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感怀

勇者

——写在首次出国工作30周年之际

Reflections on the Three Decades of My Career

– On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My Working Overseas

1989年3月25日，我离开教了五年书的中学讲台，告别学生、告别亲人、告别祖国，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航站楼第二卫星厅（现T1航站楼）登机，乘坐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961航班，经阿联酋的沙迦（当时迪拜还没有崛起）和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于次日飞抵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来到内罗毕北郊的卡萨拉尼地区，加入到中国政府援助肯尼亚专家组的队伍，修建我国援建的肯尼亚体育中心（简称肯体）和其它承包工程项目，从此便开始了充满挑战而又精彩纷呈的外事、外贸翻译生涯。

1989年3月25日，临出发前与同行工友在天安门前留影

说起翻译，记得以前在学校读书时，只是最后一学期老师给我们上了两个多月的翻译课。他先发了一些英语短文，说了些要点，让我们练习翻译，然后下节课再把他的汉语译文写在黑板上让我们对照，但并没有讲解翻译的方法和技巧，我们也不明白翻译究竟是怎么回事；只以为把英语学好了，阅读和听力好了就能搞翻译，人家说啥你就翻译啥，想象得就这么简单。

1989年5月在内罗毕留影

新 手
哪知道，一到中国专家组，就把我派到项目上，第一次参加现场例会就把我吓到了。
肯尼亚是英联邦成员国，在建筑施工和工程承包方面遵循的是 BS 标准，即英国标准 (British Standard)。根据这个标准，建筑工程实行项目经理负责和第三方监理制；项目经理每周一都要把监理方、主包方、分包方的经理和工程师召集在现场开例会，总结评估上周的施工进度，讨论并安排新一周的工作。
主持例会的是监理方负责人，是一名英国人，说一口地道伦敦腔英语，不紧不慢，也很清晰、好听，但对我这个新手来说，仅仅听清了几个单词组成的句子，并不明白他说的整体意思，也跟不上他的思路，对技术和施工方面的内容更是云里雾里，摸不着火门；而其他参会人员都是印巴人和当地黑人，说起英语来带有很浓重的母语口音，语速又快又难听，像打机枪一样，我一点都跟不上，只听出了几个单词而已；再加上我初来乍到，对工程的情况不了解，对施工技术一窍不通，就根本谈不上翻译了。

1989年，肯尼亚内罗比曼立登五星级宾馆工地现场办公室，与英国监理工程师一起讨论问题

好在有两位老翻译，常到现场来参会。看到他们像老朋友一样与到会人员打招呼、交谈，从容地回答监理工程师的提问，翻译给我方经理和工程师，然后再把我方人员的话有条不紊地翻译给在坐的与会人员。他们时而热烈交流，耐心沟通；时而唇枪舌战，寸步不让；时而开开玩笑，活跃气氛。我只有默默地坐在那里，静静地观察他们说话时的口型、表情和肢体语言，努力熟悉他们的表达方式，捕捉他们的发音特点，尽力把他们说话的单词厘清串联成句子，同时认真地记下笔记。 会后，我与其中一位老翻译交谈。我告诉他，以前自以为自己词汇量大，听力好，阅读也很快，但为啥刚才在会上我一句话都没听懂呢。他告诉我说，你们在学校学的英语只是最基础的东西，口语也只是跟着磁带练习，学习模仿国外英语电台的标准发音，也没涉及商务或技术内容，更没有听过其它带口音的英语了，听不懂是正常的事。我问他怎么才能达到他那样的水平，有什么捷径可走或秘籍可授。他笑着告诉我：哪有啥捷径嘛，实践是最好的老师。你现在到了英语国家，到了只能用英语沟通的现场，你想的说的都必须用英语进行；只要你努力，勤学勤练勤实践，就一定能掌握英语，获得自如交流的能力，并达到像他那样熟练翻译的水平。 这位老翻译名叫高立春，我们这些年轻翻译都尊称他为“高大翻”。实际上，他并非翻译科班出身，也不是英语专业毕业的，而是学牙科的。他告诉我们，刚解放时他在华西医学院读书，读大二时朝鲜战争爆发，年轻学子们积极响应国家“抗美援朝”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军，他也报了名，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由于华西医学院前身是由美、英、加三国基督教会创办的，当时用英语教学，所以他的英语比较好。部队领导便把他分配到文书连，最先从写标语开始，在战场上向敌方喊话，后来参加审问俘虏，参与和低级军官的停火交涉，到最后参加高一级的停战谈判。在战火中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最终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翻译。

