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继父

黑水渔夫

我的继父（1）

继父去世已经有三十几年了。这些年我从30几岁的中年人，变成了年逾花甲的老者。屈指数来我退休也快七年了，继父他老人家早已离我们而去，步入老年的我，却时不时的想起了以往的陈年旧事，想起了一个对我有养育之恩的，一个平凡一生的老人。

我出生在同江的二村。还不到一岁的时候，我的亲生父亲就病逝了。听母亲说那时农村搞合作化，村里组织了合作社，我父亲大概还是个挑头的。有一天在修马车的时候，用木杠顶起了马车的车轴一个淘气的半大小子，踢倒了支着车轴的木杠，父亲被倒下的车架子砸伤了手。感染后得了破伤风，不治身亡。当时有一个大我两岁哥哥和一个大我五六岁的哑巴姐姐。父亲去世后，家里失去了主心骨。一个女人带三个孩子在农村是生活不下去的。也就是一年多吧，我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嫁给了继父。我们也从二屯村搬到了同江，和我继父成了一家人。当时我还不到两岁，只记得我从记事起，我们哥俩就管继父叫大爷。对于我的姐姐来说就无所谓了，他从小就不会说话，先天的聋哑人。

大爷原来是富锦人，祖辈都是农民。1947年的时候，三十几岁的他当了兵。当时他的前妻已经去世，家里还有一个女儿。他所在的部队是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在一次战斗中一颗炮弹在身边不远处爆炸，受伤昏倒过去，苏醒后失去了左手，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伤愈转业后，安排在富锦街道工作。后调到了当时隶属于富锦县的同江区政府，在区里当一般干部。

听大爷讲57年的时候一个赶车老板子的过失，给大爷又留下了残疾。那年涨大水，大爷在组织居民向二龙山搬家时（转移后大水也没涨上来），被一个车老板子赶马车的大鞭子伤了左眼后失明。有时他调侃说自己是个半拉人。也是！没了左手，又瞎了左眼，可不快成了半拉人了！

刚到同江时不记事，到58年的时候我有四岁多了。依稀的记得我们全家搬到了富锦，住在了大爷的婶婶家，他这个婶子是个老抗联，偽满时是抗联的交通员，据说光复后还做过富锦县一个区的区长，当时岁数小，在那的一些具体情节已记不得了。大约也就住了半年多，又搬回了同江。为什么会到富锦住了一段时间呢？听母亲讲，在58年大跃进的时候，由于是干部家属，必须到一些地方去干活，我们姐弟四个没人看管，我和我哥没人管也就罢了，弟弟当时也就有一岁，由十来岁的哑巴姐姐看着，这怎么能行呢？无奈之下，只能到富锦躲一躲。不到一年，大跃进这风过劲儿了，我们还得搬回同江。

回同江没房子住，租住了当地的农民家的房子。那时我已记事；黑龙江的生活条件在那个年代是很艰苦的。同江城不城，乡不乡。居住条件和生活习惯和农村差不多，过日子的挺大的问题就是烧柴问题。那时候，冬天取暖烧的煤是定量供应的，一户一年只卖一吨，做饭用的烧柴就要自己解决。那时候同江周边的荒地已不多，也没有树林了。北江沿江通里面有大片的柳树林子，可树林子是不许砍的，居民的烧柴只能割茅草。夏天想到大江北边割草，没船的过不去。一般的冬季封冻后才能过去。我们哥们那时候岁数小干不了活，都是继父他星期天出去，有时候母亲也得跟着干。大爷只有一只右手， 拿着镰刀割草也真是勉为其难。可不干有谁能干呢？只能是用左胳膊连搂带夹，右手拿镰刀往下割。你别说，一来二去的，割草的效率还不错。比正常人差也差不了多少。

记得是文革中有一年，大爷退休已有些年了。退休前所在的单位组织职工到松花江北岸割烧柴，同船去的人怕他拖累大伙，跟他说你就不用跟我们一起掺和了，你自己的割多少算多少，装船的时候给你单装。回来后我到江边驳船上往下扛父亲割的烧柴。结果一看大爷割的烧柴，不比他们十几个人在一起最后平均分的少。

当兵前大爷是富锦的一个农民，小时候家穷，没读几年书，也就认识个千儿八百个字吧，能对付着写封信，看看报纸。小时候曾看过他的工作笔记，有很多错别字。当时我也就是上三四年级，觉得我的水平可能已经超过他了。由于有点文化，在那年代的农民也不多见。 复员后被分配到富锦街道工作，后调到到同江区政府，人民公社成立后在同江镇公社当一般干部，后又调到了县水产局，一开始在加工厂当主任，后来是水产局的工会主席直到退休。打我记事起记得大爷总是下乡。 同江公社管辖的地方大多在街里，所以他成年的在同江街里转悠，比较多的是在新街大队。所以几十年前街里大多农民都知道同江公社有一个一只手的公社干部，人送外号“李跩子”。我至今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大概不只是说，缺一只手吧？

那些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同江镇的那些生产队转悠，照顾家的时候很少，我母亲除了忙家务，还得想法弄烧材。所以我十来岁就帮家里割柴火，割下来还得往家拉，我左手的大姆手指盖到现在还是三瓣的。那是我不到十岁的时候，割烧柴不得要领，镰刀割到了右拇指，把手指盖削掉半拉。

