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军史中的贵州人（上篇）

汪洋卫士

2009年9月，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所、中央党史研究所、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评选活动中，王若飞、邓恩铭、周逸群、旷继勋4个贵州人当选。位于各省域前列。

1955年9月，中央军委首次授予的1052名开国将军中，贵州籍的仅有2人，上将杨至诚和少将陈沂，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中位居倒数第二，仅仅高于宁夏。有熟悉党史军史的人士找出了1个少将贾若愚，父亲为四川合江人，母亲为贵州赤水人，合江离贵州只隔一条赤水河，一直在贵州赤水读书，在贵州入党，后又在黔军中从事兵运工作，怎么说也算半个贵州人吧？故民间有2.5名贵州籍开国将军之说。

一个人是哪里人，他生在哪里，死在哪里，都不重要。主要是看他在哪里度过的童年时代受到的启蒙，在哪里度过的少年时代受到初级教育，这最重要。因为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在哪里，说明那里的水土养育了他，那里的乡情乡俗浸润了他，他的骨子里就会烙上了那个地方的印记。

贵州历来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文钱”之说。在中国不能算是人杰地灵之地。在早期的共运史中，贵州省属于革命星火贫瘠之地，直到1934年才成立第一个党支部和工委，党员就十几个。红军长征时，一、二方面军先后经过贵州，其中，一方面军在贵州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不仅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还得到了充足物资补充和难得的喘息机会；二方面军还在毕节地区建立过根据地，扩充兵员达5000余人。只是这5000余人的贵州兵，因为各种原因，先后离队，真正坚持到最后的又都史记不详，最终没有脱颖而出的人物，没有像江西、湖南、湖北等根据地入伍的士兵那样,形成一个为数众多的将军群体。

尽管，贵州省的革命星火一直没有形成燎原之势，也没有建立过像样的革命根据地。尽管，贵州省一直都不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和热点。

但是，有一批在外省漂泊打拼的贵州人却在各个时期的党史军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贵州也正因为养育了这样一批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一点都不少。

首先推出王若飞、邓恩铭、周逸群、周达文、旷继勋、杨至诚、龙大道、黄超8名在早期党史和军史中占有一席之地贵州人。

此8人均为大革命时期入党。

王若飞，1896年出生。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同赵世炎、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期革命经历和江苏人周恩来类似。

邓恩铭，1901年出生，水族。1918年进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1920年同王尽美共同组织进步团体“励新学会”、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并于当年7月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其他12名代表共同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经历和湖南人毛泽东类似。

周逸群，1896年出生。1919年赴日本留学，1923年回国，与恽代英、肖楚女等一起以笔作武器，办刊物、写文章，宣传革命思想。1924年入黄埔军校，同年11月入党，担任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宣传委员，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做青年军人革命工作，显示出卓越的组织和宣传能力，被称为“黄埔岛上的一颗新星”。早期革命经历和四川人陈毅相似。

周达文，1903年出生。1920年进入北大预科班，1921年考入北京俄文学校，加入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1923年入党。先后担任青年团北京局委书记、北京学生会执委会委员、全国学联主席和党团书记。是中国早期学运和青运的代表和领导者。早期革命经历和山西人高君宇类似。

旷继勋，1895年出生。早年加入川军，投身民主革命，1925年任川军团长，1926年底入党，1928年冬任川军第7混成旅旅长。1929年6月，率全旅官兵于蓬溪起义，创建四川省第一个苏维埃红色政府，任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总指挥。早期革命经历和湖南人彭德怀比较类似。

杨至诚，1903年出生，侗族。1919年在贵州甲种农业学校学习期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3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经周逸群介绍加入中共青年团，1927年3月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时职务是连长。早期革命经历和湖北人林彪比较相似。

