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支第七党支部微课堂(第八期) —红色国库的历史钩沉与时代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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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3日,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红色财经工作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管家”毛泽民同志诞辰124周年。为铭记和缅怀毛泽民同志1932到1934年领导创建苏维埃国家金库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库局指导,国家金库湖南省分库主办,湘潭市中心支库承办的“红色国库事业奠基人——毛泽民”陈列室,即将在伟人故里湖南韶山落成开放。这是国内首家以红色国库为主题,专门展示红色国库诞生、成长,并为理顺中央苏区财政体系、支持革命战争、巩固红色政权作出突出贡献的宣传陈列。欲知大道,史可为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红色国库事业发展历程中所表现出的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务实创新的工作作风,也将为新时代国库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动国库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引和不竭的前进动力。 <h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总金库旧址。</h5> 时间回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下简称国家银行)成立,毛泽民同志任行长;国家银行的一项重要职责是代理国家金库,1933年1月,总金库成立,设在国家银行总行,毛泽民同志兼任总金库主任,他带领工作人员从无到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组织建立国库机构,制定国库管理制度,维护财政资金收支秩序,确保国库资金安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国家银行工作人员被编为中央纵队第15大队,肩挑手提国库物资走上长征之路,成为“扁担上的国库”,创造了世界国库发展史上的奇迹。 <h5><b>红色财经工作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管家”、红色国库事业奠基人毛泽民同志。</b></h5> <h1><b>应时而生:苏维埃国家金库的发轫</b></h1><br>  回顾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段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中央苏区前期(1927年秋至1929年初)、中期(1929年初至1931年秋)和后期(1931年秋至1935年初)。苏维埃国家金库发轫于中央苏区后期这一历史阶段,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背景下应时而生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家银行及其分支行的建设与发展。<br><br>  在政治上,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经过中央苏区前期和中期的创建与巩固,第一次建立了国家政权形态,开启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预演。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等法律文件,确立了革命战争年代党领导下红色政权的经济、财政、金融等工作方针。同时,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中央部门和行政人员需要财政供养。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鼎盛时期,苏维埃政府系统干部约有1.3万人,党团系统干部约有2万人,这些都对建立完备的财政预算和国家金库支撑体系提出了现实需求。<br><br>  在经济上,中央苏区历经数年战争消耗和国民党残酷的经济封锁,物资严重短缺,生存压力凸显;同时存在货币市场混乱、高利贷横行、贸易中断、财政收支失衡等诸多不利情况,“中央政府前各级苏维埃无财政可言,乱收乱用,随意浪费,更无预算决算和计划可言”。这一时期,党中央确立了要建立独立的货币和财政体系的工作思路。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找到独立自主的解放财源的方法,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钳制,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装革命斗争。这一思想为后续的经济、财政、金融等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br><br>  在军事上,经历三次反“围剿”革命战争并取得胜利,红军取得长足发展,总兵力一度达到12万多人。但红军长期肩负战斗和筹款双重职责,自收自支、各自为政的模式影响了军队的纪律和形象,特别是把商人当做土豪打、把富农征光捐尽的错误倾向,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的长期发展。为此,党中央决定减少红军的筹款任务,1932年彻底取消了这项任务,并将整理统一财政、建立集中的国家金库提上议事日程。<br><br>  在上述背景下,1932年国家银行成立后,将统一财政作为首要任务。当时规定,国家银行代理国家金库。毛泽民同志组织拟定《国库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国家的税收及所有的现金收入,都应当交纳给国库的支金库、分金库”。国家金库的建立,一方面为财政体系服务,国家银行协助财政部门解决了一系列业务技术问题,包括财政统一制度的设计、干部培养、国库代理、统一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规范财政支出等;另一方面,国库设在国家银行,也为国家银行筹措营业资本、树立国家信用、较快吸收存款、顺利开展业务提供了诸多便利,为后期发行货币、稳定物价、推动根据地贸易等政策实施提供了重要支撑。国库从创建初始即成为联系财政和金融的纽带,发挥了突出作用。<br><br>  血与火淬炼:苏维埃国家金库的宝贵实践<br><br>  毛泽民同志作为我党早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红色财经工作的主要开拓者,从1921年投身革命洪流后,很快就开始从事和开创党的经济工作。他深知经济工作对于保障革命战争的重要意义,带领工作人员白手起家、艰辛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的红色国库之路。大写的“四个一”,是红色国库最鲜明的特征。