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合作始末

江山

战略合作始末

宜宾红星电子有限公司（简称：红星公司），在公司制改造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与四川某虹集团（简称：某虹集团）的战略合作。自2009年4月宜宾市人民政府与某虹集团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已有整整十二个年头了，十余年后反观整个战略合作让人回味，更值得深思。

翻牌式的公司制改造

2006年3月，尹相文御任799厂厂长做顾问时，宜宾市国资委根据考察情况，拟任命王海蓉出任厂长，但是王海蓉却以不能胜任工作为由不愿意出任799厂厂长一职。鉴于此，国资委领导及厂里领导分别做王海蓉的工作，后来顾及国资委领导及厂里其它领导的面子才勉强答应。王海蓉出任厂长后仍然感觉自己能力有限，工作压力很大，身体也出现一些状况。半年过后的同年10月，王海蓉再次提出身体不好等原因要求辞去厂长职务，国资委考虑到王海蓉的实际情况同意她御任，这样一来799厂厂长一职就让刘某生给捡便宜一样捡到了。这个做梦都想当厂长的人终于篡夺了799厂的最高领导权，他平时总爱在尹相文和别人面前说：自己的同学有的已经当了这个单位或是那个单位的一把手，自己才混到这个位置，言下之意希望能接尹相文的班做799厂的一把手。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十足的官迷，而他当官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干一番事业和为职工群众办事谋利。
2006年11月下旬，尹相文提出不再担任工厂的顾问，请求厂里给予办理退休手续。从工厂干部名册上显示的信息和尹相文自己的干部履历表上看，尹相文是1946年出生，而据尹相文自己述说自己是1944年出生，只是小时候因读书晚怕影响到今后的工作安排什么的才改了年龄，因此实际上早已超过了退休年龄，当然干部履历表也反映的是改过的年龄。鉴于这样的情况厂里开会讨论了他提出的要求，厂里开会研究那天正遇我出差在外，刘某生打电话征求我意见，我也表示同意。就这样厂里同意尹相文从顾问岗位上退下来，等待厂里给予办理退休手续。
这时的刘某生已经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一把手交椅上了，尹相文做厂里的顾问对刘某生来说他自己并不是十分乐意，尹相文虽然年事已高对是非的分辨能力不强，身不由己地要听从刘某生的瞎话，但是毕竟尹相文是刘某生的贵人又是厂里德高望重的领导和功臣，对于刘某生来说总还是多少有一点点的制约。再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刘某生因未分配到一套厂里的福利房时而举家弃厂而去，后来投奔青岛同学的单位而因毫无本事混不下去之时，是尹相文向时任厂长黄鸿德说情这才又打道回到799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尹相文对于刘某生而言也算是他的再生父母了，因此，刘某生也不得不敬畏尹相文。而当尹相文意外地提出退休，这对于刘某生来说无疑是正中了他的下怀，这个有着狼子野心的人巴不得尹相文不在他身边才好，这样他才可以随心所欲地浑搅。
尹相文从工作岗位上彻底退下来以后，刘某生又篡夺了工厂最高领导权，即开始了他个人独出心裁的所谓改革改制。其实，国资委把工厂一把手的权力交给刘某生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他们也正在物色人员来接替他，这是因为刘某生的人品和工作能力，在国资委领导的心中是有数的，可以这样说吧，刘某生的品行和能力在现有799厂领导班子中是最差的一个，只是因为一些偶然的因素和他特别善于投机钻营、也利用自己下得小等伎俩和手段等蒙骗了个别领导的缘故吧，庆幸的是国资委已经完全了解掌握了他的特点，对他也失去了信心。2007年9月，国资委即从宜宾天原集团公司以干部交流的方式将胡顺辉调入799厂，目的就是等胡顺辉在半年左右时间内熟悉工厂情况后换掉刘某生，这一点刘某生心里比别人都清楚，因此他也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盘算着如何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找一条退路。
2007年10月，工厂在刘某生的授意下更改了2005年职代会通过和政府已经批复的改革方案和思路，重新制定了一个整体翻牌为有限公司的改制方案并经政府批复，于当年12月25日在宜宾市三江宾馆（原宜宾地委招待所）举行挂牌仪式宣告公司成立，将799厂整体翻牌设立为：“宜宾红星电子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性质为国有独资企业，主管部门为宜宾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第一届董事长刘某生，董事会成员有：胡顺辉、王海蓉、罗伟、邱建国、李自力（国资委下派）、职工董事胡涛。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由江儒钢担任，监事会成员有：苟迎锋、候桂（国资委下派）、职工监事邱春、万美平。
这个翻牌式的公司制改造，是违背2005年12月23日，经799厂第十九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营红星无线电器材厂（七九九厂）关于深化企业改革改制的实施方案》和宜宾市政府审批的改制方案的（宜府函[2005]194号《宜宾市人民政府关于七九九厂深化企业改革方案的批复》，宜国资委[2005]117号（《宜宾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转发〈宜宾市人民政府关于七九九厂深化企业改革方案的批复〉的通知》）。因为按照这个方案的思路是实行分改，即是以下属法人单位为建制，成熟一个改一个，逐步推向社会，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完全独立的企业法人经济实体。当然这样改制的结局将会严重地削弱总厂的权力和利益，甚至使总厂成为一个有职无权无利的空架子，这无疑于对刘某生及部分总厂的既得利益拥有者肯定是要千方百计地使出浑身解数给予抵制的。翻牌式的公司制改造也毫无疑问地暂时保住了刘某生及其既得利益拥有者的权位和利益，这样一来貌视刘某生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巩固，但是并不是说国资委就排除了撤换刘某生的打算，而只是一个时间早迟的问题。
