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我生命中逝去的故人

大波士顿老谭

【1】我印象中的父亲

2017-04-05

刚刚进入4月，位于太平洋东岸的波士顿还是偶遇大雪纷飞的暴雪。尽管是大雪，但还是抗不住春天的气息，最终以软绵绵的细雨雪飘下人间。哦，农历的清明节到了！岁岁清明，今又淸明，清明时节雨纷纷。细雨纷飞，思绪纷飞，让我想起故去的亲人。父亲是去年6月走的，这就快到一年的忌日了。

父亲享年97岁，他生前是一个，平易近人，与事无争，平凡得不能再平凡，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老实人。但当翻开他的历史，竞会发现他轻年的时候却真的与众不同。

父亲一九一九年六月出生在四川(现重庆市)梁平的一个中农家庭。据说爷爷经营一个小客栈房。就是现在的家庭旅馆。谈不上富二代，但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并有机会读书。由于栈房经常来客人，小小的他常喜欢听大人讲故事。有些进步人士就常常给他灌输了不少"反动"思想。19岁的他毅然决定参加了中共川东地下党，曾任梁平县委书记。他的入党介绍人王敏，一个北东来的大个子，对他的帮助很大，也是常来的客户。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幸被捕牺牲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在那白色恐怖时期，随时随地都有掉脑袋的可能。当父亲最亲爱的母亲，我的奶奶过世时，国民党在他家附近布满了特务，而他只能在远处默默地为她送行。

曾经和红岩小说的英雄人物并肩战斗，为了新中国，为了自己的理想，他们那批人真的付出了许多，也许太多太多。

我在想父亲的一生，从小给我的印象就是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忍辱负重，沿着党的路线亦步亦趋。我还记得有一次那是在"文革"中，我在街上偶遇父亲，喊着"爸爸"上去招呼，竟把他吓得惊慌失措。那一刻的情景至今让我记忆犹新，而在当时却让我有些瞧不上他，甚至怀疑他是否真如红卫兵所说那样是一个国民党军官，特务。

记得读大学时，甚至出国后，每次回家，我们总是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争论不休。刚开始，他还是很强式，但渐渐被太多的事实，多比一的群攻。孤军奋战的他总是以沉默而抗之。

在美国生活几十年，特别看到今天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而美国的政坛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争吵不休。一个屁大的事情，一段不到几百公里的高铁，迟迟定不下，建不成。民生几十年并没改善，贫富差距越拡越大。这优越性从何而来，这美国梦从何而生。美国的制度也需要改革，国家也需要开放。

父亲他们那代人，以崇高的理想，人人平等的信念，推翻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特别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日新月异的变化，进入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平均工资也从80年代的80块钱，提升到8000元，整整翻了一百倍。希望将来的中国会越来越越好。如果父亲还在世，也一定会欣慰和高兴的。

至此清明节，不由得缅怀逝去的亲人。我在家里点上一柱香，希望我的怀念之情能够飘洋过海，让长眠在中国的父亲能够感知得到，我们永远怀念他，愿他在另一个世界不会孤单！也保佑我在世的母亲，愿她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我们尽量争取多回去看望她！

清明带来了新的生命，也带走了旧的生命。生死循环，新旧交替，原是万世不易的自然法则。生，带来的是喜悦，是欢乐，是希望和未来。死，带来的是悲痛，是忧伤，是思念和哀悼。但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清明节被称作鬼节，是人们纪念死者的节日，其渊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为酬谢患难忠臣介之推，放火烧山想逼隐居山中的介之推出来当官，共享荣华富贵。谁知介之推怀抱柳树宁愿被烧死也不出来当官。晋文公痛哭流涕，感佩其患难之情深，人格之高洁，遂封山建祠，折柳祭拜，就有了清明祭祀的习俗。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名句，给清明节涂上了一层忧伤凄惋的色彩。我的父亲走了，我在日本的岳母也在去年走了。近年来更是不断有亲朋好友辞世的恶耗传来，让我感伤不已。痛定思痛，深感人生如梦，世事无常。让我们活着的人珍惜生命吧！

【2】霸道的岳母大人

2017-04-04

第一次见到岳母大人还是和妻子"热"恋的时候。当时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说要见一面。我这人天南海北都闯来，什么世面未见过。看看未来的岳母大人有什么可怕的。集中优势兵力和时间，各各击破。易早不易晚。走，说走就走。从新宿转了几趟车，我被带进了东京附近一家不起眼的寿司店。刚一座下，寒暄几句，店员就端来了一大盘寿司。"吃吃，这是我常来的寿司店，这盘也是我喜欢的"。在她带了点霸气的盛情款待下，对寿司并不是非它莫属的我也觉这家店寿司的鱼片不错，鮭魚（三文魚）、鮪魚（金槍魚、吞拿魚）等，的量比一般的店多了三倍。

岳母出生在埼玉県的一个农村家里，家庭条件一般，文化程度也不高。后来嫁进了石井家，妻子的父亲-我的岳父。石井家在东京五反田有石井製作所，据说当时和在附近品川的索尼公司规模较同。经济条件很好，在东京市内有独立房，有车还养了马。在刚刚战后的日本当时，应该算是富裕家庭。

