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胞兄——聂叙伦及亲朋好友往事

严衷

　　初识聂老，那是1987年4月份的事。

笔者刚刚调入机关工作。

那时两个机关合署办公，两套人马一个班子，即两个机关的全部人员由一个领导班子及工作班子领导下，有分有合地开展工作。

　　刚迈进机关，对机关历史、事务两眼一抺黑，毫不知情，就要肩负写会史任务。

修史立志，百年工程。里头牵泛方方面面，对机关历史的成绩、外在的脸面以及将来的作用，还有历史事件的评价、著名人物的地位等等等等。绝对不能忽视，不可有半点差错。

　　史记笔法的“一字之褒贬、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道明写史之难，一字也不能出错。

　 编撰会史，机关老领导聂老便是笔者的直接领导。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许许多多细节如历历在目。

聂老虽高年，满头银发，仍面色红润，精力充沛，精神矍铄，走路快捷，思维敏捷。

为了让笔者迅速进入情况，掌握全盘，聂老多次交谈，把手头上的重要文件交给笔者学习，领会上级有关的指示精神。经过商量研究，决定由笔者先拉出会史草稿的纲要轮廓，再向里面填充具体内容。

　 笔者仔细学习“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史稿”、“中国共产党党史讲义”、“建国以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和邓力群有关的讲话等。

　　笔者确立了纲要的体例，取得聂老的同意，继续写下去。

　　4月到5月间，笔者埋头在大宗大宗泛黄的档案卷宗堆里，寻找有关的史料。费时一个多月，会史纲要写就并謄清后，他开始具体着手编撰会史草稿。

　　5月底，对笔者来说，正是编写会史简编最紧张的阶段。

　　这天，谈及会史写作之后，聂老很客气，请笔者吃过桥米线。坐在馆子里，俩人边吃边聊。

　　聂老兴致勃勃谈起他的宏图大业，要在大好的形势下，继续大力发展会计业余学校，创办外语学校和幼儿园。他自己也准备重操外语、会计教学旧业。

　　聂老的精神感染了笔者，心想这些老同志刚刚解放出来，仍心系国家、社会，“不用扬鞭自奋蹄”。

　　6月初，聂老与另一位领导找他谈话，谈及今后的安排，要笔者去会计业余学校工作。

　　是否老领导认为笔者对学校工作熟悉，出于从大局考虑，让笔者去业余学校干一番事业，当然这也正符合聂老的期望？

　　　出于对机关工作的全面考虑，笔者提出个两全其美的折中办法，请领导斟酌考虑，说道，一是希望机关要理顺学校与机关的关系，应有分管领导负责这方面的事情；二、自己的编制最好能保留在机关，以机关工作为主，在学校兼职，这样有利于学校的发展；三是自己有后顾之忧，难以立刻到学校任专职。

　　这样，既支持了领导的决定，又从搞好工作出发，提出合理化的建议，等候领导决策。

　　机关最高领导就此事作出裁决，笔者的工作还是应留在机关。

对聂老的赏识及美意，笔者一直留在心底。后来，更多地知晓聂老的情况，笔者由感恩升温为敬佩。

由此，利用各种时机，笔者加深了解聂老，从方方面面搜集资料，总想写点什么文字，弘扬聂氏家族的事迹。

我们尊称的聂老，姓名聂叙伦，是国歌作者聂耳的胞兄(三哥)。

与聂老更多的接触中，聂耳成长的诸基因及事迹逐渐更加清晰突现。

聂老在进入72岁时，回溯少年时代同胞手足朝夕相处的往事，整理长期保存的各种资料，写出7万字《少年时代的聂耳》一书。

1985年，聂老参加了《聂耳全集》的编辑工作，为全集的编纂提供了大量真实宝贵的资料，并参与审稿定稿，使全集当年正式出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聂耳的家乡玉溪及其早年活动的故地昆明、上海等地都塑了聂耳像，有的地方还成立以聂耳的名字命名的合唱团；每当举行揭幕、剪彩、演出等纪念活动时，都特邀聂老参加。聂老均不辞旅途劳累，欣然前往。

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是聂耳游泳遇难的“终焉之地”。藤泽市民怀着深厚情谊，在鹄沼海岸建立起聂耳纪念碑。以此机缘，藤泽与昆明结为友好城市。