2007年12月底，宜宾市国资委按照干部管理规定和程序，开展了一年一度的党委工作年度述职、纪委工作年度述职和高层管理人员业绩考评、民主测评工作，经过广大干部职工的测评和国资委的业绩考评，工厂领导班子当年的综合考评结果排序为：第一名邱建国、第二名江儒钢、第三名王海蓉、第四名罗伟、第五名龚金荣、第六名（也是倒数第一名）刘某生，胡顺辉因从9 月份进入工厂领导班子，所以未纳入考评。从这个排名上完全可以看出刘某生的工作业绩和职工民意都是最差的，按照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绩效考核末位淘汰的规定，刘某生这一次是难逃被淘汰的结局了，也许这正是国资委为次年免去刘某生而做的前期铺垫工作。只可惜考核结果是于2008年初出来的，所以这一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被随之而来的所谓某虹战略合作给搅乱了。
公司整体翻牌为公司制后，随即把所有下属子企业也进行了翻牌变更为公司制企业，其实就只是在名称上把“工厂”改成了“公司”而已，其企业性质、运行机制、经营业务、组织结构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其性质也均为国有全资公司。下属子公司有：宜宾金洋广播陶瓷通讯有限责任公司（101厂）、宜宾金洋电子陶瓷有限责任公司（102厂）、宜宾金洋电子器件有限责任公司（104厂）、宜宾金洋无线电器材有限责任公司（105厂）、宜宾金洋特种陶瓷有限责任公司（109厂）、宜宾金洋制冷陶瓷有限责任公司（110厂）、宜宾金洋汽车配件有限责任公司（202厂）、宜宾金洋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205厂）、宜宾金洋电镀有限责任公司（208厂）。上述下属子公司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置董事会、执行监事、经营班子等组织机构，依法进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某虹与红星的战略合作

2008年初，尽管公司的设立暂时缓解了刘某生的生存危机感，但是他始终惶惶不可终日，总预感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因此他加快了另寻生存的出路。于是他找到已经并入某虹集团公司的四川华丰电子集团（796厂）总经理、时任某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吴学锋牵线企图进入某虹集团。某虹集团在赵勇执掌后，重拾前些年在倪润锋执掌时期丢失多年的军工产业，以打造一个以军工产业为主体的产业集团，后来某虹集团把原780厂（某虹机器厂）军工产业并入广元市081电子某工集团（081总厂），以081总厂为龙头，吸收绵阳市796厂（华丰集团）、756厂（某虹电池）组建“四川电子某工集团（简称：某工集团）”。为了达成与广元市人民政府的合作，某虹集团在广元市郊区投资新建“某虹欣锐电子有限公司”作条件，有利促成与081总厂的合并，同时进行大肆扩张，企图将川内电子军工企业一网打尽统统搜罗到旗下。
某工集团成立于2007年，主要成员企业有081总厂及下属若干子公司、780厂、796厂、756厂、某虹欣锐电子有限公司等企业，该企业集团是某虹集团旗下的产业集团，董事长张某生（081总厂厂长）、副董事长吴学锋（某虹公司副总经理、原796厂厂长）。正当某工集团急需扩大队伍的时候，刘某生主动找上门去无疑是给某工集团送上的一份大礼，随后他陪同吴学锋几次来厂考察，定下了将799厂奉送给某工集团的基调，至此刘某生也看到了解决自身在官场上继续生存的一线希望。在吴学锋来厂考察的同时，刘某生还陪同他一道去了与799厂相邻的宜宾金川电子有限责任公司（899厂），也企图把金川电子公司拉入伙，但是金川电子公司没有买这个账，若干年后金川电子公司的董事长徐晓利深有感触地说：对于我个人来说也许有利，可是我们现在活得好好的为啥要进入某虹集团，我们有能力把公司做的更好，让全体员工满意。成都784厂（锦江电机厂）也是在那个时候与799厂同时期需要扩张进入某工集团的军工企业，据知情人透露：某工集团的人多次做其工作未果，后来784厂通过职代会投票否决，以及厂领导和职工坚决不答应才使得某工集团的愿望落了空。现在回想起来幸好899厂、784厂没有进入某虹集团旗下的某工集团，否则像799厂这样简直就是不堪回首。
2009年4月3日，红星公司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上刘某生对某虹合作问题进行了简要说明，把与某虹的合作吹的天花乱坠，不仅在这个场合，还在其它大小会议上向干部职工大肆鼓吹并许愿承诺说什么：“合作以后什么都不会改变，保持现在的独立运行机制，该做啥子仍然干啥子，干部队伍、领导班子人员也不会有任何变动，而且某虹合作只会让大家好起来”。在他这样的游说下，参加会议的职工代表并不知道实情，也更无法预测到今后的命运，也就只好纷纷表示赞成合作，并要求加快合作步伐。因此，职代会就形成了有体现“希望加快合作步伐”愿望内容的这样一个决议。
2009年4月11日，宜宾市翠屏山庄结彩张灯，彩旗飘扬，宜宾市人民政府与某虹集团签署了“某虹-红星战略合作协议书”，这标志着红星公司（799厂）初步进入某虹集团并成为其旗下的某工集团子公司。协议为秘密级文件没有对外公开，主要内容有：由某虹集团投资7亿元实施红星公司的整体搬迁，重建一个崭新的红星工业园区；红星工业园建成投产后生产能力得到提升，销售收入达到13亿元；红星公司老厂区搬迁后土地拍卖收益返90%给红星公司，以支持红星公司生产发展。
