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魂滩事件

李 原

　 94年前的今日凌晨，1927年3月28日，绥远爆发了震惊全国、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反对当局统治的以农民为主各阶层群众参加的“绥远难民大会”，史称“孤魂滩事件”。

“孤魂滩”位于归绥旧城南茶坊和西菜园之间的一块沼泽地，是清朝乾隆年间设在城南的一个刑场，参加过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的革命党人王定圻，就在这里被当局杀害。

1914夏季，同盟会员王定圻创办《一报》，揭露袁世凯的罪行。李正乐时任社长（老爷爷），负责编辑工作。《一报》为四开报，1915年春，报纸改为铅印，扩大篇幅。增设时政新闻栏目，宣扬民主共和，鞭挞君主专制的腐败，对于当地官场的贪脏枉法、欺诈勒索行为都给以无情的暴露，颇受读者好评。

因《一报》笔伐反动势力，抨击时政，激怒当局，于是王定圻、李正乐等涉嫌被捕。1916年1月13日，王定圻被杀害，李正乐等获释，《一报》停刊。（见笔者撰《一报》始末）

王定圻（1888—1916.1.13）

后来这里成了乱坟滩，掩埋着乞丐、流浪者、革命者的尸骨，为了祭奠死去的冤魂，人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孤魂庙，就把这里称为“孤魂滩”。

1926年8月间，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南口被奉军打败后，沿着京绥铁路向西败退，阎锡山的“晋军”从雁门关北上，抢占了绥远，将“晋军”改成“晋绥军”。

1926年8月至1927年3月间，在绥远驻军或过境的步兵有7、8万，骑兵2万余人，当地土匪和杂牌军也被军阀收编，大军云集，土匪遍地，社会秩序混乱。　

1926年，晋军接管了绥远，“晋军”总司令商震出任绥远都统。

　　商震（1888.9.21—1978.5.15）

　阎锡山（1883.10.8—1960.5.23）

李荣荫（1910.2.24—1989.11.29）

李荣荫（爷爷，见笔者撰《李荣荫先生二、三事》），时年在归绥中学读书，他和学校师生全程参加了“绥远难民大会”，生前与我讲述了事件发生的全部过程。多年来，每当3月临近，总会想到“绥远难民大会”，绥远农民为了生存，与当局奋力抗争的“场景”，夜半无眠思绪萦绕，又把我带回到了那个年代……

　 绥远地区，由于清末以来放垦土地，加上私垦和扩占，地户所占有地亩往往多于地照所记亩数，按地照所记亩数纳粮交税，对地户自然有利。虽然经过数次放垦，仍有部分夹荒余荒地。所以，国民军占领绥远时，拟整理地籍，以取地利，补充军费，并成立过6县地亩清丈局。但未及清丈，便兵败西撤。商震看到地利可图，提出既要清丈地亩，又要垦放夹荒余荒。清丈地亩后，重新发放地照，丈量清查出的隐瞒地亩扔按荒地计亩征收“押荒银”，并补发新地照，这样收入就更为可观，清丈后新地亩还要征收田赋，自然要增加田赋收入。清丈地亩，成为“晋绥军”开发财源的新途径。

商震治绥，他开发财源的第一条途径就是清丈地亩和放垦夹荒余荒， 1926年冬季，商震改组扩大了6县地亩清丈局，准备在1927年春天全面开始清丈。这无疑是对蒙汉各族农牧民一次严重的经济搜刮，此举触犯了农村各阶级阶层的利益，遭到蒙汉人民的普遍反对。

1927年初，尤其春耕将至，地亩清丈局，要在农民春耕之际，丈量地亩，发放地照。中共绥远地委和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及时与中国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联络，广泛联合当地反对晋绥军的各界社会人士，积极发动和组织工人、学生、市民，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清丈斗争农民活动。绥远地委决定以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名义公开组织这次活动。

3月26日，国民党绥远特别区党部召开常务委员会议，决定召开以农民为主，有工人、学生和市民参加的绥远难民大会，组织群众示威游行。

27日，又召开了共产党员、国民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工会、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会议，对绥远难民大会作出了具体部署，进行了充分准备。

　中国共产党绥远工委、国民党绥远区党部联合召开“绥远难民大会”。大会以归绥农民协会名义召开，由归绥农民协会会长李正乐（见笔者撰《李正乐先生传略》）担任难民大会主席。

　3月28日凌晨，归绥周围乡村的蒙汉各族农民及归绥市工人、学生、市民约五六千人，手持各色小纸旗，肩扛铁锹、锄头、扁担、木棍等，陆续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归绥城南郊外的“孤魂滩”，在孤魂庙前的土台子两侧栽起两根杆子，挂起了一副“绥远难民大会”的白布横幅。会场充满庄、严肃穆的气氛，归绥清末秀才、国民党员李正乐号召绥远社会各阶层积极参加这次反晋系军阀的活动。

