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民居的前身与乡愁——从探访洛阳古代坞堡遗址说起

觉浅

“中原客家先民南迁圣地纪念碑”（偃师虎头山）

　　洛阳，作为客家人的祖源地，至今存有许多古迹遗址，与时光相伴，无声叙说着客家先民南迁的悲壮故事；与岁月相随，有力佐证着客家根在河洛的历史印记。

在这些遗址古迹中，散落在郊县乡野的坞壁寨堡，与今天的客家民居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讲，洛阳坞堡（按分布范围，有北方坞堡、中原坞堡和河洛坞堡等多种提法，本文仅指今洛阳市境内的古代坞堡遗址，简称“洛阳坞堡”。以上均与现在的客家民居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应是客家民居的前身。历经千年风雨，虽然或剩残垣断壁，或已踪影难觅，却依然割舍不断客家人对故土眷恋的缕缕乡愁。

汉魏洛阳故城（偃师、孟津、洛龙交界处）

“西晋客家先民南迁出发地”碑（汉魏洛阳故城内）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历史上长期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时刻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天下无事则已，有事，洛阳必先用兵。改朝换代，常遭兵燹。社会动荡，屡遇劫难。洛阳地区民众结寨筑堡，以求自保，坞堡的修筑一直较为盛行。

西汉末年，强宗豪族开始修筑坞堡，“起坞壁，缮甲兵”。东汉末年的战乱时期，使得越来越多的豪门大族带领宗亲乡党据险守隘，坞堡得以进一步的发展。西晋十六年的“八王之乱”，最终引发胡族入侵，在永嘉年间的战乱中，西晋灭亡。这二三十年光景，经济疲蔽，民不聊生，人们用于自保生存的坞堡，遍布洛阳以及广大北方地区，“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坞堡成为当时战乱年代一种特殊的聚居方式。历史上，坞堡最为兴盛的时期有两个，一个是西晋后的五胡十六国至南北朝，一个是宋末元初。

作为西晋国都的洛阳，公元310年，遭遇“永嘉之乱”，北方从此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主战场。连年的战乱，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给河洛大地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灾难。这时，晋元帝司马睿偏安江南，建立东晋，而北方中原，开启了五胡十六国时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大批中原士人和百姓，为躲避游牧部族的入侵，开始了客家先民的第一次南迁，史称“衣冠南渡”。据《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等文献记载推测，永嘉之乱以来，北方平均八人中就有一人迁至南方。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一书中指出，此次南迁，到达长江流域的至少有70万人。后来，又经过唐末、宋末、清代四次大的迁徒，形成今天汉族的一支民系——客家人。

客家先民迁到南方多为落后、偏僻地区，居于高山密林深处。带着源于北方坞堡观念的居处传统和建筑方式，客家先民修围屋，筑土楼，宗族聚居，分工协作，开荒种田，耕读传家，往往数百人共同居住在一处围屋或土楼之中，形成对外防御自卫、对内集体生活的城堡式建筑。正如清代徐旭曾在其《丰湖杂记》所说的那样，“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随成一种风气矣。”一语点明客家人的历史渊源由来和生活居住方式，客家人很少受外界影响，始终保持着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和习俗。

而在西晋末年，当时未能向南迁徒的北方汉人，包括一些世家大族，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联合宗亲，乃至归附的世族、流民，聚众筑坞，据险自保。《晋书》卷六十二《郭默传》记载：“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富，流人依附者渐众。”《晋书》卷六十《阎鼎传》记载：“天水人也。……行豫州刺史，屯许昌。乃于密县间鸠聚西州流人数千。”从中可以看出，当年留居北方未能南迁的遗众，在牵制胡人南下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使得偏安江左的东晋有了喘息机会。