4月中旬，某虹集团、某工集团派出大批人员与红星公司干部组成“某虹红星战略重组产业发展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赵勇（某虹集团董事长）任组长，张某生（某工集团董事长）、刘某生、吴学锋（某虹集团副总经理）、陈练（某虹公司总经理助理）任副组长，成员有：胡顺辉、邱建国、江儒钢、王海蓉、杨军（某虹资产管理部部长）、吕锋（某虹规划部副部长）、汪华聪（某虹集团财务部副部长）、黄红（某虹审计部处长）、吴有富（某虹置业公司总经理）。领导小组下设了几个专门工作组，一是产业规划组，组长：刘某生，副组长：邱建国、王海蓉、吕锋；二是资产评估审计工作组，组长：杨军，副组长：黄宇红、汪华聪；三是园区建设工作组，组长：吴有富，副组长：胡顺辉；四是稳定宣传工作组，组长：江儒钢，副组长：邱春。在此基础上由某虹集团、红星公司组成“协同工作组”，组长：吴学锋，副组长：刘某生、陈桂清（某虹公司）、王和兴（某虹公司财务部），成员有：李锦松（某虹公司质量部）、胡长平（某虹创新设计中心）、刘福龙（某虹物资部）、胡湘平（某虹公司办公室）、陈长缨（某虹财务部）以及红星公司部分人员共计13人。
“某虹红星战略重组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及下设的四个专门工作小组是整个战略合作过程中的协调机构，而由某虹集团和红星公司组成的“协同工作组”中的某虹公司人员，即是完成战略合作初始阶段后，接手红星公司各级权力的核心人员。由于工作的变化，协同工作组人员又作了部分调整，由胥小东替换了刘福龙、由许键替换了胡湘平。在签署某虹-红星战略合作协议后，某虹集团派出协同工作组人员前往799厂进行尽职调查，全面摸清掌握了工厂的基本情况、资产状况、生产组织、人员结构和地处宜宾市长江北岸的优越地理位置，为某虹高层提供了在战略合作框架下如何调整799厂的决策依据。
2009年11月4日下午4：00，公司在金洋礼堂（原大礼堂）召开红星公司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上由刘某生通报了公司与某虹集团的战略合作情况，按照政府对国有企业重大事项决定的合法程序的解读，红星公司的重组、兼并、战略合作等应由出资人决定。本来按照职代会筹备会议的议程，将进行“某虹红星战略合作方案”的投票表决，由于国资委及刘某生害怕投票表决通过不了，国资委专程派出孔寿昌、李自力等领导人员出席职代会，并在大会上由孔寿昌向职工代表们宣布说：国有资产的处置是由国有资产的持有人即政府说了算。因此，会议临时取消了由职工代表投票表决的议程，只是向代表们通报了相关合作情况，并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表决。
2009年12月8日，在完成红星公司的尽职调查、资产核实和理顺公司关系后，宜宾市国资委与绵阳市国资委签订了国有资产划转协议，宜宾市国资委将红星公司所有资产整体无偿划转给绵阳市国资委，由某虹集团经营管理红星公司资产，这就标志着红星公司正式成为某虹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至此，宜宾市国资委也终于长叹了一口气，感觉肩上的重担轻松了许多，长期以来红星公司经历了从辉煌到衰败又到复苏的漫长岁月，直至刘某生篡夺了红星公司的最高权力以后，公司经营是越来越不景气，全年的销售收入也就是一亿元左右，况且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职工群众上访不断，成为了宜宾市国资委的一个老大难单位和一块心病，按国资委一位领导的话说：国资委自2005年成立以来的几年间一半以上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了799厂。国资委原本想通过划小改制把红星公司的下属子公司逐步推向市场，使之不再成为宜宾市国资委的一大负担，不料却迎来了与某虹集团的战略合作，真是天助人也，这下子不费吹灰之力即把红星给推了出去，更何况在招商引资方面，还捞了一个引进某虹集团这样的巨人企业入驻宜宾的美誉。

全面整合集权管理

2009年12月，在红星公司资产正式划转给绵阳市国资委由某虹集团经营管理之后，某虹公司派出的“协同工作组”人员立马接手工作，全面接管了红星公司的所有权力部门。吴学锋兼任公司董事长，他于中旬召开公司高层会议，宣布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任职通知：刘某生任总经理，陈桂清、胡顺辉、王海蓉任副总经理，王和兴任财务总监，任命通知既没有我的任职事项，也没有免职事项，所以理解为我的职务（监事会主席、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不变。
公司在组织机构的设置上是十分地可笑的，只设了董事会，没有设置监事会，而董事会成员中没有设职工董事，机构设置的文件中明确由某虹公司委派黄红担任执行监事，黄红只是在尽职调查时来过公司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某虹集团可谓是知名大企业怎么不懂法，而某工集团这样的企业也应该不是不懂法的吧，却连公司制企业的组织机构怎么设置都弄不清楚，岂不是闹出了一个天下的大笑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公司的组织机构设置，他们却硬是整不懂，让人看不明白。其实他们不是不懂法，而是因人而设置机构和岗位。为此我曾向某虹公司审计部部长、委派到某工集团任监事会主席的费敏英咨询，她肯定回答说：按《公司法》任何公司都应该设置监事会。
