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皖苏边文献资料选编（4-26）

谢晓京

豫皖苏边文献资料选编



国民党反动派

刘子仁对永城人民的剥削

（一九四四年十月）

雷 明

一、公粮田赋：公粮每三个月缴纳一次，分春、夏、秋、冬四季；这种办法，简直是对老百姓慢性的宰割！在表面上每次摊派数目似乎不多，如果将四季合算起来，那就不少了。除此外，他还有一种“妙法”，使自己的公粮不受损失，他将粮食分放在老百姓家里，这样敌人抢走的粮食，是老百姓自家的，不是他们的“公粮”：老百姓应摊多少粮食，还是一粒也不能少。

摊派的办法，均以地亩为标准。永城县的地亩，有一种算法：一种以是银两为标准，另一种是以现地亩数计算。

银两计算法，是以每两银子来折合地亩，但折合多少不等，以地亩的好坏来作标准；地分为金、银、铜、铁四等，金地每两折合地二十五亩，银地四十八亩，铜地五十亩，铁地九十亩。这种分的根据，主要是以土质收获量确定。但在科定上，有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某种地区土质好，就将某一地区完全科为“金地”或“银地”，但这地区并不是一种土质，有各种各样的；有的很好，有的却很坏。这种不合理的分法，大部分人民极端表示不满。

以银两折合的地亩，大多数不实在，银少地多，虚数很多，地亩愈多的人，虚数愈多，地亩少的人民，则处处吃亏。

另一种是以地亩计算：这种地亩是经过一九三九年豫皖边区日民主政府整理过的，地亩较确实合理。刘子仁今天摊派公粮，主要以这两种地亩为根据。

摊派的数目：

（一）以两计算，每两银子（折合地四十八亩）摊：

三十二年夏季：“公粮”三百六十斤，完全是小麦。秋季：“公粮”三百六十斤，麦秋各半。冬季：“公粮”四百八十斤，麦四秋六。春季：薪饷粮，一百四十四斤。以上共计每两银子摊派粮食一千四百七十九斤，此外尚有烧草二千六百斤。以亩计，每亩摊派粮食约三十一斤，烧草五十多斤。

三十三年，夏季每两摊粮六百斤，每亩计摊十二斤，烧草二十一斤。田赋去年摊派每亩法币十元，今年每亩六十九元。去年冬土布每两银子二十七尺三寸，棉花一斤；今年夏季每两银子十四尺，线十二两。

以上几种，每亩平均摊粮约六十多斤，烧草五十多斤。

（二）以地亩计算，每亩所摊数目，同银两计算差不多，不再赘述。

夏秋两季，摊派的公粮还好办，就是春季老百姓太困难了。老百姓自己没有什么吃，也没有什么烧，那有粮草来缴呢？不给又不行，不是鞭打，就是绳拴！在永城五、六区地区，就逼死了几个老百姓，我们部队到了后，被害的家属来控告，要叫我们替他伸冤报仇。

以上是所谓“正式”的摊派，另外各部队单位，还可以向老百姓要；粮食送到后，只给一个白便条，这种条子，刘子仁是不准备报销的，只有老百姓自己吃亏。为什么他们这样作呢？他们每人每月规定七十五斤粮食，吃不了，就归个人。所以他的部队向外钻空子，多向群众敲诈一点，自己即可“节余”一点。

老百姓缴粮食的时候，吃亏更大；用大秤收这还不算，事务人员过秤时，手不能离开秤；老百姓从家运一百斤粮食，实际还不能缴到八十斤，这种多缴的粮食，就算事务员的“节余”了。

今年老百姓收的小麦，缴了夏秋公粮田赋，还了去年公粮，就没有什么了，许多地方连麦种都没有了。

二、永城县的“流通券”（田赋抵借券）：刘子仁发的“流通券”，有一元、五元、十元、二十五元、五十元五种，发行总数，约有五千万元。在前年“流通券”二元，折合法币一元，三月跌到三元换法币一元，四月跌到三元五角换法币一元，六月四元兑换一元；刘子仁跑后，这种“流通券”就一文不值了。

永城“流通券”所“流行”的地区，不到十万人口；每一个人民平均要摊到六、七百元，这样庞大的数目，人民是无力担负的，因此造成法币外流，“流通券”拥挤的现象。在山城集附近大小集镇，刘子仁的“流通券”，占了统治地位，在街上只看见永城“流通券”，而看不到其他纸币。

