当了英语教师。大姐呢？还在每周一次回家背吃的，认认真真读高中。

大姐高中毕业后，到以我们村为中心的“片区"(有十个左右的村)联合中学当民办教师，并在工作中企盼着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学校领导、驻“片区"干部也曾到公社(乡镇)反映、推荐过大姐上大学，公社(乡镇)分管领导一句“好事能都是她家的？再说她多大了？”，一句话将大姐打入了另册。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大姐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不知是因为家庭的缉绊，还是已经认命，她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都说“苍天不负有心人”。我大姐却成了列外。

大姐(后排右一)刚当民办教师与同事合影、

阴差阳错的“改命”机会

大姐一生中有两次走出“农门"，改变命运的机会，但都阴差阳错的失之交臂。

笫一次是在一九六四年，大姐刚读初中不久。那年她十七岁。

当时的临淄县(现临淄区)，根据省和所属地区(昌潍地区，现潍坊市)的要求，选调一批有文化的优秀男女青年，组成“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也叫‘四清’)工作队”，由县委书记和县委主要部门负责人带队，到烟台地区(现烟台市)支援海阳县(现海阳市)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教”期间，对选调的队员实行“服兵役″(当兵)式管理，“社教”结束后按干部安排。所以，这批干部又被习惯称为“服役干部”。驻我们那个“片区”的公社(乡镇)副书记，时常到我家找父亲研究工作，很了解大姐的情况，就找我父母商量，选调大姐参加“社教”工作队。父母和大姐商量时，大姐说，“我不去，我还要上学"。大姐是留恋刚开始从孤独的“走读"转变为住校的集体学习生活呢，还是很享受读书时由不懂到懂、由无知到知的过程，或是别的原因，她不说，谁也不知道。父母和大姐商量了多次，她每次都是这句话。父母、哥哥最后一次商量这件事时，我正在旁边，记得父亲最后说，“她愿意上学就还上学吧！她大了，有自己的主意。再说，随着社会发展和她文化的提高，以后出去吃“公家粮”的机会更多”。从他们的交流商量中，我还隐隐约约的听出，当时的台湾蒋介石集团，多次派武装特务从海阳县(市)海岸登陆进行骚拢破坏，父母、哥哥对大姐参加“社教"工作队的安全也有些担心。这也影响了他们坚决动员大姐的态度。后来我还知道，当时社会上甚至有姑娘找对象“找军官怕打仗，找干部怕定量(月供粮二十七市斤)"的说法。类似的社会流言蜚语是否也影响了家里人和大姐，我不得而知。反正，大姐没去“社教"工作队，没当成“复役"干部。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从企业调到临临区委机关工作，奉父母之命去看望已退休的那位公社(乡镇)副书记，说起话来，他仍对大姐没参加“社教”工作队深为惋惜。“你姐去了一定是位很好的女干部"，这话他前后说了两三遍。我在机关工作时间长了，逐渐了解到，当时选调优秀男女青年组成支援“社教”工作队，也是为了发现和培养年青干部。我认识和熟悉的多位公社(乡镇)党委书记、副书记，管委主任、副主任，多位担任区直部门正、副职的负责人，都是那一批的“复役干部”。有四位后来分别担任了区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

大姐当民办教师时的照片

　　大姐在“片区"联合中学当民办教师后，她对所教的专业基础差，底子薄，就用每月几块钱的教学补贴购买教学辅导教材认真学习，还弄不通就到初中母校老师那里去请教，现学现卖，很快胜任了工作。有几次招工机会因超龄被拒，被推荐上大学也无望后，大姐死心踏地的认真工作，教中学，学中教，逐渐成为学校的教学骨干，还时不时到区和公社(乡镇)参加团代会、培训班、先进教师座谈会等。

这期间，大姐相继结婚、生子，一晃就是几年。大儿子要上学了，大姐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也为了结束她和姐夫多年的夫妻两地分居，她辞去了已轻车熟路且热爱的教学岗位，离开了合睦而敬重她的同行同事，告别相儒以沫近在咫尺的亲人，到胜利油田莱州湾农场当了一名职工家属。

