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皖南事变中，项英的责任问题

刘炳圻

黄桥战役后，国共两党的摩擦反摩擦达到白热化。这时的格局是，皖南新四军近万人处在国民党军的重兵监视之下，苏北韩德勤部数万人又处在我八路军新四军的环伺之中，这就好比我的儿子在你的手里，你的儿子也在我的手里，双方谁都有顾忌，形成了僵持。

对于新四军军部孤悬皖南，中央早就有指示。早在1940年上半年的1月、3月和4月，延安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就反复电催项英，要其尽快将新四军军部北移苏南、江北。到了5月，已在苏南的陈毅、粟裕也致电项英，提出，既然“国民党亦希望我们让出皖南”，“我们应将计就计”，将军部和皖南主力东移苏南，“以应付事变。”

对于中央和江北陈粟等的提示，项英的反应是消极的，甚至是对抗的。他坚持认为：“在战略上，北方必须有南方之配合”，“皖南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南方不可。”

4月3日，毛泽东等担心“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而征询项英“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项英表示：“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他的意思很明白，反复强调各种理由，就是不想离开皖南。

10月9日，也就是黄桥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刘少奇又致电项英，指出：“军部在皖南既不可能，建议从速北移。因目前交通尚有可能，如有迟缓，恐有被顽固派阻断封锁可能。”

10月24日，党中央又以强硬的口吻命令：“（一）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对于党中央的严令，项英于10月28日回电向中央提出：“为了将来我更大发展，坚持皖南阵地极有作用，如现放弃，将来不易取得这一强固的支点。”“要坚持皖南阵地必须有相当强的兵力才能保证，因此，原有的力量不能减弱北移。”这是什么？这已经不是意见和建议了，这是对中央指示的公然对抗。

发生于11月底，历时19天的曹甸战役，打破了两党的僵局，形势陡然间变得对我十分不利。本来，在这之前，国民党军还没有对皖南新四军形成合围之势，日军对江面的封锁也还不严，新四军军部完全可以在曹甸开打之前安全撤到江北，可到了这个时候，皖南的处境，怕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也能估摸得到了。可不知为什么，项英估摸不到。不管延安的毛泽东、重庆的周恩来、中原的刘少奇、苏北的陈毅等等如何十万火急的电催，他仍然是百般找各种借口，就是一个字：拖。

为报复我在苏北进攻韩德勤，皖南的国民党军加紧收缩了对新四军军部的包围圈。不过说实话，国民党军这合围的动作真的不快，很慢，但项英就好像要存心跟国民党军比谁更慢似的，对于北移，他是磨磨蹭蹭，依旧是找各种借口一拖再拖。

12月26日，毛泽东忍无可忍，措辞超常严厉地给项、周、袁发电：“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可就是在如此严厉的催促之下，项英还是非要拖到两党确定的最后期限12月底以后，到了1941年的1月4日，这才开始移动。你可别小看这四天，1月4日走和12月31日走大不一样。

从军事上说，这时的国民党军已经基本完成了合围，沿途已经没有太平之路可走了；从政治上说，已经超出了规定的时间底线，国民党军师出有名了。不论从军事上说还是从政治上说，从哪儿说都被动了。就像李一氓哀叹的那样，“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

转移时机错过了，转移路线也错的让人莫名其妙。对于北撤，参谋处早在几个月前就拟定了两条路线：一条是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竹箦桥、水西地区，然后经苏南北渡；另一条是经铜陵、繁昌之间北渡。

第一条路线是皖南军部到苏南我军的交通线，沿途设有兵站，每个兵站都有民运工作组，有地方党的工作，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这也是延安毛泽东、朱德和重庆周恩来建议的路线。这还是与三战区反复商定的路线。与三战区商定的路线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一旦顽军阻击，政治上将对他不利，而我的胜算就多了几分。

第二条路线的优点是路程近，部队从云岭出发，一天就可以到铜、繁地区，第二天就可以过江，如果急行军，当天晚上就可以过江。而且军总兵站站长张元寿带工作组早在一个多月前就已前出，做好了侦察和动员工作，控制了12个渡口，征集了200余艘渡船，一次航渡即可渡过7500人。还有就是这条路线沿途都是由我游击队掌控，日、伪、顽驻军那时都还很少。这也是蒋介石最后指定的路线。

基于以上考虑，因而叶挺力主走东线，其次走北线，并责成参谋处将此两案都拟出了具体行动计划，标绘了行军路线图，只等项英拍板，就可以执行了。

但是，就在终于等到部队要北移了，项英却断然否定了叶挺等人走东线或北线的意见，而是选择走章家渡、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郎溪、天目山、溧阳这条南线。

这就意味着，在叶挺亲自指导下，由参谋处牵头花了几个月功夫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全白做了。

项英这决心一下，令所有人都傻了。大家大惑不解，走这条路线，太远太绕路，用时太长，很难保密和隐蔽。我孤军深入，极易受敌包围，而如若发生敌情，远在深远敌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则势必进退两难。因为事先压根就没考虑过首长会选这条路线，所以地形没有经过缜密侦察，沿途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兵站设施全无、地方党也没有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群众基础薄弱，参谋处甚至没有准备这条路线的地图。

走南线，除了军事上不利于我，还将在政治上利于敌而不利于我。往南是国民党的后方，往国民党的占领区运动，对公众很难说得清楚。早在几个月前，那些由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就连续制造舆论，造谣散布新四军准备向南逃窜、袭击国军、劫夺徽州军火库、搞三山计划（即所谓在国民党统治区黄山、天目山、四明山建立赤色根据地）等等，走南线，往天目山方向，就正好送给了国民党一个现成的把柄，为其对我实施“制裁”提供了口实。