刘某生是这次战略合作的牵线人，自然成为了某虹公司及某工集团的功臣，班子搭建和组织机构设置也是由刘某生拿出意见，这也是他一心想整人的又一次绝好机会。之前，刘某生已经与某工集团内定好了组织机构和高层人员名单，在上报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时，把我及苟迎锋的监事、罗伟的董事资格扣了下来，上报了邱春、万美平，提议邱春、万美平分别拟任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的建议，同时将拟任董事及高管人员人事档案送交某工集团。虽然这些工作是在刘某生的一手策划并秘密进行的，可是天下事那有不透风的墙，对此广大职工群众意见很大，办公室主任张蓉仗义执言，斗胆向某工集团分管干部人事工作的党委副书记王培致电反映情况，这才引起某工集团的高度重视。他们考虑到职工队伍稳定等重大因素不得不听取红星公司广大干部职工的呼声，继而才把我的人事档案调取到某工集团，而取消了邱春、万美平拟任职的做法，当然仍由我继续担任工会主席，按《公司法》、《工会法》、《四川省工会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制企业尤其是国有公司工会主席必须是监事会主席的第一人选，没有担任监事的工会主席必须是董事会职工董事的第一人选，因此，这就成了刘某生整不到人的障碍了，他绞尽脑汁干脆就在组织机构设置上卡人，就此取消了公司的监事会，董事会成员也没有设立职工董事，所以原来胡涛的职工董事也自然做不成了，这种严重违背《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不论不类，又失去监督制衡机制的带 病组织机构一直延续至今。
后来王培找我谈话时知道我十分清楚公司高管的组建过程，所以给我解释说：“我们对公司高管的考察是分批进行的，党群领导是第二批调取的档案”。王培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想稳到我的心，并竭力为刘某生进行开脱，后来刘某生也曾向我解释说：“邱春、万美平是上报的监事名单”。真的好可笑，既然不设置监事会又何来上报监事人选，完全是不能自圆其说，自欺欺人。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刘某生小肚鸡肠，容不得有不同意见的人，继而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的那种小人的丑恶嘴脸。
2010年1月8日下午，在105厂会议室由吴学锋召开高层会议研究公司组织机构调整和人事安排，参加人员有：吴学锋、刘某生、陈桂清、胡顺辉、王海蓉、王和兴、许键，以及我等人。会议决定：将所有下属子公司进行整合，按产业性质分板块组建事业部，将101厂、102厂、109厂、110厂整合后组建“陶瓷事业部”；将104厂、105厂整合组建“机电元件事业部”；将202厂、205厂及105厂的汽车配件生产线整合组建“汽车配件事业部”；第一任部长分别由王海蓉兼任陶瓷事业部部长，陈桂清兼任机电事业部部长，邱建国任汽车配件事业部部长。平台部门设置有：行政管理部、经济运行部、营销部、物料部、资产财务部、人力资源部、科技中心、党群保卫部。第一任部长由张蓉、胡涛、胡长平、刘福龙、陈长缨、许键、李锦松、邱春分别担任以上平台部门部长，徐菊梅、安跃忠、储齐晓任副总工程师，分别负责三个事业部的专业技术工作。全公司组织机构为8个平台部门，3个事业部，这就是所谓的8加3组织架构。
这次组织机构调整把党群系统与内保工作进行了合并，取消了纪检、监察、审计机构，工会组织也不再单设，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党群工作作用和失去了内部监督作用。在干部人事安排方面，某虹公司派出的人员占据了主要关键部门的领导岗位，公司原中层领导干部彭永光、曾洪红、姚桥等人没有担任任何职务被自然免去职务，原所有下属子公司法人代表和其它中层领导干部分别被安排到各个事业部或是平台部门任副职。
2010年初，在组织机构整合以后，公司随即着手上收各子公司的经营权、采购权、、财务权、人事权等权力和进行资产清理，办理子公司注销工作，于2010年5月全面完成了全部子公司的权力上收和工商、税务登记等注销手续，结束了长达13年之久的“分路突围、死里求生”，“划小、转制、搞活”，“实行两级法人经营模式”使799厂从衰败走向复苏的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
2010年11月下旬，某工集团组建工会组织，要求各子公司也改组工会组织，刘某生感到整人的机会又来了，遂向时任公司总经理韩有权提出改选公司工会主席，对韩有权说：“工会与行政对着干”，又说我年龄大了等。韩有权都一一给予了回应说：“现在工会与行政合作的很好，不用改选了”。又一次对刘某生想借机整人的邪念给予了回击。
生产组织整合后，经营机制也随之改变，那种计划经济时期的统购统销，以及财务、人力资源等高度集权式的管理模式在整个公司迅速推行，如物料的采购从申请到领用要经过若干手续、程序，连一些维修设备的常用配件或是一些低值易耗品也要经过纷繁复杂的手续才能够采购回来，本来一天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在这种管理模式下需要几天或是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得到解决，采购周期太长有时根本不能及时解决急需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还会延误生产工作。
799厂是从事电子元器件的企业，产品性质决定了就是一个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状况，这种状况与从事整机组装，以流水生产线进行大批量生产的企业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不顾具体实际情况和不同厂家的厂情，把这种管理层级多而复杂化的集权管理模式生搬硬套地在799厂推行真的是值得商榷，大量的活生生的现实例子证实了这种高度集权管理模式与799厂现实状况难以结合。

管理关系调整运动

2012年4月，某虹集团又将红星公司资产整体划转至某工集团，由某工集团直接经营管理红星公司资产和实施干部管理，公司性质为某工集团的国有全资子公司。
4月28日下午，某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某生在刘某生的陪同下，突然来到红星电子有限公司，紧急在红星会场（大礼堂）召开中层以上管理职干部和平台部门全体干部大会。会上，张某生宣布从即日起，利用为期三个月的时间，对红星公司进行管理关系调整。其主要精神是：鉴于目前红星公司的现状，由某工集团行使出资人权力，因此要对红星公司进行管理关系调整。
