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议长”

映雪

李家驹（1871-1938），字柳溪，号昂若、榖人，广州驻防汉军正黄旗人。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与三水梁士诒、新会陈昭常同榜进士。

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提调，与李盛铎等一起赴日本考察学务。

光绪二十九年（1903）任湖北学政。

光绪三十年（1904）调东三省学政。

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李家驹早在戊戌年（1898）就到日本考察教育，深知体育的重要性。在他上任以前，京师大学堂曾在外籍教师倡议下搞过第一届运动会，但无论参加人数、观众人数还是影响力都乏善可陈。李家驹上任，担任第二届运动会的“会长”，亲力亲为，让中国人担任裁判，首次组织女生参加比赛，轰动一时，观众人数超过万人。比赛的前两天，李校长穿戴官袍，招待来宾。到了最后一天教职员工比赛，只见他急急忙忙来到操场，脱下袍褂，穿着短衣短裤，站到300码起跑线上。发令枪响，李校长健步如飞，在全场一万多人的助威声中，第三个冲过终点。比赛结束，他得意地对旁边的人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吧！”李家驹干的这件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的举动，得到当时开明报章的大力揄扬，为北京大学校史添上光彩的一笔，也带动了中国学校体育运动的发展。李家驹自称“老夫”，其实并不老，这一年只不过30多岁。

注：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官名。清末京师大学堂之总管官。光绪二十九年 （1903） 由管学大臣改设。受总理学务大臣之节制，专管京师大学堂各分科大学事务，统率全学人员。原属管学大臣的译学馆、宗室、觉罗、八旗中、小学堂、进士馆、医学馆、编译局等一律改由学务大臣直辖而不隶大学堂。三十二年，定为专官秩视左、右丞，正三品。辖经学、文学、医学、格致、农学、工学、商学八科监督，教务、庶务、斋务三提调 。

光绪三十三年（1907），李家驹授内阁学士，出任清朝驻日公使，又一次来到日本，下一年又兼任考查宪政大臣，对日本各项制度作了深入研究。

注：1907年清政府又派出了宪政考察大臣达寿（后由李家驹接替）、汪大燮、于式枚三人专赴日、英、德等君主立宪国家进行考察。

1909年署理学部左侍郎。任驻日公使，深入研究日本政治、法律、财政制度，回国后成为新政、立宪运动的领袖。

闭门立宪

在宣统元年（1909）提交了几份重要报告，对清末立宪和官制、税制、司法改革影响深远。他专门编写了《日本司法制度考》，向皇室和官员大力宣扬“司法独立”理念，界定“司法权”与“司法行政权”两者的内涵及区别；当年八月，李家驹“协理资政院事务”。所谓资政院，是正式国会成立前的过渡机构，部分代替国会职能，有点像英国的“上议院”。

宣统三年（1911）出任协同纂拟宪法大臣、资政院副总裁。7月初，李家驹和好友汪荣宝躲到道观佛寺，最后又跑到泰山上面，关起门来拟订宪法草案，被称为“李汪宪草。”可惜清朝很快倒台，这份宪法草案终归未能发挥作用。

李家驹根据长期考察的成果，编成《日本租税制度考》10册、《日本会计制度考》4册进呈朝廷，提出整顿和改革财税制度的思路，颇有见地。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1年10月30日，李家驹临危受命，出任资政院总裁。

1911年11月9日，李家驹以资政院总裁身份上奏，请旨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1911年11月26日，受到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联名通电（“滦州十二条”）压力，资政院紧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削弱君权、让权于民，希图以此逃过劫难。

1912年1月26日，鉴于南北议和的局势，君主立宪无望，李家驹辞去资政院总裁职务，由许鼎霖接任，资政院很快就无疾而终。

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曾接受袁世凯称帝时授予的封衔。

入民国后隐居青岛。

末代“议长”

清朝灭亡前夕的资政院总裁李家驹，本是立宪运动的风云人物，如今不仅被人遗忘，还“丢失”了故乡，成为异乡孤魂。李家驹在清末趋新阵营中属于十分活跃的人物，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相当于北京大学校长）、考查宪政大臣，积极参与新政、立宪运动，无奈时势变幻，无力回天，鼎革之后，寓居青岛，今日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个地道的广州人。

立宪虚幻 终老异乡

李家驹和袁世凯私交不错，但袁氏当上大总统，李家驹即离开北京，并非趋炎附势之徒。1914年，在徐世昌一再劝说下，李氏担任过短期的参政院参政，一旦识破袁世凯的真面目，也就辞职不干，悠游林下，终老青岛。不回原籍定居的原因，一是民国初年的广州对前清遗老并不友好，二是有一批趣味相投的遗老集中在青岛，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1933年，京师大学堂一南海籍学生，回忆当年李家驹当校长时一则趣事，令人绝倒。李氏生长在广州，酷嗜粤菜。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后勤部门管事的，竟把全校的厨师换成广东人；食堂饭菜，也“一律粤化”。一日，厨师精心炮制“咖喱鸡”名菜，本以为能博得全校师生满堂喝彩，谁知北方学生从未见过，由咖喱汁联想到大粪的颜色，大倒胃口，聚众大哗，纷纷端着菜盆找杂务质问，说：我们这最高学府，怎么能供应此等菜式？杂务请示庶务提调（后勤处长）金梁，金梁先是愕然，继而大笑，说：这是粤菜里面的名菜，从西洋仿制来的，诸君不要这么老土啦！（1933年《民族》杂志）