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时，大爷还是一如既往的在生产队忙活很少顾及家。我们属于城镇户口，是吃供应粮的。母亲整天为饭碗发愁。一个月供应的粮食不够吃，怎么也得差个几天。想要接上茬，你就得吃些副食品。那几年吃糠咽菜是常有的事儿。可不管怎么说，我的家还真没断过顿。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基本没挨饿。这除了得到我二舅家接济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大爷经常在蹲点的生产队买些肉食，如牛肉马肉猪羊肉。当一些生产队死了牲口或杀猪宰羊时，大爷熟悉的队干部可能给他留一份。花个三元两元的，就够全家吃两顿的。

还记的那一年的春天，可能是三年自然灾害较重的那年。我们家是真快断顿了，一天是星期天，大爷和母亲到去年秋天种白菜的菜地里捡白菜叶子。地里的白菜叶子早已叫人捡光了，只能在冰水里抠一些干菜叶子，母亲说大爷跪在地上用手抠哪冻在地上干菜叶子，说那样子她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捡了些干菜叶子，回来后放了些碱煮熟了，又放了些苞米面，够全家人吃两顿了。

那年的冬天，生产队都打完场了。我母亲夜里跟着房东王大爷到新街二队的场院，想扫些土粮。场院里扫土粮的人比较多。可大黑天的能划拉到什么呢？突然间听人喊干部来了，继父和其他蹲点干部来到场院。来碰运气的人一哄而散，大爷和几个公社干部在离场院挺远时就大声喊着。他们不想难为这些人，也就是让大家赶快跑。怕是遇到熟人，或者是家里人挺尴尬的。母亲情急之中躲在了豆芥堆里，将簸箕丢在了外面。大爷看着眼熟，拿起来一看是自己家的东西，也就知道母亲也到这儿了。他拿着簸萁扔给了在场院边给队里拉豆芥的王大爷。说了句；大哥这个给你了。王大爷也心知肚明，把那个簸萁拿了回来。当母亲讲这件事的时候，所透露出的心酸和无奈的表情，我至今难以忘记

那年的冬天，我们是在饥一顿饱一顿中度过的。全家人，特别是父母又承受了失去孩子的痛苦，我的一个弟弟，才一岁多点，不幸病重夭亡。是营养不良和病魔带走了他刚到这世界上才一年多的幼小的生命。记得我弟弟停止呼吸已快半夜。母亲坐在炕边抽泣着，大爷和王大爷在黑夜里将那幼小的身躯扔到几里外的慌甸子里，我的这个弟弟只在人世间逗留了有四五百天，就告别了人世。他来世上走了一遭，可又一无所知的离开了我们。

大约是1963年的开春，听父母商量着想要自己盖房子。我们从富锦回同江已有几年，一直租住在王大爷的三间房的西屋。当时家里人口不算多，可能有七口人吧，房租一个月也就是五元钱。可这五元钱是大爷工资的十二分之一，他工资大概是60多元多点。如果有自己的房子，就可省下这五元钱。这五元钱若买面的话，能买30斤左右。那时普通的面粉一斤是一毛七八左右，要买包米面的话，怎么也能买50多斤。继父的工资维持全家的生活已很困难，哪有余钱做别的？他一年到头夏天就是一套黑制服，冬天一套棉袄棉裤还有一件旧大衣，至于我们只能保证衣着不露肉，冬天有双棉鞋穿。夏天有双步鞋也没有替换的。记得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郊游，排队在江坝上走。我为了到坝下去采花，穿着的布鞋揣在了裤兜里，不知怎么就掉了一只。发现丢了一只鞋后我急忙去找，也没找着。急的我一个人在江坝上哭了起来。一个男人经过，问我怎么了？我说鞋丢了一只，那人没说什么就走了。丢了一只鞋，就没有穿的了，我只能光着脚。母亲赶快抽时间又做了一只，我这才有了鞋穿。

没两天听母亲说把二屯我们家的老房子卖了，也就200元钱，这才有了盖房子的钱。开春后在新街二队原来养猪的猪圈那要了一个房号，开始盖在这以后20几年中，全家居住的两间草房。当时是包给了一个生产队，不长时间房子就盖了起来。家里那点钱也只能盖起这个房子的大框，里边的隔断都没有。只能是继父和母亲自己干。那时草房墙都是用茅草裹着稀泥做成的拉合辫子，一层一层拧成的，然后在里外都用黄泥抹好，里边的隔断墙也是用拉合辫子挂起来拧的，两侧也抹上黄泥，这些活都是父母自己干的。有时一只手干不了的活，也只能母亲来干了。

那年我八岁，没多大力气。也时不时的帮着活活泥，或者是拧拉和辫子。继父只能是在星期天或者是早晚干这些令健全人干着都很吃力的活。对身有残疾的他来说，可真是勉为其难。但他不干，又有什么办法呢？两个老人尽了全力，算把两间简陋的草房收拾妥当了。我刚上学的时候，把家搬了进去。这两间草房，我们家住了有20几年。在69年的时候，东山墙塌了下来，只能重砌，当时的大哥已去了林场，我和继父脱了些土坯，用来重砌已损坏的山墙。那年我也有十六七岁了，这些活还能干。我俩和好泥 ，他脱坯，我供泥。作够了一面山墙的土坯。请了两个瓦匠加上我的表姐夫 ，帮我们把这堵山墙又砌上了。那天我干的活是和泥和供泥，一天下来把我累的搞得精疲力竭，好像是我成年前干过的最累的活。

八几年后那个房子也破旧的不成样子了后来弟弟结婚在那住了两年，转手卖给了我家房后的邻居。前几年在同江闲暇无事，到老房子那看过，那地方早已盖起了四间砖瓦房，看样是住了两家。听老邻居讲，现在住的人家已不是买了我家的旧房子，又盖了新瓦房那家人了，这房子已易主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