坞堡示意图（网络图片）

东汉绿釉陶楼（洛阳博物馆）

东汉绿釉陶院（洛阳博物馆）

客家围屋（网络图片）

　　什么是坞堡？《说文解字》注解“隝（坞），小障也。一曰庳城也。”（庳，读音：bì，作名词指两旁高中间低的房屋；作形容词指土地低洼。）坞堡又称坞壁、坞垒、坞候等，是一种民间防卫性建筑。坞堡的起源非常早，源自汉武帝时期的塞外列城，大约形成并普及于王莽天凤年间。简单来说，坞堡就是乡间地主、豪强修建的据点式建筑，可以让本族或本村百姓躲避乱军、强盗的攻击。坞堡一般建有城墙、城门、望楼，有的还挖有护城河，大的俨然一座小的城池、村落，小的可为一栋大屋。

《后汉书•马援传》记载：“缮城郭，起坞候，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晋书•孝友•庾衮传》记载：庾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于是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蕃障，……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宋末元初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田赋》文中写道：“又置堡寨，使其分居，无寇则耕，寇来则战。”都讲明了坞堡既能居险固守、防御自保，又能犁地耕田、粮食自给。正如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其《桃花源记旁证》一文所论述的那样，“同宗共保一坞，乃是魏晋时期北方士族的生活常态”。

 我们今天可以通过“乱世中的坞堡”示意图和洛阳出土的东汉陶楼、陶院，领略到当年坞堡的原貌。如今的客家民居，可以说是北方坞堡的活化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黎虎先生在其《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屋、坞堡与客家民居》（《文史哲》2002年第3期）一文中总结的好，“汉族民系之一客家的民居，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社会特征是宗族共同体聚居，其建筑特征是围堡式大屋。前者渊源于汉魏晋北朝中原宗族共同体聚居制度和坞堡宗族聚居方式，后者渊源于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与坞堡建筑。”如今，我们看到的赣南土围、粤东围垄屋、闽西南圆楼等，虽然形制有所差异，但均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住宅规模十分巨大，可容几十户甚至几百户人口居住，而且多为有血统关系的族人。二是都具有坚固、封闭的外围和严密的防御体系。

《水经•洛水注》记载有百谷坞（今柏谷坞）、檀山坞、金门坞、一合坞（历史典籍有一金坞、一全坞、一泉坞等多种叫法）、云中坞，《晋书》记载有石梁坞等等诸多洛阳古代坞堡。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有的尚存残垣断壁，有的仅留地名传说，还有的一坞多地，说法多样，今址难定。

通过对上述坞堡遗址的探访与考证，了解洛阳坞堡的前世今生，感受客家故土的血脉亲情。

柏谷坞村（偃师缑氏镇）

拨拉沟

“晾经台”

村边土塬

　　柏谷坞村，位于偃师市缑氏镇东约八公里地方，北依景山，南傍休水。这一带沟壑纵横，土崖遍布，不仅沿谷皆生柏树，村落外围曾构筑古坞，四方高，中间低，故名“柏谷坞”。

北魏郦道元《水经•洛水注》记载：“洛水东经……偃师县南，又东径百谷坞（百、柏音同，百谷坞即今柏谷坞）北。”唐朝裴漼《少林寺碑记》记载：“少林寺西北五十里有柏谷坞墅，……”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河南三》讲明：“……缑氏县西南有邬聚，西北有刘亭。柏谷坞在县东南十五里。”清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二十四说道：“……通典柏谷坞，在缑氏县东北。元和志钩锁故垒在缑氏……县东北七里。”以上碑文典籍志书，均指出了柏谷坞的地理位置。（还有柏谷坞在今巩义市回郭镇柏峪村一说）

东晋戴延之在他的《西征记》中说：“（柏谷）坞在川南，因高为坞，高十余丈，刘武王西入长安，舟师所保也。” 并称“谷中无回车之地。” 唐朝裴漼在其《少林寺碑记》里讲：柏谷坞“群峰合沓，深谷逶迤；复磴缘云，俯窥龙界；高顶拂日，傍临鸟道；居晋为坞，在齐为郡。”都讲明了柏谷坞的形势险要。

