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荣耀和骄傲

沙漠胡杨

　　母亲长眠于青山绿树中已整整六年了，每每想起母亲，一股无比亲切的暖流便涌上心头。她没有震撼人心的言语，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她只是兵团千千万万屯垦戍边的一名普通劳动者，是千千万万变大漠为绿洲的一位平凡母亲，但她永远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记忆里。

获奖受表彰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母亲背着行囊、怀抱着未满周岁的哥哥，从四川来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的父亲身边，随后参加了工作。六十年代初，母亲随父亲调到134团十四连当职工，一干就是一辈子。

建连初期，连队四周除了沙包就是野草、荒滩。人们住的是地窝子，吃的是包谷馍馍，喝的是涝坝水。母亲和所有职工一样，砍草，烧荒，挥舞着坎土曼开垦荒地。那时团场拖拉机少，一些荒地要靠人力、畜力开垦。开荒大竞赛，有的男职工一天能开出一亩多地，母亲也不甘落后，和别人比着干。整天坎土曼不离手，双手磨出血泡，血泡磨烂长成老茧，每天都超额完成开荒任务，受到连领导表扬。

秋天拾棉花，每个人都有任务，母亲的手并不是特别快，她就少休息或不休息，抓紧时间拾花。每天天刚蒙蒙亮，我们还在睡梦中，母亲就起身做饭，简单地吃个饭，背着柳筐、花兜、行军壶就急匆匆地下地了，当她拾了一大袋棉花，有的人才进地。中午大家都出地吃饭，休息一会儿，她就在地里啃个包谷馍馍，喝点水，又接着拾。晚上家家户户都点灯了，母亲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天天如此。每天下地拾花，早、晚两头从没见过太阳，就这样，母亲的名字上了光荣榜。

冬天拉沙子，母亲拉着一个冰爬犁，上面摞两个装满沙子的柳条筐，弓着腰，吃力地走在雪地上，喘着粗气，眉毛、围巾上结了一层厚厚的霜。晚上回家，在火墙上烤棉衣、棉裤、毡筒，还要给爬犁浇水，保养爬犁。再苦再累，母亲都咬牙坚持，每天超额完成拉沙任务。在连里拉沙多受表扬的名单上，也有母亲的名字 。

母亲怀孕的时候，连里照顾孕妇，临时把她调到托儿所当保育员。托儿所三位女同志都有身孕，母亲妊娠反应最大，喝水（涝坝水）、吃饭（包谷糊糊、包谷馍、咸菜）、闻着异样的气味儿（莫合烟）都要呕吐，走路都没有力气，自己尚需要人照顾，却要照顾年龄不同的一群幼儿。大大小小的孩子在一起，不是这个不哭，就是那个就叫，吵得母亲头都快炸了，但还要耐着性子，抱着这个哄，抱着那个哄，只有小孩子们都睡着了，耳朵里才清静一点。那两个阿姨可没有母亲的性子好，听见孩子哭闹，她们就急得哭，或发脾气，大声叫孩子不要哭了，小孩子哭得越发厉害，还是母亲过来把哭的孩子哄好。小一点的孩子，不知道蹲下拉屎、撒尿，保育员稍微不留意，他们就会拉一身，尿一身。母亲一见黄黄的屎，一闻到臭气就呕吐不止，吐得头都抬不起来，但还得忍着难受坚持给孩子擦屁股，洗屁股，把换下的脏衣服洗干净。

农忙季节，晚上孩子都不接回家，保育员要轮流值夜班看守，要定时给小点的孩子把尿，叫大点的孩子起床撒尿。轮到母亲值夜班，她一夜要起来几次，不是给孩子把尿，就是给孩子盖被子，虽然只能睡几个小时，但孩子们没有受凉，没有尿在床上。连领导也多次到托儿所检查工作，见母亲抱着最小的孩子给大点的孩子讲故事，领导满意地点头微笑。又问保育员们工作上还有什么困难，母亲她们都坚决地说没有困难。