为何在这个时候由某工集团来行使出资人权力，这其中奥秘另有蹊跷，原来整个某工集团除了广元081总厂外，还有某虹的军工部分（即以780厂名义加入）和绵阳华丰电子集团（796厂）、绵阳某虹电源公司（756厂）及宜宾红星电子有限公司（799厂）。这几个企业均由某虹集团管理国有资产，某工集团只是受委托管理这几个厂的生产经营。
作为某虹集团副总经理、某工集团副董事长的吴学锋，分别兼任了796厂、756厂、799厂的董事长。从这个任职上看完全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程序，现在却为何由某工集团行使出资人权力呢？这还得从头说起。自从红星公司与某虹集团实行战略合作以后，由吴学锋兼任红星公司董事长，意为着刘某生做不成董事长了，这本身对于刘某生这个官迷来说就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在这个期间，仅半年时间却因刘某生治厂无方和喜欢打别人小报告，甚至跑在张某生面前说吴学锋的不是，因而被吴学锋从总经理的位置上撤换下来，而从某虹集团技佳精工公司选拔年富力强的韩有权任红星公司总经理。刘某生当初没有做成董事长如今又失去了总经理职务，心中更加地对吴学锋恨之入骨，再就是韩有权到任以后没有答应张某生要把刘某生留在红星公司工作的要求，因此，不仅让张某生心中不快，更使刘某生羞恼成怒记恨在心。
其实，对于刘某生个人来说是因祸得福，在红星公司没有任职，也没有立足之地倒是帮了他的大忙，张某生念他战略合作有功，把他当成有功之臣上调至某工集团养起来，不仅拥有丰厚的年薪，还在成都得到一套豪华的住宅，而且红星公司的奥迪轿车成为了他个人的代步工具。自从得知刘某生要上调到某工集团公司那天起，我就预感到刘某生会通过呆在集团主要领导身边的机会搞鬼，当时我也对韩有权这么说过，因为我太了解这个人了，果然不出我的意料之外，时隔一年多时间就应验了我的预言。
刘某生上调到某工集团后不务正业，也无事可做，整天呆在张某生身边说这说那，把799厂那些勤奋务实的领导说的是一塌糊涂，很自然地吴学锋、韩有权也早就成为了他心中那个黑名单上的人物了，是他报复的重点对象。刘某生挖空心思地想出了一个“高招”，即是利用张某生与吴学锋之间的微妙关系，怂恿张某生去说服了某虹集团主要领导把红星公司的资产划归到某工集团管理，这样某工集团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行使出资人的权力，自然也就取得了安排人事的权力了。因此，某工集团也就是利用这个管理关系调整来达到其取缔吴学锋董事长、韩有权总经理的职位，这也是刘某生报复吴学锋、韩有权的尚锋宝剑，可谓是一剑双雕，终于如愿以偿报了刘某生的一剑之仇。
所谓的管理关系的中心思想和任务目标：用张某生的话说：“一是健全领导班子；二是完成战略规划”。在这个干部大会上张某生指责红星公司近年来的生产经营工作毫无成效，多次点名对韩有权提出严厉批评，并明确由他本人出任董事长，同时也说明对其他领导人事不作大的调整，只是对领导班子进行充实加强。
由于召开会议突然，部分中层领导对这突如其来的指责和人事变动还没有回过神来，于是会后有中层领导对我和其他公司领导说：这好像是在搞政变。更有个别中干调侃地说：胡汉三又回来了（指：某电影中的大汉奸，这里引伸指刘某生回厂了）。在大会结束后随即召开的公司高层管理者会议上，我当着张某生的面汇报了大会结束时听到的干部们的反应，并提出下步实施调整时应该注意策略和方法方式，不要大范围地调整干部以确保干部和职工队伍稳定。尽管这样也难保干部队伍的稳定，管理关系调整以后，继而有张蜀宾等中层干部对刘某生回厂指手划脚不满而提出辞职。
几个月过后，即管理关系调整运动的当年9月12日下午，由某工集团王培等相关领导及某虹集团组织部一行在刘某生陪同下，前往红星公司宣布对总经理职位的调整：由某工集团内的756厂的尚某接替韩有权的总经理职务。韩有权在799厂的这段历程对于勤政务实，在某虹集团内有着良好声誉的他来说既是一段经受严峻考验的光辉经历，又是心中一个永远的痛，这对他本人来讲的确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
2010年7月，韩有权由吴学锋从某虹集团选拔派往799厂任总经理的。韩有权在红星公司工作期间，勤奋务实，自从接手刘某生丢下的一盘散沙及若干历史遗留问题后，团结经营管理团队，带领职工群众，苦干加巧干，企业起色不小。在吴学锋任董事长、韩有权任总经理时期，干部职工队伍基本稳定，政通人和，形成了较好的发展势头，韩有权任总经理当年实现销售收入2.44亿元，盈利800万元，职工年人均年收入2.7万元，取得了战略合作的初步成效。
2011年至2012年上半年期间，为了确保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理顺公司经济工作秩序和关系，韩有权拆巨资归还了原202厂拖欠宜宾市人社局职工保险金及职工集资款600余万元，原104厂欠职工集资购买机器设备款及欠社会保险金200余万元，原102厂欠职工出资购买机器设备款200余万元等，并解决了一大批历史遗留问题，由此企业当年出现了亏损。
而刘某生却把当年的亏损作为泄喷把柄，怂恿某工集团以“管理关系调整”为名又一次实施整人的丑恶勾当。不过，对于刘某生来讲完全达到了他预期的结果，他就是这样不择手段，用特具有的欺骗性的嘴脸和手段来实施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一事实完全背离了张某生当初在管理关系调整运动动员会上的诺言，而“健全领导班子，只是充实班子成员，不作大的调整”只不过是一个谎言而已。
管理关系调整运动以后，不仅对主要领导进行了调整撤换，也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汽车配件、机电元件、电子陶瓷三个事业部，只保留汽配部为事业部，其它两个单位改为制造部，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车间，管理权限更加高度集中。但是公司仍然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于是尚某取消了职工原来享有的许多福利待遇，比如：取消了部分岗位高温补贴、取消了部分岗位劳保津贴、停止发放工作服、取消干部职工体检或是推迟特殊工种职工体检、取消了党、团工作活动经费、取消了书报订阅经费等等，一年两度的春节、中秋节的职工慰问也推给工会由工会经费开支，以此来促成达到减亏目标。当然，从账面上看的确比同期相比略有减亏，但是职工群众怨声载道，苦不堪言。是啊，这些光鲜指标后面的代价是牺牲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福利待遇和切身利益而达到的啊。一年以后，职工群众在回顾所走过来的历程时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的尚某还不如韩有权呢。