柏谷坞地处中原腹地，又是当时的水旱码头，在历史上素称“窥东都（洛阳），趋阳城（登封）之必扼”，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柏谷坞成为古代的兵家必争之地。

《晋书•姚泓载记》记载，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宋武帝刘裕征伐后秦，于柏谷坞击败后秦将领赵玄，在坞中营建三个钩锁垒，形成鼎足之势。

《魏书•献文六王•咸阳王禧传》记载，北魏景明二年（502），咸阳王元禧谋反。事情败露，东走洛济，跑到柏谷坞时被追兵擒俘。

在柏谷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斗，发生于唐武德四年（621）。秦王李世民与郑王王世充辗转于洛水、邙山大战时，李世民被追逃往景山南麓的柏谷坞（柏谷坞在隋开皇年间，其一百顷地赐给了少林寺。“盖柏谷地属少林，又于柏谷建寺，寺故少林寺僧所建也”）得到坞西梵宫寺僧众的鼎力相助，与赶来的唐军两面夹击，转败为胜，大破郑军。史载，这次柏谷坞战斗，沉其运粮船只三十余艘，并俘获王世充的侄子王仁则和大将魏隐。次日，又攻打缑氏，围困东都，由此奠定了唐王朝的胜利基础。

李世民继承皇位后，曾褒奖寺中僧众，御赐良田40顷。还写有《告柏谷坞少林寺上座书》，夸赞“法师等并能深悟机变，早识妙因，克建嘉猷，同归福地。擒彼凶孽，廓兹净土，奉顺输忠之效，方著阙庭。”

如今的柏谷坞，当年你争我夺的坞堡早已消失，俗称“大寺”的梵宫寺、一敲响少林寺就能听到的“大钟”、土崖西边的虬龙古柏也没了踪影。当地村民讲道，天晴的时候，站在村子东面，都能远远看见通往少林寺的“十八盘”。

村中三面高高的土塬，依稀可见，留存下来的拨拉沟、十八坡和传说中的“晾经台”、二郎庙等遗迹，佐证着柏谷坞村的历史与沧桑。

除此，今偃师区还有合水坞（疑在大口镇南坞李村、南坞张村附近）、零星坞（又名灵星坞，应在府店镇夹沟村附近）等坞堡遗址，尚需探访和考证。

河清村（孟津白鹤镇）

河清桥

河清谷

黄河公路大桥（原河清渡口处）

　　石梁坞，历史文献多称其位置为“洛北石梁坞”，而且记载有两件事情与石梁坞有关。

南朝梁慧皎撰《高僧传•竺佛图澄传》记载：“光初八年曜遣从弟伪中山王岳。将兵攻勒。勒遣石虎率步骑拒之。大战洛西。岳败保石梁坞。虎坚栅守之。澄与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门。叹曰。刘岳可悯。……”

佛图澄是印度高僧，晋永嘉四年（310）来到洛阳，在龙马负图寺传道弘法。清代《孟津县志》记载：“寺在孟津县西，始名负图寺。晋天竺僧佛图澄西来，住锡于此。”西晋灭亡三年后，羯族人石勒在北方建立后赵。佛图澄得到石勒、石虎两任皇帝的推崇，称其为“国之大宝”。后赵二石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残暴，佛图澄经常劝导石氏施行“德化”，使其多少有所收敛。

《晋书》卷六十三《魏浚传》记载：“……永嘉末，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时京邑荒俭，浚劫掠得谷麦，献之怀帝，帝以为扬威将军、平阳太守，度支如故。……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资治通鉴•晋纪九》的讲法与《晋书》一样，曰：永嘉五年，“度支校尉东郡魏浚，帅流民数百家保河阴之硖石，时劫掠得谷麦，献之，帝以为扬威将军、平阳太守，度支如故。”后来洛阳陷落，“扬威将军魏浚屯洛北石梁坞，……”