在曼立登宾馆项目负二层钢筋布置现场

锤 炼
因此，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事和工程技术翻译，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不断地学习、学习、再学习；实践、实践、再实践。
听着老翻译们讲述自己翻译工作的经历，我暗自下定决心，从现在起重新学习英语，把它与工地上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克服眼前听不懂的困难，在现场多说多问，多练多做，一定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翻译。
这样，我从手中的工作着手，开始阅读项目标书文件，遇到生词就查词典，不懂专业术语和工艺技术，就向工程师和工人们请教；不懂国际经济技术承包工程的菲迪克条款，就向外方请教。日积月累，不断提高，不断充实自己，弄懂了大多数工艺技术要求，最终把几大本标书和施工规范翻译了出来，交给工程师们使用。

1990年，在内罗毕街头阅读刚拿到的《民族日报》

为了尽快适应肯尼亚的语言环境，我也大量阅读当地的英文报纸，学习斯瓦希里语，还把国际新闻和与中国有关的报道翻译出来，供工友们阅读，了解国内的情况和国际形势。在难得的休息日，我还到附近的内罗毕大学教堂去读圣经、旁听周末弥撒，以提高听力，扩大知识面。

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外出时，如到政府机关办事，到建设部实验室、到市政厅、到市场采购材料、买米买菜、到医院、上法庭等，我都随身带着一个小笔记本，遇到新的句子、新的短语、新的表达、专业术语、行话、当地俚语等，就记下来，随时练习，使自己达到脱口而出的能力，并及时翻译给领导和同事。

在内罗毕大学校园留影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优秀的项目工程师，他叫裘祖蔺，是50年代从同济大学毕业的。他是一位典型的技术型管理干部，不仅具有丰富的建筑专业知识和施工经验，而且英语也很好，除了口语欠缺点外，能完全看懂英文技术资料。因此，我遇到专业方面的生词或不懂的技术问题时，就向他请教，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正负零层的模板和钢筋绑扎好了，裘经理与江工在现场检查时留影

项目开工半年后，从肯体组派来一位年轻人，是西南设计院的结构工程师，名叫江远华，来我们项目组加强技术翻译。巧的是，他也是同济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土木工程；他的英语能力就与学长不一样了，不仅能完全看懂英文技术文件和图纸，而且口语也很好。项目监理方外籍经理复杂刁钻的问题，他都能予以解决，给出满意的回答。最让大家信服的是，他的记忆力好得惊人！图纸上怎么设计的，现场的柱子、大梁、楼板怎么布置的，钢筋怎么捆扎的，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哪里不一致他一眼就能看出，并提出解决办法。同时，他还在现场发现梁和柱子打架的情况，马上就给监理提出来，让结构设计师复查图纸，经过核实，果然是设计错误，这让我佩服不已！我知道，这都源自他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在现场的观察学习。由于我们在一个办公室，我当然也向他学到了不少专业技术知识以及应对外方严苛要求和刁钻问题的技巧。

与肯体专家组部分翻译同事在内罗毕留影

肯体翻译组的同事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们受教育程度不一，工作履历各异，但都有各自的特长和独特的经验，对我帮助也很大。如李忠（上图C位），是当知青时自学英语成才的，已在肯体干了多年，对肯尼亚各方面的情况都很熟悉。我们到政府机关去，办不了的事、解决不了的难题，他一出面，就迎刃而解，被肯体组同事们誉为“肯尼亚通”，后来还成了“坦桑通”、“东非通”；还有李仪涛（上图左二），在我第一次给甲方写英文信时，心里没把握，向他请教，他便耐心地告诉我怎么开头，怎么说主题，怎么陈述事实、提出问题，怎么写结尾，这里该用哪个单词，那里哪个单词拼写错了，他都给我一一指出，手把手教我，一直到把最终稿打印出来，领导审阅签字，才发给外方。
还有康健、龚少禄（右一、二）等，我从他们身上不仅学到有用的经验，更学到了他们对翻译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态度。

