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可爱的妈妈

鸿鹄

杨明 我的妈妈走了，想起来我就心痛！妈妈走的时候，我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不知道是生命的预感，还是妈妈不怕死，一般人忌讳说死，可我的妈妈生前曾多次给我交代后事，然而，我把她的话纯粹当耳旁风，心里想她根本不会走，更想不到的是她走的竟是那样的匆匆…… 2001年7月11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妈妈早早起床后，又拿起了水桶，到井子上提水，去浇我们院子旁边那几拨在干旱中挣扎的南瓜、豆角。延安乃至陕北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下一场透雨了，山上的草晒干了、树叶晒黄了、庄稼晒蔫了，与农作物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妈妈，舍不得让那些她亲手种的瓜菜活活地被晒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挽救那些稚嫩的小生命。浇完菜地后，妈妈回到家，对爸爸说：心上难受的厉害。爸爸看妈妈脸色不好，赶快叫医生，还没有等医生赶到，妈妈就闭上了眼睛，享年70岁。 妈妈，实在对不住您啊，我心里根本想不到您会走！我常想等我工作不忙了，再好好地陪您一段，尽尽孝心。谁知道我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孝敬孝敬您，您就走了。晓得那样，哪怕是请长假，我也要好好陪伴陪伴您。我好后悔、后悔…… 　　妈妈刘玉英，1932年5月9日（农历四月初四）生于陕西省延安县元龙寺乡刘家沟村，这是我妈妈的二妈记得日子。我外婆和我外爷都记不清了，可见，旧社会穷人家的孩子是多么不值钱。 妈妈排行老三，前边有两个姐姐，后边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外婆去世的早，两个出嫁了的姐姐家的光景又不好。妈妈既要关心姐姐，又要照顾弟弟妹妹，小小年纪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妈妈嫁给爸爸后，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工作很忙，根本顾不上管家，奶奶又瘫痪在床，妈妈一人又撑起了另一个家庭的重担，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还要做军鞋，干家务。建国后，妈妈曾经从事过多年的妇女工作。那时候的基层干部基本不脱产，比农民还辛苦。国事、家事，事事都得操心，有些事白天忙不完，就得晚上去做。艰苦的工作，繁重的劳动，使妈妈一次流产后，再难以有身孕。直到妈妈28岁，才怀上了我，那时爸爸已经30岁。在20世纪50年代，像爸爸妈妈这样大的年龄没有孩子的现象，实属罕见，所以，妈妈有喜的消息像风一样传遍了爸爸和妈妈曾经工作过的五羊川（元龙寺）和姚店公社，众人都为我爸爸和妈妈高兴。一位聪明的叔叔说：这娃娃还没有生下，名声就扬得这么大，将来生下就叫上个“扬名”。1959年3月19日（农历二月十一日），我来到了人间，爸爸和妈妈就按照叔叔们的意见，给我叫了个“扬名”的乳名，后来，我的名字也跟着叫了个“杨明”。为了便于照顾我，妈妈辞掉了所有的工作。我6岁时，妈妈给我生了一个弟弟。不久，爸爸为了实现他的革命抱负也从公社回到了农村。1966年后妈妈又给我增添了两个弟弟。妈妈没有帮手，抚养孩子的重担就全部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白天妈妈还要参加集体劳动，弟弟小没有人照看，就只好委屈弟弟了。在炕上钉一个楔子，栓上一根绳子，缠在弟弟身上，以防弟弟从炕上掉下来，老三、老四就是这样拿绳子栓大的。晚上妈妈更辛苦，那时候农村人基本不买衣服，都靠自己手工缝制，而且衣服还少，一家6口人的缝缝补补就全靠妈妈。我们都是男孩子，比较好动，所以，衣服也破的快。常常是我们睡觉，妈妈补衣服，有时候一觉醒了妈妈依然在煤油灯下补衣服。为了不占用白天的劳动时间，妈妈经常天不亮就起床，推磨磨面。我大一点的时候，只要听见妈妈的磨面声，就会起来帮妈妈推磨。妈妈在大集体时，还荣获过延安县“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 妈妈是从农村长大的，虽然没有学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可她亲身体验过春种秋收的艰辛，深知粮食来之不易；她也经历过灾荒年月，所以对粮食情有独钟。她一生都担心粮食安全，始终害怕灾荒。在我们家里她坚持储存一定数量的救命粮，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绝对不动它，以应对灾荒年，更不允许我们糟蹋和浪费粮食。我小时候每当吃饭时妈妈就对我说：要把碗里的饭吃净，不然脸上就会长疤（麻子），剩一颗米，脸上就长一颗疤（麻子）。吓得我总是把碗里的饭吃得干干净净，不敢剩下一颗饭粒。妈妈这个说法，不知道是古人流传下来的，还是她刻意编排的。但是，这个说法确实使我养成了良好的节约粮食的习惯，我至今不管在那里总是把碗里的饭吃得干干净净。看见那种浪费粮食的行为感到非常惋惜、痛心。妈妈一生最讨厌那些宁可把东西糟蹋了，也不愿意给别人的人。妈妈是那种宁可苦自己，也不愿意苦别人的人。上世纪70年代初以前，农民虽然在土地上精耕细作，但是由于没有良种和化肥，粮食产量非常低。我们家人口多劳力少，自然分的粮食少。我们家不但吃过糠和野菜，而且还吃过衣子和树叶，衣子就是谷子的外壳，石磨磨的时候不好磨，要搅拌一些黄豆一块磨，磨下面也好往一块蒸。衣子窝窝，非常难吃，能嗅着青草味。尽管我们自己吃的很差，但是家里来了客人和亲戚，妈妈一定会给他们擀白面面条或蒸白面馍馍吃。每年夏天新麦子收下来，妈妈就将新磨下来的白面储存上一小瓮，专门待应来我们家里的客人和亲戚。那时候不懂事，心里经常盼家里来客人，客人如果吃的剩下，我也能跟着沾沾光。妈妈为了节省一元钱，可以步行十几里。但是，遇到残疾人和那些家庭遭遇不幸的人，她会全力帮助，有时甚至会把身上带的钱全部给了人家。妈妈是个闲不住的人，大集体解散后，她在我们家院子内种菜，院子外种瓜、栽果树，遇到风调雨顺的年头，我们家果满树，菜满地，这时候妈妈会高兴地将这些丰收的果实，东一筐、西一篮地送给那些缺菜少果的人。 妈妈没有上过学，但是她渴望文化。在“大跃进”的扫盲运动中，妈妈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地学习。白天在劳动和工作中，利用休息的时间，用树枝在地下练习写字；晚上睡下，用手指在身体上划字。很快就学会了1000多个字，可以看一般的文件和报纸了。妈妈被选为姚店公社和延安县的扫盲模范。1958年妈妈光荣地出席了陕西省扫盲模范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西安人民大厦受到了省委和省政府领导的亲切接见。妈妈有时候笑侃爸爸：你官比我当的大，干部比我当的长，还没有在省上开过会。 妈妈不是学者，却有几句经典言论，使我终生难忘。“好人，就是好了别人，苦了自己的人”。妈妈教育我们要当好人，不要怕吃亏、吃苦。“柴禾棍棍也有用”，妈妈教育我们不要欺负弱者，不要看不起穷人，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他们。每个人都有用。 妈妈走后，许多人难受得痛哭流涕，特别是那些受到过妈妈关注的人，更是念念叨叨，难以忘怀。不知是巧合，还是妈妈抗旱救苗的精神感动了苍天，妈妈被扶上山的第二天夜里，延安和整个陕北地区喜降甘露，雨水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