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河南三》注解“石梁坞”时，同时讲到魏浚聚流民屯洛北石梁坞和石虎围岳于石梁这两件事情。并指出“河阴之硖石”“在县（今孟津）西二十里，亦黄河津济处。”“孟津戍，胡氏曰：时置于河阴。”（但其讲到“石梁坞在故洛城东，洛水北。”有石梁坞在偃师西南之说，但其仅有方向，目前尚无具体地址）

通过实地探访，结合有关文献记载，石梁坞遗址应在孟津县白鹤镇河清村。河清村地处白鹤镇西20公里处，南至牛王村，北到黄河边，属丘陵山区，并自南向北有条小河穿村而过，流入黄河。附近有硖石峰，山峦突兀，石壁如削，山上曾建硖石古寨，山下即为黄河渡口。

公元前519年，在今河清村设平阴邑。公元前221年，改平阴邑为河阴县。1991年版《孟津县志•附录》介绍：“……平阴县城在今王良乡（王良乡及所辖13个行政村于2006年合并至白鹤镇）河清村，经周、秦、西汉、新莽、东汉，历时1355年”。唐宋时期改河阴县为河清县。

清嘉庆《孟津县志》卷二记载：“石梁坞（又名石梁城）。石梁坞在城西北五十里，今之石坂沟也。”《孟津县志•军事编》讲道：“西晋怀帝永嘉五年（311），洛阳成为一座空城，度支校尉率流民驻守硖石津（古河清渡口，今已被黄河公路大桥所取代）。从河清村的历史沿革、典籍记载及所处位置、地势地貌等情况来看，石梁坞遗址应在河清村。

福昌村（宜阳韩城镇 2019年8月拍摄）

福昌城遗址（2019年8月拍摄）

“灰窖”遗迹（2019年8月拍摄）

福昌阁（2019年8月拍摄）

　　《水经•洛水注》中记载的一合坞和云中坞遗址，在今宜阳县境内。

一合坞，在韩城镇的福昌村北面。（也有疑在洛宁县河底镇夹沟村卧牛寨一说）福昌在秦汉、唐宋之际，一直是郡、县建治之所。《元和郡县图志》卷五记载：“福昌县东至府一百五十里，古宜阳地，……汉属弘农郡，……隋于此设宜阳郡。唐武德元年（618）改为熊州。改宜阳县为福昌县。”《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注解：“宜阳县，战国时韩邑。……后周明帝又于一合坞治宜阳县，在今县西六十里，隋州县具废，唐改为福昌县。”

现在村北土塬上有福昌城遗址，正在进行考古发掘。今存有残高1～3米不等的北城墙，城内北部有一土墩，传为点将点，城南峭崖下有一片称之“下花园”的隙地，西南高岗上有福昌阁（《宜阳县文物志》介绍，“据旧县志记载，隋朝曾建福昌宫，但无确凿考证。现存建筑始于明代，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全面修葺”。），西临土沟，为原城西门的大道（今城门沟）。考其地形，确是一个修筑坞堡的好地方。

《水经•洛水注》写道：“洛水又东，经一合坞南。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惟筑西面，即为合固。一合之名，起于是矣。”《通志》卷一七七提到的河南府福昌县“县城即魏之一金坞”和《元和郡县志》提到的“今县城即魏之一全坞”，均为《水经•洛水注》记载的一合坞。

《魏书•杜恕传》讲道：“恕去官，营宜阳一泉坞，因其堑垒之固，小大家焉。”《晋书•刘聪载记》说道：“刘曜济自盟津，将攻河南，将军魏该奔于一泉坞。”《资治通鉴•晋纪九》也讲道：“浚（魏浚）族子该，聚众据一泉坞，藩以为武威将军。”。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河南府三》诠释的更清楚，他说：“《晋书》：一泉坞，在宜阳西南洛水北原上。又名乙泉戍。……晋太和四年，燕慕容垂奔秦，乙泉戍主吴归追之至阌乡，是也。宇文周时，亦置重兵于此以备齐。唐初移宜阳县于此，改曰福昌。”以上典籍提到的一泉坞，也为今福昌村北的一合坞。