龙大道，1901年出生，父亲是苗族，母亲是侗族。1918年到武汉中华大学附中读书。1922年考入上海大学，接受邓中夏、瞿秋白等人的革命教育。1923年入党。1924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任沪西曹家渡部委书记，在上海的工厂车间里做发动工人工作。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领袖。早期革命经历和湖北人林育南相似。

黄超，1906年出生。青少年时期思想追求进步，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五卅运动，1925年入党，隶属在上海中共杨树浦支部，组织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被组织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工作。早期革命经历和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相似。

此8人均为我党早期的领导人或为红军高级将领。

王若飞先后担任中共北方局巡视员，豫陕区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西北特委特派员，两次赴苏联学习，一次被捕，在近六年的铁窗生活中，坚贞不屈。1937年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华中工委秘书长，八路军副参谋长，1940年起历任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抗战胜利后，赴西安、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任南方局工委书记，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作为中共代表，随同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

邓恩铭1921年建立了中共中央直属的山东区支部，任支部委员，负责组织、宣传和工运工作。1922年以中共代表身份赴莫斯科开会，受到列宁的接见，是我党仅有的几个见到列宁的同志。1923年底创建青岛第一个党支部，并当任书记。领导了青岛市工人大罢工。1925年任山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年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到毛泽东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邓恩铭和山东党组织扎实的工作，为我党在山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抗战时期，当罗荣桓率领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很快站住了脚，山东根据地也迅速成为我党重要的战略枢纽。

周逸群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协助刘伯承、贺龙制定起义作战计划。是贺龙同志的入党介绍人。1928年，受派到湘鄂边工作，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先后领导发动了荆江年关暴动、湘鄂边起义，任红六军政委、红二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湘鄂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湘鄂西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人，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其军政兼备的特点和与贺龙亲密的私人关系，是湘鄂西根据地早期蓬勃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

周达文1924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学习结束留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工作，后又奉命返回上海，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处工作。1925年，率领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等100多人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调到列宁学院任中国部主任、党支部书记，主管中国留学生事宜。是中国留苏学生的领导人，在党内，以扎实的俄文功底、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对中国革命、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研究见长。

旷继勋模糊的照片

旷继勋1929年领导蓬溪起义失败后，被派到上海，在中央特科工作，参与了执行除掉党内大叛徒白鑫等活动。1930年被派到洪湖根据地，任红六军军长，1931年被派到鄂豫皖根据地，历任红四军军长、红二十五军军长、鄂豫皖中央分局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先后参与两个重要根据地红军的创建，并担任重要军事领导人，这在红军高级将领中是不多见的。

杨至诚在井冈山当连长时，因作战勇敢，先后4次受重伤，以至于不能再带队作战，调任后勤工作，先后担任红军总兵站站长、军委总供给部部长。整顿红军军工企业，创建红军后方基地，为保卫中央苏区做出贡献，长征途中，沿途广泛筹措粮食、物资，被称为红军大管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期，一直担任后勤保障工作，是我军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和重要领导人。

龙大道1926年调任上海总工会组织部干事。作为上海总工会四人主席团之一参与发起和组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四一二”政变后，调到湖北省总工会工作,任湖北省委候补委员。1928年任浙江省委工人部部长、常务委员、代理书记。后又去安徽领导工人运动。1930年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任主席兼中共党团书记。长期在城市中从事工人运动，是著名工运领导人。

黄超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是政治与国际军事，1930年毕业回国，先是在广东省委组织部秘书，后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不久，担任张国焘的秘书。此后，仕途一帆顺风，先后担任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红二十五军、红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工委委员，红军时期的军级干部应该算是高级将领。

此8人除了杨至诚将军九死一生有幸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并因自己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于1955年被授予上将外，其余7人均在解放前牺牲，他们没有看到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事业的最终胜利。有的人甚至在很长时期没有享受到作为革命先驱者应该得到荣誉和尊重。

