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

刘艳

　　大姐年轻的时候，温婉美丽。她二十三岁，我十二岁。有三年的时间，我家西边的小屋就住着我们俩。那会儿，二姐三姐都在外地工作。早晨，窗口的光亮里，大姐梳头，披开头发，一把细木梳从上往下，梳十五次，头发很柔顺地映着天光。再把发辫分成三股，一股压一股，一路往下舞动，两条整整齐齐的大辫子搭在纤瘦的肩头。大姐在小圆镜里左边照一下，右边照一下，眼波流转了二圈。大姐梳好辫子的时候，我就起床了。

大姐皮肤白，一白，就像人群中的一缕光亮，自然吸人眼球。大姐文静，不多言不多语，只用一双眼睛说话。

大姐个子不高，瘦瘦的。走路，做事都透着麻利。

大姐对自己身高有芥蒂，她说：那时没啥吃的，值夜班加餐，发一个鸡蛋或一个包子，都藏回家给弟弟妹妹吃。

大姐还常说一句话：小小的，我就当家了，出苦力，怎么长得高嘛。

我们家的四姐妹，我最小，我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三个姐姐按她们自己的话来说，都是吃过苦的。家人一起聊天，她们准能把自己的功劳重复第一万遍。我和弟弟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但还是听了一万零一遍。

都说大姐能干，我也不知道啥叫能干，只是每天看见她上班下班，出家门进家门。冬天的夜晚，刮北风，唿拉唿拉，我早早捂被窝睡着了。半夜，总是被两块冰砣子冰醒来。大姐下夜班，带着寒气钻进被窝，把她的两只脚结结实实贴上我的屁股，我哭哭咧咧地骂，她在黑暗里哧哧笑。我骂了好多次，一次也没见效。大姐的两只冰砣子一直贴在我的热屁股上。搞不懂她怎么总是很晚才回家。我睡觉也是受罪。我跟妈妈告状，妈妈轻描淡写地嘟嚷二句，听着没责怪的意思，妈妈有点不主持公道。

大姐的手就没那么幸运，伸出十指，手指关节圆滚滚的， 那是冻伤形成的。一个手指两段圆轱辘，十个手指二十个圆轱辘，看起来很不好看。

大姐手很巧，喜欢勾花边。一手拿线团，食指绕线，另一只手握勾针，一勾一绕，勾出一截小辫子。小辫子盘成花儿，一朵一朵勾联起来，小花变成了一片花布片儿。

大姐坐在床沿勾花边的时候，天气暖和了，西屋的小窗打开了 。窗外，是一条窄窄的小道，对面邻居家的无花果从小树长成大树，越过墙头，结了许多果子。过往行人总是把自行车按得叮叮响，在小过道里留下一串由近及远的清脆铃声。铃声里大姐手中的花边，调皮地上下抖动，有了灵气。

大姐勾的花边有方巾，长巾和圆巾。我家床上的棉被盖着长方巾。沙发椅背盖菱形巾。茶盘盖圆巾。大姐的枕头上也盖着小方巾。我们家总是比别人家多一些女孩味道。

大姐喜欢漂亮的花布。花布难买，也没什么花样。大姐到潍坊，到东营，看见漂亮的花布就买。买来的布，浸水，晾在房里的细铁丝上，水滴滴嗒嗒在水泥地面滴成一条线。妈妈和大姐商量做什么样式的衣服。大姐买过一块白底暗纹花布，一块黑底红花布，一块开满金黄菊花的布，一块有点粗糙手感的红麻纹布。都做成冬天棉袄的罩衣了，一律小立领的便衣。大姐里面穿小棉袄罩便衣，外面穿灰色小翻领的风雪大衣，从雪地里跨进家，眼睛亮晶晶的。二姐三姐穿过哪件花布，我不记得了。她们穿剩的都是我的。我上初二的冬天，一周换一件外套，一个半月不重样。有一件红麻纹的外套，我穿去大姐单位，同事说：你妹妹好漂亮啊。大姐很得意。我十三岁了，剪了山口百惠头，穿什么都看好。大姐和妈妈听见夸我们四姐妹，俩人都高兴，刘家有四朵花儿。

 