喜欢骑马的岳父

可是好景不长，岳父留下三个孩子不幸去世，当时我妻子才8岁，她2个弟弟，一个3岁另一个才1岁。
对岳母的打击可想而知。幸好有好心人的介绍，帮助文化不高的她找到一份在小学的事务公职 - 公务员。这一干就干到退休。

老婆常说我和她妈是同一时代的人。日本战后，民众在政府对生活必需品进行統制下的恐慌生活中长大的岳母，和粮票，油票，饭票，票票票，什么都要票的在新中国下成长，并还要当知青上山下乡的我，有点异曲同工。

和岳母接触多的还是女儿要出生，让她来美国照顾一下的时候。当时我们住在带有一个小院子的公寓的第一层。她一来就把房前屋后，里里外外收拾的干干净净，井井有条。连院子里晒尿布地方都设计出来了。有天下班后，回到家。楼上住的爱尔兰裔金发女郎-希拉也跑到我们家来"聊天"。"おばちゃん，おばちゃん"的叫。一句英文都不会的岳母居然和她还聊得来，而且成了无话不"说"的闺蜜。刚出生的女儿，时间倒着。白天睡觉，晚上闹。并且不抱不睡觉。岳母她就一晚一晚的抱着她睡。不到一个月，人都廋了圈。她喜欢穿大红大绿，记得有次外出旅游，应该是华盛顿吧。居然有一美国人还想要和她照张相。

自从那次来美国以后，十七年啦，她就再也没有来过。每次邀请她来，但都被"无情"的拒绝。终于甚至动用她的闺蜜希拉出山，才说服她让她再来美国，故地重游。可突然的不幸消息打断了这一切。癌症后期(stage-four cancer)。从发现到过世就三个月的时间。去年一月离开我们，享年78岁。据说在她走的前一晩还专门要了一份她常去的那个不起眼的寿司店的最喜欢的比任何寿司店都要大三倍的那一盘。

寿司呀，你是让我又恨又爱！

日本的祭祖节日跟中国不同，没有清明节。在日本，追祭祖先的节日是盂兰盆节。节日期间家家都设魂龛、点燃迎魂火和送魂火，祭奠祖先。现在一般在阳历的8月13日前后迎接祖先的灵魂，和活人一起生活4天，16日以送魂火的方式把祖先的灵魂送回阴间。虽然时期和形式不尽相同，但对亲人的怀念之情却是一样。

在中国清明节来临之际，不由得缅怀逝去的亲人们。我在家里点上一柱香，希望我的怀念之情能够飘洋过海，让长眠在日本的岳母，和在中国的我的父亲能够感知得到，我们永远怀念他们！我真心的希望亲人们在另一世界，没有国籍的区别，不用护照，签证，无痛苦的自由自在的来住交流，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不会孤单和寂寞。

【3】我的美国家庭

2019-06-08

美国的清明节(memorial day)刚过，偶然翻到二十多年前在华盛顿读书时和我的美国家庭的合照。从此让记忆的小船飞回到了90年代初的我。

注：右边是他们的宾大毕业，后MIT MBA毕业的优秀帅哥儿子，Peter 彼得，Margaret Bittinger 和她的丈夫Francis Bittinger 。 1990年3月，从日本九州大学毕业后，还没等到参加4月的毕业典礼，就只身一人横跨太平洋飞到美国，就读在华盛顿DC的一所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第二次留学。记得在当年的感恩节的前几天，偶尔看见了贴在学校的食堂墙上一小纸条，“邀请GWU的学生和美国家庭共度晚餐”。顺着纸条右角下方手写的电话号码，我毫不犹豫的拔通了电话。用我刚几个月的英语口语，蹩脚的自我介绍后，表达我很想参加他们的活动。一个美国妇人的声音回答我说，”welcome welcome”然后非常详细的，不厌其烦的告诉我座几号车，几分种后到什么站（每一个英语拼写spell)，然后转几号车，几分钟什么站下。走几分钟什么地址（又是每一个英语拼写）。我都开始怀疑我这几月的英语听力算是白练啦。还好，也许是她详细的不厌其烦的介绍，非常顺利并非常准时的（到美国后从来没有过的准时）到了小纸条上的地址在DC郊区的一家阔气的豪宅。开门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国妇人，非常热情的说“你就是Eugene吧（我的英文名)欢迎欢迎”。进门后，看见另一上了年纪的一男一女。男的在弾钢琴，女的手拿着酒杯在唱歌。唱歌的是这家房子的主人Barbara芭芭拉，后来玛格丽特告诉我，他们夫妇是犹太人，她老公是个大律师留下了一大笔遗产。男的是开门的老公Francis Bittinger，写纸条并为我开门的当然就是玛格丽特，比廷杰，Margaret Bittinger。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唱歌一边喝酒，很是开心。过了好一会，大家说去庭院看看。看到很多树叶落在地上，我就自告奋勇的主动的把庭院打扫干净。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邀请学生一是一起吃感恩节晚餐，另外顺便打扫庭院。现在我也学他们方法争取每年邀请一些学生（曾二次邀请女儿的卫斯理Wellesley的同学）一起吃感恩节晚餐，顺便将庭院的落叶打扫干净。