李家驹虽是旗人，但生于斯，长于斯，认广州为故乡。他在给很多书作序时，署名都写上“广州李家驹”。特别是1924年为廖凤舒《新粤讴解心》写序时，慨叹“乡音之感人”，回忆早年广州繁华盛景，写下一段真挚文字，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当夫夕阳欲下，华灯始张；茉莉香温，葡萄酿熟；珠娘妆竟，开玳瑁之筵；疍女船来，弄琵琶之奏。一声乍起，四座无言。……抑或酒阑人静，烛炧漏长，凉月堕于床前，曼声发于水上；扬之则孤雁嘹空，抑之则潜鱼出听，辄唤奈何。此又一境也。盖虽静噪不同，固亦顽艳均感者焉。阅世百年，沧桑屡变，莫闻嗣响，曷尽物情？”翰林才情，游子心曲，沧桑之感，读之酸鼻。在李家驹离世七十多年之后，我们对这个“失去故乡的人”，似应高歌一曲：“魂兮归来！”

达寿（1870年－1939年），字茀一，号挚甫，满洲正红旗人。清末民初政治人物。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恩科进士。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任学部右侍郎。

光绪三十四年（1907年）任理藩部左侍郎。

宣统三年（1911年），任资政院副总裁，袁世凯内阁成立后，任理藩部大臣。

民国元年（1912年）任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

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任内务部次长，月余去职。

民国六年（1917年）一月八日，任镶白旗汉军都统；七月，张勋复辟时被授为理藩院左侍郎（未就任）。

民国九年（1920年）九月廿二日，任蒙藏院副总裁。

民国十一年（1922年）六月廿四日，任将军府将军。

民国宪法草案起草者：黄云鹏、张耀曾、孙钟、李庆芳、汪荣宝

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为寻求预备立宪，派出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大臣出对美、英、德、法、日等国进行宪政考察。

而在此期间张之洞、袁世凯、孙宝琦则上书提出“变更政体，实行立宪”。

五大臣在考察归国后也一致认为只有实行宪政，才能摆脱列强之侵略，民族之落后，清廷随后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

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中的三人，左起分别为尚其亨、载泽、李盛铎

1906年，载泽（前排中）参观伦敦大都会铁路车辆厂

1906年，戴鸿慈（前右三）、端方（前右四）在美国芝加哥考察时的照片

端方、戴鸿慈 于芝加哥考察，1906

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满洲贵族载泽等先后考察日本、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国。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政治体制改革被纳入到宪政轨道。

1905年8月26日上午北京正阳门车站车水马龙，岗哨密布，朝官贵戚前来为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送行。

9时左右，五大臣陆续来到。11时，诸人开始登车，载泽、徐世昌、绍英坐前车，戴鸿慈、端方坐后车。就在与送行者道别之际，忽然前车一声巨响，有人引爆炸弹，“惊天动地，石破城摇”，车站瞬间乱作一团，“纷纷焉，攘攘焉，齐向站外而逃者，若似顾命之不逞，人喊马嘶，拥成一片，当争先恐后之际，亦不辨孰为钦使，孰为参随，孰为学界、军界、绅商界也”。慌乱之中，五大臣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炸伤与惊吓。灼伤皮肤的徐世昌匆匆返回家中，于第一时间记下了身为亲历者的观感：

泽公、绍越千各受微伤，仆人王顺受伤较重。车外弊踣三人，送行者受微伤甚多。随员萨荫国一家数人受伤，有死者。车内轰碎一人，系施放炸弹者。朝廷维新百度之始，忽有此暴动之事，良可怪也。

被炸的火车

　　

不久，爆炸案水落石出，乃革命党人吴樾所为。悬疑虽解，然人心已乱。京师周围，俱是惶惶不安之态势，“几疑庚子之变又见，甚有举全家而徙避者”。诚可用杯弓蛇影来形容官民之心境。

一颗炸弹、一条革命者的性命，能否令大臣考察立宪的计划止步？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毕竟这是世界大势所趋，非清廷一时起意之举。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张之洞便在上呈两宫的《劝学篇》中指出“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委婉表达了派遣大臣出国考察之意。庚子国变后，张氏更是径直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里提议“游历之员，浅学不如通才之有益，庶僚又不如亲贵之更有益”，并当“分赴各国游历”。故张之洞可谓开五大臣考察立宪方案之源头。