在皖南新四军中，项英向来说一不二，在他一意孤行的坚持下，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走上了这条死路。

走这条路线之大错，从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关于“围剿”皖南新四军战斗详报》的字里行间，亦可得证。该详报作战检讨中，在说到“甲、我军成功之主因”时，第一条就是：“一、部署得当，该匪军自投罗网；”而在说到“乙、匪军失败之主因”时，第一条则是：“一、状况判断错误，经离老巢南过章家渡，投我部署上最强之包围圈内；”力排众议，坚持走这条最不该走的路，然后准确无误地把部队带进人家的包围圈，说的危言耸听点，我都有点怀疑这到底是在为谁工作了。

北移路线已经错了，在战术问题上，项英也是一直打压正确的意见，继续一错再错。最关键的是在要不要打下星潭并从此处突围的问题上，就又处置错了。

星潭是沿南线转移的必经之路，打下星潭就可以突出去，打不下就突不出去，所以，星潭是我势在必取的一个点。

当然，既然星潭的战术价值如此重要，敌人也是势在必守，打起来也就不那么容易，原定的7日午前三路会攻星潭的计划没能实现，左右两路都因受敌阻击没能按时赶到，三路会攻变成了一路进攻，而且进攻遭遇到较顽强的抵抗。怎么办？于是由项英主持召开扩大的军分会，讨论下一步的打算。

正开会讨论间，负责指挥进攻星潭的二支队副司令员冯达飞打来电话，请求再支援两个营，保证拿下星潭。叶挺根据亲自到前线视察掌握的情况，认为部队士气正高，伤亡还不大，再增援两个营上去，拿下星潭不成问题。而星潭已经接近顽军包围圈的最外层，尽管从此处突围还要打几场硬仗，还要有一定的牺牲，但牺牲一部，保证大部突围是有把握的，因而力主增援，继续攻击，拿下星潭。军部作战科长、侦察科长等也赞同军长的意见，要求快快下命令增援兵力加大对星潭的攻击力度，但叶挺等人的意见被项英否决，项英认为打星潭会招致较大伤亡，禁止对星潭继续增兵。就这样，也不增兵，也不撤兵，二支队仍然孤军进攻中，军部的会议也仍然继续进行中。

遇到大事集体开会讨论是没错的，可在战机稍纵即逝分秒必争的这个节骨眼上，这个会一开竟然开了七个多小时，慢慢腾腾，无休无止。叶挺实在忍不下去了，怒气冲冲对项英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犹豫不决，不能没有决心。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心我也服从，现在就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天也黑了，开会开的也累了，最后项英做出决定，不打星潭了，也不走这条路线了，部队往回撤，退回到丕岭以西，经高岭、太平转入黄山，再伺机北渡。

可就在项英决定停止进攻星潭，并发令撤出攻击部队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的，新三团的第一营恰好在这一刻突破守敌前沿，攻入星潭，打开了突破口。但是，就在继续向纵深发展进攻的时候，他们听到了要他们撤出战斗的军号声，开始他们怎么都不敢相信，要司号长再认真听一遍军号。又听了一遍后，司号长说没错，是要我们撤出战斗。他们无奈地往回看去，看到的是后续二梯队已经奉命往回撤。一营只好万般不情愿地遵命撤了出来。

可惜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突破口，就这样又被敌恢复。眼看全军就可以从这突围了，部队却又撤了回去。

命令已下，全军沿着出发时的原路调头往回走。

翻山涉水走了几天的路白走了，眼看已经撕开了的突破口又白白的送给敌人重新合围了，这样反常的行动，给整个突围部队从思想上、行动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而当项英率军准备出高岭突围时，临时找来的向导却带错了路，误把廉岭当成了高岭，消耗了体力，影响了士气不说，再奔高岭时，原先没有敌情的高岭此时已经被敌重兵扼守，过不去了，于是又再一次退了回来。

于是又开会，又经过了一番讨论研究，又决定走参谋处曾拟定的北移第二条路线，北线，即在行动前叶挺坚持而遭项英否定了的经铜陵、繁昌间渡江到无为的转移路线。

亏了项英也是打了三年游击的，不知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到这个时候才选择走这条路，人家还会不会老老实实地给你留着？战场情形瞬息万变，经过了几天的战斗，此时的这条路，不仅江面上已经密布了日军的舰艇，沿途也已经堵上了一层又一层的顽军，战机已失，时不再来了。

这条路线突围又行不通了，于是又一次退了回来。就这么转来转去，终于在疲劳而无功的转圈中把部队转进了死胡同，陷入顽军重重包围之中。

就在整个部队陷入重围，最需要有个主心骨来掌舵的紧要关头，项英，这样一个有着多年党龄又长期担任党的高级领导的新四军实际上的掌门人，这样一个把皖南部队看作私产一样的家长式领导，却让人难以置信地犯了一个超低级的错误——丢下部队带了几个人开小差了。

延安得知项英开小差，十分愤怒，紧急指令部队由叶挺全权负责，下定决心突出重围。悲情的叶挺，终于在当了三年军长后，在这个时候，才第一次获得了作为军长早该有的在军事指挥问题上说了算的权力。

可惜的是，晚了！弹尽粮绝，兵困马乏，敌人的包围圈里三层外三层已经像铁桶一样，谁又能有回天之力呢？最终，九千多人的皖南部队只有一千多人零零散散突围出去，大部损失，突围以失败告终。

——本文转自《家国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