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神道碑》为何又叫“杏花碑”？

郑州张世科

　　位于山西夏县水头镇峨嵋岭上的司马温公祠，本是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的祖祠。由于司马光本人归葬于此，从而有了特别的意义。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涑水人，世称涑水先生。宋宝元元年中进士，时年二十岁，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元佑元年（1086）九月卒于相位，享年68岁。赐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元佑三年正月，宋以国葬大礼将其安葬于祖茔。生平著有《资治通鉴》《涑水纪闻》等。据史书记载，司马光自幼聪明过人，学识超群。其博学来自多个方面，一方面他本人好学强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也着意培养。由于司马光既诚实聪明，又十分懂事，深得其父的喜爱。每逢出游或和同僚密友交谈，其父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司马光作为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为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君王，具有恭敬、节俭、正直，温良谦恭、刚正不阿的优秀品质。在洛阳时，他每次到夏县扫墓，经过其兄长司马旦家时，都要亲自看望兄长。司马光为人至诚。曾自负地说：我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正是因为其诚心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相信他，敬重他。以至于陕西东部及河南洛阳一带的人，多以他为榜样。如果有人做了错事，就会说：“司马君莫非不知道吗？”据史书记载，司马光对财物和享受都看得很淡，对学问却精益求精。为官后，一直坚持普通衣服、粗茶淡饭，这种习惯直至到死。惟独不喜欢佛教及道教。在他看来：“佛道的微言大义不能够超过我的书，其中的荒诞我更不相信。”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司马光却极不称职的。治国理政业绩乏善可陈不说，还被后人认定为中国古代士大夫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

　　宋神宗死后， 宣仁太后掌权，遂将朝权交到司马光等保守派手中。在其执政期间，司马光尽管认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胜于旧者存之”，但却因陷于“党争”，为泄私愤，掌权后“不择优劣尽罢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致使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其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王安石变法”积聚起来的巨额钱财，也在司马光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对变法派进行不遗余力地打击。比如，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提出过异议，司马光竟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其被迫赋闲。蔡确因写了《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被司马光贬死于新州。对西夏，则继承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于一时。在北宋国事日煎之际，不仅不能提出有效的治国方略，而且迂腐的坚持所谓宗法及伦理纲纪。从而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元祐二年(1086)，68岁的司马光溘然长逝。恶耗传来，京师百官无不流涕痛哭。主政的高太后念及司马光生前为政刚直无私，不仅带着年纪尚幼的宋哲宗亲临其丧，追封司马光为温国公，谥号“文正”。并下旨由翰林学士苏轼为司马光撰写碑文，详述司马光一生的功绩；由宋哲宗亲自题写了碑额“忠清粹德之碑”，矗立在司马光的墓前。

　　那么，司马光的“神道碑”，为何又叫“杏花碑”呢？

原来，高太后去世，司马光的生前政敌章惇上台后，便实施报复，开始尽黜“元祐”老臣。到了绍圣元年(1094)，御史周秩首先发难于司马光，章惇等也乘机而起，大肆诋毁司马光。宋哲宗听信馋言，命令将他所定、所题，苏轼撰文并书丹的“忠清粹德之碑”碎为四段，碑文上字也被凿毁，深埋地下。因碑额御篆，碑座甚巨而幸存。司马光的墓地顿时成为一片废墟，凄凉无限。

日月如梭，转眼已是金皇统八年(1148)。一天，新任夏县县令王庭直探幽访胜，慕名前来拜谒司马温公祠，见废墟处长出一棵杏花树，高有丈余，树干如伞，枝繁叶茂，实为奇观。联想前事，他决定找人先挖掉这棵杏花树，看看下面究竟有些什么东西，果然在深土之中挖出四块断碑，一看正是多年失落的“忠清粹德碑”，但碑上的文字迹已模糊不清。王县令轻轻扫掉残碑的土垢，抚摸着块块残碑，无限感慨而又悲伤。他暗想道：“若不将此碑文重刊于世，石碑再立起来，怎能告慰司马温公在天之灵，安抚百姓崇敬之心？”于是，他派手下差役四处查访，终于在司马光的曾侄孙司马作和司马通家里获得原碑拓片。随后，王县令又命寺里的住持法红率众僧四方募捐化缘，遍访名工巧匠刊摹。在众僧和司马族人的积极努力下，由司马光亲侄孙协充任监刻，终于将原碑拓片分别刻于整理过的四块碑之上。并加刻了一通“注释碑”。僧人园珍又慷慨解囊，拿出自己的私钱，修建了一座碑堂，将摹刻的“忠清粹德碑”镶嵌于堂内壁间。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段不寻常的来历，便给此碑取了个雅名即“杏花碑”，一直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