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梁茶培戴瑛夫妇勅命碑之解读

爬山虎

　　浮梁县浮梁镇茶培村位于昌江河边的引坑坞姚山上,有一块明弘治年间所立的巨型青皮石勅命碑，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勅命碑由碑冠、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重量估计有3吨左右，由公石榫头对接，十分罕见。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文物？它记载着怎样的一个神奇的故事呢？为了揭开它神秘的面纱，笔者进行多方考究，并有幸拜读了浮梁北隅《戴氏家谱》和对戴氏家族颇有研究的林进军老师撰写的《明代浮梁戴氏三杰》这篇文章，对这块勅命碑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由于水平有限，只能浅略地解读一番，还请各位行家不吝赐教并请予以斧正。

下图为敕命碑全貌

一、勅命碑的概况

戴瑛夫妇勅命碑的碑身高199公分、宽99公分、厚25公分，正面刻有碑文，碑身保存完好，除个别字被损毁的模糊不清外，大部分字迹清晰可见。碑冠高86公分，正面中间刻有“勅命”的字样，正反面周围雕有石龙缠绕。碑座高60公分，由一只形似龟样的动物驮着，龟身长达2米，上面的云纹特别清晰。历经风雨沧桑，龟身出现了裂痕，这是一种叫赑屃的吉祥物，传说是龙之九子之一，又名霸下。它形似龟，好负重。传说霸下在上古时代常驮着三山五岳，在江河湖海里兴风作浪。后来大禹治水时收服了它，它服从大禹的指挥，推山挖沟，疏遍河道，为治水作出了贡献。洪水治服了，大禹担心霸下又到处撒野，便搬来顶天立地的特大石碑，上面刻上霸下治水的功迹，叫霸下驮着，沉重的石碑压得它不能随便行走。霸下又称石龟，是长寿和吉祥的象征。我国一些显赫石碑的基座都由霸下驮着，在碑林和一些古迹胜地中经常可以看到。据勅命碑文字记载，这是明弘治十八（公元1505年）年追授北京西城兵马司副指挥戴星父母为文林郞及孺人的勅命书，赞扬他们遵循礼法、博览群书、扶贫济穷、教子有方的美德。

二、碑文书法探究

该石碑的碑文书画遒劲清刚，融颜、柳、欧于一体，受到明代台阁体书法家姜立纲书风较大影响，是明代的官方楷书典范。明洪武年间初设中书舍人一职，这类官员在朝廷中负责大量的缮写工作，他们的书法既需要满足整齐划一的实用性要求，又要达到赏心悦目的审美要求，故而以沈度为首的明初官方书法家按照应制的要求对当时的楷书进行调整改造，这种以整齐对称为美的书法便在文人士大夫之间流传。至天顺年间，书法家姜立纲在柳体的基础上融入欧、颜的成分，从而形成一种整齐清刚，结构紧凑、笔画流美的字体，正如何乔远《名山藏》所云：“立纲书体自成一家，宫殿碑额多出其手。日本国门高十三丈，遣使求匾，立纲为书之，其国人每自夸曰：‘此中国惠我至宝也。’”又云：“（姜立纲）法书行于天下，称曰姜字。”可见，姜立纲书法对当时书风产生了极大地影响，《戴瑛夫妇勅命碑》便是姜氏书风影响下的产物。《戴瑛夫妇勅命碑》书法在结构上以柳体为基调，对其中宫紧凑的特点进行了改造，使其布白上更加匀称，更加符合整齐划一的审美取向。如碑中“星”字六个横式线条均匀排布，平行等距，线条之间所构成的“负空间”基本相等，故而在视觉上有较强的平衡感，有着很强烈的稳定性，这种特点与姜氏书法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此碑的笔画流利劲挺，线条寓圆于方，入笔处巧妙地保留了运笔的痕迹，线条起止清晰可见，故而更显方劲之力度。此碑中“情”、“忠”、“之”、“义”等字，线条刚劲，起收笔处字口笔锋清晰可见，是书、刻俱佳的作品。