　　大姐谈恋爱了。过程有点曲折。

第一个男孩叫三三。这小伙子老实，一句话也没有，说话就脸红。他开一辆五十铃大卡车，在公路上远远瞧见大姐，车子像得了疟疾，抖抖索索，不知怎么地开到河沟里去了。大姐说他勺（傻）得很。       

第二个男孩叫李宾。他带来一台小小的电子琴，大概有10几个琴键。这玩意时髦，我们都很稀罕。李宾单手弹奏曲子，弹的是民乐“喜洋洋”，旋律很急，他的手指弹得飞快，我和弟弟都有些崇拜他。他来得快，走得也快，没多久就不见了。现在我想起他，只是想到了那只琴。

第三个男孩叫春祥，到他，真正等来了姻缘。

据大姐说，爸爸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男青年都入不了他的法眼。用爸爸的话来说：都不怎么样，都不行。爸爸说这话的时候一脸严肃，低头修理一只坏椅子腿，梆梆梆敲钉子，好像小伙子都要消灭掉。他嫌三三太老实没出息，李宾不老实太油滑。后来，我们长大了，终于明白，爸爸是过不了他自己的坎，如花似玉的女儿怎么能嫁人呢？等于偷了他的珍宝。

我大姐夫的条件在当时算好的，山东人，讲义气。中专毕业，技术员，有前途。人缘好，都说小伙子会来事儿。我爸爸实在也没挑的理由了。关键是我大姐的年龄也不小了。

在此之前，大姐也有少女式的心仪对象，大姐悄悄说是她的一位同学，模样长得好。爸爸却嘲笑小伙子开拖拉机，很不洋气。怎么也得是厂里会技术的工人吧。大姐那点小心思像云一样漂走了。

大姐做过很多工种，采油女工、汽车乘务员、车工。

大姐说，采油女工最苦，在东营孤岛的盐碱荒滩上值夜班，能听见狼的叫声。

车工，也是厂里最苦最累的工种。一般男青年才做。车床转起来的时候，铁屑飞溅，火花四散，稍不留神就有危险。大姐一年以后就做得很好了，一般的零件都能车的有模有样。大姐照过一张像，身穿蓝布工装，梳两条大辫子，英姿飒爽。

等到大姐做厂里的水化验员，已经很轻松了。厂区的东南角有一排平房，第一间作办公室，第二、三、四间是设备仪器间。大姐端着化验薄，到仪器间，一边看仪表数据，一边做记录。我跟大姐去过几次，设备间暖洋洋的，只听见暖气片的咝咝声。如果数据没有异常，记录一下就行了。数据有变化，根据需要加碱或者加盐。我那会儿很为大姐舒一口气，大姐十五岁参加工作，一路苦过来，算是苦尽甘来。

大姐做化验员的时候，已经和姐夫谈恋爱了。我记得三姐回家来，她俩聊的很热烈，半夜都没睡。我一觉醒来，听见她俩提到一个新鲜词儿“性关系”，我张嘴就说：就是男性和女性的意思。她俩一起嚷：去去去，小孩子家懂啥。我觉得很挫败，为啥我就不能参与聊天呢？ 我不服气地噘着嘴。月光洒满了花窗帘。

 

　　二十六，大姐结婚了。住在厂里车间的二楼单身宿舍。车间里机器轰隆轰隆。他们关上门开始过日子。进门一屋子的家具，挤得没站脚的地方。

二十七，大姐生孩子了。搬到三八型楼，住三十八平米的房子。厂里有规定，级别和房屋面积挂勾儿。大姐自己带娃儿，娃娃拾掇地干干净净。姐夫升职了。大姐回家讲得都是姐夫的事情。

三十五，大姐住五三型楼。姐夫又升职了。单位送他到四川南充石油学院进修两年，大专文凭。姐姐的女儿叫珊珊，成绩不错。大姐家里春风得意，欣欣向荣。

暑假，姐夫回家，给我们演示橙子的新吃法。一切两半，两半各切成四小牙儿。拿起一牙儿，往两边剥皮，手上一点汁都不沾。之前我们怎么吃橙子的，不记得了，也许根本就没吃过橙子。