“流通券”天天跌价，一个鸡蛋，涨到二十元，一斤饼涨到八十元，各阶层人民生活无法过，各种生意均无法子作了。特别是许多作小生意的都只好关门大吉。

刘子仁溃败后，有许多人民因为“流通券”而倾家荡产，有一家娶媳妇的，上午接了六、七万礼金，到下午刘子仁溃逃，所收礼金就一文钱不值了，有家卖西瓜的。卖了二万元废纸，现在无法生活了。总之，刘子仁的“流通券”，对永城老百姓，危害最大，使永城老百姓的生活，陷在最困难的泥坑中。

刘子仁发这么多的“流通券”干什么用呢？这三岁小孩都知道，他大部分用作做生意了。刘子仁开了“合作社”，有三、四千万元的资本，他是用“流通券”来榨取永城人民的血，以肥自己。

刘子仁发“流通券”出去，换进来的是粮食、牛羊皮、牛羊油等东西，这些东西卖出去，再换进来法币，这就是刘子仁对永城人民榨取的方法。

三、“合作社”：刘子仁的“合作社”，规模相当的大。县有总社，区、乡均有分社，徐州府有办事处；涡阳、临泉、界首集均有分社。他这种“合作社”，老百姓不叫“合作社”，而叫“活捉社”：他将老百姓活的东西买进去，换出来的是死的“流通券”，老百姓怎么不恨之入骨呢！

刘子仁的“合作社”，经营有二种：一种是贸易，一种是工业：

（一）贸易方面：分为统购物品和自由购入物品二种：统购是羊牛皮、羊牛油、羊毛、棉花这几种物品，任何人不准买，只有“合作社”有权购买，他和徐州日本商行订有合同：拿这几种物品，向日本商行送。自由购入物品是粮食、油等东西，永城出产的东西，他都购买。这种“合作社”，也是刘子仁的“托辣斯”，统治人民一切物资。

他在徐州交换来的工业品，就向涡阳、界首运；在那里就囤积起来作为将来下台后的享乐费用，他也知道在此地坐不久的，新四军不打他，这地区人民也要打他，所以先抓一把，以准备后事。

他购买粮食，主要是囤积。去年囤积的粮食，今春借给人民来缴纳公粮；因为人民春季都没粮食，他合作社有粮食，今年春间借给人民一斗，作价八百元（每斗三十二斤）。他认为新麦下场后，一定要贱，谁知新麦下场后，每斗涨到一千二百元以上，他认为吃亏了，不要钱了，又转向老百姓要麦了，每一斤小麦要加四两利，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也无可奈何，只有还他麦了。

粮食涨价的原因，主要是“流通券”跌价。

（二）工业方面：主要是打油、磨粉、开酒坊、织毛巾。他打油没有自己设置的油坊，向人民借，这种向人民借油坊打油是白打，不给工资和用具费。他向油坊主人讲：这是“为革命服务”，实际上是革了老百姓的命来喂肥刘子仁自己。

他打的油内渗进小粱粥，以增加分量；这种油是卖不出去的，因为油内渗小粱粥，要发酵发臭，他没办法卖出，即向人民派，每口一斤半斤的派，老百姓不敢不要。当时油的市价，每斤二百元，他派了油不要钱，因为要回来的钱是“流通券”，不好用。他向人民要粮食，每斤油要粮食八斤，当时粮食五十元一斤，八斤粮食，就得四百元，贵了一半。

他打的油饼也向老百姓派，他织毛巾的钱，向老百娃派购；毛巾织出后，再向老百姓派送，老百姓两头子吃亏。总之，他卖不出的东西，都向人民派，反正他不会蚀本吃亏的。

另外还有购机关枪费、子弹费、鞋子费、袜子费、防共筑圩费、乡区保甲经费等；老百姓说：“子仁也同维持会一样的费多”。他们的苛捐杂税太多，一时也难以统计清楚。

我们部队到了后，老百姓说：“你们可来啦，我们盼望你们好几年了，如果你们再不来的话，我们三个人，就得两个死！在过去，新四军每亩公粮不到六斤，现在六十斤、一百斤也不够。”

部队到的地方，人民成群结队，送梨、送枣、送瓜、送水，欢迎和慰劳解放自己的新四军。

（原载1944年10月18日、

20日《拂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