1981年、1986年，先后在藤泽市举行友好城市签约仪式和聂耳纪念碑扩建公园的揭幕仪式，聂叙伦均以亲属的身份应邀参加，受到日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他们说:“见到您，像见到聂耳一样。”《聂耳的青少年时代》、《聂耳全集》(文字部分），也由日本人士用聂叙伦提供的样本译为日文。

1993年，在北京举行《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系列活动。已故聂耳创作的三个歌曲《码头工人歌》、《义勇军进行曲》和《毕业歌》被评选为20世纪经典音乐，是获奖者之一。

“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发来邀请信，邀请聂老作为胞弟聂耳的代表，到北京领奖和参加开幕式演出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举行的隆重颁奖仪式上，为获奖音乐家和已故音乐家的亲属颁发《荣誉证书》。

系列活动中，这些获奖歌曲的演唱，都激起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受到热烈的欢迎，彰显出其震撼的鼓动力与长久的生命力。

读着这些珍贵的资料，聂老与聂耳的世纪亲情，强烈地感染着笔者，出于对聂耳生平事迹的深入学习，同时亦对聂氏家族、特别是聂老亲朋好友的探索发掘，这必定会更加深刻地理解一位人民音乐家的成长轨迹及对世人的启示。

珍贵的资料拉开往事回忆之帷幔——

　　这就有必要首先全面地了解聂老。

聂叙伦，云南玉溪人，1909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27年在昆明市职业学校商科毕业，早年即是一位爱国主义者。

受其弟聂耳的影响，他积极与进步人士往来。

在抗战时期，他在缅甸任云南兴文银行仰光办事处经理时，便组织抢运经缅甸入滇的物资，支援抗战；1941年在仰光进步人士纪念鲁迅逝世大会上任大会主席；日本侵缅时，资助楚图南、李公朴等先生由缅返昆。

后调兴文银行桂林分行经理时，他曾参与解救叶挺的工作；并与聂耳的入党介绍人田汉一见如故；在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云集桂林时，他经济资助进步文化人士组织的宣传抗日的文艺活动。

楚图南生前题赠聂叙伦的条幅“为人民鞠躬尽瘁，对革命无限忠诚”，是对其一生最好的概括与评价。

与此同时， 在聂叙伦的亲属中，郑一斋是他的岳父。

据可查阅资料，有这样一则轶事，可表明两者间关系的亲密程度，对进步事业的高度认同感。这件事是，郑一斋“还曾写信给当时在仰光工作的门婿聂叙伦要他替李先生回国时安排好旅费。待李公朴先生回滇时，聂果然为他安排了交通工具，并助以旅费。”

　　郑一斋（1891年---1942年）云南玉溪人，祖籍南京应天府。他是位爱国的工商业者，昆明大商号——景明号的经理。他交友甚广，多系进步人士。

1913年，他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师范学校国文科学习中国文学和历史，毕业后因在校学习成绩优良，曾受聘昆明劝学所教书数年。此间，因为他已有5个孩子，仅靠教师微薄的收入，生活难以维持，就和老伴开了一家夫妻纸烟店，后经营发达，才辞去教师工作专心经商。后来，“景明号”还到上海设立办事处，成了昆明的大商号之一。

郑一斋为人很仗义疏财。他说：“我做生意完全是为了生活，不是为发财和享受。有了钱要会用，要用在社会福利事业上”。

在1936年时，救国会“七君子”（即沈钧儒、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章乃器和史良）突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了狱。

李公朴先生被捕后，他主办的“生活书店”陷于困境，在缺乏资金面临停业的旦夕，郑易里（郑一斋的胞弟）转请郑一斋出资一两千块大洋，将书店改组为“读书生活出版社”。该社得以重振旗鼓，由艾思奇管编务，黄洛峰任经理，郑易里主管财务。

“读书生活出版社”在宣传科学文化，宣扬马列主义，在国统区占领文化阵地起了积极作用。

特别是在平、津、沪、宁相继沦陷以后，全国文学、艺术、教育界人士纷纷来滇，在职业无着、国统区物价飞涨的情况下，云集昆明的许多人得到郑一斋的支助。

那时候，云南需要做上层统战工作，常由郑一斋出面、出钱，提供适当场所，由他设便宴招待。

郑一斋有两处住宅，一处是在城里北门街北仓坡一号，另一处是在大观楼附近。

北仓坡一号，这个地方，是隐蔽遇险同志的好处所。在旧社会黑暗统治的年月里，郑一离能把自己府邸提供革命同志避难，不怕牵连自己，这是难能可贵的。

早在1927年，云南反动当局捕捉地下党员最严重的时刻，郑一斋就有过帮助受追捕同志们的事：有一天晚上，有四、五个同志跑到他家隐藏起来。后来，郑一斋给他们换上老和尚的装束，才安全转移出了昆明。