改革开放以后，尊师重教日渐成为社会共识，党和国家开始渐步解决教育界的“历史欠账”，中小学民办教师分期分批“转正"成为重要内容。与大姐同时的民办教师都先后“转正”，就连我村一位年龄偏大、一直教低年级学生的民办教师，政府教育部门都对他网开一面，让他刚高中毕业的儿子接班教学，成为国家正式教师。而这时的大姐已离开教学岗位几年了，国家再好的政策，政府再细致的关怀，她都无缘沾边。据当时帮大姐带笫二个孩子的母亲后来对我说，大姐第一次从电视里知道这个消息后呜呜大哭，蒙着被子哭了一晚上，第二天也没去上班劳动。她原先的同事都说， 如果大姐还在教学岗位上，她第一批“转正”绝对没问题。大姐回老家看望父母，碰上原先的同事，人家为她遗憾流露同情时，她只淡淡的一句“是我命不好”，便赶紧绕开这个话题。

大姐就这样错失了第二次重塑自身的机会。

真是“烧香佛掉腚，枉对虔诚人"啊！

大姐与姐夫的结婚照片

大姐与母亲、大儿子小时候的照片

　　苦尽甜来却溘然长逝

大姐夫是南方人，“文革"前的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医科大学)本科毕业生。他先分配到山东省卫生厅工作，胜利油田建设初期被派遣到油田从事医疗防疫职业。他书读得很多，涉猎面很广，书本知识广泛而丰富。论长相也算一表人才。只是他钻进了书堆里，有些恃才傲物，不谙人情事故，工作之外，基本上生活在“自我世界”里。在很多熟识他的人眼里，除了没有科研成就，就是一个翻版的陈景润。否则，他也不会快四十岁了还未婚配，娶我大姐这样的乡下民办教师为妻。

大姐新到的胜利油田莱州湾农场，是一片芦苇、茅草丛生，水洼、沟渠遍地，一望无际的原野。建筑在原野里的十几排砖瓦房，就是农场场部和家属宿舍。从厂部放眼远望，周边没有村庄，没有树木，没有行人，只有竖立在公路边的一些电线杆，一派空旷荒凉景象。

大姐在农场劳动，姐夫在油田机关上班，相距十几公里，每周才见一次面。 大姐到农场后，除距离姐夫近些，孩子在爸爸身边学习条件好些外，大姐的工作性质，工作环境，生活条件等多方面，大不如以前。生活方面，一家四口再加上我母亲帮她带孩子，仅靠姐夫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水平比当时的农民好不了多少，吃粮吃菜甚至连农民都不如。有几年，都是我把母亲从生产队分配的粮食:给她们送去，以解口粮不足。大姐从事的工作，每天就是下大田，刨地头，挖鱼塘，修水渠，完全是农村男人们干得事。最轻的活儿也是养鸡养鸭看鱼塘。她们与当时的农民一样，平时劳动记工，年终结算，根据农场的收入高低和每个人的出工多少“按劳分配”，定报酬，发很少的现金，……

我知道大姐从小就能吃苦耐劳，家庭责任心很强，身为长女很顾家，……

记得上学时，星期天，麦假、秋假和暑假，大姐、二姐和我每天都要到生产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帮着父母挣工分。大姐是什么工分高就干什么。她和二姐白天参加集体劳动，晚上再与父母干计量、计件挣工分的活儿。常年里，晚上没挣工分的活了，她就和二姐用手搓收割小麦时用的草绳，帮母亲编织出口的“花边大套"，集攒卖钱供上学使用。我家五口人三个人上中学背干粮，大姐、二姐又都是学校的运动员，吃得多，生产队分得粮食不够吃。大姐就帮父亲拉着推车，推着全家人总共分配的二百多斤小麦，到五六十华里外的寿光县(现寿光市)区域，以好换多，走村串庄兑换成六七百斤的地瓜干，供全家人填饱肚子。大姐参加县里的运动会，最后一歺她都不吃，空腹步行四十多华里回家，把她该吃的馒头、油饼、蒸包等带回家，让父母尝尝，给我这个小弟解馋，……

可那是啥时候哇！上世纪八十年代了，大姐四十岁左右了，还在农场从事繁重的劳动，克勤克俭卖命持家！

过去我对大姐有些误解一一上学成绩一般，就是不聪明，或与女孩年令大了，思维开始钝化有关。我在农场她家看到，她精疲力尽下工后，再硬撑着做家务，笫二天不叫不醒。这时我才意识到，大姐上学时成绩一般，是繁重的集体和家庭劳动透支了她的体力，挂心繁多的家务事分散了她的精力，影响了她的学习。