苏羊寨（宜阳张坞镇 2016年11月拍摄）

北寨门（2016年11月拍摄）

上龙村（宜阳张坞镇）

上龙寨（宜阳张坞镇）

　　说起云中坞，今址无确考或虽有遗址、却有争议。《水经•洛水注》记载：“洛水又东，渠谷水出宜阳县南女几山，东北流经云中坞，在上，迢遰层峻，流烟半垂，缨带山阜，故坞受其名。”郦道元讲出了云中坞的大概方位和名字来历，但其在今天位居何地？据悉有宜阳上观乡大崖沟河畔、张坞镇苏羊寨和上龙村三种说法。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李晓杰先生等人在《〈水经•洛水注〉校笺及水道与政区复原（上）》（《历史地理研究》 2020年第三期）一文中提出，“渠谷水，今大崖沟河。其水在仁厚河（郦《注》杜阳涧水）以东，北流入洛河。按，此水发源于寨怀山，与花山（郦《注》女几山）连麓”。认为云中坞“疑在今河南省宜阳县上观乡西北大崖沟河畔”。只说出云中坞的大致方位，而且“疑在……大崖沟河畔”。

位于上观乡西部的张坞镇，地处洛河南岸，半山半川，历史文化底蕴较为深厚。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张白坞在县西北。后汉末，贼将张白骑据此，曹公使庞德破之于两崤间。西魏大统四年，宇文泰置戍以拒东魏，使权景宣守之。”《宜阳县志•村名考》（宜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年）介绍说，“据旧县志载，西魏孝武帝大统年间（535～551），地方武装首领张白组织义军驻扎于此，故得名张坞”。至今在镇内仍有张坞村、尚坞村、程屋（坞）村等地名，而且存有许多古寨遗址。

《水经•洛水注》图册中，云中坞标注在渠谷水的左侧中下游地区。于是，云中坞就有两种可能，或在七峪河西侧的苏羊寨，或在龙窝河两岸的上龙村。

苏羊寨位于张坞镇西南部。因有远古时代的遗址、元朝以前的古寨和独特的竹马社火表演，并存有大量的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建筑，2014年11月，被评为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

乾隆《河南府志》卷一三《山川志》记载：“渠谷水在宜阳县西，出留召。”《大清一统志》卷二O五《山川》记载：“渠谷水在宜阳县西……旧《志》：……又有流谷水在县西八十里，俱出流漕村石崖下，东入洛。”讲明渠谷水在张坞镇境内。苏羊寨紧邻留召村，在其东北方向，东临七峪河，南眺女几山。按照《宜阳县志•古今地名对照》的说法，古云中坞即为今苏羊寨。

整座苏羊寨东、西、南三面临沟，村边尚有寨墙，寨墙内外均有深达十多米的壕沟。只有村南一座石桥，与外面相通，可谓地势险峻，易守难攻。

据载，苏羊寨形成于元代以前，分东、西两寨。保存较好的是南寨门，由花岗岩石砌成，高约8米，上方刻有“南望华岳”四个大字，下方刻有“向阳寨”三个字。民国时期曾对寨门进行过整修，“向阳寨”右上方刻有“民国甲戌应锺月”字样，记载了整修时间。