管理关系调整运动的次年，部分干部职工对公司发展前景认识渺茫,纷纷离开公司，造成人才、骨干流失，某虹集团派驻红星公司的干部也陆续返回或辞职，两年来由某虹集团派驻公司工作的许健（人力资源部部长）、吴爱华（物料管理部部长）、陈长缨（资产财务部部长）、胡长平（营销中心总经理）、李锦松（副总工程师、技术中心主任）、谢方洪（物料管理部部长助理）以及同期引进的人才樊长江（陶瓷材料工程师）、郝从奎（新园区办公室主任）等先后离开公司，而从各大专院校引进的大中专学生更是像走马灯似的频繁离开。原下属的105厂厂长罗伟、202厂厂长邱建国、101厂厂长张蜀宾、110厂厂长黄灵等人也鉴于对刘某生的强烈不满或是不适应某虹集团这种集权管理模式而愤然辞职。
自从进入某虹集团后上级与下级之间，干部与职工之间的等级制十分明显，这就是某虹集团或是某工集团的所谓职工层级制。而在管理关系调整后这个等级制关系更加突出，加之尚某个人的特权思想特别严重，更加导致了上级与下级之间，干部与职工群众之间的关系紧张。尚某常言道：谁说不能有特权，领导就是应该有特权。他刚从某工集团下派到红星公司时，自带一辆挂军牌的轿车来公司，自认为很了不起，司机也开着军牌轿车招摇过市，结果把人给撞了被交通警察把军牌给收缴了，之后这辆车才没有再挂军牌了。而且，尚某每逢自己生日和来红星公司工作纪念日之时，都用公款宴请相关人员以示庆祝。
这所谓的层级制差别，就是把职工分成几种等级，生产一线工人称之为“操作职”，一般管理干部被称之为“专业职”，中层干部称之为“管理职”。管理部门之间又分为三六九等，与生产经营有直接联系的如生产、营销、财务、物资、质量、技术等部门为一大类，与生产经营有间接联系的如人事管理、行政管理等部门为一大类，与生产经营没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如党群部门、保卫部门等为另一大类。而各个部门类别之间的收入待遇是不相同的，与生产经营有直接联系的部门高于其它部门，以此类推与生产经营无直接或间接联系的部门是最低的。员工职别之间的收入待遇的差别也是比较大的，就连公司高管层领导因分管不同领域的工作的在收入待遇方面也是相差较大的，分管党群、保卫等部门的公司领导的工资收入甚至比不上与生产经营有直接联系的部门中层干部的收入，这种“层级制”的工资收入是保密的，况且是没有制度规定，甚至是由总经理一个人说了算数。这种“层级制”和收入待遇上的落差，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也渐渐地让企业失去凝聚力。
管理关系调整运动，虽说从形式上表露了对领导人事和组织机构方面进行调整、理顺，但是其实质是被某些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张某生或是某工集团的力量来排除异己的一场政治运动。直至现在，实践证明这次管理关系调整运动并非达到团结干部职工，理顺工作关系，促进经营管理上台阶的目的，也更没有达到完成战略规划和促进企业发展的宏伟目标，公司仍然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企业整体搬迁

按照宜宾市人民政府与某虹集团的战略合作协议，红星公司已经做发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新的工业园区已经基本落成，公司整体搬迁工作已经摆在了议事日程。
2013年12月24日上午，胡顺辉召开公司领导办公会议，列席的有人力资源管理部、党群保卫部领导，会上由胡顺辉宣读了宜宾市国资委对红星公司党委工作的意见。其实这是一个由某工集团早已经炮制好了的一个变换党委书记的文件，其主要精神是由胡顺辉担任红星公司党委书记，另外配套的还有某工集团关于由尚某担任董事长的文件。
此时的张某生和刘某生，眼看红星公司的生产经营形势，在他们的搅局下越来越差，于是见风驶舵撂挑子，甩下一副烂摊子，分别退出董事会和党委会。这次的会议，就是对董事会成员进行了调整：由尚某、胡顺辉、史强（某虹集团）、王海蓉、孙新松（某虹集团）组成董事会，这一次对经营机构的调整仍然没有设置职工董事，更没有设立监事会，很显然这是明摆着的事，仍然是因人设岗，不仅让董事会成员跛脚，而且没有依法完善地建立起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是一种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错误做法，也是一种失去制衡机制的带病公司运行体制。
2014年1月15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专题审议搬迁职工安置方案，由于职工群众提出的几个主要诉求至今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加之安置方案过于简单，人性化条款体现也不够充分，所以当进入表决程序时绝大数职工没有投赞成票，会议最终以同意25人，不同意70人，弃权3人（应到代表102人、实到代表98人）的表决结果否决了安置方案，会议只得进入休会程序。
休会期间，政府部门给予了高度关注，主动与公司协商具体办法，一方面是由临港区公安分局、维稳办公室牵头组织实施信访大调解启动工作，重点针对职工国企身份置换金，着手解决改制遗留问题，消除职工对改制遗留问题解决的顾虑，扫清影响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障碍。另一方面由临港区经贸科技局牵头，指导公司对安置方案进行修改，胡明镜局长分别于2014年4月23日、28日多次在临港区管委会九楼会议室，组织召开市级部门参加的现场审定会，依据政策法规指导公司对职工安置方案逐条逐句地对方案进行斟酌、修改，最终于形成既符合政策法规、结合当地企业情况和公司具体实际，又具有浓浓的人性化特点的安置方案。
