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礼堂记忆

生才有道

　　紧邻总场办公大楼西北侧310°处有一栋会议室，查《中洲垸农场志》，没有关于它的建设时间记载。据老人们说，会议室始建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应该有近60年历史了吧！

会议室是砖木结构、红瓦平房，建筑面积360平方米，有三四百人的站位。会议室一端有一个主席台，两边各有三级台阶走上去。主席台下横放着许多成排的树木，供参会人员就座。后来维修，用砖砌水泥条凳代替了一排排树木；再后来，会议室打了吊顶，主席台降低为一步就可直接登上去。室内装了音响，水泥凳子变成了座椅；室外加了一米多宽的走廊，走廊由6根红白相间的钢筋水泥柱子支撑起一个平顶，既为美观、又便于屋檐雨水通过平顶从空心柱子中排出。维修改造后的会议室总算有些看头了，场领导李生权说：得给会议室起一个名字。于是场办公室找到自由职业者孙青云，用毛笔写了“中洲小禮堂”五个大字，用泡沫板加塑割字，粘贴在会议室正面外墙中央。从此，“小礼堂”的名称就这样叫开了。十几年后，投影仪、电子显示屏也住进了会议室。

关于“小礼堂”的记忆是深刻而又温馨的。

1972年，我在红卫学校读小学四年级。那时，学校时兴上演京剧。我们学校初中可以演完《红灯记》全本11场，小学只演第一场“接应交通员”到第六场“赴宴斗鸠山”。第四场是“王连举叛变”。我演王连举，我二弟演日本宪兵队的小伍长。那天晚上，我们到“小礼堂”汇演。第四场，宪兵队长为王连举亲授三级勋章以诱降。王连举受宠若惊，正在庆幸自己没被怀疑，不料宪兵队长忽然说他是诈降，逼他供出交通员和密电码，并命令现场小伍长和两名宪兵将王连举拖下去“清醒清醒”。我左手受伤，吊着绷带，高喊：“队长阁下，我冤枉、我冤枉啊！”这时，饰演小伍长的我二弟可能想到从小没有少受我的欺负，于是，在我被拖下场时加了一句台词：“打！给我狠狠地打。”一时间，台词成为学校流行的笑谈，也成了我儿时难忘的回忆。

1975年春夏之交，我在立新学校读初中一年级。作为学生代表之一，我有幸参加了总场组织的革命传统教育报告会。作报告的是特级英雄黄继光生前的一三五团六连连长万福来。那天报告讲了两场。我们参加的是下午一场。天气比较闷热。吃过午饭，我们早早地赶到场部“小礼堂”。只见“小礼堂”门口有人把守，礼堂内已站满了人，连窗台上都有不少人趴着。我们被批准挤了进去。大约下午两点钟，万连长来了。他给我们讲的是上甘岭的战斗故事，着重讲的是黄继光如何跟他争抢任务，如何机智勇敢地完成任务，如何流尽最后一滴血、用尽最后一口气扑向敌人的机枪口。我听得热血沸腾，有的同学泪水模糊了双眼。

随后不久，总场政治处在“小礼堂”召开了一次“学雷锋积极分子表彰大会”，我又作为立新学校的表彰对象参加了大会并在主席台作了典型发言。我讲述的是自己如何爱护公物的事迹。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身为班干中的生活委员，我独自一人赶到学校，将我们班级和其他年级没有挂上风钩的玻璃窗扇全部关上，有的还用砖头堵住，最后衣服淋湿，患了感冒。这件事被刚刚参加工作的张孝元老师得知，推荐给学校领导上报总场。发言完后，我突然转身，向主席台敬了一个军礼。坐在主席台上的宋醒吾同志站起来带头鼓掌，我又转向观众再致军礼，全场掌声雷动。那可是一个崇尚英雄、崇尚先进的时代啊！十年后，在“小礼堂”一次全场教育工作大会上，宋醒吾同志讲到我当年发言的事迹，想借以阐明一个道理。当时，我已调政治处从事宣传报道工作，就在会议现场。我十分敬佩老领导对先进典型事迹的记忆，只是他忘了当事人就是我，而我正在台下做着会议记录，为当天的广播新闻准备素材。