<br><br>  (一)一颗红心,创立红色国库<br><br>  苏维埃国家金库成立之初,没有任何现成模式可以借鉴,也缺少专业的管理人员,毛泽民等同志从专业人才调配、统一会计制度制定、账务清理结算以及国库选址建设等方面入手,推动筹建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为确保国家金库的绝对安全,毛泽民同志亲自参与设计施工,通过将金库启动金在提取、运输、保卫等环节的信息加以分解的方式,实现了财物秘密入库并派专人严密看守。这些都为苏维埃国家金库的顺利筹建和安全规范运行,乃至红色政权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至1933年末,苏维埃国家金库体系初步形成,总库下辖福建、江西两个分库及兴国、石城等县支库,金库主任、会计、出纳等国库岗位一一完备。<br><br>  (二)一把算盘,盘活国库运转<br><br>  苏维埃国家金库掌管国家所有现金项目之收入、保管和支出等项业务。在机构设置方面,中央和地方分别设立国库,各级国库由主任、会计、出纳各一名组成。收入少的县,其主任一职,可由出纳兼任。在国库相关人员管理方面,总库和分支库主任,由国家银行总行和分支行行长兼任;未设国家银行分行、支行的省、县的金库,其主任则先由总金库主任指定,然后申请财政人民委员委任。在经费方面,国家金库经费由国家银行承担。<br><br>  在人员紧张、经验不足、经费短缺、环境艰苦等不利条件下,毛泽民同志带领国库人员因地制宜,克服重重困难,有效推动了国库正常运转。当时国家金库工作人员虽少,但设计账簿、业务核算、对账监督、解送库款等国库工作一样都不能少,一把算盘随身带。直到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胜利会师陕北后,国家银行虽几经变化、直至改组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其下设的国家金库仍沿用当年确定的管理模式与业务职能,继续履行为民聚财、为党护财、为国理财的神圣职责。<br><br>  在苏维埃国家金库运转的几年时间里,库款紧张问题一直存在。在国家金库成立之初,库款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缴获的物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时,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毛泽民同志还亲自走街串铺,向商人们宣传红军政策,动员他们捐款以充实国库。随着红色政权的快速发展,财政状况日益吃紧,仅靠征没和捐款已无法满足需要。毛泽民同志将筹资重点转向发展生产、增加供给,运用财税杠杆手段,培植和扩大财源。如发行两期公债充实革命战争经费;设立储蓄基金,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用于支持工矿生产、促进对外贸易,从而充裕了国库,有力支援了反“围剿”的革命战争。<br><br>  (三)一条戒尺,建立国库相关制度<br><br>  这一时期,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国库暂行条例》《统一会计制度》等条例制度,对会计核算、账簿管理、内控管理等国库工作所涉方面和环节都作出了严格规定,把制度挺在前面。这些规章制度与实际结合较为紧密,操作性较强,反映了处于残酷战争年代的中央苏区临时政府及财政金融部门对科学聚财、理财的认识和实践,对严防贪腐行为及资金风险发生、确保工作交接的准确性与工作秘密的安全性意义重大。如《国库暂行条例》规定,“无论任何征收现金的机关,都不得将其征收来的现金隐瞒不交。如有违反者,应按贪污、渎职来加以处罚”。曾任国家银行会计科科长、国库处处长等职的曹菊如同志对此曾有客观评价:“这些制度的建立,虽然缺点不少,但在一年多的实践中,比较顺利地被运用着。”<br><br>  毛泽民同志高度重视财经纪律执行,严把库款支拨关口。他倡导苏区各部门积极开展以“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为主题的节省运动。苏维埃国家金库根据“节省”与“反贪污、反浪费”两条基本原则严控库款支拨,规定所有资金支出事宜均需财政、国库等多部门把关,国库支出严格按支票要求进行。据方志纯同志回忆:“毛泽民同志执行财经纪律,称得上是一丝不苟,铁面无私。”<br><br>  在苏维埃国家金库存续的几年时间里,正是将任何工作开展都立于制度及监管之上,实现了相关部门之间、业务处理的不同环节之间的制约制衡,既保证了业务处理规范,又保障了国库运行安全,国库得以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中央苏区财政金融工作正常有序运转作出了应有贡献。<br><br>  (四)一根扁担,担起长征路上的国库<br><br>  1932年,毛泽东同志指挥的漳州战役大捷后,国家银行在临近瑞金的石城县建立了一个秘密金库,用于储藏从漳州大小商户处募得的部分资金和物资。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性转移、进行长征,毛泽民同志受命将秘密金库财物编入中央纵队第15大队,组成红军流动银行、流动国库。一路上,毛泽民同志带领国家银行工作人员既要在行军中保存国库命脉,又要想方设法筹粮筹款保障后勤供给,困难重重,但他们不畏饥饿、疾病与死亡,肩挑手提国库财物爬过雪山、冲破防线。在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时,14名国家银行干部仅剩8人,牺牲6人,但所携带的黄金银元依然原封未动,国库财物完好无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国库财物的成功转移,为危难时期的红军火种提供了薪柴,为党的财政金融事业继续发展壮大保住了宝贵的革命家底。<br><br>  薪火永相传:苏维埃国家金库的历史贡献<br><br>  (一)忠诚担当,坚持以党的理论指引国库工作<br><br>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针对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未能掌握财政和银行的失败教训,曾经提出信用事业应集中于国家和统一于大银行的论述。在瑞金中央苏区,财政体系和国家银行建设基本遵循这一理论,毛泽民同志领导创建国家金库亦然。在国库创建上,他强调中央权威和财政统一原则,规定红军当中,不设国库,而是由总政治部代理国库,进行已经决定了的筹款数额的现金征收工作;同时规定,国家银行应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确定货币发行、贷款等政策,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br><br>  客观地讲,对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央苏区而言,生存是排在首位的需求。建立国库,首要任务就是要满足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的生存与运转,集中管理财政,规范收入和支出,将国家财政集中在中央手中,为红色政权服务、为劳苦群众服务。这不仅是当时形势所需,也是我党领导下国库建设的必然选择。党的性质、党的领导,决定了国库性质和运转方式。