母亲怀孕初期在托儿所工作，虽不受风吹日晒，不出大力，不流大汗，但责任心极强，是另一种辛苦和操劳，并不比在大田干活轻松多少。好在母亲有爱心，有耐心，更有坚强的意志，在孩子的哭闹声中，平安地度过了妊娠反应期。母亲的保育工作，受到家长和连领导好评。

到了妊娠后期，连里又安排孕妇和病号们剥麻，剥棉桃。干这样的手头活母亲比较利索，虽是挺着个大肚子，行动不方便，但她剥麻、剥棉桃的斤数却是数一数二的。

有一年，母亲因病手术后暂时下不了大田，连里照顾病号，把她调到了孵化室，负责孵化小鸡。这项工作虽不像下大田要面朝黄土背朝天那样辛苦，但也必须踏踏实实、尽职尽责，才能出成绩。要想出鸡苗率高，首先要挑选鸡蛋。晚上天黑，母亲把打开的手电筒竖起来，让光束朝上，将一枚枚鸡蛋放在光上照，看见鸡蛋里有个小黑点儿，说明是受精蛋，就轻轻放进铺有薄棉垫子的柳筐里，就这样精心筛选出够孵化一次的鸡蛋。接着把选出的鸡蛋小心翼翼地放进孵化床（用薄土块垒的能走烟的床，用草泥抹平），在外间土炉子里烧火，慢慢给孵化床加热。孵化室里有好几个温度和湿度表，分别放在孵化床中间和四周。开始孵化了，要昼夜不停地定时查看温度和湿度表，并做好记录。母亲虽然不认识多少字，但她非常好学，很快便学会了查看表，学会了记录温度、湿度变化。

在土温室里孵化小鸡，要把温度和湿度控制在标准范围内并不容易，必须认真负责，才能把工作做好。温度高，要及时给孵化床降温，开门或开窗晾一会儿；温度低，要及时给炉子里添加煤炭；湿度小，要及时给孵化床洒水。

每次进入孵化室，母亲都是穿着短裤、背心，先查看表，做记录，再轻轻地翻动一枚枚鸡蛋，一个都不能漏，一点也不能碰破蛋壳。从孵化室出来，浑身是汗，头发湿透。一个星期后，再用手电筒照每一枚鸡蛋，观察小鸡发育情况，把寡蛋（没有发育的鸡蛋）筛选出来放在一边。两个星期后，再用手电筒一枚一枚地照一遍，筛选出死胎的鸡蛋。直到第三个星期（21天）小鸡出壳。刚出壳的小鸡， 等身上的茸毛干透，要及时小心地拿出来，放进长方形的大柳条筐里，防止踩伤快出壳的小鸡。

母亲就是这样精心地做着孵化工作，小鸡出苗率达90%以上。三四月份是孵化小鸡的最佳时间段，母亲连续三次孵化小鸡，小鸡出苗率都达90%以上，成活率都达95%以上，受到连领导表扬。

母亲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工作，受到连、团两级嘉奖，那一张张“五好职工”奖状，便是对她工作的充分肯定。母亲出席过几次团里的表彰会，佩戴着大红花，站在领奖台上，她感到无上荣光。

母亲在农业连队从事着最普通的工作，她以劳动获奖、受表彰为荣耀和骄傲。

当班长

母亲工作一生，最高官职是不带编制的班长。很多人把班长看作是带头干活的人，并不当回事，母亲却把班长这个头衔看得很重，她始终认为那是同志们和领导对她的尊重和信任，所以她处处以身作则，样样工作带头干，唯恐自己哪个地方没有做好，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和信任。

母亲知道，班里工作要走在前，全班人必须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同志间还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理解，互相宽容。她班里有个孩子多（5个孩子）、身体单薄、干活慢的同志，人送绰号“老大难”。如果是两个人一组干一项工作，大家都不愿跟“老大难”一起干，每次母亲都是啥话也不说，主动与“老大难”搭档干。定苗，除草，打埂子，母亲都紧挨着“老大难”，她自己抓紧时间干在前面，再回过头来帮“老大难”干。夏天割麦子，能割完分给自己的行子已很不容易，母亲还要腾出空来，帮“老大难”捆扎麦子，把捆好的麦子放在田埂边。秋天掰包谷，母亲把“老大难”安排在靠近拖拉机的行子里，方便把掰下的包谷棒子倒进车厢，而自己却在离拖拉机最远的行子里干。掰一筐包谷，要背着穿过十几道行子，才能倒进车厢，就这样来来回回跑，母亲毫无怨言。