时间进入到了5月，此时大调解工作（见文后注解）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明摆着是铁板钉钉铁定了的事情，基本可以说已经消除了职工群众对调解改制遗留问题存在的顾虑，职工群众的心气也顺畅了许多，但是许多职工仍然对兑现身份置换金心存疑虑。针对这样一种现状，公司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职工中利用各种形式开展全方位的引导、解释和说服工作。
公司领导按单位实行分片包干制开展疏导和动员工作，我具体分工对机电制造部开展群众性说服教育工作，我除了把分片包干的单位的职工代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做好外，还总牵头负责全公司的整个面上的维稳工作，我与我分管的党群保卫部的同志们一起把公司制定的整体搬迁职工安置方案、大调解工作、公司生产经营现状、公司整体搬迁的重要性紧迫性、公司的发展前景等各类情况制作成幻灯片，深入到各个单位组织职工代表和群众逐个地进行宣讲座谈，专题对职工安置方案给予了全面、深刻的解读。
不仅进行专题宣读，也利用大会小会及各种场合给大家讲道理摆事实，还分期分批组织职工代表和群众到新园区参观，用大量的活生生的事例教育大家、启发大家、动员大家，统一大家的认识和思想。这一工作有力地推进了整体搬迁工作的进程，加之，强有力的宣传教育，营造出了一股搬迁工作大势所趋的势不可挡的逼人气势，使之形成了搬迁的最佳时机。
2014年5月22日上午，为了把召开职代会做到万无一失，也为了落实4月28日在研究敲定公司搬迁职工安置方案协调会议上要求做好与职工群众宣传解释的精神，由我主持有国资委孔寿昌、人社局文科长、市总工会陈开金主任参加的与全体职工代表的两场座谈会，会上由以上政府部门领导分别向职工代表进行宣传解释，我也因势利导，再次对职工安置方案进行了全面解读宣讲，把代表的心气疏理的更加顺畅。
5月22日下午，由我主持组织召开红星公司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续会，再次审议公司整体搬迁安置方案，由于事先准备充分，加之大家看到了通过实施信访大调解方式将圆满地解决改制遗留问题的希望，职代会开的十分顺利，大会应到人数101人，实到94人，进行表决时最终以75票赞成，1票不同意，20票弃权而通过了整体搬迁职工安置方案，圆满完成了本次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任务。
5月23日，公司发文开始受理因企业搬迁而不愿意随迁，而符合搬迁安置方案规定范围内的职工的辞职申请，在发文之日起至6月22日止的60天里，共有640多名员工提出辞职申请，占到公司员工总数的35%左右，面对大量管理骨干、技术人才、熟练工人流失的严峻现实，公司总经理尚某此时有些惊慌失措，昔日态度十分强硬且缺少人性味的他，也不得不放下架子纷纷找人谈话做思想工作，并在大会小会及一些公开场合给人们许愿，夸大其词地说要给员工以加工资、封官位等承诺。同时也发动各级干部利用各种手段挽留身怀一技之长的骨干员工，让干部们给员工算账说什么：不走的人将会得到廉价住房或是增加工资或是担任什么职务等等。
就在员工纷纷提出辞职申请的高潮时段，公司专门召开会议分析情况，想要尽可能地挽留住员工，参加会议的各单位领导例举了许多造成员工流失的原因，但都没有说到点子上，我心里非常明白大家是不愿也不敢把问题说透。于是，我在大家发言过后，非常有针对性说明了造成员工流失的三个主要因素，我在讲这一席话时抢先给在座的尚某打招呼，让尚某不要生气。我讲的三个主要因素：一是员工对红星公司失去信任，没有看到光明前景，与某虹进行战略合作时大家满怀期望，抱有很高的期待值，五年了却没有任何起色，大家从希望到失望，最后只有绝望。二是感到收入太低，由于经济效益没有多大改善，员工收入变化不大，福利待遇比以前差了，尤其是近两年更是如此，所以企业凝聚力大幅度下降。三是对目前的管理模式比较抵触，尤其是管理层、专业职这个层面的干部比较抱怨，甚至不认同集权式的管理模式，而冗长的工作流程，繁琐的审批程序，低下的工作效率，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也是相当一部分中层领导干部和一大批工程技术骨干人员申请辞职的主要原因。当然问题归问题，但是我仍然从正面要求大家尽最大努力做好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流失给公司员工队伍带来的影响。
尽管这样已经下定决心执意要辞职的员工也是不会被挽留下来的，只有少部分员工在加工资和封官位的诱惑下，也从其它方面因素进行综合权衡后留了下来。截止6月22日止，在整个搬迁安置方案实施过程中，最终辞职离开公司的员工共计583人，占据了员工总数量的30%左右，中层干部和工程技术骨干人员大约占到辞职员工总数的10%左右。其中有质量部部长韦方明，党群保卫部部长邱春，技术中心副主任管建波，生产管理部副部长张胤贞，原102厂（金洋陶瓷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苟迎锋，财务部副部长黄宇红，汽配事业部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邓恒萍，机电制造部工会主席蔡茂，营销中心副总经理付军，营销中心片区负责人、原104厂副厂长刘云等一大批骨干人员在此次搬迁过程中辞职。由于员工流失太多，公司不得不在新工业园区驻地的宜宾县城及周边区域新招收310多名员工补充到各个岗位，以满足生产工作的需要，这样经过减员和新增人员，员工队伍从老厂区的1800多人降低至1200多人。