这种吃法很高级，很文雅。四川橙子很多吧？

四十岁，大姐住七0型房。这是厂里最大的户型了。但是大姐离婚了。

我们全家知道的时候，大姐已经离完了，什么原因，多长时间了？一个字也不提。离了婚的大姐，还住着大房子，平平静静过日子。

我回家过寒假，大姐和妈妈擀面，做臊子面吃。臊子面要好吃，关键面条擀得好。大姐把面和的硬硬的，面软就没有筋道了。擀面很费力气，擀面仗弹得案板咚咚响，大姐头发都散乱了。面切得细细的，长长的，一畦一畦码在案上。接着做臊子，油热爆葱花，加入切成小丁的配料和爆炒的肉末，烩成浓汤。臊子面我们全家都爱吃，但也不经常吃。在我的印象里，过年过节，或是迎客，过生日之类的时候吃臊子面，臊子面与一种仪式感联系在一起。

面熟了。撩面，浇汤。热气腾腾的一碗面，一大箸进嘴，又柔软又筋道，喝一口香浓的汤汁，好有满足感，香极了。臊子面就是家的味道。这手艺，妈妈传给了姐姐们，只传到她们这一代人，往下的小辈都不会做了。

大姐最后吃，滋溜滋溜，吃得香。又添了一碗，吃得头上一层汗。又拿了一个刚出锅的大馒头，白嘴吃。忽然发现，大姐的胃口真大，吃饭的样子男人般的豪放。

我说：姐，你咋这么能吃？

她说：能吃不好吗？能吃就能干呀。

可是，从前的大姐胃口一直很小的。

大姐开始变胖了。肚子大了，撑起了衣摆。渐渐的腰身圆了，背变厚了。再后来，变得虎背熊腰。

    女人遇到事情，有的人被压垮了，有的人勇敢地站起来了。大姐属于后一种，她倔强，好强，做的事儿让人刮目相看了。她在局汽车十三处二大队做大队长，指挥着一帮糙老爷们，整天和汽车、机械打交道。大姐出差跑长途，郑州、厦门，上海，南京，无锡，苏州。去了很多地方。在无锡，她跑得干毛燎燥，点一碗小馄饨，洒了小葱花，加了两大勺辣椒。一口下去却直皱眉，肉馅怎么是甜的？

几个司机师傅一起笑：刘队长，你不急，这里的水都是甜的，你小妹妹掉进甜水里了。大姐听了嘿嘿地笑。

大姐与男人打交道，变得越来越男人了。

大姐喝上了酒，抽上了烟。酒桌上大姐给每人满上酒，招呼一声：来来来，咱们干一个。头一仰，几杯就下肚了。大姐的醉态父亲有时看不下去，大声训斥：行了，别愣怂了，喝两杯就行了。大姐一副乖巧听话的坐姿。但我肯定她一个耳朵听一个耳朵出。大姐抽烟是背着爸爸抽的。先是一支、二支，后来一天就抽一包了。大姐酒后高谈阔论，讲车队里的事儿，都是些好人，都服帖大姐。大姐说得高兴，张着大嘴嘎嘎地笑，有时气都喘不匀，眼泪都笑出来了。我们都以为大姐会重新找一个可靠的人生活，可是，大姐为什么一个也没看上呢。

全家人都适应着大姐的变化。我妈唉声叹气：小时候不是这样的性格，现在咋变成这样了？我爸有些理智：别管了，她心里不愉快，咱都让着她吧。

大姐工作上的荣誉一大堆。退休之后，中国重汽又推荐她到福建的一家销售公司工作，她两地来回跑，像洋打工的。前后干了十年。

　　两年前，我去北京出差。大姐已随外甥女在北京定居，我去看望她。大姐家的厨房是狭长型的，只有一扇小窗，光线有些暗。大姐在案板上切菜，做的还是臊子面，白萝卜红萝卜黑木耳黄花菜豆腐丁小葱段，红的红白的白，颜色十分地漂亮。大姐还是那么用心地生活。她略有点唠叨了：身体不如以前，血脂高，血压也高，总是觉得很累。大姐的脸虚胖，眼睛挤成一条缝。又讲女儿的事情，都让她操心。

大姐做完饭，累了，坐在小板凳上，背对着门，取了一支烟，点上火。从背后，我看着大姐，一头稀疏的黄发，向前佝偻的胖胖的身姿。

大姐老了，已经六十五了。

从她离婚，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我们始终不明白她的心。她的性格变成两样儿，她的人生变成了两段。我总是把两段对不上号。

大姐这辈子，从没说过大姐夫一个“坏”字。

她再也没有结婚。

 

                         202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