从那以后，我就常走玛格丽特在乔治敦Georgetown的家。（乔治敦是有名的富人区，周围有白宫、还有各国使馆，据说一不小心就和美国的政府高官，各国的外交官，众参议员，大法官做邻居）。也知道玛格丽特夫妇有俩个儿子，老大在加州，小儿子宾大毕业后在芝加哥工作。她老公有点老年痴呆，她本人眼晴不好，所以我每次去都会开他们的车带他们去商场买东西，周末也带他们去郊外游玩。所以华盛顿DC的郊外我基本都走遍了，像乔治华盛顿农场，Arlington公墓等等。

有一天，她说“你现在住的地方在唐人街，附近不是很安全”（我表哥在唐人街搞餐馆。去美国前就让他帮我租了一间房子)。她想帮我问问有没有她们朋友愿意租一间给我。几天过去后，她说很抱歉，实在是现在沒有。但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让我搬到他们在Georgetown的二卧室的小房子。住在客厅的沙发床。除了吃以外全部免费。对一个一穷二白一无所有的穷学生来说，无疑是天下掉了个大馅饼。我连半毫秒的犹豫都没有，马上当天就提着我唯一的两个皮箱，搬进他们家。从那以后，她每天教我英语发音和修改句子。记得当时在学托福和GRE，问她一些英语语法问题，可吃惊的是，她也不懂，并非常自责的说，“Eugene, 对不起，我只知道这是错的，但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明白原来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懂语法，语法都是那些“砖”家们编出来的。想想也是，我们从小讲中文，也不懂什么中文语法。现在听一些外国人讲中文，觉得怪怪的，但也说不出为什么错。用自己方式一解释反而把他们搞得更糊涂。

她也会做一手好菜。但天天吃西餐，有时候也想吃中国餐，所以偶尔一个人偷偷跑去中国餐馆。有时候我也炒几个菜，他们吃后，非常喜欢。我们天南海北什么都聊。她老公的父亲据说是MIT的高材生，一个成功的建筑师喜欢画。并有特权去白宫画油画。

当然我们聊得最多的还是家庭。她说她是苏格兰后裔，可能也是“五月花”号的后代。年轻时很想嫁给犹太人。她也很担心两个儿子的婚姻学习工作。我发觉天下父母心是一样的。在加州的老大是个金发碧眼的花花公子。不喜欢学习只知道玩。有一次她问他有没有女朋友？他说有啊！把照片寄过来？结果你知道吗？照片上的他有两个女孩子，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同时亲嘴。她气得说，要两个干嘛？一个就够了。 他们的比我小二岁小儿子，偶尔也会回来，我们经常一起去喝酒聊天看电影。尽管我己回到了日本工作但三年后，彼得去MIT读MBA之前和谈了十年的同窗要结婚，我专程从日本飞去参加他们在芝加哥的婚礼。 我因工作关系，日本公司调我来美国工作。每年都会去加入他们在cape cod的两三周的避暑。记得第一次从新泽西（我工作的地方），开车来新英格兰的时候，感觉好远好远。想不到，现在在麻州一住就是20多年。 尽管俩位老人已走了很久，但我对他们的怀念之情与日俱增。特别是看到现在种族歧视抬头的美国，更觉得当时的美国，美国人真地很伟大。每次去华盛顿，我都会去他们在Georgetown的公墓。

并在他们的墓碑放上一束花，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幸福快乐。

最近BLM（黑命贵）闹得沸沸扬扬，不是推翻各地的雕像，就是改名换姓。好像黑人的贫穷都是白人的错。其实美国白人并没有那么多歧视。至少比世界许多国家好。要不然占60%以上的白人的美国，奥巴马怎么可能当总统？

最近反仇恨亚裔活动也风起云涌。当然不排除个别对亚裔的歧视，特别是新冠非常时期，及小数有影响力的人的误导。但我认为任何地方任何国家都有歧视，在日本也有在中国更有。但相对来说美国比任何国家要包容得多。并且在法律层面，尽量保护少数族裔和弱体群体。

我相信，只要我们大家不断地努力，明天的美国会一定更好。



【4】热爱教育的外公

2021-03-28

我的外公，陈文宣，民国期间曾任忠县（现重庆市忠县）拔山镇第一镇长，乡长，乡镇长，也是一位热爱教育的教育家，1941年和马来西亚华侨沈芷人[注]先生在行知中学旧址兴办忠县私立大道中学，现重庆市忠县拔山重点高中。听母亲说她还是他们学校（当时叫大道中学）的第一届毕业生。

不仅热心办学搞教育，而且还是一位进步开明人士的我外公，在那白色恐怖的时期，曾多次帮助和解救川东地下党的同志。曾在忠县一带搞过地下工作的我的父亲，也回忆说，是有好几位同志被陈镇长帮助过。

