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夫子】河东文化擎旗人

夏夫子

　　认识王雪樵老师，屈指算来，业已三十多个年头。大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景克宁教授领衔创办的《运城师专学报》，在全国反响不小。而在最初的几期上，经常能见到两个名字，一个是柴继光，一个是王雪樵。柴继光老师连载的是《河东盐池研究》系列文章，王雪樵老师连载的是《河东方言语词辑考》系列文章。

有一年秋季开学不几日，我去景教授家送稿子，遂与雪樵老师不期而遇。经景教授介绍，彼此寒喧了几句，这算是我与雪樵老师的第一次照面。但见当时的他，刚四十出头，腰板笔直，温文儒雅，说话虽慢声细语，但底气十足。

转眼间，到了国庆佳节，也不记得是谁坐东，约请景教授、雪樵老师等河东文化界人士同赴饭局，而我有幸作为小字辈忝列其中。席间，大家举杯交盏，谈笑风生，更加深了我对雪樵老师的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景教授周围聚拢了一批河东文化学人，彼此打交道的事愈发频密，我与雪樵师接触的机会逐渐增多，慢慢地也就成了熟人。

　　由于当时的家用电话尚不普及，我与雪樵师的交流，一是学报编辑部或景教授家里，一是我直接去他的办公室。因我住在老运师（即现在的盐化中学，彼时老师专栖息于此），离老东街报社并不算远，骑车不多会儿功夫即可抵达。记得很清楚，每次去雪樵师的办公室，他不是在披阅或审读报社的稿件，就是在埋头撰写有关河东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从未见他手执茶杯闲着无事。间或去他家，他的书桌上总是摊满各种书籍，撰写半截的稿子放在前面。由此足见，雪樵师首先是位勤奋刻苦的学者。

在对河东文化研究方面，雪樵师总能在宏观上把握准确，微观上深入到位。他写的每篇文章，皆立论有据，考信无疑。每次我俩共同出席市里有关河东文化研究座谈会或恳谈会，他的发言总有板有眼，有理有据，令我佩服不已。尤其是他对方言语词的考释文字，爬梳钩沉、稽册查典、穷源竟委、沿流溯溪，无一字不真，无半句妄言。由此足见，雪樵师也是一位严谨求实的学者。

　　这些年，随着电话与手机的普及，我与雪樵师见面的机会反而少了。过去，在河东文化方面，若我有吃不准或靠不实的困惑或问题，每每跑去面见他，请教求益，探讨品藻，他总娓娓而谈，析疑释惑。而现在，一般用电话或手机直接交流，他仍耐心细致，有条不紊，侃侃无倦。由此足见，雪樵师还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学者。

而这些年，地方文化研究如火如荼，其中的区域优先之现象，则司空见惯。在河东文化研究中，有些问题尽管讨论多年，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难以一致。雪樵师每每遇到此种情况，从不轻易否定他人结论或一味固执己见，而是本着查寻坟典资料或凭借考古成果，让大家各抒己见，相互辨驳。由此足见，雪樵师还是一位虚怀若谷的学者。

前年九月，自从安邑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伊始，我与雪樵师作为顾问，不时相聚研讨，见面的机会骤然增多。研讨会上，雪樵师的发言总能高屋建瓴，洞析入微，足见他对河东文化如数家珍，了如指掌。有时开完会工作餐，饭桌上大家你言我语，畅所欲言，热闹非凡。此时，只要雪樵师一开口，大家顿时鸦雀无声，聚精会神，聆听他的宏言高论。

我一向认为，雪樵师是一位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学者。他对河东文化研究的最大贡献，无疑是他提出了许多不刊之论，如“这里最早叫中国”、“古中国”概念等等，并且他撰写文章，引经据典，旁求博考，逐一仔细论之。

行文至此，我的脑子里又冒出一件事来。2005年，我在澳洲莫纳什大学访学，有天晚上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忽然心血来潮，欲去中文书库看看。虽然费了不少周折，但到了中文书库，却令人耳目一新。里面的的书摆放有序，特别是台湾出版的学术著作，在国内从未见过。甫一到语言学专柜，立马看见雪樵师的《河东方言语词辑考》一书，喜出望外，遂从书架上抽出，翻看借阅记录，81人次，再抽出几本其他中文版图书，大部分都是3～5人次。于是，我不无自豪地把它介绍给正在查阅资料的澳洲人士，嘴里不住说道：“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写的书！”

毋庸置疑， 过去，景克宁教授健在时，河东文化学者无不把他视为理所当然的擎旗人。今天，景教授故去，我常对人说，雪樵师则为当之无愧的拏云手、调鼎者、擎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