村内的寨门土墙，旧屋老宅，虽然为清代至民国时期修筑的。透过古朴沧桑的苏羊寨，仿佛可以感受到一两千年前当年的人们据坞而聚、守堡而存的风云。

宜阳县文化学者王相魁先生撰有《龙窝河畔“云中坞”之考辩》一文，提出云中坞在张坞镇上龙村。他讲道如今的上龙村西有上龙寨（亦称龙窝寨），存三面寨墙，东、北、南临绝壁十余丈，仅一条曲折小道可以通达。依次三道土崖，窑洞密布，崖壁柏树郁郁葱葱，东南角有一平台，平台向北处古时候有山门一座。上龙寨内成“T”型分布，以窑洞为主，是古时候防御群聚的唯一屏障。路北有小寨之称，是大寨的辅助设施，用于军事目的，起到夹攻防守的作用。根据寨子具有坚固的防御与农耕特点，又居于龙窝河畔（渠谷水），推断上龙寨可称为“云中坞”，并随着人口增多与社会稳定，人们从坞堡中逐渐散居开来，逐渐成为渠谷两岸的原始小村落。

通过探访上龙村，上龙寨的情况也正如王相魁先生文中所描述的那样。只是查阅到的相关历史文献与当代专著，未有明确记载，村中尚无云中坞的传说和说法。上龙寨一说，可供参考。

大原村中寨墙

陈吴老寨（洛宁陈吴乡）

寨中老宅

仰望古寨

　 《水经•洛水注》中记载的金门坞和檀山坞遗址，在洛宁县境内。

金门坞，《水经•洛水注》写道：“城西有坞水，……南对金门坞，水南五里，旧宜阳县治也。洛水右会金门溪水，水南出金门山，北径金门坞西，北流入于洛。”洛宁县域秦为宜阳、卢氏两县辖地，汉至晋属宜阳、渑池、卢氏三县管辖。北魏延昌二年（513），在洛河以南置金门县，治所金门城，属宜阳郡。金门县、金门城就在今天陈吴乡境内。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李晓杰先生等，在校笺《水经•洛水注》一文中提出，“金门坞，疑在今洛宁县陈吴乡大原村附近”。据此，本人走入大原村，进行了实地探访。

大原村有程寨、雷寨、韦寨、南地和上沟五个村庄，人数逾万，为洛宁县人口第一大村，也是洛宁县城的南大门。据载，大原于汉代即有众多人口，曾发现汉墓群，而且遗址古迹丰富。虽然原圣母庙（今无存）碑文记载：“夫大原之为名者，由来已久，而无史可考也”。大原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不可否认，至今留存始迁祖祠六座、古建筑（明清时期）八个，而且还有明清朝以来修建的土寨或围寨旧址，诸如莲花寨、永和寨、仁和寨、天宝寨、聚金寨等，当地有“七寨九沟二胡同”之称。

据1990年版《洛宁县志》记载，截止1988年末，洛宁县存有围寨遗址155处。尽管数量较多，经考证大多为清至民国时期，是抵御豫西地区猖獗的“刀客”而修建的。通过现场调查，查看遗址，询问村民，翻阅资料，大原南依象山，北依洛水，并根据专家推断古金门溪水居大原村西侧，其发源于金山以北孙村，北流至大原村西北入洛河。今大原村的地形地貌、寨墙残存、古建分布以及辖属变迁、当地传说，坞堡作为营、寨的雏形，金门坞建在大原的可能性很大。尽管经风霜雨雪的千年冲刷，古堡已无，溪水已干……

《宋书•张玘传》记载：“金天会十年（1132），金安抚使孟邦雄出兵长水，宋虢州知州张玘遣将陈俊守白马山，……金兵深入，张据战东关，三砦（砦，即寨）响应，金兵溃败。”这是正史记载的洛宁古寨之一。

洛宁当地学者总结有“八大古寨、十大名寨”之说，其中的陈吴老寨，推断为金门坞。

坐落在陈吴村东部塬头上的陈吴老寨，西边为悬崖，南北两面是深沟，东边有寨壕，只有东南方向为一出口。由低到高从东南寨口攀行，步入寨门（新修），土墙、老屋、古木、庙宇，让人瞬间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陈吴老寨占地数十亩，据说寨内原有古井、暗道等，从其形势地貌、险峻位置以及与大原村的距离，陈吴老寨可为金门坞遗址，不无道理。