1990年1月，在肯体二期工程体育馆竣工交接仪式上担任翻译

口头翻译也一样。刚开始时，翻译水平也是很低的，基本上是一字一顿，一句一停，亦步亦趋进行的；生怕出错，闹笑话，出洋相，给中国人丢脸。
一般人认为，翻译不就是他说什么，我翻译什么嘛，有什么难的？其实，要真正理解讲话人的意思也并不是一件易事，两个人用自己的母语对话时，不是也有误解的时候吗？中国南方人与北方人说话，还有很多听不懂呢。另外，即使让你用母语重复前一个人的讲话内容，如果内容多了，你又能重复多少呢？
翻译水平是一点点提高的，从初级、中级到高级水平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英语国家的语言环境中，必须不断地记，不断地学习，像海绵一样努力去吸取水分。同时，不能学好了英语忘了汉语。要做好翻译工作，汉语水平也要提高。
作为一名称职的译员，要完全掌握翻译时所用的两种语言，就好像大脑里有个开关，一按英语开关，就说出英语；一按汉语开关，就说出汉语，要在两种语言之间自如切换。
要作一名真正称职的译员，不光要掌握翻译时所涉及的语言（即源语言和目标语言），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及对相同事物、概念、工艺技术等的不同表述方式。
一名出色的译员，能让讲话人讲十几、二十分钟，然后再完整地将其讲话内容翻译出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人家讲一句，你就翻译一句这就是翻译了，这就是交替传译了，而事实上绝对不是这样的。
在工地现场，工程们讨论交流技术问题，就某件事表达意见，往往是说一长段话，把一个意思说完了，才停下把时间让给译员，根本没有时间让译员听一句翻译一句，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慢腾腾的，不可能把事情讨论好，也会丢失语言的前后逻辑和信息。这样的交替传译，如果译员对项目情况不了解，不懂技术，看不懂图纸，是根本没法进行的。
用建筑工程的话说，翻译就像把一座四合院拆掉，再建一所西式洋房一样，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过程，而是一件复杂的再创造工程；反之亦然。
比如，工程上常用的单位，如长度、重量、面积、体积、容量、浓度、标高等等，汉英和英语的表述是不一样的，公制和英制是有区别的，翻译都要把这些记牢，并进行适当的转换。看到有的人直接把“亩”翻译成 “mu”或“acre（英亩）”，真是着急，因为外国人是根本理解不了的，两者之间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作为翻译，要能计算出来，熟练转换，才能达到准确表达和沟通的目的。
可见，要做一名合格的翻译，这是与多练习、勤实践分不开的。你不去听，或没有机会去听，到时候怎么会听得懂外方的讲话？同声传译时这个问题就更为严重，弄不好，一个时机、一个意思就过去了，你根本没有时间和办法补救。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事前多去听各种口音的人讲话。一般人总是认为，讲到听懂各种人的口音时，主要是指外国人，本国人有什么听不懂的？
大家平时在听一个所谓“外地人”讲话时，能听懂其大意就行了，不必每句话，每个字词都听出来，可能也很难全听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电视上除主持人的讲话不打字幕，其他人的讲话都要打字幕的原因；而做口译时却不同，译员还要将中国人说的每个词都听得很准确，听不清楚怎么能理解他的意思，怎么能做好翻译呢？