那个年代，涨一次工资不容易，而且不是人人都涨，只有40%的人涨，还要大家评论、提议谁够资格涨。班里同志都提议涨工资有母亲，母亲却把自己的名额让给了“老大难”，大家都说母亲傻，帮“老大难”干活也就算了，还要把涨工资的事让出去。母亲解释说：“她家孩子多，生活困难，她本人身体瘦弱，干活吃力，大家多照顾她一点。”其实母亲的工资只有30.30元。后来“老大难”涨上了工资，对母亲感激万分，逢人就说：“要不是我们班长，我哪能涨上工资。”母亲干活不惜力气，也不怕吃亏，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信任。

连队照顾孕妇、哺乳者和病号，多把这些人员分在四角上工作。有一年，母亲正在哺乳期，连里安排她到积肥班，不用跑远路，方便哺乳，还让她当班长。积肥班的重要工作就是要把连队牲畜棚圈里的粪便清理出来，堆积在外面发酵，发酵好的牲畜粪便是很好的农家肥。清理棚圈粪便工作并不轻松，要铲起棚圈里的粪便和草渣，一车一车拉出去堆好，还要将一车一车沙子拉进去撒在地面上，让很多女同志受不了的是那刺鼻的臭气。班里一些人怕臭，都不愿进牲畜棚圈。母亲说：“比起在大田里干活的人，我们算是干的轻活了，就是臭点儿怕啥。”说着母亲就带头走进棚圈，一铲一铲将粪便装在架子车上，在母亲的带领下，其他人也跟着干起来。连队的马圈、牛圈、羊圈分别清理一遍，要好几天。母亲天天带着一身臭气回来，在家门前换了鞋子，才进家洗洗换换。积肥班除了清理牲畜棚圈里的粪便，还要把连队四周的牲畜粪便铲起来运到马号，集中在大堆里。就这样，母亲带着积肥班清理的牲畜粪便堆积如山，为连队农田施农家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四角上干活的积肥班也受到连领导表扬。

母亲在十四连工作20多年，大田里、四角上的工作都干过，当过多年班长，母亲叫李仁贞，和母亲一起干活的同志都叫她李班长，不叫她的名字，连队领导也叫她李班长。退休后，在团部或菜市场，母亲和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偶尔相遇，老同志们也不叫母亲的名字，还叫她李班长。听到这熟悉的称呼，母亲激动又兴奋，满是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母亲没有当过什么官，却以自己年老了还有人尊称她班长为荣耀和骄傲。

儿女成人

艰苦的年代，生个孩子不容易，把孩子养大也不容易。连领导先后通报了全团有关孩子的几起事故，这些血的教训，令母亲高度警惕。母亲先后生了四个孩子，由奶奶照看，她每天出门上班，都要叮嘱奶奶千万要照看好孩子；下班回来，看见孩子在自己身边活蹦乱跳，才放心。她一心盼着孩子平安健康长大。

1932年母亲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没有上过学，后来参加扫盲班，认得一点字，但也只能勉勉强强费劲地看看报纸，五六百字的一篇文章，上面的字还认不全，更不会写字。她非常羡慕有文化的人，常在我们面前说：“年轻的时候，要是我有文化就可以参军了，那时四川老家招女兵，但招有文化的人，我没有文化，只能看着别人去当兵。”从母亲的话语里可以看出，没有文化，成了她一生最大的遗憾。

母亲渴望自己的四个孩子个个都有文化，都能读会写，不要像她一样是个睁眼瞎。她工作再忙，再辛苦，也要过问我们的学习。农闲的时候，我们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学习，母亲在旁边纳鞋底，偶尔会翻看一下我们的作业本，谁的本子上红对勾多了就表扬几句，谁的红叉叉多了就说几句。她一再告诫我们上课要专心听老师讲，不会的题要问老师、问同学，做错的题要及时订正，书上的题都要搞懂、做对。母亲偶尔翻看作业本这种检查方式，对我们还是很起作用的，在母亲轻言细语地教导中，我们在慢慢进步。