1984年实行机构改革。同年7月16日至18日，农场第二次党代会在“小礼堂”召开。大会主题是“彻底肃清‘左’的影响，开创我场经济建设新局面”。张银海同志致开幕词，刘尧林同志作党委会工作报告，熊帮耀同志作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童恒元同志致闭幕词。1987年8月29日至31日，农场第三次党代会在“小礼堂”召开。刘尧林同志致开幕词，童恒元同志作党委会工作报告，熊帮耀同志作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陈大志同志致闭幕词。第三次党代会召开期间，我负责摄影和广播新闻报道。当时办会条件很差，室内没有灯光。一部陈旧的“傻瓜”照相机很不好用，以致仅留下了两三张差强人意的会议照片。这件事让我自责和遗憾了许久。1990年9月15日至16日，农场第四次党代会在“小礼堂”召开。童恒元同志作题为“认清形势、振奋精神、坚定信心，为促进我场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其他致词和作报告人选同上届一样。2011年10月以后，第五次（2011年10月29日）、第六次（2016年11月11日）党代会在“小礼堂”如期召开。这两届党委更鼓起争取上级支持、抢抓机遇、活用政策的风帆，依托项目驱动，改善生产条件，力促美丽乡村建设，使场区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1990年12月，场政治处、工会和团委联合举办了“首届南支河诗会暨职工书法大赛”活动。我和伍成同志具体筹办和操作。活动分四个内容：诗歌创作、诗歌朗诵、硬笔和软笔书法。每个内容都设了等级奖。书法评比从汉川请专家来场组成评审团。记得诗歌创作一等奖空缺，中学教师叶友明的《南支河咏叹调》和孟双全的《南支河纤夫曲》并列二等奖；硬笔书法奖得主是制药厂职工林顺友；软笔书法一等奖是孙青云的“诗雄書璨”；诗歌朗诵一等奖好像是中洲小学女教师胡咏梅。歌咏比赛以及整个活动的总结表彰、颁奖仪式都在“小礼堂”举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到九十年代中叶，是农场企业文化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萧条了一段时间后，新千年开局前几年，各种文化活动再掀高潮。文艺演出、青年演讲、农技讲座、卡拉OK红歌比赛、各种书画展览，可谓层出不穷，精彩纷呈；而集中收看电影《焦裕禄》曾经激励广大干部职工转变作风、爱岗敬业，涌现出诸如李腊才、吴明章、王建英等省地级劳动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更难忘的是蔡湖新村抗洪抢险的表彰决定仿佛还在会议室上空回荡，曲来合带领的突击队赶到工地时的那句“同志们辛苦了，我们上！”凸显出保卫家园的人文情怀，一度奉为抗洪经典。所有这些，“小礼堂”始终是一个热闹的载体和铿锵的见证。

1992年8月21日，“深化改革动员会”在“小礼堂”召开，从而吹响场办工业“抓大放小”、公退民进的号角。26家工业企业相继实施承包经营、租赁经营、买断经营和股份制改造，九十年代中叶，着手关停并转。与此同时，农业种植结构由计划种植转向指导种植进而转向联系市场配置资源，提倡什么赚钱种什么。1994年，大力发展林业生产，成立了90余人的林业员队伍。1996年5月8日，出台“林业管理办法”。曾在“小礼堂”召开专题林业工作总结表彰会。到2000年底，全场已拥有四旁林意杨树110余万株。“绿色银行”，一定程度上为农场化解了社会矛盾和风险，使农场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2001年10月初，农场由省直管下放孝感市管理，10月下旬，以“三改联动”为主要内容的国有农场综合改革动员会在“小礼堂”召开。2002年9月22日，农场改革农工退养办法，出台“三田制”实施方案，引起省农垦高度重视，随即掀起了湖北农垦一场“土地革命”。2003年12月17日，农场发文取消农工“退养田”，改“三田制”为“二田制”。2004年5月10日，农场由孝感市下放汉川市管理。教育、卫生（时间滞后）剥离农场。2004年6月29日，在“小礼堂”召开全员社保动员大会，彻底解决农垦老职工的后顾之忧。同年8月16日，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汉川市委副书记张志敏在“小礼堂”主持召开了农场变更大会，市委书记喻楚林讲话，农场党委书记、场长、管理区主任李生权致词。会议结束后，市领导为农场举行了授牌仪式。记得喻书记在讲话中谈到对农场的指导方针时，强调了四项必须遵循的原则，即：本着“严格执行政策的原则，平稳过度的原则，适当倾斜的原则，有利于发展的原则”关心、支持农场的建设和发展。

职代会是农场职工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1982年4月5日至7日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到2021年3月15日的第九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在“小礼堂”的召开，历时39年。许多重大决策、奋斗目标和兴办的实事，都是从“小礼堂”飞出窗外、飞上蓝天。2021年3月22日，最后一次“小礼堂”职代会结束后第7天，“小礼堂”拆除，在“十四五”规划起步年的历史拐点，完成了一个花甲的沧桑转身。

然而，三代农垦人的记忆会不会随着挖掘机的拆除声轰然倒塌、灰飞烟灭？我拾起半边红瓦望着瓦片上“武汉市第九砖瓦厂”的字样思绪万千。都说睹物思人，没有了“物”，还有谁会思人吗？面对一地残砖烂瓦，我忽然想起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中一句成语：不破不立。“破”和“立”应该是对立统一的吧？“破”应该不是完全意义上的重建，应该是“破”中有“立”，推陈出新，传承永恒。这大概是文化的生命所在，活力所在！据说“小礼堂”拆除后，在原址上新建一座大楼。一楼为便民服务大厅，二楼为各“中心”办公场所，三楼为大型会议室。随着近年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场二级机构（中心）大量撤并，所剩无几，而且农场尚有不少闲置办公室。我突发奇想:能不能将新建大楼的二楼建成一个农场历史博物馆呢？从现在开始广泛征集农场“古物”、收集整理相关资料，趁早留住我们的农耕文化，留住我们曾经的和将来的美好记忆。在湖北农垦原有14家省直农场中，也许我们农场没有办好，过去的位次争取口号是“争七保八”，现在恐怕已经摆尾了。但！流年笑掷，未来可期。所谓敝帚自珍。我们要坚持文化自信。这或许也是一种担当和使命。兴建农场历史博物馆，是对农场农耕文化（包括企业文化）的捕捉、开掘、展现和积淀，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是我们的“根”，也将是农场后裔的一方教育天地乃至驱动创新的力量源泉。

倘如此，“小礼堂”的记忆就不是过去历史的终结，而是未来辉煌的续写。不甘“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心存惶恐，是以为记。

2021年3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