恣肆的沉醉——王宏哲小说的创新密码

赵良

作家都是有传承的，尽管千垂百炼，闭室独创，在这个信息盈天的时代，他仍然会属于一个隐秘的谱系。

当代作家王小波在一篇名叫《我的师承》的文章中就坦率地透露了他文学语言上的传承：查良铮和王道乾先生有着现代汉语韵律、满含诗意的译文。

其实，读者也一样。他的阅读趣味是时代的产物。作家米兰•昆德拉说过：我们注定是扎根于前半生的。前半生决定了我们阅读的口味和爱好。许多人都想与时俱进，但并不容易。

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就出现了，作家的传承和读者阅读口味的传承之间定会爆发一场遭遇战。人往往会去选择那些他渴望了解并与他个人的内在经验产生共鸣的东西，包括叙事、语言、风格和精神氛围。

当我拿到王宏哲这本名叫《和杨旦没完》的小说集时，我立刻对它进行了分类存放：这是一本乡村小说。书中描写的场景、人物和背景我并不熟悉。对自己不熟悉的东西妄加评论是不负责任的，也是要后悔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曾经为冷战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批判一本书的运动，这本书就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格医生》。后来他下台了 ，抽空儿看了那本书。赫鲁晓夫出身矿工，早年投身革命，一直过着血与火、危险却激情满怀的日子，坚定、 勇敢、豪迈、一往无前，可日瓦格医生是个知识分子，在动荡的革命岁月中，犹豫、彷徨、缠绵、怀疑，迷醉于工作、女人与诗歌，压根儿不在一个路子上。他觉得动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向这样一本软弱的小说开战，小题大作，完全没有必要。他在回忆录中后悔了，可他当时干的那件事却在世界现代历史中留下了不灭的痕迹，成为那个已经消失了的国家的伤疤。

我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接受文学启蒙的时期颇为困顿，是把文学作品当作生活教科书来看的，作家都是生活的老师。当然，后来现代主义来了，接着后现代主义也来了，大多数作家不屑于当教师，也当不了教师，他就想当个作家或小说家，干点拆骨扬线的事。可我阅读一个作品仍然希望作家对生活说话，倒不是想听他说教，而是说点有意味、启示录式的东西，好让我沉浸其中。没办法，早年养成的阅读习惯就这个样子，用句专业点的话来说，就是总想达成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

不过，王宏哲的小说里没有这些。它不是《创业史》《平凡的世界》之类受理念支配的农村题材的现实主义小说，野心勃勃地要反映一个伟大的时代，字里行间总吵吵着开会。

《和杨旦没完》无疑属于现实主义小说，没有魔幻，看不到穿越，但它写的却是“新现实”。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文坛掀起一股名叫“新写实主义”的文学浪潮，专注于日常生活。刚刚走出有着宏大叙事僻好的1980年代，“历史”变得不重要了，过日子最重要，于是，历史小说、官场小说变成了教唆蝇营狗苟的“厚黑”秘籍；小说人物只为“活着”和“欲望”，往返于饭桌、酒吧、桑拿、交易所，充填贪念和“下半身”。

可王宏哲的小说与“新写实主义”作品的区别是明显的。他也写日常生活，也写欲望，却没有“新写实主义”小说自以为参透生活本质的决绝和扼杀探索欲的武断。最重要的是，“新写实主义”作家都对生活不满，空虚和厌倦游走笔端，在享乐和狂欢中多少带有一种酷烈毁灭的特质。王宏哲的小说则在精神气质上要温厚许多，他啰嗦，怜悯，沉醉，生活态度却是乐观的。

那么他究竟写了些什么，又是怎么写的？

我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具体年代模糊的乡村故事，当然也写了流动，城乡交叉，有过去的故事，也有年代不远的故事，因为有农民工，有手机，并写到汽车普及的状况，这可是前些年的事情。每个故事都十分完整，细节充沛。