同时,毛泽民等同志以其远见卓识,深刻洞察到依财政需要印发钞票的左倾经济政策的严重错误,统筹考虑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既相互协调又互相独立的辩证关系,这些思想精华对于财政和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对于国家金库事业的长期发展,对于正确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关系、正确处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乃至对于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库,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br><br>  (二)求实求是,创立了国库运行管理的基本模式<br><br>  毛泽民等革命先驱根据实际需要,将国家金库设在中央银行即苏维埃国家银行并由其代理,创立了符合当时实际的国库运行管理基本模式。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失守,国家银行、国家金库随中央红军走上长征路。1937年10月,国家银行改组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履行边区政府“中央银行”的职能,继续代理国库。新中国成立之初,延续苏维埃国家金库的实践做法,由人民银行代理国库;改革开放后,我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地确立实施了人民银行经理国库制度,三十多年来,经理国库已经成为人民银行的一项重要职责,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显著成绩。多年来,国库与国家的财政、金融事业同步前行,走过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手工、实物状态发展为信息化、数字化状态,并逐步发展壮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库的光辉历程。<br><br>  (三)勇于实践,探索出部门间监督制衡的宝贵经验<br><br>  当时,随着财政收入渠道的增多与收支规模的扩大,毛泽民等同志意识到建立监督制衡机制以保证国家资金收支存安全准确的重要性。为确保工作落实,防止权力滥用,中央苏区各级财政金融部门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财经纪律等一系列方法与手段,逐渐形成了包括财政人民委员部、国库、审计委员会在内的多部门监督制衡体系。按照机构设置与制度设计,财政人民委员部管理国库事宜;国库建立在国家银行,作为财政资金收入、保管、支出的专门机构,行使职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如分支库工作由上级国库垂直领导,不受当地财政部门支配;审计委员会实行独立审计制度,稽查员归各级政府直接领导,有权对各级财政收支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br><br>  这一时期的多部门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机制在堵塞财政漏洞和严肃财经纪律等方面成效显著,有效遏制了地方财政管理乱象与贪污腐败现象的蔓延。据记载,国家银行运用金融监督职能,配合审计部门,整顿财政纪律,统一会计制度,查处贪污浪费,1934年3月揭发出中央部门会计科长和科员10人、管理科长和科员8人、总务处3人犯有贪污行为,共计贪污公款2054元。<br><br>   (四)为国为民,树起红色国库的精神丰碑<br><br>  毛泽民同志一生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中央苏区,他掌管国库收支审批,管钱管物,权限很大。但他从来不搞一点特殊,不乱花公家一分钱,也不乱批条子报销。即便是兄长毛泽东来视察工作,弟弟毛泽覃来看望他,也都是按照普通的伙食标准,有时甚至仅是一杯开水。他说:“公私分明是共产党人的品德,手足之情也应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br><br>  1932年至1934年,左倾错误路线笼罩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受到严重的排挤打击,第五次反“围剿”不断遭到失败,苏区经济陷入困境,财政压力巨大。这时的毛泽民同志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受得了委屈、扛得住压力的强烈使命感和坚强意志力,他忠实履行国家银行行长和国库主任职责。为了发展苏区生产,改善工农生活,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他给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的刘少奇同志写了一封关于在中央苏区开展储蓄运动的信,信中提到:“国家银行要建立与广大工农群众经济生活的密切联系,广泛吸收储蓄,投资于各种生产企业,使苏区工业、农业快速发展,来实际的帮助团体和个人的工农生产,改善工农生活。”信中还明确提到:“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是苏维埃的柱石,要做经济战线的急先锋。”这句话也是他一生奋斗的写照,为一代代共产党人、央行人、国库人树立了高山仰止的精神丰碑。<br><br>  新时代启迪:国库事业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br><br>  寻根溯源,可见初心;求实问道,方得始终。从1932年毛泽民同志领导创建国家金库到今天,党和国家的国库事业已经走过88年的峥嵘岁月。记录历史步伐,传承先辈精神,既是当代国库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也是新时代国库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br><br>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党中央作出了加快建立完善现代财政制度,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管理制度;深化税制改革,稳步推进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等重大战略部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大国库工作者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扬红色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坚持和完善中央银行经理国库的制度安排,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科学的要素配置和持续的服务升级,切实履行好央行经理国库职责,推进政府资金“国库一本账”管理,提升国库信息的决策参考价值,建设安全高效的国库现代化信息系统,促进政府收支实现全流程监控管理,着力推动和实现国库高质量发展,以便更好地满足央行履行宏观调控职能的需要,满足国家预算执行的需要,满足为社会提供高质量公共产品的需要,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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