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岁月之二十一·丧父之痛

大漠

　　我出发去青海的时候，父亲因病正住在医院。我是穿着新军装去医院和他告别的。

其实我知道父亲是不希望我去青海的，那么远，那么荒凉，在历史上那是流放地，解放后是安置重刑犯的地方。我们是按照一半男生一半女生的比例搭配的，明摆着就是移民嘛。但是父亲当时对还不到十七岁的孩子并没有明说，只是问不去不行吗？事后我想，面对政府轰轰烈烈的动员，他不能散布负面的言论。再说看到我连续两年报名，也不想打击我的热情。

和家人临别前的合影，唯独缺了父亲。后来回家探亲，和父亲在院里拍了这张照片。这是我和父亲唯一的一张合影。

我们驻地海拔两千八百米，气候、伙食都不习惯，加上强体力劳动，我变得又黑又瘦。回来探亲住了两个多月（每两年有五十六天探亲假，来回路上就要占去十多天，大家都多多少少超假），家里把积攒下的各种副食品票都拿出来买给我吃，临走时我变得又白又胖。只有四十多岁的父亲却显得很苍老，一是生活拮据，虽然父母都工作，但是要赡养奶奶和我们五个兄妹，日子过得很紧巴；二是父亲出身不好，还有很复杂的海外关系，那会儿政治运动不断，父亲始终处于恐惧之中；三是他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营养跟不上，人很消瘦。

从青海格尔木往家里写信最快一周才能到，家里回信又是一周。父亲回信总是很及时，几乎没有让我失望过，令周围不少战友羡慕。父亲每次都是写三四张信纸，详细介绍家里的大事小情，甚至哪个亲戚来过，副食品供应又增加什么了，都说得详详细细，他是为了让我感觉仍然还和在家一样。

第一次回来探亲已经临近春节。我从西宁买好火车票，给家里打电报通知了车次。没想到火车晚点四个多小时，抵达青岛时已是夜里十二点了。站台上冷冷清清的几乎没有人接站。我们同行的几个战友家离火车站比较远，公交车已经停了，他们正商量要在候车室待到天亮。突然我看到了裹着棉大衣的父亲的身影，我提起车窗大声叫喊。我们一行八个人，只有我父亲来接了。路上父亲说按照正点时间骑自行车来过一次，说是晚点了。这是今晚第二趟跑火车站，在候车室等了近两个小时了。

我1970年春节回来探亲时，父亲身体不好，血压很高。过完年准备返回了，父亲坐在床边看着我收拾东西装包。突然他把手表撸下来递到我手里让我戴上，说：你回去后我若是犯了病你能回来吗？我觉得这样的话不吉利，便说：别乱说，我回不来。

万万没有想到父亲的话一语成谶。

我回兵团两个多月后的4月17号傍晚，去团部取信的通信员带回一封哥哥发来的电报：父病危速归！我一看电报的发出日是4月10号，已经一周了。立即找连长请假，说电报是一周前发出的，我想去格尔木打个电报问问现在怎么样了。

那时正是文革闹得厉害的时候，战友中经常收到这样的电报，大都是家里不放心催孩子回去而编造的。甚至有一个电报竟然直接说“父病故速回”，事后得知是假的。连长可能被“狼来了”骗得多了，当即表示不准假。我央求他，我们家不会造假的，我只是去格尔木打个电报。连长说明天你们班要去拉野麻（水渠打卡子用），回来再说。

没有办法，我第二天跟班里人一起去拉野麻。我心里惦记父亲的病情，根本没有心思干活。班里的战友就说你快别干了，坐一边休息吧。拉野麻的地方很远，一直到晚上才回来。我一下拖拉机就去找连长，连长说现在正在搞运动，一律不准请假。我二话没说，扭头就走了。

格尔木四月份还很冷，都穿着棉衣棉裤。第二天一早还没有到开饭的时间，我去伙房要了个馒头吃了，又在口袋里装了两个馒头，换上胶鞋，步行出发了。原以为路上总会搭上便车，没想到竟然这么不顺一个车也没有搭上。路上饿了，就啃一个馒头，趴在水渠里喝两口昆仑山流下来的雪水。特别是最后那段路，天黑了，看不清路，只见前面亮晶晶的一片，那是渠道跑水了，面积太大，绕不过去，只好涉水而行。心里着急，天黑又害怕，硬着头皮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远处格尔木微弱的灯光走去。

一路上走走停停，总想搭上车，八十华里路走了整整十三个小时。我摸黑找到位于格尔木小岛的工程团二连我姑家表哥的宿舍，他陪我又走了三四里路，去了格尔木邮电局。邮电局下班后没有值班的，我们转到后面的家属院好一顿乱敲门，终于有一个声音传出来：什么事？我说有急事要打电报。对方说：下班了，再说都停电了，明天再说吧。我这时才想起来，格尔木晚上十点以后就没有电了，怎么可能发电报？

第二天邮局还没有上班我就到了。开门后我把拟好的电报稿递过去，近百字，大意是父亲病情怎么样了，回去绝对请不下假来，如果需要我回去那就不请假跑回去，后果无非是受个处分。明天动身的话，最快六七天到家。最后让家人把电报回到格尔木邮电局，我在这里等。

等到下午电报回来了：父已于17日病故，后事处理完毕，不必回来了。看到电报我一下子怔住了，两三天来一直担心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禁不住泪如雨下，父亲这就走了？父亲病故的那天正是我收到电报的日子。其实那天哥哥又给我发了电报，只是我还没有收到。

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回工二连表哥宿舍的。午饭、晚饭都吃不下，整夜里一直睁着眼，父亲生前的一幕幕在眼前过电影，是那样的亲切。我一直不相信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第二天中午我才回到连队。先去结了婚的王培发大哥家，他媳妇姜远洁给我下了一碗面条，又找出一块黑布做了一个袖章给我戴上，然后我去找连长。连长一看可能心生愧疚连忙说快回去好好休息吧。没有想到的是，晚饭后全连点名，指导员宣布因为我不请假外出，给予队前警告处分。散会后我找到指导员质问他：什么叫队前警告处分。指导员说就是队前批评，不进档案的。我什么话没说就走了。

就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内心还在颤抖，禁不住悲伤和气愤！

父亲去世后家里的收入减少了一半多。哥哥在三线，小妹妹下乡，大妹妹待业，弟弟上学，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我当时每月有十块零五毛的津贴费，从第二月开始我每月往家寄十块钱，去除一毛钱的邮费，还剩四毛，只够买五张邮票。我几个要好的战友，这个送我一块肥皂，那个送我一管牙膏，还有的送我一叠信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一年。直至妹妹就业，我才不再一月一寄了。

父亲去世的时候只有四十五岁。后来得知父亲死于医疗事故。那时正是文革时期，父亲出身不好，人已经没了，家里没有追究，不了了之。

　　我和父亲唯一的一张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