面对莱州湾农场艰难困苦的生活，大姐都都默默地忍受着，顽强的坚持着。最让她难以忍受的，是姐夫在单位里“被人拿着不当人″的情况。她从小生长在被四邻八庄尊重的家庭，上学是班干部，教学是骨干，她咽不下姐夫有时“被欺负"的窝囊气。她时常跑到姐夫的单位为姐夫遭遇的不公、受到的歧视，据理力争；拿着政府和部门的文件，与姐夫单位或上级的领导当面对质，“对号入座"，为姐夫争取应得到而没有得到的有关待遇。母亲对我讲，“你大姐被逼得就象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大姐在街道打工时的照片

　　据母亲讲，在那段时间里，大姐最快乐的时侯是和两个儿子在一起。她把未来的幸福寄托在两个孩子身上。遇上难事、愁事，除和母亲说说，千方百计去解决外，就是关起门来低声拉她从老家带去的胡琴。有一年春节后，我去看望母亲和大姐，正遇上大姐所在农场露天举办“家属农场春节联欢晚会"。我在现场看得出，大姐既是伴奏，也是导演和主要组织者。晚会中场，大姐表演二胡独奏《二泉映月》，我看着她那平和、专注、深沉的神情，听着哀怨忧伤、如泣如诉的的琴声，想起大姐坎坷艰辛的大半生，禁不住泪水直流，转身走到了昏暗的原野里……

大姐与姐夫的合影照片

大姐、姐夫与小儿子的照片

　　随着时代的变迁，祖国的发展，大姐一家与千家万户一样，开始逐步变好。大姐离开农场，到了胜利油田机关的街道打工；姐夫的技术职称逐步提高，工资收入渐渐丰厚；住房两次调整，越来越大，越来越好；大儿子学校毕业后在油田机关上班，并开始有人给介绍对象；二儿子也开始上高中；……。熟知我大姐情况的人都知道，大姐熬出头了，幸福的生活正在等着她。

然而，“天有不测之云，人有旦夕祸福”。

一九九七年春节后不久，大姐和姐夫突然到了我家。大姐说，一段时间来左颌下发疼，经油田医院检查怀疑是不好的病，要去济南省立医院住院检查确诊。确诊结果出来，大姐患的是腮腺泡细胞癌。据留学归国的专家讲，这种病，在癌症中也仅占万分之二左右。我们知道什么也瞒不了大姐，都如实告诉了她。可能她早有心理准备，更可能她早就认定了自己是苦生薄命，面对诊断结论，她显得很平静，没有类似病人被确诊后表现出的惊慌恐惧，近至精神崩溃的样子。

大姐从住院到去世八个多月时间里，始终是我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和姐夫陪护。孩子上班、上学，我等其他亲人也要工作，只能力所能及的帮助她，经常去看望在精神上慰籍她。姐夫完全象变了个人，对大姐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服侍。据母亲讲，大姐对她说，自己一辈子受的挫折和磨难，都是命中注定，谁也帮不了，啥也都不怨。据母亲讲，我们也看得出，大姐对医院的医疗护理，对家人和亲朋好友为她买的营养食物，既不拒绝，也从来不提什么要求，只是凭天由命，顺其自然，日复一日的在痛苦中等待早晚要来的那一天，………

“自古红颜多薄命，不许人世见白头"，这句过时的古话，就这样又落在了我大姐身上。

二十多年过去了。大姐如果还活着，今年是七十四岁。眼下，物质生活不必说，单就家庭成员看，大姐一家真是今非昔比。姐夫已八十多岁故去。大儿子几年前已被提拔为处级干部；儿媳是一处学校的校长，还是全省某教育方面专家库的储备人才；孙子品学兼优，正在国外读大学。二儿子是一所学校的美术教师；二儿媳研究生毕业，在市委宣传机关供职，发展前途可观；小孙子聪明可爱，已在学习方面显露出些许天赋。如果，如果真能“如果”，大姐还活着，她应该多么高兴，多么幸福啊！可是，这一切大姐都看不到也享受不到了！

后天就是清明节了，我在断续的泪水中写下这篇小文，心祭我终生怀念的大姐。

二O二一年四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