1941年，“皖南事变”后，昆明的地下省工委根据上级指示，要疏散一批同志出国。那时候工作在蒋管区的地下党员工薪都不高，一时要筹集起出国的路费是很困难的。刘惠之〈易门县人，建国后任全国铁路水路运输专门检察院副检察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秘书长〉多年来一直做郑一斋的统战工作，彼此感情很深。郑一斋得知惠之要离开昆明，连忙送了旅费。这在当时要紧急疏散、经济上很困难时，这种无私的帮助是非常的难得。

关未然（黄河大合唱的作者，现任全国文协副主席），1942年从缅甸回到昆明后，一时找不到工作，生活困难，也得到郑一斋的周济。

1942年，许多革命同志都住过他家。对郑一斋来说，各种风险都存在，他乐观、热情地接待了这一批同志，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他的思想进步的境界了。后来得知，楚图南先生（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冯素陶先生，在战争后期在昆明成立民主同盟时，北仓坡一号也是民盟活动的场所 。

周培源(建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困难时也得到过郑一斋的帮助。建国后，他曾特去找到郑一斋的长子郑瑞之，问及家中有何困难，他愿帮助云云，这是感谢抗战期间郑老先生相助之恩。

郑易里是郑一斋的胞弟。

　　郑易里(左图），原名郑雨笙，1906年10月3日生于云南省玉溪县。郑一斋是他的二哥。　

“五四”运动以后 新文化运动在知识界的蓬勃开展以及书本所展示的 新天地，使年轻的郑易里更加感到封建宗法家庭的压抑和苦闷。7个弟兄中，只有郑易里一路读书。1924年他考入 北京大学农学院预科，并在同学 李鑫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员 王德三领导的进步团体新滇社，接受了革命思想。

　　在 北洋政府的统治下，大学常常停课，一些有进步思想的教授和学生都先后跑到了当时的革命高潮中心广州，而始终抱着“实业救国”思想的郑易里却在二哥郑一斋的资助下，1927年东渡日本，到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改名东京工业大学）学习纺织。

1928年济南惨案使郑易里实业救国的梦想破灭。他满腔悲愤回到祖国，在上海参加了反日大同盟，并于同年12月由李子白介绍在云南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8月，由于叛徒出卖，云南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郑易里辗转到了上海，并常与艾思奇以及黄洛峰、 聂耳等思想进步的青年聚会。当时，刚刚从封建愚昧文化的桎梏下冲杀出来的中国青年，对西方哲学思想充满了好奇和兴趣，都市里却横行着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冒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好友的聚谈中，郑易里萌发了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想法。20世纪30年代，他与好友一起翻译出版了《新哲学大纲》、《资本论》和《自然辩证法》等马列著作。

黄洛峰(右图），原名黄垲，云南鹤庆县人，1909年生，1927年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黄洛峰到易门等地开展党的工作，建立秘密党团组织，领导开展农民运动。1928年，他领导组建了安宁、易门、禄丰3县特委，并任特委书记。他曾任昆明市团委书记，领导昆明市的青年和学生运动。

1936年1月，他在艾思奇的帮助下，用黄洛峰的名字发表文章，并参与《读书生活》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

1937年1月，他与艾思奇、郑易里等一起创办了读书出版社，任总经理。在他主持下，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大量进步书籍，并有计划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在1938年由读书出版社出版。在武汉期间，他除了肩负读书出版社的工作外，还担负为党发行《群众》周刊的任务，并从事向延安输送革命干部的工作。

后来，黄洛峰到重庆。他是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即文委)书店组的成员，负责全民通讯社与南方局文化组的联络工作。他曾负责过与中共云南省工委的联络工作。

抗战胜利后，黄洛峰积极参加了重庆文化出版界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8年10月，根据党的指示，生活、新知、读书三家书店在香港正式成立三联书店总处，由黄洛峰任三联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主席。

通过与聂氏家族有密切关连的亲朋好友，我们可以透视更多聂耳成长的肥沃土壤，也可以更深地了解这位“国之歌者”的不朽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