该学校以我外公提倡的“以生为本”、“人人都是人才”的思想，“爱心育人，全员育人，榜样育人，环境育人”的教育理念。

树立“大道远行、天下为公”，体现德的作用，按照“讲责任、重操守、提素质、求完善、共成长”的整体要求，让学生在阳光下快乐求知、幸福成长。 我外公和我外婆共养育和教育了6个孩子。从前排左一，万县的大姨，忠县的二姨，广州的三姨和从后排左一广元的么舅和浙江嘉兴的大舅及前排右一的我的母亲。在当时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特别是在乡下农村。一般的女孩子是不会让接受教育。听母亲常说，有时候有些大富人家专程来质问我外公“为什么要将你的女儿们送去学校？”。男女同校，不伦不类，败坏风俗。但他总是顶着压力，秉承“以生为本”、“人人都是人才”的思想，“爱心育人，全员育人，榜样育人，环境育人”的教育理念，坚持让四个女儿去学校上学，接受了好的教育。因此，才留下了以老师，医生，护士为主的90%的都受过了大学教育，并遍布全国及全世界的子孙后代的大家庭。

据说那些专程来质问我外公的子女们，大家闺秀们。当土地改革，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前，由于没有上过学，没有文化，哪里都不能跑，哪里都不敢去，一直就呆在农村。在农村接受批斗，有的还被活活的打死。相反，上过师范学校的我母亲，当时还是小学老师的二十岁不到的她，励然决定带着干粮，披星戴月，那时还没有公路，一路全是崎岖的山道，大约100多里的山路，连夜从拔山燕塘湾走到忠县县城，然后第二天一早，乘木桅船（机动船船少，而且票贵，买不起），只身一人到重庆。最后考上了当时的军医专科学院。照片最左边就是我母亲，由于成绩好，听说她还是她们班的班长。

2015年9月，我们陈氏大家族从全国各地，四面八方汇聚在外公外婆和我们长辈曾生活奋斗过的地方。纪念和缅怀我们的最亲爱的外公外婆。

注：沈芷人

沈士麟，号芷人，又名士灵、士林，原籍重庆忠县，马来西亚爱国华商，曾被选入“时代百大人物”, 马来西亚华裔经济学家沈联涛的父亲。

1918年9月与邓小平同船赴法国留学，并与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人同窗，在法兰西和比利时八年，获一个博士两个硕士学位，回国后成为著名的实业家，解放前去了马来西亚

【5】外公的志同道合的挚友

2021-03-30

前言

沈芷人先生也是和我外公陈文宣联合创办了忠州大道中学（重庆市忠县拔山中学）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沈老绝对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富有创新的科学家，政治气候嗅觉敏锐的天才。

1948年，他既不是留在大陆，等着被打土豪分田地，也没去那弹丸之地，每天叫嚣叫喊反攻大陸的台湾，活受罪，而是远走马来西亚，成为了一位爱国海外华侨。

1975年，正是文革动乱的后期，改革开放的黎明，作为马来西亚的有名华侨富商，他又准备回国，赴京要和老同学邓小平晤面，当面向他提意见，投资大陆。天时地利人和占齐了。如果不去世的话，肯定会成为名人，对中国的建设和引进外资一定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最喜欢他的挣钱的三步曲：“开始时用血汗来找钱，然后用钱来找钱，最后用名誉来找钱。”

停留在血汗钱的，永远是穷人。

能用钱找钱的，一定是富人。

用名誉来找钱的，定会大富大贵。

蔡律 转载自 三峡国际 | 2011-10-30 21:34 

当我们遨游在信息时代，享受着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恩惠时，可能没有人会想到，70多年前的重庆，是连无线电台都没有的，那时拍发电报，要等积累到一定数量，再用木船装运到宜昌去“批发”。接收电报也是一样，外地的新闻要一个月后才能传到重庆。1927年，一个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青年科学家目睹这一情景，痛感内地与世隔绝不利于发展，于是创办了重庆第一个无线电台。这个青年科学家就是和邓小平同船去法国的重庆人沈芷人。后来，沈芷人又担任四川省第一家兵工厂的总工程师，成为四川军事工业的主要创始人。1948年，他远走海外，开发北婆罗洲被当地尊为“开发沙巴洲的巨人”。

1920年9月11日，在瑟瑟秋风中，一群来自内陆四川的年轻人提着行李慢慢登上了停泊在上海黄浦江边的法国“盎特莱蓬”号海轮，随着一声沉闷而悠长的汽笛响起，“盎特莱蓬”号轮吐着浓浓的黑烟缓缓驰出港口，开始了前往法兰西的漫漫海上之旅。

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在前往法国的四川青年中，有一个年仅15岁的小个子，后来成了中国扭转乾坤的巨人，他就是有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称的邓小平。

与邓小平同船的四川同乡中，有一位20岁的小伙子叫沈芷人(又名芷仁，字士灵、士林，笔名沈默士)，在来上海之前两人即已认识，漫长的海上之旅更加深了两人的相互了解，到达法国后两人同时入学，与先期到达法国的聂荣臻、李富春等成了同学。

半个世纪后，旅居马来西亚的沈芷人在写给他国内的儿子沈联森的信上回忆起了当年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同学，他说：“祖国建设，我每到香港都留心观察，有很多感想，深觉建国大问题是创造性问题，关于科技生产、国防兵工等，个人有些独见。明年回家到北京时，如能与老同学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等晤面，当试向他们提供一些意见。”

已是垂暮之年的沈芷人于1975年9月获准经香港回国，这时他已离开祖国25年了。他兴致勃勃地从马来西亚飞到香港等待入境。谁知到了预定入境的9月12日早上，当随行人员去叫他乘车前往罗湖桥时，却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莫名其妙地死去了。他在海外度过了漫长的25年却没能坚持过最后的几天。