2014年6月10日，在职代会之后，公司正式启动了整体搬迁工作，这一天上午10时鞭炮齐鸣，由6辆大型卡车组成的搬迁车队，披红挂彩满载着机器设备缓缓驶出公司大门，开启了为期三个月的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新的工业园区彩旗飘扬，气球升空好一派喜气洋洋的热闹景象，大型车队经过一个小时的里程，浩浩荡荡地驶进新的工业园区。本来计划在以后为期的三个月内完成整体搬迁，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搬迁进行到第四个月也没有彻底完成，老厂区仍然有一很小部分作业现场在进行加工作业。在实施搬迁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新园区即开始了试生产，但是时至10月中旬，仍有部分生产线尤其是陶瓷制造部和机电制造部的部分生产线仍处于调整适应阶段，没有发挥原有的生产能力，10月份的前半月全公司产值仅完成300多万元，仅为以往一周的产量。
此次整体搬迁的新工业园区，建设项目位于宜宾向家坝工业集中区城北园（注：现今的宜宾市叙州区城北工业园），包含整体搬迁技改和国营第七九九厂“XXX”生产能力建设二个项目。根据总体规划设计方案，该项目占地面积200000㎡（300亩），一期总体规划有新建陶瓷厂房、汽配厂房、机电厂房、研发大楼、电镀厂房、废水处理及开闭所等，总建筑面积约80787㎡。同时新增生产、工艺以及测试等设备，需搬迁老厂区设备总数约1400台套，目前已搬迁至新园区1368台套，需新购置设备483台套，暂缓购置154台套，已签技术协议456台套（其中含暂缓设备有部分已签协议），已商务招标369台套（其中有部分招标后暂缓采购），已到货328台套，工业园建设项目已完成投资26900万元（数据截止至2014年10月10日发布的《红星工业园项目建设简报》）。
结 束 语

799厂虽然于2014年下半年完成了整体搬迁，厂区也焕然一新，但是在尚某来到799厂之后和搬迁之前，工厂向职工群众宣讲承诺的修建停车场（50多辆小车、200多辆摩托车、电瓶车）、给予上下班自驾车职工补贴、职工配套住宅及倒班宿舍等一系列事项被尚某全盘否定、推翻，所承诺的事情一件都未实现，对此职工非常不满，怨声不绝。不仅如此，更为卑鄙的是尚某对那些在企业整体搬迁过程中，做了大量艰苦卓越的宣传动员，花大力气做好职工群众思想说服工作，有力地保障了企业整体搬迁的只因与他有不同意见的有功人员，包括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替职工群众说话办事的时任公司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等公司高层管理人员，采取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极端手段进行排斥、打击和迫害。
尚某是带着有色眼镜来到799厂的，他根本不把799厂的干部职工当人看，完全按照个人主观意愿办事，专横跋扈。在面临企业整体搬迁的时刻，无视劳动法规，完全不顾及职工的切身利益，不听取职工群众的诉求和呼声，以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2013年2月5日，职工群众数百人上街堵塞宜宾长江大桥的恶性事件，此事件受到中央和省市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关注。
红星公司搬迁期间，某虹集团派往799厂的十多名各级干部和数十名799厂本土的中层干部、技术人才和六百余名骨干员工先后陆续离厂，致使企业出现人才奇缺，市场急剧流失的严峻现实。在公司搬迁至新的园区以后，由于生产经营形势不见好转，员工待遇达不到预期的期望值，员工流失现象如同以前。部分员工对企业失去信任和信心，而在领取不到经济补偿金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相继提出辞职。由某虹集团派驻红星公司的潘蓉（物流配送部副部长，主持工作），走上中层领导干部岗位仅半年时间的陶瓷制造部部长成彪等一批中层领导及骨干也先后辞职离厂。
2016年以后，公司副总经理夏玉斌、曾文彬，总经理助理杨品开、孙新松（某虹集团外派干部）等高层管理者，不堪受屈于尚某的一言堂管理恶习，也先后相继辞职或离厂。尚某没有就此认真反思自己，仍然一意孤行，主观武断地作决策，任人唯亲，排斥异已，继大批人才流失之后，尚某却把一些只是听话而毫无能力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致使生产工作无法正常推进，并擅自关闭部分下游配套厂家市场，致使生产经营出现严重下滑的局面，把799厂带入到了历史上最为艰难的困境。
799厂最为辉煌的时期，年销售收入已经达到2.5亿元，尚某自2012年9月11日来到799厂时，企业的上年销售收入仍然处于2.5亿元左右，从2015年开始，由于尚某不得人心造成大量人才流失，继而带来产品市场的大面积流失，年销售收入每况愈下，直至2017年年销售收入只完成1.14亿元左右，2018年年销售收入仍徘徊在1亿元左右。2019年，汽车配件市场遭受毁灭性萎缩，被迫全面关闭汽配生产线，整个汽配生产线员工面临下岗待业境遇，年销售收入下滑到几千万元。2020年年销售收入也仍在亿元徘徊，职工收入也是每况愈下，截止2020年底，职工人数从2014年6月搬迁时的1800余人锐减至400多人，如不是企业在搬迁时得到政府3.8亿元的搬迁补偿的话，企业真的是难以维持下去了，可以说这个时期的799厂是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衰败期。
战略合作十余年来，给人们划上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特大问号，是谁葬送了799厂改革转制带来的勃勃生机的大好局面，而让企业走向苦不堪言的深渊，历史和铁的事实已经证明了一切，广大职工群众的心里更是十分清楚明白。纵观某虹红星战略合作的全过程，所谓战略合作既是刘某生个人私欲膨胀作崇，从而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也是地方政府不从企业实际情况出发和极不负责任的产物，红星公司却是这场个人私欲膨胀和政府不负责任的战略合作的牺牲品。
（注解：文中所提及到的“大调解工作”，是指政府部门针对，红星公司职工群众为维护自身权益提出的上访诉求，而开展的一系列调解工作。续篇《大调解纪实》将还原历史真相。）

作者 江山
二0二一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