1991年7月，内罗毕市中心，曼立登五星级宾馆建筑主楼封顶时留影

以前从报纸、电视上看到翻译总是西装革履，陪着领导、老总们光鲜亮丽地出入各种高端场合，接见、会见外宾或与外国代表团谈判，在他们旁边好像动动嘴就能完成工作一样。实际上，外事翻译的工作既辛苦又繁重，即是脑力活又是体力活，要涉及到很多专业领域和技能。商务谈判时，往往会谈很长的时间，我们翻译作为谈判不可或缺的成员都全程参加，一口气做8、9个小时的双语交替口译，事后个个口干舌燥、头昏脑涨，都称这实在不是人干的活。
1995年，我应邀为一家本土企业与外方的合资合作谈判作翻译，前前后后谈了十几个回合，持续一年多时间，最后终于谈成，达成共识。到了约定签约的那天，双方高层共聚成都锦江宾馆，出席签约仪式和记者招待会。在记者们的摄像头和照相机的镁光灯闪耀下，双方公司的总裁在中英文合同文本上愉快地签下自己的名字，笑容满面地交换合同文件，握手、拥抱、交换礼品、合影，然后祝酒欢宴，给人们留下一幅中外合作、互利双赢的美好场面。但记者们哪里知道，为了那四套（双方各持两套）的最终合同文本，翻译前期所做的尽职调查文件、可行性报告、合同草案、谈判大纲、来往传真、备忘录、进度表、资产清单、财务报表、政府的政策文件、修改文本等等，堆起来足足有一米高！

1995年11月，在纽约与犹太商人谈判

挑 战

做翻译会遇到很多预想不到的挑战，其中的挑战之一就是做好笔记，把生词记下来，术语记下来，行话记下来，甚至粗话黑话都要记下来。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听懂各种口音，英国人的、印巴人的、阿拉伯人后裔的、当地黑人的口音等，都要熟悉。
在我的写字台上，现在都还摆放着这么多年来所使用的几大本笔记本，有时翻看一下，都还能记起某个单词或短语是在哪个语境下见到的，在哪个环境下使用的。
无论做多长时间的翻译，无论你的听众是坐满会议室的一大群人还是一个人，永远都要怀着一颗敬畏的心，仔细认真地把每一个单词、每一个句子听清楚，听明白，理解好，才能表达清楚，才能转述好，达到中外双方顺畅沟通的目的，这是一名翻译人员的神圣职责。
当然，还有不少其它方面的问题，如最基本的意思的理解问题、词汇的运用、句子的构成问题等，口译做多了，现场可有一些临时性的解决办法，但要彻底解决，则要靠平时大量的积累，靠在工作一线的沉淀。

1996年4月，成都锦江宾馆，为四川蓝剑集团董事长曾清云讲话作翻译

翻译技能和技巧都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自己经历的对外谈判，对外交流，都是鲜活而生动的；自己积累的经验和技巧，都是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换来的，都具有很强的故事性，都可与其他外语爱好者和对翻译感兴趣的朋友分享。
我认为，以意群为单元，各个击破，然后把各意群串联在一起，是最为有效的办法。这样就能全面理解讲话人的意思，并完整地把它表达出来。
作为一名译员，我总的感受是挑战重重，乐趣无穷，乐在其中！
每次例会过后，当我看到我方与外方解决了某个技术问题时，我就感到高兴；当我看到双方在会议记录上签字时，我就感到满足；当我看到工地上模板就位、钢筋绑扎好，监理工程师签字同意进行下一道工序时，我感到自己的心血也随着水泥和沙石融进了那一方方混凝土中，成为永恒。

2002年7月，在德国普吕玛公司签订技术协议

每次接待外宾，每次出国访问，与外国客人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到成为朋友，都是很好的交流、学习过程，既能学到他们的口语表达方式和日常习语，又能学到技术知识、商务知识，还能了解到他们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
每当我看到中外双方在技术文件或合同文本上签字时，我就感到满足又自豪；因为那些文件都是我一个字母、一个单词敲打出来的，是我一页一页起草的，是经过多番讨论、修改、讨价还价、激烈交锋才敲定的。看到双方握手交换合同文本时，我感到自己的心血和努力都随着照相机快门轻快的声音融进了双方满意的笑容和交杯换盏之中，成为合作共赢的基石。
同时，翻译也要抵挡各种诱惑。在对外友好交往、合作的后面，往往有着看不见的暗战。中外双方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立场，利益的交织、冲突、争斗都会通过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翻译一定要站稳自己的立场，摆好自己的位置，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翻译时要把握好说话的尺度，对中外双方人员讲得不妥的话，对有辱国格人格的话，不该说的话，涉密的文件和内容等，都要有严格的把控，既要达到帮助中外双方沟通的目的，又要巧妙地、不动声色地把关把好。
30年的翻译工作，使我有机会出访了除南美洲之外的许多国家，感慨良多：
30年前，我第一次乘飞机，对飞机充满好奇，对蓝天充满向往；坐经济舱几经转机，20多个小时候后终于达到目的地；
30年后，只要工作需要，我坐经济舱、头等舱、商务舱都行，直飞到达目的地；
30年前，在内罗毕工地上住工棚，整天与灰尘和噪音为伴，留下耳鸣的病根；
30年后，到国外出差，我下榻星级酒店，在金碧辉煌的餐厅、酒吧或会议室里与外国官员、商人们交杯换盏，讲友谊，谈生意，互利互惠谋合作；
30年前，我是工地上的一名小翻译，除了基本的英语知识外，啥都不懂。到市政厅去交水电费，连账单都看不明白；去银行办事，连支票都填写不准，也不知道怎么使用，甚至还闹过笑话、出过错；