沈芷人是四川省忠县花桥乡人(今属重庆市)，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九月二十日生，其父沈韶九与其叔沈修五兄弟二人都是清季举人，学养深湛，闻名遐迩。沈芷人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之家，从小便博览群书，胸怀大志。1914年，14岁的沈芷人跋涉150里崎岖山路，来到刚创办不久的“洋学堂”忠县县立中学(现忠州中学)第八班读书。由于受家庭人文思想影响甚深,中学毕业后，他立志去日本攻读法政。那是1918年秋天，他乘“蜀亨”号轮船东下。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现代意义上的轮船，在船上，他见到了令他惊奇万分的蒸汽动力机械，在机械控制下的航运竟是那么的灵活，那么的神速。接着他又在宜昌、汉口、上海见到了工商都市的发展，他顿悟到科技革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旧学已经远远落伍，不合新潮。当下他决心放弃法政改学科技，他在这一瞬间作出的决定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决定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此时他正好在报上知道了重庆已经开始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他便毅然返回重庆考入夫子池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次年毕业，他在众多同学中考取第一名，秋天，便告别家乡，踏上了前往法兰西的漫漫旅程。

从一个偏僻的峡里山村走进繁华的法兰西大都市，沈芷人一下睁大眼睛，他觉得两国之间的反差太大，当我国还在视新技术新文化为异端时，人家早已成功地进行了工业革命，科学和民主早已深入人心。在里昂大学，沈芷人选学了化工、机械两个专业，大学里良好的学术气氛使他如鱼得水，他夜以继日地学习，遨游于知识的海洋之中。那时和他同睡一个上下床的同学，便是后来成为中国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40年后，聂荣臻在垂暮之年回到四川，专程前往四川大学看望留法同学、著名教授彭用仪时，曾深情地回忆起沈芷人，他对彭用仪说：“老同学沈芷人是为四川做了些事情的。”这是后话接下不表。

后来沈芷人又赴比利时沙洛华大学，到1926年，他先后获得了机械博士学位、化工硕士学位和电机硕士学位，被聘为比利时化学学会会员。

家学渊源的影响加上欧洲文化的熏陶，使沈芷人学贯中西而通古今，他通晓汉、英、法、德、拉丁语等五种语言。在一次酒宴上，一个操英语的傲慢的法国博士用轻蔑的口气问他：“你是中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吗?”他立即用英语作出了回答。那位法国博士接着又用德语、法语、拉丁语向他提问，他对答如流，不让分寸。最后他用汉语反问：“你是一个有修养的法国先生吗?”那位先生张口结舌答不上来，十分狼狈。小时，就在即将跨进近在咫尺的祖国大门时，却猝死旅店，没能实现和亲人团圆、和留法同学重逢的愿望，他是带着太沉重的遗憾离开人世的。

沈芷人在电台工作时，每天清晨都看见刘湘和一个穿长衫的汉子到打枪坝操场检阅300多人的大刀队。刘湘手下的大员王亦告诉他，那个穿长衫的汉子是刘湘聘请的一位武功精深的剑客，正在奉命训练一支“无敌忠义营”，此“无敌忠义营”的士兵个个武艺高超，剑术了得，将为刘湘统一川政发挥重要作用。

沈芷人当即对王亦说，现在人类已经进入科学昌明时代，应该准备制造新式武器，何必训练大刀神兵？大刀岂是新式武器的对手！

王亦说，过去曾经聘请德国工程师研制武器，结果上当受骗，就没有再研制了。

沈芷人说，德国人并非人人都是武器专家，来中国漂流的德国人更不知道制造技术。错在自己选择人不当，而非事业之不宜。

王亦惊讶地问沈芷人，你能研制吗？

沈芷人说，如果有机会，应该是能够研制的。

两天后，刘湘手下的旅长蓝田玉突然来访沈芷人，自述工兵出身，对工业极感兴趣，往年曾经有加拿大短臂军官沙登来建议制造迫击炮，正欲研制时军事失败，沙登转赴东北成立沈阳兵工厂，研制遂止。欣闻沈先生能制造武器，故来请教。

沈芷人说，现在的武器即火器，火是化学能力，器为机械精巧。由机械控制化学爆炸，送射弹头至相当距离，起到杀伤破坏作用。只要能深明化学与机械，就能制造武器。

年轻的机械学博士和化工硕士沈芷人心里明白，只要给他一个机会，研制武器并不是不可能的。

蓝田玉对沈芷人的高论大为赞赏，表示愿意和沈芷人一起研制武器，共谋大业。

次日，蓝田玉邀沈芷人进餐，席间介绍认识了何肇中———也是一个有志于军事工业的知识分子,一起研究武器制造问题。大家皆一见如故，情投意合，在蓝田玉提议下，一起到通远门外的关帝庙前效桃园结义，用针刺各人指血三滴于酒杯，各饮一口，向神下拜，宣誓结为患难兄弟。