明代书法承上启下，碑刻遗存并不少见，但保存如此之完好，又能反应姜氏书风影响的经典台阁体书法，实不多也。此碑的保存，其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单件的碑刻书法作品，它所折射出来的是整个明代官方书法的风向所尚，这对于我们研究有明代的书法史与艺术思潮都有着极大地意义。

下图为部分碑文

下图为姜立纲书法

三、碑文原文

奉天承运，皇帝勅曰:旌奖贤劳乃朝廷之著典,表章先德亦人子之至情，盖忠本孝移，而亲由子显，式关伦理奚间存亡尔。戴瑛乃西城兵马指挥司副指挥星之父，动循礼法、博涉经书、恤匮賙穷，族邻每沾其德惠，孝亲友弟；乡闾率慕其义刑，矧义方素。严于家庭，致令子遂登于朝署。养违三釜，报徳之志徒勤；光贲九原，追邺之恩宜厚。用彰潜德，永慰遐思。兹特赠为文林郎西城兵马指挥司副指挥。尚期神爽之昭，益迓宠光之至。

敕曰：教养兼隆，母德不殊於父；宠荣均被，君心实体于臣。缘人子之至情，为国家之定制。幽明难異,恩数式同尔。方氏乃西城兵马司副指挥戴星之母，徳礼出於名家，言动循乎内则。相夫举义，名播族婣，教子穷经，功成朝著。愿禄养之荣弗逮，而风木之感弥深。爰體孝思，用申追卹，兹特赠为孺人。庶懿灵之有知，服休光於无斁。

弘治十八年八月二十日

下图为碑文拓印

四、碑文译文

    奉天承运，皇帝下诏说:“奖励贤明勤劳的人，乃是朝廷所明文规定了的，表露彰显逝去先人的品德，也是为人子的常情。人世间忠心都是由孝心所生发，而亲情也是由子女的行为来体现的。这是关乎世间伦理、道德存亡的重要的事。戴瑛是西城兵马指挥司副指挥戴星的父亲，他遵循礼法，博览群书，救济穷人。族人、邻居们常常受于他的恩德，效仿他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乡邻都仰慕他的仁义行为，况且对人十分仁义。戴瑛对家庭的教育很严格，使得他的儿子戴星入朝为官。养育荣恩再怎么报答都不为过，应该在九州发扬光大，用厚重礼仪来追封他，表彰他的品行，安慰他逝去的灵魂。因此，特授予戴瑛为文林郎西城兵马指挥司副指挥，还希望他老人家泉下有知，乐于接受这份迟到的荣誉。

敕文说:“戴星的母亲抚养子女、教育子女两方面都做得很好，不输于戴星的父亲。致使戴星受到了至高宠爱和荣誉，作为君主实在应该体恤臣的孝心，这缘自做儿子的心愿，也是国家的规定。方氏是西城兵马司副指挥戴星的母亲，她在德行礼教方面的修养出于大户家，行为举止遵循礼法。对待丈夫有大义，在家族姻亲内都很有名声。教育儿子勤奋读书，终于使得儿子功成名就。但愿养育儿子的恩情不会被遗忘。而儿子对老人思念之情更加深厚,应报答养育之恩并追封她，现在特封其为“孺人”。希望她老人家泉下有知，永远安息。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8月20日

　　五、戴瑛父子简介及敕命碑的由来

戴瑛，字廷昭，生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殁于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娶方氏，方氏生于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殁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夫妇合葬浮梁尚义都引坑坞姚岭。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八月二十日，勅赠文林郞西城兵马司副指挥，夫人方氏赠孺人。子二，昱、星。

戴星，戴瑛次子。明贡士，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授北京西城兵马司副指挥，因恪尽职守，功绩卓著，为戍守京城立下汗马功劳。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八月二十日勅进文林郞，夫人孙氏封孺人。朝廷给戴星夫妇的敕命书中提及“戴星儒宦名家，贤关隽出，列官朝籍，分理都城。在公称干济之能，处已励操持之志，贤劳茂著，最考是书”。可见戴星的德、绩、能等方面功成卓绝。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升南直隶常州府通判，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升广西左州知州，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朝觐以礼致仕。