李正乐（1886.12.19—1973.7.29）

李正乐致辞后，各界人士先后上台讲话，中共绥远地委和团委代表杨曙晓在讲话中愤怒揭发当局对绥远各阶层各民族的压迫和掠夺。随后学联主席张焕文、女子师范代表卜效夏、鄂光荣讲话，历数军阀混战给绥远各族人民造成的苦难情景，要求都统署公布清丈地亩、开放禁烟等罪行的账目，与会者怒不可遏，群情激愤，“打倒污吏！”“反对清丈地亩！”“反对开放禁烟”“反对扣发流通券”等口号，商震的秘书赵伯陶带着随从骑着马前来劝阻，学生群众，同声斥责，赵伯陶无理以对，丧魂落魄，策马而去，大会主持人随即号召举行示威游行。

由参加“绥远难民大会”的五、六千人组成的游行队伍，以“绥远难民大会”的横幅为前导，由手工业工人和学生组成的突击队开路，从孤魂滩出发，示威队伍冲过军警设置的防线，经过史家巷由大召前进去财神庙街前面的突击队来到“归绥清丈地亩局”，一举将地亩局的牌子砸烂，农民群众涌入清丈局的院子，砸毁了办公室的门窗和遵义桌椅卷柜，焚烧了丈地账目、和文书档案。清丈地亩局的职员早已闻风而逃，局长周锦斋从家里到地亩局的路上，听到地亩局被砸的消息后溜掉了。

游行队伍从财神庙街出来，经过小南街、大南街，从大十字向西进去大西街、小北街、穿过杨家巷，直达县府街归绥县公署，沿路各商铺、群众也都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游行队伍的声势越来越大，口号声此起彼伏。位于小南街的绥远特别警备司令李培基也不敢轻举妄动，命令卫兵在司令部加强警备，并派出一排宪兵去保护归绥县公署。

县知事冯延铸携带家眷从后门逃走，只剩几个卫兵守门。当游行队伍把县衙包围后，愤怒的群众撞开大门，涌入县衙门和冯延铸的住宅，示威群众，特别是农民挥舞手中的铁锹、锄头、木棒愤怒地痛砸冯延铸的家设，收藏的古玩也被砸毁，贪官污吏胆战心惊。

捣毁清丈地亩局和县衙门之后，游行队伍转回大北街，把设在大北街的财政厅、政府厅和教育厅包围起来砸毁了3个厅的牌子，高呼打到财政厅长仇曾治、政务厅长屠义源、教育厅长郭贵瑄。

中午时分，游行队伍出旧城北门，向绥远城进发，当到达新城西门时，示威群众高呼口号，喊话要见商震，商震在数千人怒吼声中不知所措，派赵伯陶登城回话：“商震不在府邸”，群众异口同声呼喊，不见商震绝不散。直到傍晚的时候，群众才逐渐散去，暂停示威，都统署满以为商震避而不见的办法已生效。

第二天清晨，示威群众三四千人，再度聚集在到新城西门外，强烈要求进城请愿，相持数小时后，商震感到以拖不能奏效，唯恐事态扩大，准许示威群众派代表进城谈判。

示威指挥者经过协商，决定选派刘进仁、张焕文、陈志仁、李正乐、闫肃、苗国华、辛崇业等各方代表15人进城会见商震，起初商震不出面，只派赵伯陶与代表们周旋，对示威群众提出的要求声称研究以后答复。代表们表示如不当即答复就不出城，杀头坐牢在所不惜。城外的示威群众直至天黑，还见不到代表们出城，等候的群众万分焦急，于是口号声又不绝于耳。

　 商震被迫出来接见代表，经过激烈的争论，商震迫于压力，才被迫答应了“难民大会”代表们提出的六项要求：

（1）撤销丈地局；

（2）撤职垦务总办冯曦；

（3）撤职屠义源；

（4）撤职冯延铸；

（5）停止开放禁烟；

（6）停止扣发流通券。

午夜之前，商震派卫兵打着灯笼送代表们出了城。等候在城外的数千名示威者看到代表们归来，欣喜万分，欢呼声雷动，青年学生唱起了“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的大革命时代歌曲，有的学生还唱起了《国际歌》，城门口数千名群众和社会各界分享在欢腾的胜利气氛中，这场震惊全国的农民示威活动胜利结束。

凌晨，杨植霖、李致方等归绥县农民协会负责人动员大盛魁经理，把商会赶制的切面和焙子送给数千示威群众充饥，可感蒙汉人民和各界群众团结斗争、夺取胜利的豪迈情怀，天已蒙蒙亮了，这场震动塞外的民众群众示威活动以胜利告终。

4月7日，北京《晨报》刊发《空前未有之绥远市民示威运动》大字主标题，以“反对丈量余荒、夹荒，反对开放烟禁，反对扣发流通券”为副标题，报道了“孤魂滩事件”。“绥远今以丈量余荒，积成民变。3月28日晨，有市民五六千人，在归化城南孤魂滩聚集示威，并散发传单。大致谓辛亥革命成功，不过换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新招牌，所有专制时的腐朽遗物与帝国主义的思想，完全留着云云”

李正乐先生传略

李荣荫先生二、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