谁知蓝田玉向刘湘提出成立兵工厂的建议后，刘湘却以财政困难为由不批准。蓝田玉无计可施，其副官李翰臣献计：现在与刘湘说话最有效的人莫过于那位武艺精深的剑客，如能请其出面，可望成功。蓝田玉即前往拜见剑客，说明新武器的重要性。想不到剑客颇能接受新思想，支持研制新武器，同意去说服刘湘。果然，两天后，刘湘召见蓝田玉批准成立兵工厂———名曰武器修理所，聘请沈芷人担任工程师，这使得沈芷人在无意中成为了现代四川军事工业的主要创始人。

沈芷人在临江门外杨家花园附近租了一家停工的丝厂作为厂房，又租了25匹马力柴油引擎1部、车床8部、钻床1部，即开始了最早的工作。

刘湘非常关心新建的武器修理所，天天都到厂里来查看。一天，他对沈芷人说，听说欧洲大战时有一种秘密武器名叫掷弹枪，既可作步枪用，又可以抛掷手榴弹，这么好的武器我们如果能够研制就太好了。沈芷人随即开始了掷弹枪研究，当时既没有蓝图，又没有样本，全凭开动脑筋想象。在很短时间内，沈芷人即发明了掷弹枪，他用短步枪、枪头加一弹筒，用步枪去弹头之无烟药，即可射出弹筒内之手榴弹，最大射程达600米；用步枪的皮带刻画角度，以50米为起距，伸缩射程，实为山地步兵之优越武器。刘湘亲临试验，惊异不已，大喜过望。

随后，沈芷人进行了一系列创造性的生产，他改革了马克辛机枪，引进了轻机枪，为刘湘承担了军舰枪炮安装，引进飞机，并最早提出了在重庆建飞机制造厂的建议。为了引进新技术，他曾四次去欧洲考察，足迹遍及德、法、比、瑞等国。《机枪原理》一书，就是他在这一时期写成的，这是四川最早的兵器专著。

抗战开始后，刘湘出川抗战，死于武汉，武器修理所由国民政府接办，此时武器修理所经过近10年发展，已经有相当规模，当中央兵工署长俞大维———一个资深的弹道专家来到武器修理所视察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看上去并不怎么样的修理所，竟成批的生产着捷克式轻机枪，而兵工署在捷克本厂购回制作权后花了三年时间还迟迟未能生产出来。沈芷人对俞大维说：“我1933年去参观捷克本厂时就已窃查其机能回国仿造成功了。”俞大维兴奋地举着枪亲自到靶场上去作实弹试射，非常满意，当下订了2000挺，支援抗战前线。后来许多军队都来购买，武器修理所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1927年，沈芷人带着满脑袋的科学知识回到了祖国。在重庆，他从报纸上读到一条有关京沪的专电通讯，不禁大笑。原来那条通讯他一个月前就在上海见过了，而重庆一个月后还当成新闻在报道。一打听，才知道沿江的电杆早已破坏，电报局为维持门面，照常接受电报业务，等电报积累到一定数量后，再由木船运到宜昌转发。外地来电也是如法从宜昌用木船运来，时人讥之为“邮送电报”。所以，报纸上有关京沪的专电通讯已是一个月前的“新闻”，何足为奇。沈芷人深感巴蜀内地与世隔绝，仿佛化外之地，发展建设谈何容易。他当晚写成一文，建议在重庆成立无线电台，谓当今欧美已经发明短波无线电报，每台只费几千元，即可与数千里外联络，既神速又经济，如要建设发展重庆，非成立无线电台不可。

这篇文章次日发表在《大中华日报》上，随即被各报以新奇有趣转载，引起了驻重庆的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刘湘的注意。刘湘把当时只有27岁的沈芷人恭请到军部，请教有关无线电台的种种问题。沈芷人遂滔滔纵论天下科技大势，说上海法租界徐家汇电台之短波设备早与欧洲各地通电，据知中央也已经开始采用。刘军长军事机密甚多，更宜具备自己的无线电台。

刘湘听得神乎其神，非常兴奋，当即表态要办无线电台，坚邀沈芷人留在军部做事。就这样，沈芷人从海外购进设备，在当时重庆城的最高点打枪坝桂香阁建成了历史上第一个无线电台，并担任工程师。

电台建成后，沈芷人又向刘湘建议开办无线电报训练班，培养专业人才，由沈芷人讲课。后来，这些专业人才都为四川早期的无线电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刘湘不久就将流动电台增加到了30多个。无线电台的建成使用，无疑使重庆的科技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步，给重庆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方便，各商场纷纷来询委托代发通讯上海商号。沈芷人向刘湘建议照价收费，结果最多的一天就收了3000多元大洋。刘湘笑着说，不仅成本收回了，而且军商互利，功莫大焉。

刘湘去世时，沈芷人正在欧洲购买军火回国的路上。在欧洲，沈芷人与发明飞机布磁性水雷的专家共同拟定了一个计划，准备回国后在上海吴淞口及长江内河布雷，以抵御日寇，进一步言，还可以潜往日本，飞布水雷于日本军港等。在当时，这是最先进的军事技术。回国后，沈芷人到武汉面见保卫大武汉之总司令陈诚，陈述飞机布雷计划。谁知陈诚并不在意，只是一再询问四川军人之间的关系有无分化可能，沈芷人只得怏怏而返。不久，闻日寇沿长江长驱直入，中国军队在武汉一带用沉船沉石在江中阻挡日寇军舰，沈芷人不禁仰天长叹说，这种落后的防堵技术虚耗财力而无效果，简直是儿戏呀。他痛感失望，决计退出军政界，自己创办实业，这使他在偶然之间，又成了实业界的巨子。