弘治十八年，因念及父母养育恩深，无以为报，报请朝廷追封其故去的父母。朝廷恩准他的请求，特敕命其父母为文林郞西城兵马司副指挥、孺人。遂将其父母合葬立碑纪念，并有了现在留存的这块巨型青皮石勅命碑。

       

　　六、浮梁戴氏源流及戴氏名人简介

浮梁戴氏尊护公为一世祖。护公，讳仲仪，迁婺源凤亭里，授散骑充先锋突将副兵马使，南唐赠朝请大夫，敕封新安伯。传至十世漳公（浮梁北隅戴氏始迁祖）讳俭，字伯涵，生于宋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宋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迁浮梁城隍岭底号戴家巷。曾任翰林院中书次宝文阁中书郞，三任礼部伺中郞。传至十八世嗣安公，戴氏家族不断繁荣，枝繁叶茂，人丁兴旺。戴嗣安生有七子，戴弁、戴贞、戴爵、戴哻、戴甫、戴冠、戴委。到第二十世，嗣安公这支繁衍就有戴瑺、戴珉、戴珊、戴玘、戴琏、戴瑛等二十名男丁，个个文韬武略。此时的戴氏家族在仕途、政绩方面进入鼎盛时期。20年间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共出了戴瑺、戴珉、戴珊、戴玘、戴琏五位进士，曾一时轰动浮邑。

戴氏族人恪守"达则献身天下,穷则善身济民"的族训，或治国安邦、或扎根桑梓,或填词作赋、或归隐田园，涌现出许多功勋卓著的官宦，得到朝廷嘉奖和重用，也得到老百姓所拥护和爱戴。据《饶州府志》《浮梁县志》记，入志本邑戴姓名人有50多人，当年戴氏在浮梁立的功德坊就有20多座。其中有戴珊立的两座“尚书坊”，戴璨、戴珊兄弟立的“联壁坊”，戴琥、戴珊兄弟立的“骢马连镳坊”，还有戴琥、戴显、戴録父子孙“三世沐恩坊”等。另据《戴氏家谱》记载，戴氏群英得到朝廷颁旨嘉奖的敕命书有十九份、赠授戴氏家族的诰命书有十三份之多。尤其是尙武崇文的布政使戴弁、恪持风纪的左都御史戴珊、兴修水利垂今古的戴琥叔侄三人堪称明代浮梁戴氏三杰，在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舞台上尽显浮梁娇子的风采。戴星载誉后不忘家乡、报答父母哺育之恩立碑纪念这一善举当时成为浮梁坊间的美谈。

　　七、我县文物保护、开发、利用的深远意义

  戴瑛夫妇敕命碑的发现和探究，对浮梁戴氏家族的历史研究意义深远，同时对浮梁的历史文化、中华孝文化、以及明代书法等方面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据悉，我县如茶培戴瑛夫妇勅命碑这样不可移动的文物有240处，文物保护部门由于人手不够、资金不足等问题，在当前困境下，日常重点工作是文物安全，尽量守好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存。至于有关这些文物的信息收集整理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近年来，我县正逐步加大对这类文物的保护力度，戴瑛夫妇勅命碑也于前段时间加以修缮和维护，石碑得到有效的保护，面貌焕然一新，但遗憾的是对它的深入研究相对还比较肤浅。

下图为修缮前的石碑

　　文物是人类历史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址。是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结晶，是人类宝贵璀璨的文化财富。加大文物保护对研究历史、发掘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坚定文化自信等方面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同志也作出了切实加大文物保护的力度，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的指示。

按照“文化为魂，旅游为体”的思路，促进文化与旅游有机融合发展，是当前旅游发展的大趋势和旅游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我县文物资源丰富，遍布全县的各个区域，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任重而道远。近年来，我县全力做好“生态+文化+发展”三篇文章，不断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有效地提升了县域旅游综合效益。我们应该在切实保护现有遗存文物的基础上，大力挖掘、开发县域内珍贵的历史文化及旅游资源。我们相信随着这项工作的不断推进必将对浮梁各项事业特别是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