他也写冲突，如首篇《贝明和我们的一段往事》，中学生贝明因为发现语文老师刘维斗在厕所偷看女老师贾美丽小便，并把这事传扬出去，被学校除名。这应该是件糟心的事。可作者笔锋一转，写多年以后，刘老师收到贝明给他寄的邮件 —— 一个他遗失的手枪式打火机，刘老师笑着叹息道：这个贝明呀！一切都释然了，过去了的都变成了美好的记忆。

又比如《和杨旦没完》 《工地上来了个俏女人》这两篇小说，都有冲突，甚至还闹出了人命。杨旦因打麻将原本打算借给碎石领女人用的三千元输了，便纵容碎石占有自己的婆娘春花，导致春花上吊自杀；包工头孟虎向往手下工人王光晓的老婆郭爱娣，后工地发生事故王光晓坠楼身亡，孟虎如愿以偿迎娶新妇，举办婚礼前郭爱娣意外得知前夫系孟虎害死……可从整个故事的叙述调门和众人对这件事的反应来看，好像都没有那么严重，甚至有些滑稽，而且作品在叙述到这些的时候结束得很快，因而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杨旦隐隐约约看到春花在那棵矮槐上吊着，并不真实；而郭爱娣在接到工友贺老三的检举短信后不知所措，既不能确定贺老三说的事情是否属实，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应该去参加婚礼，小说就这样结束了。

作者似乎想告诉你，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这样一帮人，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这帮人有意思，这事发生得也很有意思。你看看，你看看。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尴尬人难免尴尬事。于是，你看到的是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一张张注定会这样变化，那样变化的表情，还有那些动作和言语••••••至于事情本身，不过是这些人的表情、动作、言语的载体，以至于事情发展合不合逻辑，人的变化是否符合情理，都是次要的。

作者被生活中葱笼的细节迷住了。

王宏哲小说中，我最感独特的是他的叙述腔调。他是用口语来叙述的，而且是有对象的口语，好像他在跟你聊天，说这个事，也可能是他自言自语、嘟嘟囔囔地说给自己听。用的是经过提炼的关中方言。一般来说我不太喜欢方言叙述，固然有中国风味地域色彩，但用方言叙述总会破坏一篇小说的整体性，阻涩，不流畅，不自然，甚至出现断裂现象，因为方言很难现代化，表述新事物、新科技、新变化，而一旦遇到这种情况，语言就会出现畸变，在方言叙述和一般叙述中很难天然一体，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难免吭哧吭哧彼此较劲儿。可王宏哲的叙述语调却没有这种毛病，他小心翼翼选择已被方言兼融的现代词汇，将方言叙述像传统格律诗一样搞得中规中矩，讲求音步和韵脚。夜深人静时，用陕西话来读，朗朗上口，奇妙无比。

他是个令人愉快的讲述者。总能把你带到具体的情景和细节中。《贝明和我们的一段往事》，吸引人的不是偷窥欲的满足——在网络色情弥漫的时代这太小儿科了，而是作为贝明同学的＂我＂（王进勇）因为偷看黄色禁书和刘老师的几次对话，对话有时是直接的，指向明确；有时是捉摸不定、所答非所问的；话与话之间有空隙，有说出和收回；有犹豫和包藏祸心的牵引。细细读来异常精妙。

《秋日事件》其实是个非常残酷的故事。写一个有点“二”、有点“插窍”（不开窍）的后生木头，因为看到村长刘定选和村民刘安忍的婆娘田翠花在老窑偷情，也想利益共享地偷一把，被田翠花承诺替他找一个媳妇骗过。后来他去田家兑现诺言，遭到其丈夫刘安忍的嘲弄。他便决意实施“共享计划”，在官道上劫持了田翠花施暴，但不得要领，被赶来接妻的铁匠刘安忍两拳打死了。下面是打死人后的对话：