沈芷人首先在重庆与蓝义宣合资开办了隆昌义大煤矿，接着又独资开办了重庆兴国实业公司，任总经理。公司下设炼油、机制砖瓦、造纸、机器、煤矿等七个企业，其中上清寺机器厂为国内第二家缝纫机厂(在此之前仅有外商胜家公司一家)，南岸致中和煤矿井下铺有纵深五公里的轻便轨道。他从荷兰引进良种奶牛，创办了向家坡模范农场，还创办了江津国华酒精厂，参与创建大华航空公司。为了进一步兴办实业，他独资买下了重庆大夏银行。

在实业上，沈芷人充分显示了他科技知识之外的另一种才能，迅速跻身于重庆实业界显赫人物之列。他的家资日益宏富，这时他想起了回报社会，他想起了家乡的子弟们是何等需要知识。当时那里方圆几十里只有一所行知中学，由于经费短缺已经难以为继，于是他在1941年捐银元数万元、租谷700石和当时的拔山镇镇长，热爱教育的教育家陈文宣先生一起使那所学校振兴起来。有人建议用他的字为学校命名为“士林中学”，他笑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叫大道中学吧。”这所中学遂名大道中学(即今天的巴蜀名校忠县拔山中学)。几十年来，这所中学为国家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在重庆，沈芷人又捐资助九三学社税西恒创办了重华学院（后改为财经学院，迁成都改为西南财大），并将向家坡自有的住宅和地皮捐出部分作校舍，任学院副董事长。

沈芷人乐善好施，任侠好义，饥荒时节，特派管事在忠县老家开仓济赈，家乡人至今犹称道不已。他看见一些有才华的青年无钱读书，先后出资帮助10多个青年出国留学。经他资助到日本士官学校的沈士宏后来成了少将，到美国加利福尼亚读化工的李存烈后来是重庆大学教授。在南岸，他关心公益事业，自己出钱修了一条公路，办了一家图书馆。抗战胜利后，沈芷人又在重庆创办了“为民国际贸易公司”和“三有轮船公司”，他的船队航行于渝沪之间和东南亚一带。

1948年，国内通货膨胀，经济举步维艰，沈芷人及时将轮船公司迁往香港，改名“亨达轮船公司”，从此他离开了祖国大陆，终生未能返回。

1951年，由于在香港受到排挤，沈芷人作出了他一生最大的选择，将他的实业迁到了远离大陆的马来西亚。在那里，他创办了沙巴洲“中国建设公司”、山打根市“正达建筑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那里的许多现代化建筑，都是他指挥设计建成的，当地的《华人日报》称他为“开发沙巴洲的巨人”。

沈芷人1948年去香港时，将部分儿女留在大陆。之后，世事变迁，天翻地覆，他和儿女失去了联系。20多年的每个日日夜夜，他都想念着自己的那些儿女，不知儿女的生死存亡。

1974年春一个晴朗的日子里，沈芷人和往常一样打开了香港《大公报》，忽然，一个熟悉的名字跳入他的眼帘———“沈联蒂”，沈联蒂是他中断了20多年联系的女儿呀。那天的《大公报》上发表了沈联蒂一篇数千字的长文《我为祖国献石油》(原文发表于《人民日报》，香港《大公报》系转载)。沈芷人开始还恐怕是与女儿同名的，再看下去，心都快要跳出来了，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父亲是刘湘兵工厂的总工程师》，这不是自己的女儿是谁!这也许就是沈芷人一生中最激动的一天了，他是流着泪颤抖着看完那篇文章的。20多年了，终于知道了女儿的下落，女儿这时已是大庆油田副指挥长、大庆油田科学院副院长，黑龙江省劳动模范，报上还登着女儿头戴矿工帽的照片呢。“我为祖国献石油”,多么豪迈呀!要知道，在中国，从60年代到70年代，大庆油田是一个多么辉煌的名字呀。

沈芷人马上飞往香港，直奔大公报社。在那里，他找到费彝民社长，进一步了解了祖国亲人的情况。他又见到了大陆出版的《人民画报》上面有女儿沈联蒂的大幅照片及介绍女儿的文章。在《大公报》的帮助下，他终于向祖国亲人寄出了20多年来的第一封信。沈芷人信中说：“联蒂女儿在大庆油田开发的努力表现，为祖国争光，真使我骄傲光荣。友人见报后均贺我的儿女多才，为中国争取能源，自后富强可期，你们为祖国建设努力，真使我安慰快乐，有千言万语说不完。”

这一年正好中国和马亚西亚建立了外交关系，这给沈芷人回祖国探亲带来了很多方便，他积极奔走，申办回国手续，他不断和国内的儿女通信。在谈到对祖国的思念时，他说：“祖国建设，我每到香港都留心观察，将来回国时，自可得实际参证。我几十年经历很多(除政治不愿参加外)，有很多感想，深觉建国大问题是创造性问题，关于科技生产、国防兵工等，个人有些独见，尚未整理出来，明年回家到北京时，如能与老同学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等晤面，当试向他们提供一些意见。”“祖国今年农产丰收，是大喜事，今年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均闹天灾水祸，各都市亦不景气。祖国一切平安即是福。”