龙大道于1927年在组织汉阳工人罢工时被捕，后成功越狱。1931年1月由于叛徒出卖，在上海参加党的会议时第二次被捕，面对各种酷刑，坚强不屈。1931年2月7日深夜，龙大道、林育南、何孟雄等24人被集体枪杀，这就是党史中著名的龙华24烈士。牺牲的这些人，都是当时党内的高级领导和各条战线上的领军人物。这一天是我党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也是白色恐怖时期我党损失最为惨痛一次。假若不死，建国后当个主管工业的部长绰绰有余。

邓恩铭两次入狱，坚贞不屈，受尽折磨。1929年1月因叛徒出卖第二次被捕，在狱中组织两次越狱，均因体弱多病，行动不便未成，1931年4月在济南英勇就义。假若不死，以山东党对中国革命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中共一大代表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和毛泽东很好的私人关系，建国后党内地位一定会很高。

周逸群据说是因为得罪了中央派往湘鄂西的特派员夏曦，1931年5月，被夏曦这个中共党史中最臭名昭著的刽子手设计在湖南岳阳遭国民党伏击不幸牺牲。假若不死，以其过人的组织宣传才能和军事素养，以及在湘鄂西红军即后来的红二方面军中的创建人的身份和独当一面的能力，后期在党史和军史中的地位应该类似于邓小平和陈毅。

旷继勋是因为与曾中生等人联合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斗争，1933年6月，在肃反中被张国焘这个中共党史中最为心胸狭隘的阴谋家设计诬陷杀害于四川通江。1937年才被恢复名誉。毛泽东曾指出：“旷继勋是好同志，被张国焘错误迫害，应做烈士待遇”。这种死法，和许继慎、段德昌、李明瑞、季振同等人相似，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来自旧军队中的军官，性格耿直，宁折不弯。政治上不是很成熟，若是还和自己的顶头上司顶牛、耍脾气，下场必然很惨。假若不死，军中地位应该不会低于张云逸大将。

黄超作为红五军军政委身份随西路军艰苦转战至新疆后，1938年初，被当时王明这个中共党史中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以“托派”罪名在乌鲁木齐逮捕杀害。因为是张国焘的亲信，一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被平反昭雪。假若不死，及时回延安承认错误，获得中央原谅，如果一直留在军中，55年应该至少是个中将，如果离开部队，应该和那些曾经犯过错误的人一样，担任一些不甚重要的职务，但至少应该是享受省部级待遇。

周达文在苏联与王明宗派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王明为了剪除异己，采取卑劣手段，多次诬陷迫害他。1938年4月，被以“托派”的罪名处死。1957年，苏联最高法院为他平反。1986年，在胡锦涛任贵州省委书记期间，中组部正式为这位因为坚持真理而冤死异乡的贵州籍重要党史人物恢复名誉，随后又在他的家乡建立纪念馆。假若不死，以其和王明势不两立的关系，回到国内，应该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党内地位应该类似于王稼祥，担任驻苏大使应为首选。

王若飞早期很幸运，入狱6年，历经艰辛不死。没想到正当其在党内地位如日中天时，却死在1946年4月8日的一次离奇的空难上，同机13人全部遇难。周恩来至死都认为这是一次暗杀。正是这次空难，使我党失去了一位曾经的一把手秦邦宪、我军一位日后的元帅叶挺、建国后首位外交部部长王若飞和公安部部长邓发。以王若飞早年游历各国、后期周旋于国内各党派之间协调谈判的能力，及“党内第一铁嘴”的名号，建国后应该是外交部部长不二的人选。周恩来得知王若飞遇难后悲痛的说：“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一种力量、一种鼓励。失掉了一个助手。

在早期党史和军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8名贵州人民的优秀儿子，有7位就这么过早地离开了他们的舞台，看看他们的成长历程和革命经历，不仅个个有胆有识、才华出众，而且个个性情耿直、坚贞不屈。他们或壮烈牺牲或含冤去世，不仅是我党我军的巨大损失，而且是中国革命的巨大损失，实在很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