田翠花摇了摇头。她说她没那个成，他没那个本事他没那个成。

刘安忍往田翠花身上看了看，说真没那个成？

田翠花说真没那个成。

刘安忍站在那里就嘿嘿地笑了。就这也不能饶了狗日的。刘安忍说：得让他赔你这一身衣裳。

刘安忍说：赔你这一身衣裳。

田翠花说就是。想了想又说：还有精神……噢，精神损失费。

刘安忍说：精神损失费。

刘安忍和田翠娥站在黄昏的官道上，他们就获得赔偿的数量和途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田翠娥说，我这身衣服二百八十块钱买的，但咱得让他赔三百块；咱可不是讹人，那路费加上花销咋说也不止二十块。至于精神损失费，咱不多要，反正他又没那个成，依我说就要五千，五千得行。

五千一个子儿也少不了。刘安忍撇了撇嘴。一个子儿也少不了。

接下来，刘安忍就让田翠花去找村长，他留下来保护现场。他对田翠花说，这事他村长得管，这事他村长应该管。

和他老婆有一腿的村长来了，发现木头已经死了。

死了？

死了。

刘安忍半天没有说话。他朝村长身边靠了靠，他说这不行，他死了我们找谁赔去？村长，你是村长你做主，得让他娘赔。

村长瞪了刘安忍一眼，村长说你少心眼啊，死人要偿命的，你就等着坐牢吧。

……

对刘安忍夫妇的残忍也是在议论声中结束的：

秋收终于开始了。今年的收成不错啊。人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谈论着，话题最终总会曲里拐弯地绕到刘安忍被装进警车这件事上。有人说亲眼看见刘安忍痛哭流涕的，还吓得尿了裤子；有人则说刘安忍到底是刘安忍，他不但一直对公安干警喊冤枉，还在警察给他上铐子时打飞了那个小个子警察的帽子。持这两种不同说法的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以至于吵嚷着要到村长刘定选那里当面对质。那天抓捕刘安忍时是村长刘定选带的路，他们认为村长的话应该最有权威。

找村长问去，争论的双方嚷嚷着，说找村长问去。

忽然有人压低了声音。那人说：你们看。

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看去，人们看见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一个年老的女人和一个年轻的女人各自拉着一辆装满玉米的架子车，牛一样地弓着身子艰难地移动。

唉。有人摇了摇头。

唉。后来又有几个人摇了摇头说：唉。

我用了太多感情色彩的词汇，如“残酷” “残忍”，我还可以对小说中的细节有许多道德评判，木头虽愚且“二”，但毕竟是一生命。刘安忍得知他人已死，还想找他娘索赔，在官道修至村庄的年代竟然不知杀人偿命这一最基本的法律常识，未免过于鲜见。可宏哲就这样写下来，他肯定看到过这样的表情，听过这样的话，他记忆里对这样的人和事刻骨铭心。他只要记下来便是。于是，写作对他来说变得容易而且快乐。他不认为有什么高入云宵的精神世界可以高于乃至于替代可感知的世界。他发现日常生活中具有狂欢性质的东西，一个人，一件事，甚至一个物件，一段记忆，一个梦，一经揭示，编排提炼，有个他认可的形式，就可写成一个很好的东西。有时几乎信手拈来，自成佳章。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更高层面上回归民间说故事的传统，显示出另一种非官方、非政党、非国家、非道德地看待世界和人与人关系的方式，似乎在意识形态穹顶的彼岸开劈出另一番天地，第二个战场。这或许就是王宏哲小说的创新密码。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深受各种理念左右，经常被“理想的冲突”撕扯得支离破碎，非要在阅读的小说中进行精神拷问和自我折磨的读者来说，读他这种类型的小说不啻是一种新鲜的刺激。

读王宏哲的小说，经常让我想到一个人：喜欢沉醉的俄罗斯乡土派画家夏加尔。他在自传《我的生活》中有一段自我描写：

突然，我听见有人在门口喘息，小声说话。

“妈妈，妈妈！”我喊道，“怕是有人来抓我去当兵！”

“钻到床下去，儿子！”

我钻到床下，那里安全而又舒服。

伸开四肢躺在床下或是屋顶上，深信不会被人发现，这种感觉实在妙极了，连我自己也不明白到底为什么。

床下积满灰尘，谁的鞋在那儿发出臭味。

可是我遐想联翩，飞离尘世。

我想，文如其人，王宏哲在生活中大概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