1975年9月，沈芷人终于办好了一切手续，获准于9月12日经香港回国。他欣喜万分，通知国内的儿子沈联森赶到广东，以便从香港过境便马上见面。他想象着25年不见了，亲人团聚，真不知有多少话要说呀。他飞到香港，住在九龙丽东大厦等候入境，什么事都不办，他只是去街上买回几套中山服，回到宾馆便迫不及待地试穿起来，他知道那时祖国还是青一色的中山服，穿西装是不适合的。他一天也等不及了，巴不得一步跨进祖国的大门。可是，悲剧发生了，9月12日，他莫名其妙地死在床上，就在还差几个小时就要和离别25年的亲人相见的时候。

沈芷人的遗体被移入九龙殡仪馆，他的死讯登在香港各家报纸上，他在英国、新加坡等地的儿女火急飞赴香港为他办理丧事，香港的友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会场正中高悬“德高望重”四字，大公报李副社长为他致了悼词。

在广东南方大厦等待着迎接父亲的沈联森想不到他接来的竟是父亲的骨灰。9月22日，由沈芷人的姨姐全汝贞(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覃振之妻)将骨灰捧送到广州，沈联森肝胆欲碎，护送父亲骨灰回到重庆，安葬于南山之上。

【6】同宿舍的两个同学

2021-04-01

薛亮和袁斌是我同宿舍的同窗，自从82年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没再见过。那时的大学宿舍一共有6个人住在一起。薛亮和我住上铺，袁斌住在入门口的左下铺。由于是文革十年断层，改革开放后的第二届大学生（78级），大家都有着不同的经历，年龄也相差比较大。有应届毕业生，好象还有初中毕业生（15岁左右），也有结过婚的年长者。不过我们宿舍6人，差得不太多。薛亮和我应该同岁，可能也下过乡，当过知青。袁斌是应届生考入的，岁数比我小一点。大家学习都非常努力，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学习方法和习惯，大家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般下课后都是去图书馆，抢座位。但学校图书馆，只开放到晚上10:00。所以大家必须回到宿舍，每次回到宿舍都像一家人一样，很喜欢在一起天南海北，古今中外的聊天。

袁斌, 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个子不高，但看起来就是一非常的机灵，聪明的小伙子。年纪不大，但为人处事圆滑，很少和人发生争执。喜欢历史，从西周傳說中的夏朝到孔子所言的三皇五帝。对中国朝代顺序更是倒背如流“夏、商、周、秦、汉、…、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明、清”。薛亮，个头和我差不多1.70米，比较偏瘦。话不多，而且对自己的事谈得很少。但我很喜欢他的性格。“言语不多心自明”。他应该有一个姐姐也在我们大学读研究生。学习非常努力，甚至可以用“头悬梁 锥刺骨”来形容。经常是拿着电筒在被窝里通宵熬夜，复习功课，特别是在考试前。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对他特别管用。当时的人都比较单纯，四点一线的生活方式，往返于教室，食堂，图书馆和宿舍之间的大学生活。我们6人同宿舍，相安无事，相处得也很融洽。

一晃四年就过去了。那时的大学是国家统一分配。薛亮分配去了部队，袁斌到重庆设计院，我被流放“北上抗日”到北京。所以毕业后，大家就一直没有再见过面。直到上次大学同学聚会，才知道了关于同学们的一些音信。

薛亮毕业去了部队后，不久就走了。听同班同学宝成回忆说“大学时我和薛亮其实不算一个小圈子的，只是觉得薛亮是个慢性子，记得到二汽实习，每天早上宾馆集合上车，薛亮基本是最后一个到。毕业后一直没见过薛亮，但巧的是他分配到成都部队后，又二次分到德阳二重军代处，具体是到二重炮厂，而我高中的班长，从重大考到上海工大，毕业后也分配到德阳二重炮厂，当时都住厂里集体宿舍，居然和薛亮一间宿舍，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记得薛亮很喜欢游泳，我班长也是，两人经常下班后一起去东山游泳，有次薛亮还救起一位酒后下水差点淹死的人，后来部队下了禁令，不许私自下水，两人才不再去了”。“薛亮生病最初表现是人体无力，上楼气虚。后住新都一军医院发现心胞积液。再后来通过部队内部运作, 转院至成都陆军总院治疗直至去世。陆军总院确认是血液方面的问题，癌症的证据又不是那么确定但临表现又是癌症”。“当时薛亮已经是少校军衔”。而袁斌有人告诉我也是得了癌症，同学聚会前，我专门从美国给他打过电话，从声里面听得出来，他比较悲观。最后说到“我们能同学同宿舍也是一缘分”。当我回到重庆和同学聚会前，他就已经走了。很不幸，也没能见到最后一面。

每逢清明思故人，怀念已故的同学。薛亮和袁斌，感谢我们有缘能同窗同学同宿舍。望你们在天堂，没有痛苦没有寂寞，一切都好。

和薛亮（右）在大学图书馆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