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兰的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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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小学同学往群里发了一张照片引起热议。当年小姐妹们步行20里到县城照相，受到了老师的严厉批评，我猜想着她们可能是为去照相逃学了，不然我们那位亲和的长辈叔叔老师也不会因此而揪住不放。

50多年过去，当年风华正茂的叔叔老师己不在了，回想起恩师对我们的管教，甚是感激和思念。我和照片中的她们是上下届，所以也找出一张当时的照片来凑热闹。

上学

十岁那年，看到别人家的女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我羡慕极了，嘴上不说心里却对爷爷奶奶不准我们女孩子上学读书非常怨恨。爷爷奶奶除了不让我们上学外，还不准跑到大街上去和小伙伴们一起玩，可是在那个年龄我连做梦都在想上学和出去玩。

这一天家里来了位客人，他就是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范金亭同志，进了院子他直接走进了爷爷的房间，我心想这肯定又是来慰问的。

爷爷是烈属，我的三伯父早年参加革命，是一位营指导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我家的大门上方一直镶着一块红色的牌子，上面写着“光荣烈属”几个金色的大字。爷爷奶奶对革命有贡献，大队和公社干部来慰问是常有的事。

我奶奶对孙女们管教非常严厉，到了我们这一代堂姐妹一共11人，谁也不敢去学校上学读书，都乖乖地呆在家里帮父母干活。1964年夏天奶奶去世了，这个四房同处的大家庭似乎失去了脊梁，无人再能够统领一切。爷爷也放松了对孙辈的管教，但是他老人家的威严足以让我们不敢放心大胆地去上学和跑到大街上玩耍。

今天大队支书来到我家找爷爷谈话，我从院子走过，无意当中听到了屋里的对话。书记说：“叔，让孙女们去上学吧，她们都过了上学的年龄，不能再耽搁了”。爷爷说：“老东西（指我奶奶）不在了，孩子们的事我不管，随她们的便”。听到这里我高兴极了，这是允许我们上学了？！

想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蹦了几个高，小声喊着：“我可以上学了！我要上学了”！随后急匆匆跑到了大娘家，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小我一岁的堂妹。到了她家大娘却对我说，你妹妹去上学啦。啊，她怎么不叫上我呀！我当时真是又气又急，二话没说转身跑到了学校。来到学校院内扒着窗户探着头往里看，一个教室挨着一个教室地寻找堂妹，所有的教室都瞧遍了，还是没有门见到她的影子。这家伙不知道躲到哪个角落里去了，没看见堂妹听课的样子，我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当天下午母亲为我缝制了一个小花书包，并给了我两毛钱。我拿着钱到合作社买来两张纸和铅笔小刀，然后把纸折好裁开，用针线订了几个小本子并将铅笔削好，等待着明天的到来。

天渐渐黑了，家家户户升起了炊烟，油灯下我整理着上学所要带的东西，准备着明天去上学。这一夜好长好长，望着窗外的星星，想着学较的样子和教室里传出的朗朗读书声， 以及我明天背着书包走在大街上的情景……，越想越兴奋，越想越高兴，怎么也睡不着。 鸡叫头遍，仿佛进入了梦乡。梦见我坐在第一排，老师手把手教我写字， 一字一句地带领我读书 ……。

“起来了”，突然听到母亲的喊叫声。 对，今天我要上学，马上起床！

吃过早饭，我背起书包来到学校门前。学校黑红色的大门朝东开着，左边挂着一块竖条木板，上面写着“仁村完全小学”几个大字。大门两侧的墙头高高的，走进院内南边和北边各有两个大教室，西侧有四五个教室，长方形的院落不大，整整齐齐非常温馨，我要去的一年级就在南边的第一间教室。当我端坐在课堂里的时候，却并非梦中的情景， 老师教的字我既会写又会认，算术题也都会做，根本用不着老师教。

一个多月过去了，有一天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她考了我几道算术题，让我写了几个字之后就说：“根据你现在的基础，到二年级也能跟得上，你要愿意就直接去二年级吧”。 我当然愿意，在这个班里我是最大、最高的，和同学们玩儿不到起，既然老师让我到二年级插班，求之不得，当下就换了教室。之后二升三、三升四，学习成绩都非常好，每次考试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

到了四年级，还是觉得自己比同学们年龄大，学习不费轻，何不向老师说说再蹦一级呢。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开始补习功课。

当时正是文革高潮时期，学校的教学也不太正规，找不到五年级的教材，我就把家中的书找出来读。因为父亲有文化，家里存放了好多书，读书就成了我学语文的方式，天天在煤油灯下看个不停。识字就这样过关了，剩下的数学也就好办多了。父亲从解放后一直当会计，算数张口就来，而且打了一手好算盘，教我不成问题。

有一段时间父亲每天在生产队记完工分回家就教我算术，炕的中央放上一张小饭桌，父女俩对视而坐，父亲掰着我的手指头教我打算盘、背口决。学了一个月，算术这一关也过了，当时我不但学会了珠算，还学到了许多解题方法和思维方式，为以后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新学期到来之际，我就向老师提出了跳级的要求，但这次并不像以前从一年级到二年级那样简单。老师给我的答复是，要向学校领导汇报，经学校革委会研究批准才行。

过了几日老师通知我，可以到五年级去上课了，老师还告诉我，学校领导对此事非常重视，并说这是文化大革命涌现出的新生事物，应该加以宣传和表扬。 果不其然，第二天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教务主任在做报告时说，“学生跳级是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是我校涌现出的新生事物，学校坚决支持”，并号召全校同学向我学习。听到这些话我也感到了一丝荣光，决心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辜负老师们的希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成了包括男生在内的孩子头，经常领着男生钻窗户、跳墙头，即便是上课时间，只要我一个眼神儿，周围的同学都会领悟，跟着我一起行动。记忆深刻的是报复行动，更确切地说是欺负我们班的一个女生。

当时村里开展“四清”运动，生产队里开大会， 工作组的同志要求社员给队干部提意见、揭问题。 会场上我班同学的母亲厉声斥责我父亲说：“前些年我们连饭都吃不饱，你家却供应中学生（当时我大哥在县城里读高中），钱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当会计贪污的”？听到这些话，我气不达一处来，心想看看到学校我怎么收拾你女儿。

这件事在我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过了几天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用当作课桌的木板砸她。

那个年代教室里没有桌子，课桌是用一块三四米长的木板和砖垒的垛子搭建成的，木板随时可以掉下来砸到人。当时我与包括那个女生在内的其他四位同学共同使用一条木板。下课的时候我偷偷告诉其他几位同学，当我咳嗽一声向你们使眼色的时候，你们就把自己的书本和其他东西拿起来，身体往后靠。谈好了，瞅准时机，我干咳一声，他们一起看我眼神行动，急忙拿起自己的东西，我也拿起书包并顺手将木板使劲往下一拉，重重地砸在了那个同学的身上，疼的她直咧嘴掉眼泪，却不敢告老师。一次又一次的报复行动，解除了我的心头之恨。

后来长大了，我曾多次试图向她道个歉，但是都没有机会，即便是有也不好意思提起此事，至今想起这事儿来还觉得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