至于陈吴乡南部的金门寨，为明代四川巡抚、原籍洛宁德里村的张论于崇祯年间为抵御匪扰所建，史书已有记载，这里不再赘述。

后湾村（洛宁长水镇）

龙头山

禹王庙

远眺洛河

　　檀山坞，《水经•洛水注》明确记载：“洛水又东径檀山南。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檀山，就是位于长水镇后湾村西、洛河北岸的龙头山，又名坛屋山。

《隋书》弘农郡长泉县下、《元丰九域志》河南府长水县下、《金史》嵩州长水县下，均记载有檀山（或坛山）。东晋小说家戴延之在他的《西征记》中标明：“檀山，凡去洛城水道五百三十里。”《大明一统志》卷二记载：“天坛山，在永宁（今洛宁）县西四十五里，一名坛屋山。”乾隆《河南府志》卷八即以龙头山当檀山。

檀山坞，在今天的龙头山上。《水经•洛水注》还讲有戴延之曾坐船至檀山、无功折返的故事。“义熙中，刘公西入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源，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延之届此而返，竟不达其源也。”以至于《太平御觅》卷七七O引戴延之在自己的《西征记》里说道：“……既闻晋使潮流，皆相引蚁聚川侧，俯仰称笑。”

龙头山南临洛河，北依崤山。洛宁八景之一的“龙山夜雨”，说的就是龙头山。在洛河南岸远眺龙头山，看见满山的苍松翠柏，郁郁参天。三面环水，一面接岭，突兀耸立，位置特殊，易守难攻，的确是一处建筑坞堡、据险自卫、抵御战乱的绝佳之地。

《洛阳不可移动文物名录》（洛阳市文物管理局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3年）介绍龙头山发现最早的为龙山文化遗址，在其南侧半山腰有文化层分布，地面有泥质灰陶、夹砂灰陶片，表明龙头山的历史十分古老。拾阶而上，只见山中存有多孔窑洞。登临山顶，建有禹王庙，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兴修的。《河南通志》载：“禹王庙在永宁县西长水镇，昔大禹治水成功，洛龟呈瑞，故之庙祀焉。”民国六年《洛宁县志》记载禹王庙建于北宋淳化四年（993），明清重修，距今已有一千余年。

明代两次出任四川巡抚的张论，为河南府永宁(今洛宁)县王召里（今陈吴乡）德里村人。他曾来过龙头山，写有《龙头晚眺感怀》一诗，“龙头东望著烟收，古柏肃蔬翠黛愁。万里鸿流犹沪洛，千年雉堞已山丘。雨声滴沥乔初夜，岚影空明荡去舟。醉后摩崖寻禹迹，藤萝满路总难求。”在抒发自己心绪的同时，也为我们描绘出当年龙头山的情形。

以上逐一探访的古村老寨，对这几座文献记载的洛阳坞堡遗址，从其所在村落的自然条件与历史沿革，结合现场考察，查阅典籍碑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中难免会有不全面、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敬请多多指正。

我们现在已看不到千年坞堡的原貌，作为遥远年代人们“设坞避侵、择地防卫”的无奈选择，既体现出生活的艰辛，又集合着岁月的凝重。洛阳坞堡，早已湮灭在历史的烟云之中，而其作为当今客家民居的前身，应引起人们的重视。希望由相关部门组织进一步调查考证、确认命名、登记造册、立碑保护和宣传推介，并恢复新建一些坞堡建筑，借助洛阳坞堡与客家民居一脉相承的联系、割舍不断的乡愁，擦亮洛阳——客家祖源地这一新的城市名片。

“河洛人文”图标（聂剑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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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春斌（觉浅）

2021.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