2008年11月，在西博会上为德阳市政府招商引资推介会做现场翻译

30年后，我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陈翻译”，政府部门有外事活动或企业有对外合作时，都慕名前来请我领缨担任主译。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还请我当他们的顾问，为他们组建外贸部，培养外贸业务人员和质量、标准体系管理员。银行培训员工，还请我给他们讲授国际信用证结算实务和实战案例；公司的外贸业务结算，不管是信用证还是电汇，我提交给银行的结算单证从未出过差错，更没因不符点而被扣款。我市两所大学，都聘请我为他们外语系的顾问。
30年前，我在一个国家的工地上一呆就是两年半；
30年后，我走遍了主要的英语国家，还访问了很多非英语国家，或进行商务洽谈或执行工程技术合作项目，为“一带一路”添砖加瓦；
30年前，刚开始翻译技术文件时，才听说英国标准和规范的名称，才知道有菲迪克条款，对其具体的技术要求和质量体系一问三不知；
30年后，我熟知BS标准、菲迪克条款、ASME标准、 CE标准、API规范、Incoterms 和UCP500/600的相关条款和规定，并能熟练运用，还学习了德国的DIN标准，美国的ASTM标准、NMRA标准等；

2013年3月，为喜马集团与乌干达政府部长代表团会谈作翻译

30年前，我在内罗毕练出了英语口语，学习了斯瓦西里语；英语写作仅限于与工程有关的信件和会议记录，翻译方式仅限于交替传译。

30年后，我能直接用英语起草各种不同性质、不同主题、不同文体的文件，如政府公文、商务函电、银行保函、技术合作协议、合同、操作说明书、参数表、产品样本、海关文件、旅游导游手册、招商引资推介资料、解说词、外宣视频配文配音等。我的中英文作品发表在国际航班的机内杂志上，中外乘客通过我的配图文稿，了解我们的美食美景，感受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2001年至2009年，我连续八年在西博会上为德阳市政府举办的对外招商引资推介会作现场翻译，让世界准确地听懂德阳；张开双臂，欢迎五洲四海的嘉宾；

30年后，我能用意大利语、德语、乌尔都语、印度语、波斯语进行基本的日常交流；

30年后，外事办、宣传部、文旅局、电视台、广告策划公司、出版社等制作外宣书籍、画册、小册子和对外交流视频时；公园、景区、博物馆、纪念馆、奥林匹克体育场制作导览板、导示牌、展板、纪念铜牌、石碑时，都前来请我翻译，用英语进行再创作；审稿、校稿、配字幕、配音等等，都留下了我的笔迹和声音；

30年后，我仍在继续“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人生好比爬山，有的人才刚爬到半山腰就放弃了，看到的只是身边小片的风景。只有坚持下来、奋力爬到山顶的人，才会获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体验，收览那大片大片美丽的风景。

在外语学习和运用的道路上，在对外开放、对外合作的工作中，在强我国力、壮我中华的奋斗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翻译就要做这样的攀登者。

本文写于2019年3月

作者简介：

英语翻译、外贸经理、九三学社社员，曾任中国援外专家组翻译、德阳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因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文化交流出访了很多国家。