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一次期中考试我考了80多分，我正在订正错题，母亲凑近煤油灯看着试卷说：“这几题都做错了，怪不得才考了80几分。”我急忙辩解说：“这次考题可难了，某某某才考了70分，我还算考得好的。”母亲说：“你们班最高分是多少？”我说：“最高是90多分，没有一个人考100分。”母亲说：“以后你要和考高分的人比，不能和考低分的人比，那样去比，你会越比越差。”我记住了母亲的话，学习上总和比我好的同学比，在慢慢地追比中，我的成绩逐渐名列前茅了。

母亲不仅希望我们学习好，还希望我们做个品行端正的人，她也用自己的行动教育着我们。母亲在养鸡场工作的时候，从没有把公家的鸡蛋拿回家一个，更没有把别人家的什么东西拿回家，哪怕是别人房门前掉的一根柴禾棍，她也不会动一下。她常对我们说：“别人的一块金条不要去多看一眼，更不要动一下；自己的一根稻草也要保管好，不要随便扔掉。”这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敝帚自珍”吧，所以我们都养成了从不乱动别人东西和爱惜自己东西的好习惯。

童年的时候，我在水渠边捡到小半块肥皂（凭票才能买到肥皂），高高兴兴地拿回家。等母亲下班回来，我得意地给她看，母亲严肃地说：“不是自己的东西，坚决不能要。你赶快把捡到的这小半块肥皂交给连长、指导员。 ”于是我迅速跑到连队办公室，把肥皂交给了指导员，指导员夸我是个好孩子。我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非常高兴地说：“这才对，以后不管捡到什么东西都要交公。”

我们四姊妹在134团一中上初中、高中，沙包单位的学生都住校。冬天，母亲怕我们冻着，棉衣、棉裤、棉鞋都做得厚厚实实，一年四季我们的换洗衣服都准备得整整齐齐，单鞋、棉鞋也都早早做好放在那里。母亲穿着补丁的衣服，却让在外面读书的我们都穿戴得干净整齐。家里有点好吃的，都留着我们从学校回来吃。寒假、暑假我们在家学习，母亲想着法子把伙食调剂好。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始终可以感受到母亲对我们的关心和厚爱。

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学，母亲不曾责备半句，反而安慰我说：“尽自己努力就行了，那么多人都没有考上学，别人能到连队去劳动，你也能去劳动。加油学习，来年再考。”18岁的我在十四连当职工，边劳动边学习，一年后，我考上了石河子师范学校。妹妹高中毕业也没有考上学，母亲虽然失望，但温和的言语给妹妹的是鼓励：“你要像姐姐一样边劳动边学习，也要争取考上学。”17岁的妹妹在十四连劳动，每天辛辛苦苦，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两年后，妹妹在本团招考中，以数学第一、总分第一的好成绩，考上了团里的老师，母亲终于开心地笑了。几年后，弟弟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乌鲁木齐机电学校。我边当老师边自学，先后大专毕业、本科毕业。妹妹当老师后，又考上了安徽阜阳教育学院，带薪进修数学。哥哥高中毕业没有考上什么学，在连队机务上工作，开拖拉机，在母亲看来，这也很不错了。母亲含辛茹苦养育的四个孩子，都令她满意。

母亲没有文化，却以儿女都长大成人为荣耀和骄傲。

母亲的荣耀和骄傲是那么的朴素和平凡，但母亲却把这些都看得很值得，很幸福，很满足。

　　大漠变良田，万亩良田里，有母亲挥洒的汗水；戈壁成明珠，璀璨明珠上，有母亲散发的微光。母亲极为普通，普通得如深深扎根在沙包里的一株抵御风沙的梭梭；也不为更多人所知，但她的儿女和挚友亲朋，永远记住她，怀念她；母亲也并不高大，但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那样伟岸，我一生须用一颗虔诚和感恩的心仰视。

我以有这样的母亲为荣耀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