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游学杂忆

许晓鸣

童年游学杂忆

  

母亲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这不是人性意义上的泛泛而言，而是实际如此，因为她是我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

母亲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质疑了自己家庭被划为资本家的做法，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被撤销了中城一校的校长职务，成了一名普通老师，并从城里调到乡下。先在建设公社中心校，继而又被调到更为偏僻的和平公社，先后在吴家祠，和尚石，范家村，金鸡山等乡村小学教书长达十六年。

我4岁到7岁那几年，我一直跟随母亲在吴家祠小学。 那几年我和她朝夕相处。后来我二年级转进城里的小学，但时不时还去母亲教书的其它小学。记忆中的点点滴滴，都是温馨。

小小读书郎

在吴家祠小学当时还有另外两位老师带着孩子，都和我同龄，刚到时都是五岁左右，不到法定的入学年龄。张心明老师的儿子罗襄小我几个月，亢德珍老师的儿子刘超大我几个月。妈妈们每天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在校园里外玩耍，捉蜻蜓（我们叫马儿虰）喂蚂蚁，抓知了（我们叫吹谷虫）等等。 

学校进门右手边是厨房，有楼梯上二楼，是学校的图书馆。 因为不识字， 我们专择连环画看，老师说我们是看耍耍书。有的书的故事听大人讲过，如《水浒》、《西游记》，看不懂文字也能猜个大概。罗襄家里有留声机，他从川剧中听过《杨家将》的故事，有时会学一段。记得他唱过杨七郎的故事 “射了一百零单八箭，七十二箭透胸亡，你看他惨不惨伤”，听得我们眼泪汪汪，于是《杨家将》的连环画更是看得格外津津有味。

有时觉得无聊了，也坐在教室后面的门槛上听老师讲课，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后来妈妈们商量，一人一个小板凳，让我们坐在教室听低年级的课。一个多月下来，觉得效果还不错。于是他们向中心校领导申请，允许我们正式入学。我们当时不到六岁，而法定入学年龄是七岁。农村小学管理很松散，也就批准了。于是我们三个成了班上最小的学生，比其他同学小了一岁多。

成了读书郎之后，有时还享受做助教的殊荣。城里长大的孩子时常听普通话的广播，拼音学起来容易些。记得我们曾被指派去辅导一些同学学拼音。我们学会了乘法九九表之后，还被越级安排检查二年级学生背诵九九表。

因为读书比一般人早了一年多，从小学到初中，我们都是同级同学中年龄最小的，打架不占优势。记忆中这是当时让人沮丧的事情。

课堂在路上

吴家祠小学离城里的家十多里路，平时不能回去。学校每周上六天课。我们每周六下午回城，周一清晨回学校。十多里山路，大部分是田埂地坎的黄泥路。人们形容这种泥路“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 。久旱不雨，崎岖的黄泥路面坚硬不平，踩上去硌脚。下雨后路面很滑，容易跌跤。低洼处时不时有水牛踩出的很深的泥坑，我们叫“牛脚窩”，不慎踩入，淤泥淹至小腿。妈妈背着一周的生活用品，和学校的书本器材，连牵带拖地拉着我。我走路姿势容易带泥水，所以裤腿外面还得套一层油布缝的裤套。即使如此，有时到家仍然看到我背上都是泥迹。

十里山路往往要走一个多小时，但绝不枯燥。当时的吴家祠小学是准中心校，规模仅仅次于金鸡山小学，周围几个大队的高年级学生都在此上学。妈妈教书多年，学生遍布沿途的村落。 一路上妈妈会如数家珍，告诉我村落的地名，沿途人家的姓名，还有曾经发生的各种红白奇闻。为了打发时间，妈妈会讲很多家族和古宋城的老龙门阵，还教我背诵《百家姓》，《三字经》，二十四个节气，天干地支等等。走一路实际上也是学一路，并且是学到的是很多课堂上当时不教的东西。 

 

教室之外

每周都有一天下午老师们出去家访。妈妈有时也带上我。当地民风淳朴，即使当时的政策压制有知识的人，但乡民对老师仍然是尊重有加。母亲在吴家祠教了很多年的书，熟悉那里的每个家庭。老师们知书识礼，并且和村民没有利益冲突，所以经常被邀请去排解家庭纠纷，协调邻里争端。家访本来的目的是与家长交流学生校内校外的品行，但实际上家访很多时候都在听乡亲们讲自己的财米油盐，家长里短。我小时候对农村最直接的了解远远多于一般城里同学，也就是缘于这些旁听。 

学校近邻的几户人家，都和学校老师相处很好。那些家庭大一些的孩子，经常带我们一起下田抓黄鳝，上山采蘑菇。当地人的红白喜事，有时也会邀请学校老师参加。记得我曾随母亲参加过向阳二队李六孃和向阳三队一位姓梁的小伙子的婚礼。母亲作为嘉宾坐上席。我除了大吃大喝，还得了一个红包。

又逢清明，母亲去世已经两年了。回想起小时候能和她朝夕相处那么多年，真是福分。母亲对待孩子，是身教多于言传，感化胜于灌输。她温和，但不是那种婆婆妈妈的慈祥。她也管教孩子，但并不严厉。只要学期末我们的成绩单大致过得去，她甚至很少参加我们学校的家长会，也不会去检查我们的假期作业。 我们的成长过程基本上是自然而然，自由自在。她是我的启蒙老师，也是一生的老师。

2021年4月3日

注：国画《吴家祠印象》是钟承祥先生所绘。谢谢他的画作，为我们留存了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