几乎同时，民间士绅对此亦有呼应。如张謇在1901年所撰《变法平议》中建议“每年春秋，朝廷更迭选派一二人，随带有文学、知时务之卿贰出洋游历，考察各事”。而尚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更拿出了一套具体的出行方案：“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带领通晓英、法、德、日语言文字之随员十余人同往，其人必须有学识、不徒解方言者，并许随时向各国聘请通人以为参赞，以一年差满回国。又此次所派考察宪法之重臣、随员，宜并各种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类皆悉心考究。”

当然，众人于耳际呼喊千句，实不如他者在面前棒喝一声。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全胜，固守君主专制的沙俄完败。如此高下立判的鲜明对比，引来国内舆论热烈讨论。《大公报》认为日俄之战决定着“亚洲之荣落、黄白种之兴亡、专制立宪之强弱”，从制度上审视，“非俄之败于日本，乃专制败于立宪耳”，遂断言今日中国“非立宪实不足以救之”。明显持有立宪倾向的《南方报》则通过日俄对比，认定此“天意所示其趋向，引导中国宪政”。

彼时中国，舆情之向背，亦时时被朝臣督抚们所关注，成为其建言献策的参考。既然战局如此，民意这般，直隶总督袁世凯首先奏请“欲图自强，宜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两江总督周馥很快跟进，请求“仿欧美设立法、执法、行政三项官之意”“预立地方自治之基”。即使向以立场保守示人的瞿鸿禨也认识到须“博采中西诸国之所长，而详考中外异同之故”，自请出国考察。

一时间，“外之使臣、疆吏，内之枢府、部臣，下之民间舆论，咸以立宪为请”，这势必影响到决策者慈禧对立宪的态度。据说在宗亲权臣的反复劝说下，“慈禧深为感慨，一似有动于中”，“意颇觉悟”。最终决定派大臣出洋考察。

简而言之，五大臣出国方案的实施，可谓外战、内忧、舆情诸因素交相融合所促成的结果，理想与现实叠加，危机与机遇共存，呼吁与倡导并举，改革与革命赛跑，归根结底，大势所趋也。恰如柳亚子所言：“十九世纪欧洲民政之风潮越二十世纪而入于亚洲。震雷一声，天地昭苏；阳春一转，万绿齐茁……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号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

钱恂（1853～1927年），字念劬。生于1854年l月10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浙江吴兴(今湖州)人，祖上原居“湖州南门外之鲍山，以渔田耕稼为业”。钱询不仅对旧学有研究，而且对当时兴起不久的新学也有较深的了解，是个思想开明的学者。光绪十年(1884年)，钱恂32岁时投宁绍召道薛福成门下，是薛福成的得意门生之一。钱恂是钱玄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之父）同父异母的兄长。

钱恂长早年奔走于薛福成、张之洞幕下，后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1907年，担任出使荷兰和意大利大臣，是晚清著名外交人才，和维新派、革命派都多有联络。其夫人单士厘裹着小脚随钱恂走遍世界，所留下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使其扬名至今。

1889年5月15日(光绪十五年四月十六日),湖南按察使薛福成以三品京堂后补充任出使英、法、意、比大臣。钱恂受薛之命，整理宁波天一阁存书。1890年以直隶候补县丞随薛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回国后，为张之洞帮办洋务。1893年以盐运使衔分省补用知府，出任湖北自强学堂首任提调（1893年--1898年9月）、武备学堂提调。钱出任湖北自强学堂提调期间，协助总办蔡锡勇为学堂聘请师资、制订章程、筹措经费、建筑校舍、管理师生、编订教材、组织教学。1898年蔡病逝后，学堂不再设总办，所有校务全由钱负责，为自强学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98年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1905年为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大臣参赞官。1907年，以江苏省补用知府出任荷兰大臣。次年改出使意大利大臣。宣统元年(1909年)回国。1914年6月，任北京政府参政院参政。著有《天一阁见存书目》、《二二五五疏》、《中俄界的疏注》、《壬子文澜阁所存书目》等 。

1927年2月，钱恂病危，家族推选钱玄同主持丧礼，这一天的日记中钱玄同写道：“上午视大兄，据云心脏益衰弱，吃了些强心药，略见兴奋，但比昨天又大不如。弥留之际的兄长只是‘太太、太太’地拉住了嫂嫂，这样叫，真令人酸鼻。”第二天钱恂去世，在又次一日钱恂的小殓上，钱玄同本想不穿孝衣，不过最后还是穿了，只不过行的是鞠躬礼，而没有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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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1887一1939），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习师范，与章太炎、秋瑾等人交往。次年入同盟会。

蔡锡勇(1847-1897)清末官吏,福建龙溪人;同治六年(1867)广州同文馆毕业，调京考试，回粤任职;光绪二年(1876)调任驻美使馆翻译，三年期满后，回广东任实学馆教习及文报局差使。十年由张之洞派充广东洋务局总办，负责办理交涉事务，开设银元局、枪炮厂、水陆师学堂以及制造兵轮等事。十五年由张之洞调任湖北铁政局总办，先后筹办湖北炼铁厂、枪炮厂、银元局、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自强学堂、武备学堂。曾取法美国凌士礼(Lindsley)一派速记术，研制中国拼音文字方案。著有《传音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